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丙辰科 万历四十四年
皇帝策问说：朕听说天下虽然安定，忘记备战就必定危险，军事并不是圣人忌讳谈论的事。整治军队，又说要整饬六军。在周成王、周康王刚执政的时候，就恳切地用这些话告诫他们，难道文治与武备，是治理国家应当并重的，而整军的威严、德化的感召，二者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的吗？
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天下，凭借武功平定天下，即位之后，放下兵器、收起弓矢，开创了一代文明的治世。然而他关于军队的训示、居安思危的告诫，每每恳切叮咛，为万世的太平谋划得极为深远，能够发扬光大这份盛业吗？
朕继承宏大的基业，精心治理天下，至今已有四十四年。近来虽然深居简出、清静理政，但安定天下的大计，没有一天不放在心上警惕。
曾不时明令有关官员，整顿军营事务，谨慎巩固边防，选拔将领、训练士兵，讲求控制驾驭的长久策略。可是太平日子久了，法度松弛、弊病滋生，虽然频频申饬命令，懈怠废弛的情况还是和从前一样。
京营号称禁军，本是居重驭轻、掌控全局的力量，可是军籍空有其名，士兵疲惫瘦弱，甚至连铠甲都承受不住，一旦有紧急情况，将依靠什么呢？
辽左、延绥，是精锐部队的来源地，近来因为敌寇大举入侵，肆意践踏掳掠，却没听说有什么防御的办法，这难道是兵力不足吗？还是平时没有训练教化，虽然有军队却不能发挥作用呢？
军队靠粮食生存，没有粮食就等于没有军队。如今户部国库空虚，军饷不能按时供给，扛着兵器守卫边塞的士兵，动不动就饿着肚子。议论的人正担心士兵会哗变，指望他们拼死力保卫边疆，又怎么可能呢？
议论的人想要兴办屯田来节省运输耗费，训练当地百姓来帮助作战防守，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推行之后终究很少有实效，为什么呢？难道是崇尚文治的时代，难以讲求武备，而整治军队、整饬武备的治理，终究无法实现吗？
如今想要振奋积久衰颓的态势，掌握常胜的权柄，使国家的声威日益振作，足以威慑四夷、掌控天下，应当怎么做才行呢？
各位读书人志在匡扶时世，心怀忧国忧民的谋略已经很久了，希望详细地写在策文里，不要空泛、不要隐瞒，朕将亲自阅览。
臣回答：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有经过核查的常规制度，而后才能防患于未然，建立长治久安的防务；必定要有兢兢业业的精神，而后才能身处太平，掌握顺德威严的根本。
什么叫做经制（常规制度）？就是提前做好防备，谨慎巩固边防，郑重地整饬疆界防务，不敢有丝毫懈怠拖沓。什么叫做精神？就是在朝堂之上就能退敌，在运筹之中就能取胜，静穆地掌控着显赫的声威与灵验的武功，让敌人无不震慑畏惧。
所以军队是不能一味依仗的，却又是不能废除的；军队可以千年不用，却不能一天没有防备。军队经常演习就会玩忽，玩忽就会滥用武力，这就是不收敛兵器而自取灾祸，天下就会遭受骚乱、耗费的损害；军队没有防备就会松弛，松弛就会荒废，这就是因为安定而忘记战争，天下就会多突发事变的隐患。
只有用军队保卫百姓，没有炫耀武力的心思，却有雷厉风行的威势，那么骑兵武官，都是国家的心腹干将，一旦有紧急情况，就像子弟保卫父兄一样可靠。
只有用粮食充足军队，没有士兵挨饿哗变的呼号，却有兵强马壮的实效，那么钱粮物资，都是训练招募军队的资本，一旦需要征调，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指一样顺畅。
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垂衣拱手、安坐帝位，让国祚像泰山一样安稳；停息武备、推行德化，让边疆像金瓯一样巩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防备。
所以有文治的事不能忘记武备，因为讲求武备正是用来完善文治的；想要治理军队必须先治理粮饷，因为充足的粮食正是用来充足军队的。壮大国家的声威，收获安定天下的全部功绩，关键正在今日。
想来皇帝陛下，聪慧明智，文武双全、圣明神妙。盛大的功业堪比上天，从南北到东西没有不心悦诚服的；深厚的仁爱遍及世间，凡是有血气的生灵没有不尊敬亲近的。
