癸未科 嘉靖二年
皇帝制策
皇帝制曰：朕认为自古以来帝王想要成就天下的治世，必定顺应时势、揣度事理，创建制度、确立法令，来穷尽天下的事务。只是世道有盛衰变化，政令的沿革也随之变化。 唐虞三代之所以能达到太平昌盛的盛世，卓然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度典范，都详细记载在经典中。姑且举其中重大的来论述，比如制定礼乐，明确律历，划分天下疆域，设立各级官吏，分配田地、制定赋税，兴办学校、培养士人，以及选拔考核的制度、军事刑罚的规制，它们的建立有根本，推行有序次，可以指出具体内容来说说吗？ 后世称善治的，有汉朝、唐朝、宋朝，它们创业守成，也有很多英明的君主，但考察它们的治世功绩，终究比不上古代，为什么呢？难道治理天下的道理，本来就不单单依靠法制吗？ 先儒的议论说：“善于治国的人，必定先在上层树立纲纪来维持，然后在下层形成风俗来引导。”如果相信这句话，那么君臣之间扭转局面、振兴政务，应该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 三代以上，不必多说了。从汉代以来，纲纪的松紧、风俗的厚薄，也有可以论述的吗？还是这两者相辅相成，又难道没有根源吗？
仰思我朝太祖高皇帝，缔造华夏，创建宏大的规制。太宗文皇帝，安定国家，继承大统。历代圣君相继承袭，参照既定法典，日益兴盛而不废弛，一百五十多年来，道德融洽、政事修明，大概接近古代帝王的盛世了。 朕继承祖宗的大业，统治亿万百姓，日夜敬畏，谋求更新政治，然而功绩还没达到，祥和之气还没应验，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凡事必须考察古代，然后才能明了沿革的适宜；治国必须端正根本，然后才能不打乱先后的次序。这本来就是君临天下的人所知道的。 如今朕想要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期望教化推行、风俗淳美，继承恢复我祖宗的旧业，来追上远古的盛世，怎么做才可以呢？各位儒生都学古通今，对于王道应该有所见解来辅佐朕的不足，各自尽心答对，不要空泛简略，朕将采纳施行。
臣姚汉对策
臣姚汉 臣对策说：臣听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固然在于确立大法作为治国的工具，尤其在于端正根本作为施政的关键。 什么叫大法？就是规划政务的准则，整治百姓与事物的规范。什么叫大本？就是君主的本心，用来主宰政务、统御万民万物的东西。 没有大法，那么即使有求治的心意，政令沿革也常常失当；没有根本，那么即使有治国的举动，施政次序也常常混乱。像这样却想要纲纪端正、风俗淳厚、治功卓著，能做到吗？ 所以本心是用来统御法令的，而法令是用来推行本心的。法令是治国的工具，本心是治国的关键。掌握了关键，固然不能不寻求工具；拥有了工具，尤其不能不先抓好关键。 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没有别的诀窍，也就是遵循这个道理罢了。后世之所以比不上古代，难道不是只依靠法制作为治国工具，却没能先端正本源作为治国的关键吗？
恭惟皇帝陛下，以刚健纯粹的资质，高明光大的学问，全面恢复先王的治道，继承大统，光大前人的功业，开启中兴的宏图，开创太平的国运。 嘉靖新政，以纲纪风俗为忧虑，召臣等进殿廷，赐予圣明的策问。真所谓智慧出于天下却能听取愚见，威权施加四海却能屈身下问，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可以成为汤武那样的明王。 只是以臣的浅薄，不足以辅佐朝廷的谋划，补益国家的议论，然而一点愚见，又怎敢不献给陛下呢？
臣认为君主承受上天的厚眷，作为百姓的主宰，固然不能抛弃法令来谋求治世，也不能单单依靠法令来治理天下。 因为四海极其广阔，百姓极其众多，如果没有法令来维持，靠什么统一人们的心志，让他们各自遵循事理？靠什么平息争夺，让他们各自安守本分？ 所以自古以来帝王想要统一天下的治理，必定顺应时势、揣度事理，创建制度、确立法令，来穷尽天下的事务，定为一代的规制。 比如用礼来端正名分，用乐来感通人神，用律来调和声音，用历来颁授农时，划分疆域来安抚远方之人，设立百官来代天行职，分配田地、制定赋税来富国裕民，兴办学校、培养士人来敦厚教化、改善风俗，通过选拔来举用贤能，通过考核来整饬吏治，通过军队来抵御外侮，通过刑罚来查办奸邪，这些都是重大的治国工具，是应当整顿兴办的。 世道有盛衰，政令有沿革，没听说抛弃这些却能谋求治世的。然而礼乐教化，是从本心兴起的；典章制度，是从本心彰显的；家齐、国治、天下平，是从本心推展开的。君主的本心，实在是建立法制的根本，而推行的次序，必定从这里开始。 先儒朱熹曾论述，善于治国的人，必定先在上层树立纲纪来维持，然后在下层形成风俗来引导。又说纲纪不能自己树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私结党、反复无常的私心，然后纲纪才有依托而确立。 所谓纲纪，就是辨别贤愚来确定上下的名分，考核功过来公正地施行赏罚；所谓风俗，就是必定让人们都知道善行值得仰慕而去践行，都知道恶行值得羞耻而去摒弃。 君臣之间，如果懂得扭转振兴的关键，没有比这更急迫的。宰相秉持正道而不偏激，台谏监察论事而无私心，君主又以大公至正的本心，在上端拱无为而普照天下，那么有所不为，一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有所不革，一革就没有不服从的。 将看到法制因为纲纪的确立，而没有败坏废弛的忧患；风俗因为法制的推行，而没有轻薄顽劣的习气。本末兼顾，上下呼应，天下的治世就由此成就了。 而纲纪的松紧、风俗的厚薄，都根源于君主的心能不能端正，这才是治国最关键的要务，尤其应当留意，又怎能单单依靠法制呢？
