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科顺治十二年 史大成对策
皇帝制曰
朕想到古代帝王兴盛的时候，政令教化在上彰明，水、火、金、木、土、谷六府事务都治理得很好，百姓也随之变化。四岳、九官、十二牧，都恭谨同心，大臣贤能，各项事务都安定，多么兴盛啊！
朕心中日夜想着治理天下，和大小官员讲学议政，希望达到最好的治理。可是纲纪还有没振兴的地方，法度还有没伸张的地方；赋税考核不是没有屡次申饬，可是官吏的损耗侵害还在滋生；盗贼的征剿安抚没有完全符合时机，可是百姓不能安心度日。这是什么缘故呢？
推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各级官员，偏私的习性难以改变，顾及情面的多，真心担当国事的少。如今想要重新整顿，彻底破除积习，让大家都勤于政事、遵守法纪，共同秉持忠诚，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自古以来有能治理的人，没有不变的治法，难道不是人在政令就能推行，而任用人才尤其是理财的根本，知人善任尤其是安抚百姓的关键吗？
各位士子怀着修身的学问，赶上朝廷献策的机会，要详细切实地陈述，用真正的学问做出真正的治国业绩，不要沿袭浮华的文风，朕将选择采纳并施行。
臣 史大成 对策
臣回答说：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任用人才是首要的；而帝王任用人才，了解人才是关键。知道这个人足够用来理财，就任用他管理财政，那么财源开拓、财用节省，掌管农业的官员就不用担心账目混乱了；知道这个人足够用来安民，就任用他安抚百姓，那么百姓生计富足、德行端正，百姓就不会有流离失所的哀叹。
了解人才而判断没有差错，任用人才而不违背他的才能。古代纲纪修明，法度昭著，赋税划定经界的制度，国家用度充足，不用苛征暴敛；民间乐于农耕劳作，百姓生活安乐，没有战乱的惊扰，就是因为掌握了这个道理。
大概知人善任、判断准确，那么所有被考察的人，贤能与否都能分辨清楚，所以大小官员没有不同心协力履行职责的；量才任用、人尽其才，那么所有有才能的人，长处短处都能得到检验，所以朝廷内外没有不恭谨称职的。
如果了解人才却判断有误，恐怕那些互相称颂的人未必都贤能，众多的官员未必都有才干，又怎么能期望各项事务没有荒废的忧患呢？如果任用人才却违背他的才能，恐怕担任职务的人未必都擅长，做官的人未必都不行，又怎么能期望各项政务都取得光辉的业绩呢？
那么明察秋毫、独照事理，选拔人才根据各人情况而恰当任用；权衡公正没有偏颇，议论辨别根据才能而适宜。这关键就有赖于今日了。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生聪慧，成为君主，勤于学问，日日更新。乐于听取进谏，在日夜操劳的政务中阅览上万字的奏章；爱民如子，像汉代选拔颍川、渤海的贤太守一样选拔地方长官。
右手持书，左手持图，和三公讨论治国之道，只选取能安定天下的才学；早上谋划纲纪，晚上谋划法度，百官分理国政，想要寻求能带来太平的方略。这实在是至高的德行、深远的用心，难以用言语称颂。
可是陛下仍旧觉得还没有达到治国之道，体恤百姓如同受伤一样，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上询问，努力革除当前的弊端，希望赶上古代的盛世。就算是帝尧咨询四方、舜禹访求贤才，也超不过陛下。
臣是新进的书生，怎敢凭着个人见识来议论国家大政？可是接受诏命回答策问，是臣的本分；不辜负所学的知识，是臣的志向。怎敢不披肝沥胆，全部陈述自己的见解呢？
臣听说，君主就像天，上天无为而主宰四季，晴雨寒暑各按次序而不混乱，那么一年的收成就能成就。君主就像心，心不动而主宰五官，庄重、安定、明哲、善谋各守其职而不混乱，那么人间事务就能治理好。
如今朝廷之内有辅佐谋划治国之道的大臣，地方之上有处理繁杂艰难事务的官员，这就像上天有四季，人心有五官。可是贯通起来，六府三事还不协调，推及远方，五行八政还不和顺，这就像四季失序，五官失职。难道是了解人才的方法还不精到，还是任用人才的制度还不够详备吗？臣请一一说明。
臣恭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日夜想着治理天下，和大小官员讲学议政，希望达到最好的治理，可是纲纪还有没振兴的地方，法度还有没伸张的地方。