恪守孝道、秉持仁慈，尊崇千古的纲常，建立中正的准则；享有盛名、高寿安康，具备五福的至美，赐福给天下百姓。
深居宫中、恭敬沉静，天下清静安宁，安然享有四十四年的太平；独掌大权、树立威严，将祸患消除在萌芽，巩固亿万年的根基。
敬畏上天的儆戒，就到郊坛步行祈祷，自责的忧思比天河还深；体恤百姓的艰难，就动用国库钱粮，恩泽像甘霖一样抚慰万民。
雅乐和鸣、教化兴盛，恩德已经润泽了天下各地；息鼓藏弓、不动刀兵，声威直接震慑了四夷与中原。
本可以安享和乐太平，不必整饬武备的告诫；从容在朝堂之上，就能施展讨伐的威严。然而圣上仍然安不忘危，召臣等进入朝廷，询问安定天下的大计、军队与粮饷的要领，并且深究懈怠废弛的弊端、施政最终没有实效的问题，思考如何振奋积久衰颓的局势、掌握常胜的权柄，统御天下、威慑四夷。
难道是认为乡野书生有熟悉兵法、通晓军事的吗？臣极其愚陋，可是心怀治国的浅见已经很久了。仰承圣上的询问，怎敢不竭尽肺腑之言来回答呢？
曾听《周易》说：“君子要修整兵器，防备意外变故。”自古以来的国家，没有忘记战争而不危险的。黄帝说：“就算有十仞高的坚固城墙，百步宽的护城河，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如果没有果敢坚毅的意志，也守不住。”也从来没有有军队却可以没有粮食的。
从前虞舜广泛推行文德教化，最终使三苗归顺，议论的人认为是整军班师的功效，却不知道在宫廷两阶陈列兵器与羽扇，正是把用兵的道理蕴含在不用兵的形式之中，军队其实并没有荒废。
三代以后，兵制没有比周代更详备的了。曾考察《周礼》，大司马用九种讨伐的法则来匡正各诸侯国。仲春训练整顿军队，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仲夏训练野外宿营，辨别名号的作用；仲秋训练作战，辨别旗帜的作用；仲冬举行大检阅，设立三个标杆，教士兵起立、坐下、前进、后退的法则。
没有战事的时候，四季田猎都是在民间进行；有紧急情况的时候，乡里的百姓就组成军队。所以那个时候士兵就是农民，没有养兵的耗费；农民就是士兵，却有练兵的实效。
到了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号称接连太平，可他们不说整治军队，就说整饬六军，恳切地就像有意外变故的忧虑，这就是周代的兵制之所以独为详备，后世比不上的原因。
我朝太祖高皇帝，扫除边境的祸患，开创天下，凭借武功平定天下。即位初期，放下兵器、收起弓矢，开创一代文明的治世。而关于军队的训示、居安思危的告诫，每每恳切叮咛。
成祖文皇帝，定都燕京，扫清漠北，凭借神武的雄才面对强邻，二百年间，虽然有己巳之变震惊京师、庚戌之警惊动宫廷，可敌寇很快就后悔闯祸，俯首接受约束。
到了隆庆年间，俺答汗因为疼爱儿子，心生归附的心意，纳贡称臣、开通互市，到今天都没有断绝。
我朝皇上继承并发扬光大，海上太平无事，各国纷纷前来朝贡。玄菟、乐浪一带的边境，大军一到就平定；作乱的奸贼，圣上一发怒就立刻剿灭。武功的强盛，真足以比肩太祖、成祖，超越历代帝王。
可是太平日子久了，法度松弛、弊病滋生，京营的军籍空有其名，辽东、延绥的边警时常传来。操练检阅只是表面文章，真正勇猛善战的能有几人；京城附近就有士兵鼓噪闹事，缺粮的呼声时常听到。
朝廷与边防两方面都空虚，军队与粮饷都窘迫，确实就像圣上策问里说的那样。
臣私下思考，国家的兵制，京营与边防卫所，军籍人数不下二百万，财政每年收入不下四百万两。按照军籍核查士兵，按照士兵供给粮饷，未尝苦于不足。
可是军队靠粮饷供养，动辄就要花费养兵，士兵减少那么粮饷应该有富余，粮饷匮乏那么士兵应该增加，何至于两者都陷入不足的境地，却没有人谋划补救的办法呢？
臣知道其中的缘故了。俗话说：“树木不茂盛是因为里面有蛀虫，酒器装不满是因为下面有漏洞。”
军队不是本来就不足，在兵额之外虚增名额，军队内部却越来越松弛，于是军队才开始苦于不足，最终反而连累了粮饷；粮饷不是本来就不足，在饷额之外虚增开支，粮饷内部却越来越冒领，于是粮饷才开始苦于不足，最终反而连累了军队。这就是蛀虫与漏洞的弊病啊。
如今想要振奋积久衰颓的局势，讲求兵与饷两充足的办法，臣认为军队不求多，只求能发挥作用罢了；粮饷不求节省，只求核实到位罢了。
如今京营除了被占用、冒名顶替的，总共只剩下六万人，而这六万人又不是身强力壮、能应对紧急情况的。春秋两季的操练簿册都在，可是射箭连薄绢都穿不透，力气连小鸡都举不起，集合起来操练，还没到中午就解散，就像傀儡登场、角斗演戏一样。一旦有变故，这六万人，哪里能有一个士兵的用处？耗费百万军饷，不是白白给子孙后代留下衰弱的隐患吗？