臣拜读圣明的制策，陛下已经深刻洞察到这一点了。请允许臣用经典的记载为陛下陈述。 礼乐的作用太大了，在唐虞时代，通过巡狩来修明五礼，通过典乐来调和八音；在三代，大宗伯掌管五礼来防止百姓诈伪，大司乐掌管六乐来教化百姓性情，这是取法天地、可以调节和谐的制度。 律历的作用很重大，在唐虞时代，用璇玑玉衡来整齐七政，考察音律来察知治乱；在三代，五纪有序而时节确定，五音齐备而声律和谐，这是契合阴阳、极其精密的制度。 封禅山川、疏浚河道，五服的远近规制十分详明；建立国都、治理田野，九州的险易界限丝毫不乱，这就是划分天下疆域，记载在《禹贡》《职方》中的内容。 咨询四方诸侯，又分设九官来顺承天工；训导三公六卿，又分命六卿来率领下属、劝勉地方官，这就是设立各级官吏，记载在《舜典》《周官》中的内容，都可以考证。 根据三等土壤制定法则，在中原地区确定赋税，这是唐虞的田赋制度；夏朝的贡法、商朝的助法、周朝的彻法，是结合使用的。 大学叫上庠，小学叫下庠，这是唐虞的学校制度；夏朝的校、商朝的序、周朝的庠，是各有设立的。 至于选拔人才，广泛接纳、普遍任用，有九种品德的人都得到任用，唐虞时是这样；而夏官所说的按德行授爵，按功绩授禄，按能力授职，按年资定俸，也是三代的常制。 至于考核官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罢免昏庸、提升贤明，唐虞时是这样；而天官所说的宰夫负责日考，小宰负责月考，大宰负责岁考，三年就全面考核吏治而行赏罚，也是三代的盛典。 说到军事，从乡里到宗族的编制，就是军队的建制；四季的田猎活动，都是作战刺杀的训练，这难道不是完善的兵制吗？ 说到刑罚，皋陶担任刑官，能体恤钦恤的仁心；《吕刑》有诰诫，仍保存着敬慎的用意，这难道不是完善的刑罚制度吗？ 这些就是帝王的治法，真的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度典范。而这几位圣人，都掌握了建立制度的根本，推行起来有条不紊。 精纯专一、秉持中道，尧、舜、禹是以心法相传授，因此任用贤才、摒除奸邪，不被疑虑动摇；按德行任命、按罪行讨伐，与刑法威权完全契合，在上的纲纪无不伸张。 在那个时候，百姓变化向善，万邦都和睦，群臣同心，四方响应，达到太平昌盛的盛世，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建立大中、树立至理，商汤、周武王是以心法相传授，因此升官行赏，必定论定功德，私人谗言不能苟且容身；三宅三俊，必定任用贤士，奸邪小人不能掺杂其间，在上的纲纪无不伸张。 在那个时候，商朝、周朝都和协，四方都蒙受恩德，时俗无不变化，大道得以推行，达到太平昌盛的盛世，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三代以后，虽然有愿求大治的君主，但对于治国的法度，有的没能全面推行；虽然有可以治国的法度，但对于施政的根本，有的没能深入探究，他们的治世比不上古代，是有原因的。 汉朝方面，创业的有汉高祖，中兴的有光武帝，恭俭的有汉文帝，推崇经术的有汉武帝，综核名实的有汉宣帝，明察的有汉明帝，宽厚的有汉章帝，都是一代的贤君。 任用叔孙通制定礼仪，传唱唐山夫人的乐舞，考定落下闳的历法，参照司马迁的《律书》；建立郡国而用十三部刺史统辖，官员分中外而列为五等；减轻徭役赋税，赏赐百姓田租；亲临辟雍拜谒老者，让诸儒问难论辩；举荐孝廉见于元朔年间的诏书，考核官吏才能由丞相府总领；郡国有材官的设置，京师有南北军的屯驻，内外足以相互制约；编订律令来统一法度，废除肉刑来保全民生，仁恩足以感化凶顽，汉代的法制也可以说很完备了。 唐朝方面，文武兼备的有唐太宗，初政励精的有唐玄宗，刚明果断的有唐宪宗，都是一代的贤君。 新礼由房玄龄、杜如晦修订，雅乐由祖孝孙考定，清乐创制于开元年间，唐律完善于《唐六典》；凭借西川的地理形势分道设州，仿照六卿的属官制度限额任官；实行口分田、永业田，井田制的遗意尚存；广召名儒，弘文馆由此建立；选拔人才的途径有四种，而以三铨法为主；考核官吏的标准有四项，而分为九等评定；建立府兵制，沿用乡遂的兵制；慎用刑法，严格执行覆奏的法令，唐代的法制也可以说很完备了。 宋朝方面，仁孝豁达的有宋太祖，继承功业的有宋太宗，忠厚仁爱的有宋仁宗，都是一代的贤君。 有《礼图》《纂义》等礼书，有《平晋》《大安》等乐舞；和岘论定钟律，胡瑗、范镇的学说相继兴起；司天监修订历法，《观天历》《统元历》先后颁行；官制始于乾德年间，元丰年间又加以更新；分路制度始于太宗，崇宁年间又有所增设；按亩收税，限制天下的田产；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推崇苏湖教法；沿袭唐朝的铨选制度，又增加律令经义的内容；设立磨勘法考核政绩，由审官院、考课院主管；设置禁军负责宿卫，排列厢兵隶属于各州，军政也很详备；向天下颁布刑书，在宫中设置审刑院，刑狱清明，宋代的法制也可以说很完备了。
然而法制虽然完备，君主却没有端正本心的学问。汉朝的君主不研习《诗》《书》，尊崇黄老之学，熟习刑名之术，迷惑于谶纬学说，七位君主的心术已经疏阔了。 唐朝的君主崇尚佛教，败坏伦常，沉溺声色，痴迷佛骨，三位宗王的心术已经荒废了。 宋朝的君主，陈桥兵变登基，金匮之盟违背约定，有的诈伪不明，有的刚断不足，宋代君主的心术也没有能自我端正的。 因此当时的政治，受赏的未必有功，受罚的未必有罪，居上位的未必都贤能，处下位的未必都不肖。 举其中重大的来说，比如疏远贾谊却亲近邓通，外放汲黯却内用公孙弘；王吉称病辞官，而弘恭、石显专权；韩歆被谴责，而侯子密受封赏，汉朝的纲纪怎能完全端正呢？ 信任不能保全魏征的正直，而许敬宗得以位列朝堂；明察不能看穿李林甫的奸邪，而张九龄无法安于其位；李绛与吐突承璀一同进用，裴度与皇甫镈同时被任用，唐朝的纲纪怎能完全端正呢？ 窦俨以老成儒者被赏识，却没察觉卢多逊的奸邪；柴禹锡因告发变乱被任用，却不能容纳田锡的直言；欧阳修论朋党之害，却对人才的去留没有帮助；范镇抑制宠臣，却抵不过谗言诽谤，宋朝的纲纪又怎能完全端正呢？ 上下的名分不确定，赏罚的施行不公正，那么法制从哪里建立？风俗从哪里淳厚呢？ 所以西汉的风俗，虽说以经术为崇尚，但看贾谊《治安策》中提到的种种恶俗，各地盗贼四起的奏报，所谓轻薄恶劣的风气也是有的。 东汉的风俗，虽说以节义为崇尚，但看朱穆《崇厚论》的主张，王符《潜夫论》中浮侈的篇章，所谓浮靡浇薄的风气也是有的。 唐人崇尚词章，这是风俗趋于浮华的表现，看《正俗》的风气和《独行传》的记载，就知道唐代有很多邪僻之风。 宋人崇尚理学，这是风俗接近古代的表现，看禁令的条文和悯俗的议论，就知道宋代风俗也不够淳厚。 在上没有纲纪来维系，在下没有风俗来引导，那么汉朝的治世成效，积蓄逐年增加，户口繁衍增长，法网宽松，刑罚大幅减省，可以说是治世了，却免不了杂用霸道的讥讽。 唐朝的治世成效，一斗米值三钱，牛马遍布田野，百姓物产丰饶，四方夷狄归降，可以说是治世了，却免不了杂用夷风的弊病。 宋朝的治世成效，刑罚以不杀为威严，财政以不聚敛为富足，军事以不动用为功绩，人才以不逞聪明为贤能，可以说是治世了，却免不了武备不振的缺失。 失去了根本，只依靠法制，真的能够治理好国家吗？