自古以来帝王兴起，纲纪各不相同，法度也不一样，而关键在于纲纪之所以能振兴，靠的是秉持公心；法度之所以能推行，靠的是执行一致。
不迁就自己的欲望，那么好恶就能明辨，官员的升降任免就不会偏颇；不徇私别人的情面，那么喜怒就能平和，官员的进退就都得当。
不会早上崇尚质朴晚上又崇尚文华，那么政令就能长久；不会这里严厉那里宽松，那么刑罚就有威严。
当年晋文公创建霸业，讨伐原国来显示信用；齐桓公统领诸侯，放过楚国来昭示公道。子产铸刑书，国人非议他也不顾及；商鞅制定法令，权贵近亲犯法也不宽免。那些小小的霸主的治理，纪纲法度尚且能凭借公正收服天下人心，凭借统一安定天下志向，何况是比肩唐虞、超越三代的圣朝呢？
所以臣认为如今不必担心纲纪不能振兴，而应当思考用公正来振兴它；不必担心法度不能伸张，而应当思考用统一来推行它。
比如十分取一的税制已经有制度了，丰年歉年都不增加，就是《禹贡》按土地等级征税的方法；三等的官制已经分明了，亲疏远近都不变更，就是《周礼》考核政绩的条文。五种刑罚已经颁布了，满汉没有差别，就是《虞书》公允明察的训诫。凡是推行作为一代的政令，一定要流传作为万代的规范，又何必担心增减不合适、沿革不得当呢？讲学议政，没有比这更首要的了。
臣恭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赋税考核不是没有屡次申饬，可是官吏的损耗侵害还在滋生。
官吏为什么会损耗侵害国家百姓呢？大概小吏看着长官行事，所以小吏的贪污盘剥大多源于长官；小官看着大官行事，所以小官的贪污未必不是源于大官。
臣看到州县的官员，有的催逼赋税非常严厉、摊派非常繁杂，他们的赋税未必都能靠威逼完成，可是安抚百姓的办法少，敷衍应付的办法多，布政使、按察使就称赞他“有才”；有的放宽催征的期限、革除摊派的惯例，他们的赋税往往能靠感化很快完成，可是安抚百姓的办法好，逢迎上司的办法差，布政使、按察使就说他“不称职”。
那么因为实干反而落下不称职的过错，谁还不像贪婪的人那样博个有才的名声呢？损耗侵害的滋生，就是从这里来的。
臣认为要清除贪污损耗的弊端，应当兴起廉耻的风气。考核政绩的时候，贪婪的官员虽然有才能也一定要严肃法纪；廉洁的官员虽然政绩稍差也一定要记录他的功绩。这样之后，官员看重自己的名誉，就会看重百姓的血汗，官吏的贪污盘剥不用整饬就自然改变了，那么小吏又哪里能容得下奸邪呢？这就是所谓的治理根本、澄清源头。
臣恭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盗贼的征剿安抚没有完全符合时机，百姓不能安心度日，这是陛下爱民之心到了极点啊。
其实盗贼也是普通百姓，难道没有父母妻子的天伦之乐，没有房屋坟墓的故土之情？为什么不安心耕种，一起在太平道路上生活，反而喜欢拿着兵器、穿着铠甲，在风里雨里奔走呢？
推究起初的原因，不是受饥寒所困，就是被徭役所迫；不是官府的催逼驱赶他们，就是苛刻的政令迫使他们。他们的罪过难以逃脱，可是情理却有可悯之处。
如今大军一到，杀掉他们，抄没他们的家，甚至连累亲戚邻里，唉，这些百姓不是不后悔做盗贼，是想不做盗贼也办不到啊。这不是征剿的方法不对，就是安抚的时机不对。
臣请求在征剿之中就包含安抚的心意，应当任命一名征剿的将领，同时设立一名安抚的官员，在军队之中，按照监军的体例。他们的事务互相配合，可是权力不允许互相侵犯。
这样之后，逃亡的人死在征剿将领手下也没有怨恨，投降的人被安抚官员救活就知道感恩，百姓哪有不流泪放下武器的呢？
不然的话，剿贼的将领一心要杀光贼寇才罢休，可是地方官府离得远难以控制，安抚大臣也离得远难以掌控，百姓虽然盼望安抚，又有谁来安抚他们呢？
所有这些，不是有固定的治法可以拘泥，而是有合适的人才可以选择。因为得到了能治理的人，那么纪纲可以振兴，法度可以伸张，赋税的损耗贪污可以清除，征剿安抚的时机都能恰当，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能真心实意担当事务。
得不到能治理的人，那么纪纲越纷乱越无法整肃，法度越废弛越无法推行，赋税损耗贪污，奸吏越来越多，征剿安抚的时机不当，军情警报不断传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大多徇私顾情面。陛下应当深切地考虑到这一点。