景泰年间，先臣于谦在三大营中挑选精锐组成十营，任命将领团练，把老弱士兵遣回队伍，当时兵政立刻就振作起来。
如今就按照现有的实际人数，选拔廉洁勇猛的将帅，严格加以训练选拔，其中有老弱充数、市井无赖冒名的，依法严加淘汰，用节省下来的粮饷补充各地的招募。
总而言之，兵额之外不增加名额，内部没有冒领滥用，训练一个士兵就发挥一个士兵的作用，所以一个精兵抵得上五个冗兵，军队自然就强大了；核实一个士兵就有一个士兵的粮饷，所以一份实饷能省下五份虚饷，粮饷自然就充足了。
推广到各地，九边将领的私人家丁，每年可以省下上百万的冒滥开支，兵饷两足的办法，没有比这更首要的了。
然而单就粮饷来说，臣认为不如兴办屯田更便利。屯田制度由来已久，汉代赵充国在金城推行，曹魏枣祗在许下推行，西晋杜预在襄阳推行，唐代韩重华在振武推行，毕諴在邠宁推行，宋代何承矩在河北推行，都能够充实军粮储备、节省运输耗费。
我朝初年在龙江屯田，后来采纳宋讷守边的建议，设立制度屯田，守卫的士兵每人授田五十亩，缴纳粮食二十四石，规划得多么详备啊。
永乐年间，宁夏的何福积蓄的粮食最多，圣上还特地降下诏书褒奖他。天顺年间，叶盛巡抚宣大，推行官牛官田法，开垦的田地越来越广，用剩余的粮食换战马，修筑城堡，获得的收益多么丰厚啊。
等到屯田制度衰败，抽调屯田士兵补充军队的弊病出现，于是劳役越来越繁重，农业本业渐渐荒废，就没有屯田的士兵了；贪财的将领侵夺屯田的弊病出现，于是肥沃的田地被私占，贫瘠的土地被丢下，就没有可屯田的土地了；边防废弛、敌寇入侵的弊病出现，于是敌寇骑兵纵横往来，侵扰庄稼，就没有屯田的保障了；上下都玩忽懈怠的弊病出现，于是管理屯田的人不巡视田地，督促屯田的人不核查粮仓的实际储量，就没有屯田的实效了。
屯田制度荒废了，才开始依靠国家财政供给，储备怎么能不匮乏，运输怎么能不艰难？如今边防大臣按兵额请求的粮饷，比嘉靖年间多了好几倍，兵部尚书束手无策、暗自叹息，甚至要从府库借支，来应付眼前的紧急需求，窘迫拘束、捉襟见肘。
臣认为屯田的旧有额度，十分之一还留存着，就算有很多被侵占，可根基还在。看到那些随意侵占又随意荒废的，不如专门委任一位大臣，长期任职、督责成效。
沿边的空旷土地，招募百姓开垦，只要求荒地日渐开辟，不必纷纷清查勘验，以免滋生烦扰。
不过对于土地贫瘠、地势孤立的地方，一定要像赵充国所说的那样，沿着边塞修筑堡垒通道，敌寇大举进攻也不能造成危害，还要有山岗用来瞭望，壕沟用来阻隔，营垒用来休整，流动部队用来巡查，这样就没有农田被侵扰的危害，能收获耕田的利益，可以在边城积蓄粮食，士兵在队伍里吃饱饭，对内节省运输的粮饷，对外充实军队的储备，这难道不是兵与饷两充足的长久之策吗？
不过臣还有一点浅陋的建议。整顿振作不在于法令条文，而在于精神气魄；克敌制胜不在于战场之上，而在于朝廷之中。
所以任命将领出征，必定先要自身有不懈怠、不荒废的儆戒，而后四夷才会前来朝贡；整治军队，必定先要自身有不繁杂、不昏聩的治理，而后海外才会全部臣服。
恳切希望皇上效法天道的刚健不息，继承日月的光明照耀，在清静休养之后，不时像迅雷一样重振威严；在士兵安于享乐的时候，先提振他们的志气。
时常驾临平台暖阁，和几位重臣，共同商议安定天下的方略，讲求军队与粮饷的对策，那么精神气魄已经振作，常规制度就能更新，国内治理得好、边境自然安宁，文治与武功并重，就算和唐虞三代一样兴盛也是可以的。
臣是草野无知之人，冒犯皇上的威严，不胜惶恐敬畏之至。臣谨此作答。
己未科
皇帝策问说：朕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顺应造化实现治理，政务本来有很多方面，而振奋人心、维持世道，必定要把法度纲纪作为首要事务。
《诗经》说：“勤勉努力的我王，以纲纪治理四方。”先儒也说：“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先在上面确立纲纪来把持大局，而后在下面形成风气来引导百姓。”既然这样，那么治理天下、统御万物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吗？
三代以后，只有汉、唐、宋三个朝代历时最久，英明的君主、贤明的帝王，每个时代都不缺少。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建立的制度、颁布的纲纪，用来成就一代之治的，也可以指出来说说吗？