仰思我太祖高皇帝，缔造华夏，创立宏大的规制；太宗文皇帝，安定国家，继承帝业。历代圣君相继传位，国运日益兴隆而不衰落，治道契合帝王之则，政绩超越近世各朝，难道没有治国的方略来达到这一步吗？臣曾恭敬地诵读我太祖高皇帝的圣训，比如：“君主以平正之心作为治理教化的根本，若内心没有尧舜那样的仁心，却想在政事上推行尧舜那样的治理，是绝对不可能的。”又说：“法度废弛，应当加以整顿变革，使纲纪端正而各项事业振兴，关键在于彰明礼义，端正人心，淳厚风俗，以此作为治国的根本。”伟大啊，这至高的训诫；专一啊，这圣王的心志！又秉持着敬天爱民的诚意，激励以求贤勤政的志向，潜心研究《洪范》的治国之学，用心留意礼义典籍。所以能够光大宏伟的帝业，参酌历代帝王制度而增删损益，比如命牛谅制定礼仪，命陶凯编定乐制，中和的功用由此彰显；纠正元朝留下的音律讹误，颁布《大统历》，阴阳节候由此调和；在中央设置京畿，在地方分设藩省，疆域治理井井有条；首先明确各官署的职掌，其次辨明礼仪等级，官吏制度井然有序；根据土地的肥瘠等级确定赋税，斟酌轻重而合宜；在府县设立学校以彰明人伦，推广诗礼教化；以经术选拔人才，选举因此精当；按资历铨选升迁，考核因此务实；以五军都督府统领军队，隶属于兵部，军政因此有统系；以六律审理刑狱，同时辅以复核奏报，吏治因此不苛暴。这真所谓是端正了治国的根本，确立了国家的大法啊！那么我朝恢复上古帝王的治道，使汉、唐、宋各朝都居于下风，确实是有缘由的。因此纲纪端正而风俗淳厚，法制健全而教化兴盛，到如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
然而功业有成者容易毁坏，盈满之后必然亏损，加上正德年间以来，权奸惑乱君心，法令繁多严苛。陛下顺应时运而起，恰好承接这一局面，这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百姓祸福的开端、君子与小人进退消长的节点、天意向背离合的时刻。臣认为圣祖在天之灵，对陛下大有作为必定抱有期望。当初陛下即位之初，改元的诏书一发，万种气象焕然一新，比如征召年高德劭的老臣以彰显名望德行，提拔才俊之士以建立功业，容纳直言极谏以广开言路，斥退奸佞宠臣以敦厚士风，诛杀奸邪叛逆以严明国法，褒奖忠臣良将以激励世风，免除拖欠的赋税以纾解民生困苦，革除繁琐苛政以平反冤狱积案，剔除积弊以清理财赋，整肃冗滥以珍惜名位器用，以德行涤除瑕疵，以祥和消弭灾气。订正祭祀典制，朝廷纲纪得以重振；申明训诰教令，民间风俗得以转变。因此天下百姓，无不盼望太平，倾心向往至善的教化。就像天地长久闭塞后忽然转为通泰而清明，日月长久昏暗后忽然重放光明，雷霆长久蛰伏后忽然震响而惊觉，云雾长久郁结后忽然散开而清朗，这难道不是臣民的一大快事吗？由此看来，陛下功业的盛大、教化的兴隆，即使是商高宗、周宣王，又怎能超过您？然而边境戒备森严而盗贼暗中作乱，天象失度而灾异频频发生，政绩尚未达到极致，祥和之气尚未感应，确实如陛下所忧虑的那样。虽然修身反省的诏书屡次颁布，却没听说有消除灾患的成效，陛下怎能安然处之呢？
臣认为，行事必须稽考古制，以此来建立法度，所谓礼乐、律历等制度，都是法度的载体。陛下如果能以稽考古制为准则，远则效法上古帝王，近则承袭祖宗成法，那么典章制度的因袭变革就会适宜，国家大法得以确立，治国的各项举措就能彰显。治理国家必须端正根本，以此来端正君心，所谓纲纪、风俗的推行，都是由内心生发出来的。陛下如果能以端正根本为首要任务，委任大臣，听从采纳台谏官的意见，那么纲纪与风俗的整治就会先后有序，根本既已端正，治国的要务就能推行。像这样，那么教化就能神妙明达，宏图大业就能广博周备，何愁政绩不能积累显现？日月明正，风雨顺时，何愁祥和之气不能感应？陛下求治的心愿，难道不因此而得到慰藉吗？
不过臣还有话要说，天下的治理，统摄于君主的心，而君主的心，是天下人共同依赖的根本。内心秉持正道，那么政事没有不正的，天下人都会蒙受福祉；内心被邪念蒙蔽，那么政事没有不邪的，天下人都会遭受忧患。陛下已经在端正本心了，臣只是担心保持本心十分困难，而察辨识断还不够周全。为什么呢？一颗心十分微小，而攻击它的事物却很多。高官进献精美的膳食，后宫妃嫔排列在宫廷，乐声足以愉悦双耳，美色足以娱悦双目，宠佞之臣揣摩意旨逢迎讨好，亲近的内侍伺机潜移默化，珍宝异物开启了进贡的门路，珍玩小乐放纵了游乐的开端，偶尔晚朝会埋下苟且安逸的隐患，轻易听信一言会成为谗佞进言的媒介，一时快意行事会让诏令失去威严，滥施恩宠会让侥幸之徒钻营得利。所有这些，都足以损害国家治理。只要稍有迷惑，臣担心陛下原本虚静专一的圣心，就会不像从前那样清明了。臣希望陛下警惕谨慎，深思前代往事的鉴戒，永远坚持善始善终的决断。涵养善念，培植治国的根本，在独处放纵的环境中把持自身必须严格，在繁华纷扰的境遇中稳定心神必须坚定，对容易偏私的爱憎之情矫正必须有力，对动听悦耳的谄媚之言防范必须深入。以圣人的训诫为应当遵从的准则，以先王的治道为可以效法的榜样，汇集天下人的智慧来辅助视听，就不会受到蒙蔽；顺应天理本心来发号施令，在取舍之间就不会偏私。朝夕思虑，心怀天下百姓的忧患；日夜操劳，心存国家万世的安稳。像这样，那么本心就会日益澄澈，凭借帝王之道成就帝业，凭借帝王之功成就王业。以祖宗的法度守护祖宗的基业，纲纪常振而不废弛，风俗常淳而不浇薄，大法无不整治，根本无不端正，政绩无不达成，祥和之气无不感应。天下人景仰陛下，万代称颂陛下，陛下做到这些并不难，而这实在是臣最深切的愿望。臣冒犯天威，不胜惶恐之至。臣谨此对策。
丙戌科 嘉靖五年
皇帝制曰
朕惟自古以来谈论治国之道的有两类，叫做王道、霸道。三代以上，是纯粹的王道之治，高远卓绝，无人能及。议论的人说，三皇凭借道，五帝凭借德，三王凭借功，五霸凭借力。又说皇之后降为帝，帝之后降为王，王之后降为霸，果真如此吗？他们所说的道、德、功、力，也有可以具体指陈的吗？三代以后，只有汉、唐、宋三朝国祚最久，号称太平盛世。其间的英明君主，固然有专心以德化民而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成效，有力行仁义而成就贞观盛世的局面，有极诚恭俭而带来庆历之治的功绩，大概在王道方面都各有接近之处。从今天来看，他们当时施行并体现在政事中的，究竟是道？是德？还是功与力？也有可以记述的地方吗？议论的人又说，汉朝接近王道，唐朝和汉朝差不多，那么宋朝本来就可想而知了。难道世道越来越衰微，先王的治道终究无法复兴了吗？