想来求得人才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了解得清楚、任用得恰当罢了。
燕石也会被当成玉石，鱼目也能混同珍珠，只靠身、言、书、判四项恐怕不足以立刻就明察，还要采纳舆论来综合判断；千里马不能用来捉老鼠，劣马不能用来驾车，只靠上中下三个等级恐怕不足以立刻就恰当，还要通过历任职务来试验。
因此保举的制度一定要严格，实行连坐的法令；同僚之间申明规矩，禁止结党营私。那么就会看到同僚都真心办事，像皋陶、夔、后稷、契那样互相推崇而不认为是阿谀；发表议论不徇私情，像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那样各自陈述而不认为是对立，谁还不秉持公正、谨慎办事呢？
臣还有一个道理：只有读书才能明白道理，明白道理才能了解人才，这尤其是根本啊。
臣是民间无知的书生，不懂忌讳，冒犯了陛下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罪该万死。
戊戌科顺治十五年 孙承恩对策
皇帝制曰
朕想到唐虞三代的时候，民风淳朴厚重，天下太平安定，人人没有偏邪的心思，风俗达到和乐兴盛的境界，顺着本性行事而处处合德，亲身践行而接近光明，浸润在道德仁义之中，几乎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地步，治理得多么兴盛啊！
朕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日夜操劳，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可是多方休养生息，民间还是不能安定；训导教化了很久，旧有的百姓还是没看到革新的气象。表彰经术的诏令虽然恳切，可是精通经学的人还很少；谨慎用刑的心意虽然迫切，可是触犯法网的人还是很多。难道是人心都比不上古代了吗？还是推行的人没有落到实处呢？
如今想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关键在于衣食充足之后礼义兴起，人心归于正直，风俗回归淳朴，推崇经学、修明性理之道，君子敬畏刑罚，小人也以犯法为耻，让古代的盛世治理在今日重现，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各位士子各自抒发平生的抱负，详细切实地陈述，不要当作泛泛之谈，朕将选择采纳。
臣 孙承恩 对策
臣回答说：臣听说帝王安定四海、传承万代，一定要建立一代的良好政令来确定纲纪、彰明法度，然后才能造就长治久安的福祚；一定要建立万代的良好教化来端正学术、淳正风俗，然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风行草偃的教化成效。
什么是良好的政令？就是所说的厚待百姓的生计。百姓生计不丰厚，那么民间就没有安定的生活，百姓就没有安宁的快乐，礼义廉耻的事情不足以触动他们的内心，人心因此就不如古代淳朴。
什么是良好的教化？就是所说的端正百姓的德行。百姓德行不端正，那么经学就会多有欺世盗名的论调，性理之学就会混杂诡辩的言论，严明刑罚、整饬法度的旨意不足以约束他们的身心，风气因此就不正。
古代帝王在上建立中正的准则，士民在下遵循平和正直的道理，也只是在厚待民生、端正德行上用心罢了。可是天下的治理法则不在于法度本身，而在于得人；天下对官吏的治理不在于事务本身，而在于端正人心。
有真心为民的君主在上宣布政教，像云行雨施一样广布恩德，也一定会有真心办事的臣子在下推行政教，像风行草偃一样光大教化。如果执行政令的官吏选对了人，那么丰厚百姓生计就能切实地让百姓衣食充足，端正百姓德行就能切实地让百姓思想端正，那么唐虞时代的和谐变化，三代的太平盛世，调和四时、巩固国家，不难在今日重现。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极尽孝慈，恩威并施，聪慧明达，具备大有作为的资质，警惕勤勉、忧国忧民，心怀不敢安逸的念头。没有一件事不惦念百姓的疾苦，没有一刻不体察百姓的隐情。陛下对于二帝三王的治国之道，也已经钻研得极其精微，可以说是和古代圣主先后媲美，千古同样兴盛了。
可是陛下仍旧因为百姓不安定、经术不昌明、刑罚未搁置，召我们来询问，这就是唐虞时代明目达聪的用意，也是三代圣主挂念百姓的心意啊。