我朝太祖高皇帝，缔造华夏；成祖文皇帝，再度安定国家。制度章程，超越千古，本来就是可以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的。
朕继承宏大的帝业，遵循祖制没有过失，登基初期，政治教化清明整肃，教化推行、风俗淳美，差不多重现了祖宗留下的功业。
可是为什么近年以来，法度职守渐渐荒废，人心越来越玩忽，圣上的恩德旨意被壅塞不能流通，诏令被搁置不能推行，虽然频频申饬告诫，局势却一天比一天衰败。
在位的官员把放纵骄横当作壮举，本职事务却荒废了；下面的百姓把触犯法令当作常事，制度防线全都崩溃了。甚至分封的宗室亲贵，也敢违抗朝廷的法令；而近臣、伶人之类，竟敢僭越模仿宫廷的规制。上下颠倒，名分荡然无存。
其他骄奢淫逸、僭越本分的风气，浮躁争竞、邪僻欺罔的习气，数都数不过来。纲纪的紊乱，到今天已经到了极点。这其中的缘故究竟在哪里呢？
汉代人说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常常是因为君主太平日子久了，风俗渐渐衰败却不改正；而宋代人又说纲纪败坏，都是因为君臣上下因循守旧。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恰当呢？还是君臣应当共同承担责任，不容推诿给别人呢？
改革弊政、完善治理，贵在审视沿袭与变革的尺度；振兴衰败、维护风气，关键在于巧妙转变的方法。
如今想要在积久松弛之后奋起，挽回积重难返的局势，使法令确立而无人触犯，政令推行而无人抵触，纲纪端正，风俗淳厚，来恢复我朝祖宗时的旧观，要怎么做才行呢？
各位读书人学古通今，熟悉当世的事务已经很久了，把你们所有的见解都明确地写在策文里，来辅佐朕的不足，朕将亲自阅览。
臣回答：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有明确统一的法令，显明于世、带来太平，然后才能风俗淳美，国家的命脉永久绵延；又必定要有奋发振作的精神，默默凝聚整个世道，然后才能政事兴办、教化推行，国家的局势不至于衰败。
法令用来维系众人，那么纲纪首先要执掌在手中，它是事务的枢纽，是万物的准绳，契合人心世道而居于关键地位，一天也不能松弛。
精神用来维系法令，那么君臣上下要分别承担，掌握繁杂的事务，总揽事物的纲领，静穆地先确立纲纪，然后转动枢纽，一天也不能荒废。
法令刚创立的时候，考虑祸患通常很周全，等到天下太平、安享福泽，人们就会滋生懈怠，看待前代君王定下的法度，好像可以听凭自己决定行止，轻慢而没有把持，治理就一天天混乱。
法令继承下来的时候，激励世人通常很勤勉，等到执政时间久了就会滋生玩忽，玩忽就会轻慢，再看旧有的制度章程，又好像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过于放任，治理最终就会败坏。
只有法令与精神相互结合，让开创的制度格局，和最初的宏大事业相契合，遵循旧有章程，没有过失、没有遗忘；只有法令与精神相互作用，让教化成功之后，还常常像刚开始的时候一样，重大的诏令颁布，没有壅塞、没有抵触。
君主倡导，臣下促成，交替听取意见，来办好各项事务，大臣欢欣，君主振作，没有君主忧劳勤勉而臣下不尽职的；君主制定法度，臣下遵守奉行，德行契合法度，来规范人心，治国之道统一，风俗就一致了，没有朝廷整饬法令而下面不遵从教化的。
古代圣明的帝王之所以能教化百姓、治理天下，有提纲挈领的气势，而没有放开缰绳、让马乱走的过失，振兴教化、实现大治，超越千年，道理必定是从这里来的。
想来皇帝陛下，大德而得福，禄位、名声、寿考全都隆盛；至仁而生威，东西南北都臣服归顺。
怜悯百姓穷困而分设学官教化，不只是施予恩惠的虚名；挂念军事兴起而发放国库钱粮犒赏，哪里只是酒食衣物的小恩小惠？
既让民力富足，又施展长久的方略，雷厉风行的气象，遍及远近荒僻之地；正位居尊、垂衣而治，效法天地来施展宏大的谋略，天覆地载的规制，普及到四夷与中原。
挂念东南地区民力匮乏，就以约束自身、节俭反省为要务；忧虑西北边境战事未平，就以筹划边防、长远谋划为心意。
文德广布，正当百官来朝，就当面咨询，让民情直接通达御前；武功远扬，正当敌寇兵临城下，就率先保障，重新奠定天下金瓯般的稳固。
本来已经国家安定、百姓安乐，树立了万世永久的典范；内部安宁、外攘敌寇，远超历代苟且偷安的老路。