太祖高皇帝开创帝业，传下法度；太宗文皇帝安定内外，抵御外侮；历代圣君相继传位，继承发展，无不以纯粹的王道之心，推行纯粹的王道之政，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纯粹的王道教化。朕继承帝业，日夜勤勉，也只知遵循恪守帝王之道、祖宗之法。为何太平日子久了，人心就贪图安逸？朕本已劝课农桑，可民间百姓的衣食却更加困乏；整饬武备，可京城附近的军队却兵员不足；士人痛恨以不正当手段谋求功名，可这种风气却竞相盛行，反而失之于偏激；世俗厌恶奢靡，可遵守礼法的人家也不免有越分的奢侈。储蓄的政令，哪一年不申明？可一遇到水旱灾害，就眼睁睁看着百姓妻儿流离失所；防御的策略，无时或忘，可一有边境警报，就声称兵马粮草匮乏。大到国家纲纪、人才风俗，都是王道的大政；而足食足兵，又是当今的急务。确实像人们说的，振兴废弛、补救弊端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暇去区分王道霸道呢？君主有求治之心，臣下就有辅佐之臣，所以治国之道容易契合，治国之志容易推行。古代大臣侍奉君主，本来就有以效法上天、确立治道来应对策问，以宽缓刑罚、推行教化来作比喻，以诚心公道作为辅佐治理的手段，他们难道不知道尊崇王道、抑制霸道吗？为何最终却混为一谈，不能匡正呢？后世谈论治国的人，说只要尽心于王道就能推行王道，又说有内圣的德行就会有外王的功业，还说必须有视天下如父母的仁心才是王道，这些都应当看作是不变的定论。那么朕所说的王道治下的百姓，自得其乐，劳作却不怨恨，获利却不居功，向善慕德却不知道是谁的功绩，安居乐业、相互养护却感觉不到谁的力量，士人在朝廷谦让，百姓在民间和睦，万物共同生长，各得其所，朕对此十分向往，十分仰慕。要施行什么政策、做些什么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各位大夫平素精通王道，请详细写在策文中，朕将选择采纳施行。
臣龚用卿 对策
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有治理国家的大用，有推行政事的根本。治理国家的大用在于道，推行政事的根本在于德。德存于内心，是道得以确立的基础；道施行于政事，是德得以推行的途径。什么是德？必定是蕴含在心中的意念，完全出于至诚而没有虚伪的杂质。什么是道？必定是施行于政事的举措，完全出于公正而没有偏私的算计。所以有这样的德，才能具备纯粹的王者之心；有这样的道，才能推行纯粹的王者之政。以德为根本，以道来推行，那么君主身居深宫之中，教化就能遍及四海之外，博大深厚的功业得以成就，时世太平的成效得以彰显。自从王道不盛行于天下，世上谈论治国的人，就开始讲求各种苟且求安的权术。这种做法从自身出发，就没有根基而容易穷尽；推行到他人身上，就局限有限而难以长久。存心不是王者的至诚之心，施政不是王者的至公之政，那么取得的治理成效，又怎能和王者的道德相比呢？由此可见，唐虞三代的治道之所以至高无上，而汉、唐、宋的君主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原因就在这里。
敬思皇帝陛下，天资英武不凡，圣学日有精进，已经具备圣人的德行，身受天命，身逢盛世，又遇上了圣人兴起的时代。自从即位以来，到现在五年了，百姓安乐，物产丰饶，治道和洽，政事修明，可以说是极其兴盛了。陛下尚且体会治道、谦逊冲和，不满足于国家已经安定的局面，在处理万机的闲暇，召臣等来到朝廷，降下恳切的提问，关切地询问王道霸道的学说，并且为国家纲纪、人才风俗、足兵足食而忧虑。臣知道陛下有志于推行宏大的王道，鄙视霸道之术而不屑采用，真可谓是大有作为的君主。臣怎敢不竭力陈述所知，来回应称扬陛下美好的命令于万一呢？
臣听说天下的治道有两种，王道和霸道而已。本心出于公，政事出于公，顺应自然而治理，是王道；本心出于私，有所作为而求功利，是霸道。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不过就是诚与伪、公与私之间罢了。试着从这一点来推求，伏羲以前，风气悠远渺茫，无从考证了。谈论治道没有能超过唐虞三代的，谈论圣人没有能超过尧舜禹汤文武的。所以尧以俊伟的德行，推行咨询四岳、州牧的政事，而后才有万邦协和的美政；舜以光明的德行，推行咨询四岳、州牧的政事，而后才有四方闻风而动的教化；禹以勤勉不懈的德行，推行整治府事、协和政务的举措，而后才有地平天成的功绩；汤以昭明的德行，推行安定国家的政事，而后才有百姓繁衍生息的治世；文王之所以能统辖西方，是因为他光明恭敬，又有安抚体恤百姓的善政；武王之所以能廓清四海，是因为他建立准则、整饬伦常，又有推行教化、训导百姓的政令。这些都是源于本心，具备大圣人的德行，体现在政事上，就是大圣人的治道，推行起来无不准确，行动起来无不教化，所以可以称之为纯粹的王道。至于霸道，推行起来不以德为根本，不能保有王者的本心；施政不遵循道，不能成就王者的政事。比如葵丘会盟，假借尊王的名义；首止会盟，假借定立嫡嗣的名义。狩猎演习看似合礼实际不合礼，存复卫国看似行仁实际不是仁，都是有所凭借来建立功业，有所勉强来做善事。霸道和王道相比，就好比桔槔取水和雨露滋润，小火把和日月之光，大小差别一目了然。所以说：“以至诚之心行王道，就能成就王业；假借仁义行霸道，就只能成就霸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想要追求宏大的王道，怎能脱离道德来谈论呢？
臣曾考察邵雍的论述：“三皇同道而教化不同，五帝同德而教令不同，三王同功而劝勉不同，五霸同力而法度不同。”皇与帝的存心施政，本来和王是一致的，只是因时代不同而名号有别，本来就不是霸道凭借武力、假借仁义、补缀漏洞的做法所能相提并论的。但邵雍又说皇之后降为帝，帝之后降为王，王之后降为霸，这是世道变化的趋势，形势确实如此。大体来说，到了王道的时代，人事就完备了；到了霸道的极致，世道就衰微了。霸道再往下就是夷狄了。至于转变世道的关键，其实在于人，难道世道衰微之后就终究无法复兴了吗？