臣等身处民间，亲眼目睹时局艰难，早就想要吐露心声了，何况承蒙陛下圣明询问，怎敢不竭尽一点愚见，作为浅陋的建言呢？
臣听说国家势力的强弱，在于百姓的忧愁和快乐，而不在于财富和军力；王朝政治的兴衰，在于民心的浇薄和淳朴，而不在于刑罚和名分。
古代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整治政事来涵养民气、安定民心。君主虽然身居明堂之上、宫殿之中，可是真心没有一天不惦念民间的疾苦，替百姓谋划。所有关于农耕的安排、田地的制度、蚕桑的事务，都有办法疏通百姓的隐情、引导他们因地制宜。
又建立学校来安置百姓，设立老师儒生来管理他们，亲身践行礼让来带头，统一章程来规范他们，又用诗书来阐明道理，用礼乐来调和性情。
这样之后，当时的百姓，既能上养父母、下育子女而不想做坏事，又能明礼习义而乐于行善。所以百姓犯法的少，官吏的刑具监狱都空着没有用处。这就是唐虞三代的治理，之所以民风淳朴厚重，天下太平安定，人人没有偏邪的心思，风俗达到和乐兴盛的原因。至于刑法搁置不用的治世，是因为为政与教化的方法得当啊。往后到了汉、唐、宋各代，那些君主没有不探求治理百姓的方法的，然而治理的成效往往比不上唐尧、虞舜与夏商周三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致力于用刑罚来约束百姓，却不懂得先施行教化，这就是比不上三代的原因。为什么这么说？百姓做坏事，不能强迫他们不去做，关键在于让他们从心底里不想做；百姓行善事，不能强迫他们一定要做，关键在于让他们乐意去做。能让百姓不想做坏事、乐意行善的原因，是家家户户衣食充足，百姓心中安乐；宣扬廉耻、教导礼让，百姓心性淳朴。如果不懂得这个根本，只依仗刑罚来约束百姓，那么刑罚管不到的地方，百姓的向善之心就会消散，又怎么能期望达到唐虞时代协和教化的美善，企及三代安康兴盛的福祉呢？
恭读皇上的策问，里面说“休养百姓的方法已经推行了很多，可民间依旧不得安宁；训导教化推行了很久，可百姓还没看到革新的气象”。皇上说这番话，实在是百姓的福分啊。如今天下的百姓已经困顿到了极点：有需要奉养的父母妻儿，却无力赡养；有可以安享的田地房屋，却无法保有。百姓颠沛流离、困苦不堪，看不到尽头，这并不是皇上不能减免租税导致的，而是繁琐苛刻的官吏逼迫造成的。朝廷下令减轻赋税的时候，地方上却总有加征赋税的官员；裁汰冗官的政令下达，百姓的负担却没有减轻；减免田租的时节，百姓却没得到免租的实惠；裁减了办事的吏员，百姓却没蒙受恩惠。而东南地区最大的祸害，没有比漕运更严重、更迫切的了。按照每石漕粮五斗损耗的固定制度，国家本不会让百姓有丝毫负担，可如今负责漕运的各级官员，所作所为却大大违背了皇上爱护百姓的心意。蛮横的武官、凶悍的兵卒，把百姓当作鱼肉任意欺凌，克扣勒索、追加的损耗，已经是原定制度的十倍。国家只收两年的赋税，可百姓却要拿出两倍于定额的漕粮。可叹这些百姓，很少有能保全家人、不耗尽家产来应付官吏兵卒勒索的，他们日夜呻吟哀叹，无法保全安稳的生活，又怎么能安居乐业、庆贺新政呢？如果真能严厉惩处贪官污吏，重办蛮横兵卒，让朝廷的诏令一定贯彻到基层，既定的制度一定不轻易更改，那么天下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了。
策问中说“表彰经术的政令虽然恳切，可博学贯通经学的人还很少”，这实在是盛世崇尚文教的深远心意。古代所说的经术，只求能够切合实用罢了。对内探究天道人事的要义，这种学问可以穷究本性、涵养心性；对外洞察国家社会的机宜，这种道术可以造福百姓、辅佐君主。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贤才众多，每个时代都有适配时代的人才。如今却不是这样：朝廷用文章辞藻来考核天下士人，考核的重点只在于明白义理；士人把分章析句当作学问，志向只在于猎取功名。从小学习一部经书，到头发白了都不知道经学有什么用处，难怪天下的读书人拘泥于文字章句，抱残守缺，对于礼乐制度、郊庙祭祀的礼仪，都茫然不知所措。衷心希望皇上能坚持每日开御前经筵，时常讲论经义，开放皇家藏书供士人研习，广泛访求学识渊博的儒者，开设宏博的科举科目，大力兴办地方学校，推行举荐隐逸贤才的制度，那么天下通明经学、砥砺品行的士人，没有不奋起响应的。