然而圣上并不自满于圣明，日日求新，召臣等进入朝廷，询问揆度古制、适宜当今的谋划，提纲挈领、整饬纲目的方略，更是恳切地关注着法度涣散不能统一、懈怠拖沓不能振作的问题，这确实是在未乱之时治理、在未危之时保国的深远思虑啊。
臣是乡野草民，心怀忠君的心意，怎敢不竭尽肺腑之言来回答呢？
臣听说，君主就像天一样。天道虽然幽远难知，可是生长收藏，寒暑交替，不差失、不过度，全都像是禀承既定的法则，这就是上天治理万物，万物都不能违背的原因。
为君之道虽然静穆深邃，可是礼乐刑赏，生杀予夺，不争竞、不松弛，全都像是归于固定的法度，这就是君主治理百姓，百姓都不敢逾越的原因。
所以唐虞时代，君主圣明、臣子贤良，君臣相互劝勉、唱和歌咏，只说要带头兴办事务，谨慎对待法令。所说的“宪”，难道不是法令吗？所说的“慎”，难道不是君主与臣子共同遵守吗？所说的“率”，难道不是君主率先垂范、臣子随后跟从吗？
那个时候府库充实、事务和顺，天下太平、万事成就，万世永远仰赖，依靠的就是这个法令。
后来到了三代，各自效法自己的祖先。夏代说五典都有准则，商代说以先王为借鉴，周代说文王的谋略、武王的功业，都不敢有忘记旧有典章的心思，也各自告诫他们的臣子。
夏代说臣子能遵守常法，商代说治乱在于百官，周代说要以常道为准则，都不敢忘记整顿治理官员的念头。所以虽然官员比不上唐虞时代，也能实现治理，这就是人与法令相互维系的成效。
我朝太祖高皇帝，驱除蒙元，开创华夏，不只是自己创立法度，而所用来提纲挈领、移风易俗的，丝毫都不凭个人意志行事。
他设立官职的法度，依据《周礼》，六官的职责各有归属。用人就询问吏部，理财就询问户部，掌礼就询问礼部，征讨刑罚、威慑远方就询问兵部、刑部，工程营建就询问工部。记载在《会典》里的，详尽明确而完备。
大体上轻视虚名而讲求实效，厌恶空论而重视成功，涤荡前朝的弊病，整饬制度，是前代比不上的。
历代圣主相继继承，代代都有革新。到了我朝皇上，发扬光大达到极致，虽然有聪慧明智的资质，却只有遵循成法的念头。
按理下面的人遵守法度，应该各自把皇上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共同尊奉皇祖的法令作为准则。可是如今纷争成了习气，对待本职却不遵循；懈怠成了风气，玩忽法令却不警醒。
不是不奖励恬淡，可谁是真正恬淡的人？不是不表彰廉洁，可谁是真正廉洁的人？只凭着主观臆断争功，不把本职事务当回事，那么危害必定转嫁到百姓身上，军队与商人都困顿，公家与私人都穷困，确实就像圣上策问里所忧虑的那样。
臣认为法令存在，那么事事都可以考核；法令严明，那么人人都可以遵守。
赋税有法度，从前不曾因此祸害百姓，可如今为什么有害怕催征赋税的情况呢？难道不是执法的人合适，法令才能完善推行吗？
屯田有法度，从前曾靠它供养军队，可如今为什么有感叹田地贫瘠不能耕种的情况呢？难道不是屯田的法令得到合适的人推行，才能恢复吗？
盐政有法度，从前正是靠它流通商业，可如今为什么有遭受阻滞的危害呢？难道不是盐政法度得到合适的人，才能推行吗？
所以时间久了就会滋生玩忽，玩忽久了就会滋生弊病，导致最初的本意渐渐丧失，不是法令本身衰败了，是执法的人让它衰败了。
顺应时势寻求补救，针对事务革除弊端，一定要恢复到当初的振作样子，也不是法令本身变得清明了，是执法的人让它变得清明了。
有公然做法令蛀虫的人，有的借着赋税盘剥百姓，有的借着军队克扣军饷，不避贪腐的名声，不止贪污的习气，君主依法惩处他们，这种危害还浅。
有暗中做法令蛀虫的人，做着利己的事却假托爱民的名义，克扣军饷却伪装清廉的操守，做着贪腐的事却说着清正的话，自身浮躁争竞却口中说着恬静，连同法令一起窃取，这种危害就深重了。
正因为旧有的弊病藏在稽查考核之中，所以反而借着稽查考核的名义作恶。既然这样，那么想要涤除积弊，一定要先让稽查考核的名义，不被人所依托，一旦被依托，就成了藏污纳垢的庇护所。
正因为稽查文告就在法令之中，所以反而借着整饬法令的名义作恶。既然这样，那么想要清除累积的奸邪，一定要先让整饬法令的名义，不被人所假借，一旦被假借，就成了害人的利器。
况且今天是什么时候呢？索要粮饷的时候说有军队，遇到紧急情况却没有军队；按着名分说有防备，核实实际却没有防备。
敌寇打算入侵内地，却没有受到过打击惩戒；其他部落的首领，也想着要挟朝廷求取重赏。东南的财力物力有限，西北的开支需求却很多。
想到这些，简直就像同在漏水的船上一样，可偏偏只有吵吵嚷嚷的样子，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守卫边疆的念头，终究抵不过顾念自家的念头吗？