三代以后，称得上太平盛世的，有汉朝、唐朝、宋朝，就其中最突出的君主来论说。汉文帝亲身践行清静无为之道，以德教化百姓，确实是贤明的君主。他商议赈济借贷，停建楼台，抑制宠臣，容纳直谏，赐给吴王几杖以示优容，用金钱让张武自感羞愧，这些都接近王道，所以他能达到监狱空虚、刑罚搁置不用的成效，并非偶然。唐太宗英明威武，力行仁义，确实是杰出的君主。他制定均田制，整顿府兵制，拒绝进贡，慎用刑罚，由弓箭之事领悟治国之道，增建学舍而广收生徒，这些都接近王道，所以他能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成效，并非侥幸。宋仁宗极诚恭俭，始终如一，也是仁厚的君主。考察他的施政，比如刑罚以不妄杀为威严，财用以不聚敛为富足，军事以不轻易用兵为功绩，人才以不耍小聪明为贤能，任用辅臣而分条治理国事，亲近君子而礼遇大臣，这些也都接近王道，所以他能成就庆历盛世，达到四十多年的太平，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推究起来，汉文帝的本心，未尝不沉迷于黄老之学；唐太宗的德行，终究在宫闱之事上有愧；宋仁宗的优柔寡断，终究不能制服夷狄的骄横。大概汉朝的治理，夹杂着霸道，并非纯粹的王道；唐朝的治理，夹杂着夷风，尚且比不上霸道的水准；至于宋朝，虽说以仁厚立国，家法最正，但纲纪制度未能全面振兴，这叫做用软弱的政令扶持衰弱的国势，怎能称得上宏大的王道呢？宋朝之后到了元朝，用夷狄之风改变华夏，就更加可悲了。
上天厌弃乱世，特意降生圣人。我太祖高皇帝开创帝业，传下法度，继承历代帝王的正统；太宗文皇帝安定内外，抵御外侮，奠定万世的基业。他们政事的善美、本心的纯粹，记载在《宝训》《实录》中的内容，详尽而完备。请允许臣大略列举其中的梗概来说。国家纲纪不乱，朝廷内外有相互维系的态势；礼制井然有序，大小官员有相互制约的权力；体恤百姓穷困，就有种桑的法令，有供给食盐的恩惠；重视教化典制，就有国子监的规制，有府县学校的详则；尊崇理学，人才无不端正；抑制浪费，风俗无不淳厚；军政有固定的制度，礼仪有既定的规范。那么纯正王道的成效，不就在这里吗？臣曾恭敬地诵读太祖的圣训，说：“朕探求古代帝王的治道，没有比尧舜更兴盛的，但看他们传授的治国要义，在于秉持中正之道。”又说：“君主的本心，是治理教化的根本，如果内心没有尧舜那样的仁心，却想在外面推行尧舜那样的治理，是不可能的。”记述太宗文皇帝的圣训，说：“帝王的学问，贵在切合自身、实用有效。”又说：“凡是开创基业的君主，经历多，谋虑深，每做一件事，必定筹划数日才施行，也希望子孙世代坚守不忘。”这些都是用来推行治理的依据，那么纯粹的王者之心，不就在这里吗？历代圣君相继传位，继承发展，一百五十多年以来，治道兴隆，教化和洽，政事美善，百姓安乐，心悦诚服的心意彰显于远近，尊崇亲近的观念遍及华夷，纯粹的王道教化，本来就没有间断。陛下继承帝业，嘉靖登基的诏书，与百姓除旧布新，就是为了遵循祖宗的法度，恪守帝王的治道。然而追求治道，不能不懂得德行；修养德行，不能不端正本心。
臣恭敬地读了陛下的策问，陛下尚且忧虑王道之政不能没有弊端，王道教化不能圆满成功，这份忧虑已经很深了。但臣私下担心陛下在德行修养上，或许还不够纯粹；本心的秉持上，或许还不够笃实。那么弊政怎能全部革除，教化成功的成效又怎能迅速到来呢？请允许臣详尽地论说。劝课农桑虽然设有专门的官员，可田间看不到勤勉劳作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大多荒废了产业，把征收蚕丝作为保障，搜刮起来锱铢必较，把安抚百姓变成了催缴赋税，追逼起来急如星火，要找像龚遂那样劝民耕种、召信臣那样修渠灌溉的官员，又有谁呢？难怪百姓的衣食越来越困乏。整饬武备虽然有章法，可精锐的士兵被权贵之家私自役使，老弱病残只是在军队里充数，草场每年开垦的收益，全都成了权贵之家的供给；粮草每月的供应，都进了将领的私囊，要找像李牧那样用市租犒赏士兵、种世衡那样教习射箭的将领，又有谁呢？难怪军队兵员不足。士风崇尚偏激直率，就把忠厚看作迂阔；追求浮夸，就把孝友看作迟钝。有谁知道新法的推行，程颐引以为愧；《圣德诗》的献媚，范仲淹引以为忧呢？那么这种风气竞相盛行，不免失之于偏激，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从风俗来看，高屋大院、雕梁画栋，平民百姓僭越公侯的等级；华衣美食，礼仪没有上下的规矩。有谁能像毛玠那样粗衣蔬食、节俭自持，像杨绾那样减省车马、摒弃乐舞，让人敬畏清廉呢？那么即使是遵守礼法的人家，也不免奢侈靡费，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储蓄的政令，虽然曾经讲求过，可督管的官员更换频繁，赏罚的制度废弛不行，账簿上空有收支的数字，粮仓里却没有存粮。因此一遇到水旱灾害，百姓流离失所，难免有饥寒交迫的惨状。边防的策略，虽然没有忘记，可屯田的地方大半荒芜，在册的士兵被将官私役，军籍上的士兵逃亡过半，民间运送的粮草拖欠很多。因此一有边境警报，将领们仓皇告急，难免有缺乏依靠的困境。这六个方面，都是王道的大政，当今的急务。臣认为，想要劝课农桑，就应当选择贤良的官吏来安抚百姓；想要整饬武备，就应当选拔优秀的将领来统率军队；想要端正士风，就应当推崇德行科目的选举；想要淳厚风俗，就应当严禁超越礼制的行为；想要扩充储备，就不能不推行常平仓法；想要巩固边防，就不能不整顿屯田和盐法。但还必须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各尽其责，这样之后王道或许可以推行。
臣遍观前代，看到君主有求治之心，而大臣不能顺势辅佐成就美政，就为那些大臣感到悲哀；看到大臣有辅治之才，而君主不能诚心信任任用他们，就为那些君主感到悲哀。陛下策问中所说的明君贤臣相遇，治道容易契合，志向容易推行，这确实是不变的真理。就汉唐来说，董仲舒应对汉武帝，曾提出王者应当效法上天、确立治道；魏征劝谏唐太宗，曾说经历战乱的百姓，愁苦困顿容易教化，就像饥饿的人容易喂食、干渴的人容易饮水一样；诸葛亮辅佐昭烈帝刘备，又曾以开诚心、布公道为治国根本。他们都算得上是辅佐王道的人才。然而汉武帝纳谏虽然恳切，却终究没能挽回江都之乱的结局；唐太宗纳谏虽然勤勉，却最终毁坏了清明的帝业；诸葛亮筹划虽然周密，却不能在汉朝衰微之后复兴国运。这真的能算是明君贤臣相遇吗？就宋朝来说，程颐说穷尽天道就可以推行王道；谢良佐说帝王的功业，对圣人来说只是余力，有内圣的德行，必定有外王的功业；张载说君主宰相以视天下如父母的心怀推行王道，不能把父母般的仁心推及百姓，能叫王道吗？这些都阐发了王道的要义。然而洛党之祸兴起，他们的学说不被当时采用；伪学之禁严厉，他们的言论传不到君主那里。这又能算是明君贤臣相遇吗？所以王者的政事，必定以道为运用；王者的本心，必定以德为根本。假如宋朝的君主能任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推行他们的学说，那么德行修明、治道确立，三代的盛世未必不能复兴，可惜他们没能做到。
臣恭敬地读到策问的末尾，陛下又向往王道治下的百姓、至德的教化，并且问施行什么政策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让臣等详细写在策文中，又以“朕将选择采纳施行”这句话来恩待臣下，这是引导臣下畅所欲言啊。臣怎敢不献上愚见，来告知陛下呢？陛下既然立志推行王道，却又说确实像振兴废弛、补救弊端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暇去区分王道霸道？为何前后的说法截然不同，喜好崇尚不一致呢？臣认为，推行帝道就能成就帝业，推行王道就能成就王业，根本只在于陛下的一颗心，也就是诚与不诚之间罢了。本心如果至诚，却不能推行王道，是从来没有的事；本心如果不诚，却能推行王道，也是从来没有的事。臣希望陛下努力学习来涵养本心，秉持恭敬来保有本心，亲近君子来护持本心。不只在朝会理政的日子整饬严谨，更要在深宫闲居的时候涵养心性；不只在接见正直之士的时候兢兢业业，更要在亲近内侍的时候保持矜持。靡靡之音、奇巧美色，不能扰乱本心；奸佞之言、谄媚之态，不能诱惑本心；神仙佛老的迷信，不能荒废本心；书剑骑射的技艺，不能摇荡本心；土木游猎的娱乐，不能沉溺本心；宫室奢靡的供奉，不能动摇本心。还要疏远奸邪小人，亲近忠直之臣，不计较小利，采纳远大的谋略，审时度势来确立政令，安定国家来巩固邦基。把逆耳忠言当作恭敬，把警戒劝勉当作乐事。像尧那样兢兢业业，像舜那样小心谨慎，像禹那样勤勉不懈，像汤那样敬畏戒惧，像文王那样临事警惕、守护基业，像武王那样不懈怠、不荒废。如果这样，那么本心至诚，德行就可以修养；德行修明，治道就可以确立；治道确立，政事就可以推行。由此百姓富足，国家根本就稳固了；财用丰饶，国家开支就充足了；士风端正，廉耻的节操就兴起了；民俗淳厚，朴素的风气就回归了；储备日益增多，天灾就不值得忧虑了；边防日益巩固，外患就不值得担心了。大凡天下的政事，超出这几个方面的，都不足以烦劳陛下的圣心。届时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繁育，各种祥瑞福兆，都会全部到来，陛下所向往的太平盛世，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本心不正，却想推行王道、期盼成效，就好比拿着摇晃的桅杆航行大海，拉着破旧的缰绳奔驰长途，追求越勤，离目标越远，难道不是很困难吗？
臣的学识不足以稽考古制，见识不足以通晓当今，但听古人说，君主有求贤的意愿，就必定有纳言的实际行动；臣子遇到可以进言的时机，就不能没有献言的诚心。臣心怀这个念头已经很久了。迂腐疏浅的见解，有幸借陛下的明问得以表达。希望陛下留心阅览，倘若认为可以采纳并施行于治理，那么祖宗有幸，天下有幸，万世有幸。臣冒犯天威，不胜惶恐之至。臣谨此对策。
己丑科 嘉靖八年
皇帝制曰
朕认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头绪繁多不能一一列举，只从大的方面来说，在于知人、安民两件事罢了。知人就是明智，必定能量才授官；安民就是仁惠，必定能让普通百姓各得其所。即使这样，尧舜尚且认为这两件事很难，难道是后世所能做到的吗？朕本是藩王，承受天命，入朝继承祖宗帝业，日夜小心谨慎，不得安宁。为何即位以来，灾异接连不断，水旱灾害相继发生，年复一年，无处不有，百姓流离失所，朕十分恐惧。这难道是朕任用官员不当，导致百姓受苦吗？还是贤能与不肖之人进退颠倒了呢？或是奖惩的制度失当，选拔任用官员时毁誉失实、失去公平之道呢？上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上天的观察来自百姓的观察，若不是百姓无法生存，上天怎会降下这样的警戒，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内地有盗贼侵扰，边境有夷狄祸患，这些都是保卫百姓的大臣的职责。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却让他们饥寒困苦，流离死亡，到了这般地步，国家想要安定，能办得到吗？朕虽然有保卫国家、安抚百姓的心愿，但探求其中的原因，实在一无所获。朕想让灾害暗中消除，百姓安居乐业，盗贼平息，边境安定，财用充足，粮食丰足，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局面？特意召各位士子来到朝廷，各位平素精通正道，而且亲眼目睹时世艰难，难道没有真知灼见来匡正朕的过失吗？应当尽心吐露，在策文中推究论述原因，朕当亲自阅览，不要谄媚，不要畏惧，不要空泛，不要简略，以符合朕的心意。
臣罗洪先 对策
臣听说帝王实现天下大治，有覆盖天下的仁心，却以不耗费民力为施行原则；有遍及天下的智慧，却以不烦扰百姓为运用方式。施行的范围广博，而后顺应时势引导教化的权术才能推行；运用不烦扰百姓，而后效法上天明察的实效才能彰显。能契合上天明察的在于至诚，至诚就没有隔阂；能巧妙引导教化的在于通变，通变就没有定法。没有定法却能显现成效，广泛推行于方方面面，这是仁的极致；凭借天下的人才，穷尽天下的事理，掌握天下的事理，神化天下的教化，又有什么耗费呢？毫不疑惑地分辨贤与不贤，没有遗漏，这是智慧的运用；凭借天下的公心，拓宽一己的胸襟，安定天下的民情，又有什么烦劳呢？所以至诚是智慧的根基，智慧用以扩充仁心，仁心用以成就教化，教化用以感应上天，上天顺遂则四时和顺，事理和洽则教化普及，仁心广博则通达无碍，智慧睿智则明辨是非，若不是先天契合天道而天不违背，后天顺应而奉承天时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仁心不得要领，必定疏阔而流于形式；智慧不本于至诚，必定牵强而权术繁琐。形式化的做法，空泛而难求实效；繁琐权术的弊端，杂乱而不精当，天下的政事荒废的就多了。所以帝王把仁智作为理义的本源，推行简易之政，不以苛察为明，不以私恩为惠，因为所秉持的是关键，所崇尚的是精审。因此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繁育，天地之气祥和，灾害不生，这难道不是天下统一的道理、隐微与显明相通的契机吗？所以仁智合德叫做圣，意气感应叫做通，天下同归大治叫做治。这个道理不被人明了，已经很久了。