想到这些，简直就像同住在堆着柴火的房子里一样，可偏偏还有更多议论纷纷的纷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忠君报国的念头，终究换不掉自身家业的念头吗？
破坏法令的事容易除掉，玩忽法令的心却难以去除。皇上想要振作全天下的人心，也只是革除这种玩忽的心态罢了。
不唤起人们忠君报国的思想，就不足以去除只顾自家的念头；而不先去除只顾自家的念头，也无法唤起忠君报国的思想。
不警醒人们边境敌寇的威胁，就不足以平息门户之争；而不先平息门户之争，也无法应对边境敌寇的威胁。
不过臣还有一点进献。臣子以君主为法度，君主以天道为法度。
有敬慎天命、体察细微的虞舜，而后九德之士都得到任用，百官相互效法，各项功业都能成就；有取法前代的周文王、周武王，而后六卿分掌职责，万民信服，实现了富庶安定的实效。
皇上，是百官的法度；天地与祖宗，又是皇上的法度。
凡是军队与百姓的相互依存，公卿大臣的相互辅佐，边疆与内地、朝廷与民间的相互需求，其中的道理无不要从上天的仁爱之心中去探求，何况祖宗的法度清楚完备，拿来加以修整光大，本来就是很容易的事。
用不亲近小人、不营私舞弊的心意，激励臣下，那么清正廉洁的节操就会彰显；用不偏私、不结党的理念，倡导带领百官，那么聚贤纳才的门路就会宽广。
又何愁治理的人与治理的法度不能相互维系呢？臣愚昧不知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不胜惶恐敬畏之至。臣谨此作答。
壬戌科 天启二年
皇帝策问说：朕认为自古以来的帝王，用来掌控天地、匡扶世运的，无不对文治与武功，都同样兢兢业业。
《尚书》称赞帝尧，既有武功又有文治，是德行完备、两者兼备。而虞舜称为“文明”，夏禹称为“文命”，商汤称为“圣武”，周代有文王的谋略、武王的功业，各有侧重。
这几位圣人，难道在治理天下、引导百姓上有所偏重吗？还是在二者之中，有相互为用的关系呢？
阴阳、刚柔、仁义，自从有天地以来，到今天都不能废弃。
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华夏基业；成祖文皇帝，奠定国家邦基。都提着宝剑来统率军队，而文治的光辉像天河一样昭明；推崇六经来教化风俗，而神武的威严像雷霆一样震慑。
文治凭借武功而发扬，武功依靠文治而安定。多么盛大啊！真的能追攀伏羲、尧帝，和虞、夏、商、周的功业相媲美了。
后世子孙相继继承，秉承天意、阐扬帝业，虽然边境有小小的警报，也没有引起震动惊扰，而国家疆土最终得以完整，千秋万代永远仰赖。那么各位先帝的英灵，实在安守了这份基业，他们留下的光辉事迹都在，也可以加以发扬、阐述其大概吧？朕以年少之身继承帝位，身居天下臣民之上，日夜思考如何发扬光大先帝的功业。只有讲学理政、亲近贤才、爱护百姓、选拔将领、整顿军队，是最紧迫的事务。然而在文德教化之外，军情紧急时思求良将，实在是需要共同谋划处理的要事。可是那些愚昧的外族，冒犯我朝军威，到如今已经两年，竟然没有人能制伏他们，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政治教化废弛而文德衰落，还是礼乐仪制兴盛而武功松弛了吗？京城禁军环绕聚集如同往日，各地卫所屯田分布如同往日，军队轮班操练也如同往日。身披甲胄的将校按品级居官，执掌兵符的将帅镇守一方，却动不动就说没有将领，动不动就说兵力不足。万不得已提议调发军队，可各镇都苦于兵员空虚；又万不得已提议招募士兵，可招来的都是乌合之众、市井之人。外地调来的军队散乱如沙，本地招募的士兵聚集起来也如同儿戏。统帅依靠功臣世家子弟，却又碍于礼法难以约束；训练事务交给外戚近臣，又让他们掌管兵权心存顾忌。只靠口舌议论，终究没有成功。议论的人认为天下太平太久，重文轻武，所以弊端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古代有文德之事必有武备，六军的统帅就是天子的六卿，用来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抵御外侮，并非两条不同的道路。就像我朝先世，平定阿台、收服也先、顺义归附、铲除叛藩、痛击倭寇，以及近年东征西讨的战役，歌颂征战之功的，难道是不同的人来担当吗？也不过是选择合适的人加以任用罢了。武有七种德行，文有十一种德行，末世尚且能称道这些，何况是圣明的君王呢？如今想要省去空泛言论而考核实效，审察掌权的关键而把握时机，果断地取得天下太平的成效，以光大祖宗的伟大功业，要怎么做才行？各位士子学古通今，熟知文武并用的方略已久，希望你们根据关键要领，明确写在策文上，不要空泛、不要简略，朕将采纳施行。