古代的圣明君主，必定乐于询问，那么臣下就必定会畅所欲言。又说：增长智慧没有比询问更好的方式，顺着事理阐发治道没有比对策更好的方式。臣有幸遇到圣明君主纳言，正是恰当的时机。观察时势的原委，探究济世的根本，穷究治乱的缘由，扩充德业的规制，臣虽然不是合适的人选，却私下里有这样的志向。怎敢不恭敬地陈述大略来应对策问？
上天生养百姓，不可能没有欲望，欲望不加节制，祸乱就会形成。如果不是至高的德行、宏大的治道，又怎能治理好呢？所以德行契合上天的叫做皇，德行契合大地的叫做帝，兼具天地人三才，足以整饬伦常、完善制度的叫做天子。所以天生聪明的人成为君主，保护百姓，做他们的君长和老师。子夏问孔子怎样才算是百姓的父母，孔子说：“四方有灾祸，必定最先知道，这样安抚百姓、安定四方的，就是君主。”所以上天赋予君主使命，君主赋予百姓生机。裁成天地之道的方略，辅翼治理的适宜举措，自然由此形成；礼仪典制的中正，征伐命令的威权，必定有所归属。安民难道不是君主的职责吗？权势统一而后道义才能确立，职事分明而后仁政才能推行。所以帝王建立国家，划分国都与郊野，设官分职，来确立百姓的生活准则；设立诸侯公卿，下有大夫师长辅佐，来尊奉天道。这不是权宜之计，实在是公正的治道。任官难道不是君主的智慧吗？然而地方遥远，德化就难以遍及；民情不同，教化就难以推行，要让百姓都安居乐业，是很难的；听从进言容易隐匿实情，完全据实又容易违逆君心，要让各种贤才都得到任用，也是很难的。但臣曾听说，四凶的恶行还没显露，尧不预先猜忌他们的奸邪；八元八凯的善举还没彰显，舜不苛求他们立刻发挥作用，这种做法，难道不是知人的关键吗？百姓勤于修德，在于臣下能克服艰难；百姓感觉不到帝王的力量，在于百官能同心治理，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安民的关键吗？然而当时的人都觉得很难，后世的人却忘记了这种治道，难道不是诚与伪的区别，导致治乱也随之不同吗？
仰思陛下即位以来，孜孜不倦地寻求治理之道，日夜恭敬谨慎，不得安宁，征求直言来广开视听，废除冗役来停止扰民，谨慎卖官来精简官吏，严立法度来分辨优劣，在任官方面，可以说是很谨慎了；免除杂税来重视民生，发放库银来纾解时艰，减少赏赐来节省浪费，平反冤狱来彰显公正，在安抚百姓方面，可以说是很周密了。本该天下安定，朝野太平，可为何近年来灾异接连发生，大旱成灾，千里相连，久雨毁苗，多日不停，白虹显现警戒，地象出现异常，天象变化显示于上，妖气弥漫四方。天人感应的道理，自古以来就不虚无，气数的说法，本不该多谈。所以说：“圣王在上，日月不会亏食，雷霆不会震击，暴雨冰雹不会成灾，因为四季运行正常。”如今仰观天象，俯察历法，不仅陛下为此忧虑，臣也深感疑惑。然而广泛访求，多方考察，百姓的困苦是：粮仓里没有存粮，田地里没有固定的产业，耕种收获还没结束，借贷就已经开始，庄稼收获有期，却像苏轼所忧虑的那样入不敷出；播种之时，就已经立了债券，也有像陆贽所担忧的那样，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南方苦于赋税名实不符，北方苦于徭役频繁骚扰。至于遭受灾异的地方，更是缺乏安抚的方法，寒冬时节不免有无衣可穿的哀叹，农桑错过时节无人救济，因此百姓流离失所，沿路都是饥民，抢劫作乱，局势更加糜烂。边境战事屡次兴起，尸横遍野。上天有仁爱之心，无不希望百姓安乐生活，可地方官员，却忍心看着百姓辗转死亡而不救济，知人之道，能不重视吗？
陛下已经深入思考并一一指出这些弊端了，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是策问中说“任用官员不当，导致百姓受苦”，臣不敢说没有这种情况。古代做官，俸禄按厚薄区分，职务不计较大小，只以尽心履职为念，不以资历年限为限。如今君主没有督责成效的决心，臣下就有苟且偷安的打算，善政未必能推行，才能未必能彰显，怎能不让人以权谋私呢？陛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策问中说“贤能与不肖之人进退颠倒”，臣不敢说没有这种情况。古代做官，凭实际德行晋升，不靠空话博取，所以像驩兜那样能言善辩的人，不能助长奸邪；像鲧那样有才能的人，尚且因为违命被问责。如今任凭人夸夸其谈，不考察他平时的品行；只看他的才艺，不考核他的道德学问，怎能不让人把不肖之徒当作贤才呢？陛下有什么办法分辨吗？从奖惩来说，古代考核政绩，日有日成，月有月考，岁有岁会，所以有条不紊。如今的考课制度，能比得上吗？因此赏罚就没有依据了。从选拔任用来说，古代举荐官员，长官举荐自己的下属，不避亲仇，所以合乎情理。如今受资格限制，还要避嫌，公平就受到妨碍了。这四种祸患不消除，各种政务就办不好；政务办不好，贤才就得不到任用；贤才得不到任用，正直之士就不得其位，百姓就无所依靠。因此内地多有盗贼作乱的警报，边境没有坚固的防守。这样来立国，国运就不会昌盛；这样来治民，民心就不会安定。所以上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上天的观察来自百姓的观察，确实符合感应的道理，察知细微的征兆，怎能不让陛下日夜操劳，而恳切地询问各位士子呢？
但臣认为，知道了导致弊端的缘由，就必定有补救弊端的方法；痛心教化治理的壅滞，就必定有革新教化的办法。何不就在知人方面多加留意呢？臣也不敢沿袭近代苟且的习气、陈腐的论调，来辜负陛下的诚意。请让臣从根本上推究论述。上天明察，是圣王效法的准则。但上天的明察，是不可揣度的。有德行就降下祥瑞，有恶行就降下灾殃，大事成大效，小事成小效，各随其宜，不曾有意作为；各适其用，不曾有心偏私。恩泽广大，容纳污秽，不曾有不能包容的。观察天道，就可以知道君主的度量了。舜的大智，在于隐恶扬善；禹的大智，在于行无为而治。所以虚心应对事物，得失自然分明；谦逊待人，狡诈虚伪自然消失。圣贤也会改正过错，不说自己德行完美，必定察知细微的过失；中等才能的人怎能没有过失，必定要补救他们的短处。鼓励改过自新，不追究以往的过错，不必求全责备。所以水面平静，美丑自然显现；秤杆平衡，轻重自然分明。只凭表面现象看人，就不能真正了解人；只用法制约束人，就不能让人心服。何况人心最为神妙，君主的好恶，臣下无不窥伺；臣下的真伪，君主无不知晓。用至诚对待他们，尚且担心他们苟且；用狡诈对待他们，那将如何收场呢？信任他们，他们也会信任君主，回报就会厚重；猜疑他们，他们也会猜疑君主，祸患就会加深。能不警惕吗？