臣回答说：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一定要有彰明的文德，而后教化才能广布，可以建立长治久安的规制；一定要有震慑的武功，而后神威才能远扬，可以掌握治理天下、怀柔远人的权柄。文德如何彰明？用仁来贯穿，用义来辅佐，从本心深处生发出来，和美融洽地遍布于太平盛世，而德政心意日益稳固就是了。武功如何震慑？用谋略来运作，用胆略来振作，以非凡的智慧应对，声威显赫地掌控于国境之外，而没有不奋勇鼓舞的就是了。有文德来培植武功，所以谋划必须谨慎，部署必须周全，中外之人秉承德政之意维护法度，自然会有所畏惧服从，没有荒废懈怠的隐患；有武功来捍卫文德，所以没有人敢于不服，没有人不被震慑，远近之人秉承德政之意维护法度，自然会有所奋发振作，没有萎靡衰微的弊端。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坐稳帝位而天下日新月异，巧妙运用手段而发挥神妙作用；端庄无为而朝廷整肃，总括各类事务而做到极致，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假使声威虽然远播，根本却先疏松，那么说话不足以打动人心，发号不足以宣明旨意，凝聚的基础又在哪里呢？局势势必溃败而无法挽救。又或者表面粉饰虽然具备，整顿却全废弛，那么法度积累下来将要崩坏，法制习用却不精熟，又靠什么来执掌呢？时机就会受到阻碍难以把握。这就是德政心意在深宫的安宁中荒废，在朝廷的安逸中败坏，而淳美昌盛的太平景象之所以很少见到的原因。开启光大国运，收揽安邦定国的大功，正是今日可以期望的。
敬思皇帝陛下，凭借聪明睿智的资质，具备圣神英武的谋略。刚刚即位，就契合了五百年的昌盛期；革新政治，继承了亿万年的正统。忧心时世艰难而多次调拨内库钱财，德政惠及各地；念及国家珍贵而广招贤才，贤能之士布满朝廷内外。垂衣拱手而百事端正，心知百姓疾苦，都蒙受着如天覆地载的规制；颁布诏命而怀柔万邦，南北东西，都敬畏着雷厉风行的气象。一怒而安定百姓，虽然边境多有忧患，安乐却遍及全国；短短七十天整顿军队，就使战事平息，神武的功业立见成效。追比唐尧虞舜，媲美夏禹商汤，就在今日了。可是陛下还召集群臣到朝廷，询问文事武备、内修外攘的道理，考察前代君王的得失，感慨当世的衰败，探究文德缺失、武功松弛的原因，想要振兴积衰的局面、掌握常胜的方略，威慑天下而制服四夷。即使是帝尧的咨询、舜帝的访求，也不过如此。臣隐居乡野，立志报效国家，已经不是一天了。正想趁着太平盛世，献上调和阴阳的谋略，以辅助太平之世于万一，何况陛下恳切询问，怎敢不竭尽诚心来回答？
臣听说，天下太平时用文治，天下动乱时用武功，这是千古以来的正确言论。战事不断，那么崇尚武力的治理，自然会轻视诗书；太平已久，那么士大夫阶层，必然会轻视军事。这也是千古以来的陋习。圣明的君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动荡纷乱的时候，仍然讲求治理，让天下每天都浸润在道德教化之中，不敢有一日懈怠，所以百姓顺从，万国安宁，群臣和睦，四方响应，这都是文德的功效。在清平安闲的时候，仍然整顿军备，让天下在太平之世也时刻保持警惕，没有丝毫苟且偷安，所以百官兴盛，侵扰不会发生，四方遵循法度，叛乱不会兴起，这都是武功的作用。然而文治可以经纬武事，那么忠君爱国的思想，就蕴含在孝悌的百姓之中；武功可以辅助文治，那么铲除残暴的雄才，也不会超越安抚百姓的方略。文与武又是相互辅助、互为所用的。自从汉代以来，讲文治的只把它当作形式上的繁文缛节，终究不是从内心真诚流露出来，于是太平无事时，君臣就拱手行礼表面应付，一旦遇到危难，平时所设置的制度就没有一样可以依靠；讲武功的也只把它当作表面的排场，终究不是从精神上激发出来，于是苟且偷安时，上下就相互蒙混以求侥幸，一旦遇上险阻，平时所布置的防务就没有一样足以凭借。大概大器不可以用小道理来衡量，势重不可以用蛮力来争夺。所以诋毁和赞誉扰乱了善恶的实情，私欲奔竞于财利的路途，纲纪败坏的事情就发生了；主帅的威严不能行之于偏将，偏将的命令不能行之于士兵，溃败的局面就形成了。把从容舒缓当作太平，把议论纷纭当作本事，分崩离析的祸患就埋下了。所有这些都是文德浇薄、武功松弛，是三代以来的积弊，也是千秋万代的永久鉴戒。
我太祖高皇帝，将异族驱逐出中原，恢复了华夏的文明疆域，如同再造乾坤，重光日月。成祖文皇帝，继承并光大了这份基业。哪里只是剑锋所指足以统一华夏，实在是文告所及足以带来永久的昌盛。文治凭借武功而发扬，武功凭借文治而安定，所以奠定了磐石般的安定，开创了太平的治世，留下的谋略规模宏大深远。各位先帝相继继承，世代遵守不废，天下太平，固然有很多安宁太平的时期；而外患内乱，也时有发生震动。然而都能平定平息，不用多久就恢复安宁，即使是前代视为极其艰难的国运、前所未有的祸乱，都能不动声色地坐收成效。唉！由此可见祖宗的德泽深入人心，先帝的英灵畅达无碍，百代千世都不会更替。
陛下年少即位，继承大业，四海内外无不仰慕德化的广布，慑服神武的不杀之恩。可是那小丑般的敌人，冒犯我朝军威，攻城略地，连年不得安宁。征兵就兵力枯竭，选将就将领缺乏。京城的禁军、各地的卫所屯田，难道和兴盛时期有什么不同吗？可是实际核查一下，简直像土做的饭、尘做的汤一样不能使用。国家每年耗费数百万金钱来养活这些人，可遇事的时候竟然得不到丝毫用处，那又要这些众多的军队做什么呢？将校按品级排列，兵符分掌各方，难道和兴盛时期有什么不同吗？可是委派他们担当重任，简直像乳臭未干的商人一样不能依仗。国家用多少高官厚禄来尊荣这些人，可遍观他们的表现，收不到一点成效，那又要这些威风的武将做什么呢？陛下圣心忧思，慨然有意省去空泛的言论而考核实效，审察掌权的关键而把握时机。臣认为要省去繁言，不如先确定是非的标准。大概如今所谓的是非，都是诋毁和赞誉。诋毁赞誉到了极点，即使是周公、王莽也不能分辨，可千秋定论，终究没有认为王莽是对的、周公是错的，只看事实罢了。做事必有依据，依据必有见闻，见闻已经确切，那么空洞不实的言论自然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核实正是为了省去繁言。臣又认为审察掌权的关键，不如先严明刑赏的公平。舜帝聪慧知人，既然说何必惧怕驩兜、有苗，可最终还是对四凶施以刑罚，只因为刑罚得当罢了。天下本来就有惩罚一个人而亿万人受到劝勉，奖赏一个人而亿万人信服的情况，这正是把握事机的关键。如果行事犹豫不决，最终不能取信于人，就会导致不公，而掌控天下的权柄就会陷入困境了。所以把握时机正是为了执掌权柄。空泛的言论已经省去，那么在职的人都会想着拿出实绩来报效，招募士兵就会有实实在在的兵员，选拔将领就会有实实在在的将才，何至于有乌合之众的担忧，而只是空叹思求良将呢？兵权已经扩大，那么主事的人都会想着抓住机会奋发有为，朝廷有朝廷的时机，战场有战场的时机，何至于有如同儿戏的隐患，而深戒纨绔子弟的无能呢？主上恩义固结，那么一时的情面都化为肝胆相照；皇威振奋显耀，那么百官的观望都转变为担当尽责。朝廷内部没有猜忌，共同效命同舟共济；军队作战顺利，坐收征战的功勋。这确实是可以很快见效的。
不过臣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陛下的尊贵就像天一样。天未尝不凭借四季五行来成就它的肃穆，而苍天的森严并不只在于四季五行；天也未尝不凭借霜雪雷霆来彰显它的威赫，而盛世的光明也不只在于霜雪雷霆。还希望陛下亲近贤才、任用能人，人才济济充满朝廷，可谁能做宰相，谁能做将帅，谁能治理百姓，谁能管理财政，圣心难道没有分辨吗？讲学理政，时时励精图治，可临朝只听奏报的文书，讲学之处很少有献替的实效，内廷有直接降旨的苗头，外朝少有直言进谏的功效，圣虑也曾审察过吗？这些都是文经武纬的本源，也是文德彰明、武功震慑的根本。臣不敢远举先朝的盛事，就说神祖四十多年间，西边平定叛乱，东边平定倭寇，北边与蒙古互市，南边剿灭播州之乱，这些都是强劲的敌人，难道容易平定吗？可是在朝堂之上就可以调兵遣将，谈笑之间就建立功业，同样的百姓，何尝担忧没有士兵？同样的人才，何尝担忧没有将领？这没有别的原因，神祖继承了强盛的余绪，人心国事都在振作肃整之后；而陛下继承了长久太平的国运，法制政令正处于颓靡的时候。严格地把持它，果断地决断它，精明地运作它，刚毅地执掌它，文德广布，武功彰显，天下人就会抬头仰望了。草野愚臣，不知忌讳，冒犯圣上威严，不胜惶恐之至。臣谨此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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