虽然这是根本，但大略列举具体措施，那么教化不能不端正，选举不能不慎重，考课不能不精细。想要端正教化，在于纠正学术风气，严格选拔贤师。想要纠正学风，就应当记取祖宗所说的“一味以记诵为能事，终究没有实用价值”的告诫；想要选拔良师，就应当奉行祖宗所说的“务必寻求正人君子作为榜样”的做法。推崇根本，崇尚务实，先重德行，后重才艺，像这样教化还能不成功吗？想要慎重选举，在于警惕资格制度的弊端，推崇德行科目的选拔。警惕资格制度，就应当借鉴裴光庭循资格用人的失误；推崇德行科目，就应当参考程颐关于举荐人才的议论。同时纠正奔走钻营的风气，重视廉耻的节操，像这样选举还能不得当吗？想要精细考课，在于延长贤能官员的任期，明确赏罚的权柄。延长任期，就应当遵循祖宗所说的“让亲民的地方官员迁转，郡守有政绩，就进升官爵职位”的制度；明确权柄，就应当采纳傅嘏所说的“君主意志坚定，国家体制尊崇，而后才能督责成效”的主张。像这样考课还能不精细吗？然而这几件事的关键，没有天生的聪明资质就不能推行；不效法上天的准则，难道不值得留意吗？
懂得了知人的道理，那么安民的事，就可以顺势推行了。然而治道有兴衰，政令随民俗变革，法度不变通治道就不能融洽，制度不革新教化就不能彰显。加上时间久了就会陷入困境，事务繁杂就会产生弊端，墨守成规就会停滞不通，通晓本源就能提纲挈领。所以要刷新百姓的视听，不能没有振兴的方法；统一人们的思想趋向，不能没有约束的制度。正月颁布法令制度，是每年都有变化的；刑罚时轻时重，是随世道变化的。时机未到却不守常规，就会失之于好高骛远；时机已到却不懂变通，就会陷入僵化。所以观察时机，抓住关键，以宽松的制度任用官员，自然足以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以此作为考核成效的规范，更容易实现天下大治。虽然这是根本，但大略列举具体措施，东南有可以耕种的百姓，却没有足够的土地；西北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有效的方法。荒地闲田没有开垦，是晁错所忧虑的；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是召信臣所推行的。过去遇到旱灾降雨后，祖宗不担心再发生干旱，就减免田租，如今虽有善政，却大多被当作空文。怎样才能切实推行呢？陕西告急饥荒，请求调运粮食，祖宗体恤百姓予以发放，并且下令从速办理，如今虽有紧急请求，却拖延日久。何不灵活处理呢？支出没有固定标准，贫富不均，稍加规范就可以了；赋税有各种巧立名目，虚实难查，加以清查就可以了；禁止奢靡之风，百姓自然富足，这是黄霸的治政方法；预先储备粮食，荒年就不会挨饿，这是朱熹的好办法。然而这几项措施，不懂通权达变就不能推行；不顺应时势，难道不值得反思吗？顺应时势推行，贤才就不会有被掣肘的忧虑；公正任用官员，民间就会得到切实的成效。满足百姓饱暖安逸的愿望，就不会有饥寒盗贼，盗贼又从何而来呢？这不只是像龚遂治理渤海那样；做好安抚攻守的准备，就不会有战败，夷狄又怎能入侵呢？这不只是像赵充国驻守湟中那样。养育百姓有方法，使用财物有节制，储备物资有准备，征收赋税有制度，财用充足，衣食丰足，又不必像刘晏那样专营财利才算高明。又何必担心上天不感应，灾害不暗中消除呢？
然而策问末尾，陛下还深切关注王道的学说，引导臣下进言，并且告诫不要谄媚、不要畏惧的弊端。臣由此知道陛下求治的急切、广纳谋略的诚意、君臣相得的深情。臣还有什么顾忌而不竭尽所言呢？臣听闻经书上说：“有一个百姓不安定，就算是没有做到仁；有一个念头不真诚，就难以感应上天。”又说：“人之常情，遇到祥瑞就会生骄心，遇到灾异就会生惧心。而惧心的产生，正是治理的转机。”唉，这大概是上天降下警戒，关乎始终的道理、安危存亡的关键吧？如今陛下遇到灾异就心生畏惧，因变故而警惕，把过错归于自己，挂念百姓，这份心意难道有私心吗？然而君主独揽大权，万机纷繁；百官恭敬同心，各尽其职。知人安民的根本，是万古长存的灵明契机。如今的灾变，自然会暗中消除，而内心的敬畏戒慎，时刻都不能停止。孔子说：“为政在于得人。”说的就是知人可以安民。“选拔人才在于修养自身”，说的就是知人的根本在于效法上天。“依据道来修身，依据仁来修道”，仁，就是陛下如今的本心。这份本心，这份天理，上天得到它就清明，大地得到它就安宁，君主得到它，就能使天下和平。所以不分内外，不分远近，加上主观臆断，就不是这份本心；加上固执己见，就不是这份本心。这就是所谓的浑然与万物同体。得到它，不必向外寻求；失去它，不是因为思虑不够、做得不够，而是自己造成的。静时涵养，空无一物，深邃悠远；动时谨慎，无所不足，充实饱满。所以一个念头觉醒，就是诚；一个念头放纵，就是伪。通晓这个道理就是大智，坚定这个信念就是大勇，那些表面的说法，不足以迷惑人。顺应它来运用，就有圆通灵活的妙处；偏离它来执着，就成了固执片面的行为，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足以动摇人。用这个来穷究事理，心中就有主宰而不三心二意；用这个来考察贤才，任用就不迟疑而不犹豫不决；用这个来裁决政务，掌权的方略就会筹划无穷；用这个来侍奉上天，治理百姓的根本就会敬畏而不懈怠。这是历代圣人的学问，是百世不变的常道，也是臣终身坚守却未能做好的。
程子告诫侍奉君主的人说：“钟，愤怒地敲击它声音就刚猛，悲伤地敲击它声音就哀婉，这是随所感而相应的。”张子说：“进言谈论政事，应当分辨可否，不能有所欺瞒。”臣的微薄诚意，哪里值得进献？但也不敢妄自菲薄而陷入自欺。浅陋的见解，或许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也是圣明君主所不嫌弃的。希望陛下审慎选择并且努力推行，臣不胜庆幸。臣谨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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