策问中说“慎重用刑的心意虽然恳切，可触犯法网的人还是很多”，这是皇上爱惜生灵的心意，日夜都在心中体恤挂念。如今百姓犯法的比比皆是，全部诛杀的话杀也杀不完，全部宽恕的话也宽恕不过来。必须有固定的法律来严守准则，让法令不可轻易更改；必须恩威并用，让刑罚的运用灵活莫测。法令不可更改，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清楚法律不能触犯，百姓的心志就会安定；刑罚灵活莫测，是为了让天下人无法揣测天子赏罚生杀的尺度，百姓就会既敬畏又感恩。这样一来，刑法搁置不用的治世，就在于皇上修养德行、广施恩泽，惠及百姓，矫正苛刻的陋习，废除严苛急迫的法令，放宽法网，精简法令条文，就能实现了。唐虞三代的治世，又有什么难以企及的呢？
即便如此，制定法令的是君主，而代替君主推行治理的是官吏。体恤百姓的诏书屡次下达，可民间的哀号依旧；访求经术的政令虽然恳切，可人才的匮乏依旧；慎用刑罚的旨意天天传达，可牢狱里的囚犯依旧接连不断。难道是皇上的德意还不够周到，教化还不够普及吗？臣认为不是皇上的德意教化不到位，而是各位奉行德意教化的大臣，没有尽到职责。皇上从来没有辜负过百姓，是大臣们实在辜负了皇上。假使大臣们都能秉持廉洁正直的节操，怀抱清白纯正的品格，用爱惜自身的心意去爱戴君主，那么利弊得失就一定能全部洞悉；用经营家业的心思去谋划国事，那么处理事务就一定能周全。把人情面子换成真心相待，把推诿搪塞换成担当责任。虚心地洞察事物的细微变化，踏实地承担本职事务。治理郡县，就一定先安抚体恤百姓，再催收赋税，务必让百姓衣食充足；管理学校，就一定讲求礼让来端正风俗，务必让百姓心志端正；执掌司法，就一定重视百姓性命、摒弃苛刻残酷，务必让判决合乎情理与法度。同僚之间协力同心，兴办有利的事业、革除弊端，为公而忘私，为国而忘家，以此辅佐尧舜一样的君主，让天下步入和乐太平、百姓长寿安康的境地，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吗？
然而臣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宣扬教化的是官吏，而选择官吏的是君主。百姓的利弊只有官吏最清楚，而官吏贤能与否只有君主能明察。既然这样，想要让百姓生活顺遂，只在于谨慎选拔各级官员、奖惩各级官员，传达朝廷的心意罢了。古语说：君主心术端正，贤才就会前来辅佐。那么用人的取舍之间，关键在于皇上秉持诚意、端正本心，从而生出明断的智慧。臣所陈述的这些，愚昧无知，不知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生怕有失职之处。臣恭谨作答。
己亥科 顺治十六年
皇帝制曰：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平定天下，必定要政令与教化都修明，然后天下才能安宁。国家大业兴盛、功绩昭著，实在要依靠辅佐的大臣，所以把各项政务分派给各级官员，让各部门都治理妥善，百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这样昌盛兴隆的治世，是朕十分向往的。朕承受上天的眷顾与任命，统治天下，至今已有十六年。朕所期望的，是群臣共同勤勉处理政务：在朝廷内就责成六卿，在地方上就责成总督、巡抚。选拔任用官员已经十分谨慎，对大臣的倚重也非常深切。可近来看到朝廷内外的大臣，有的心怀私心、谋求私利，有的固执己见、违背正道，遇事推诿以求苟安，有的迂阔疏懒、少有成效，以致各项政务没有处理妥当，百姓生活不能顺遂。古语说：“大臣不守法度，小臣就不会廉洁。”如今想要让大臣端正自身、为下属做表率，真心实意地办理事务，该用什么方法呢？至于太守、县令等各级地方官，直接接触百姓，关系最为密切，安抚百姓、催收赋税，都有专门的职责，怎样才能两者兼顾、不扰民，称得上奉公守法的好官呢？
教化是朝廷的首要事务，刑罚关系到百姓的性命。朕恳切地爱护这些百姓，深深挂念着安抚保护他们。想要端正风俗，那么劝勉与惩戒的事务哪一样该先行？想要达到慎用刑法的治世，那么明察公正的方法是怎样的？你们这些士人经学通明、品行端正，风采出众、为人景仰，施展平生抱负的心愿已经很久了。很快就要为朝廷效力，分掌职务、处理政务，希望你们各自阐发所学，写在文章里，不要隐瞒，不要避讳，直言不讳，朕将亲自阅览。
臣 徐元文
臣对：臣听说帝王统一天下，是要将治理教化推广到无穷无尽的疆域。有统治天下的大权，然后各级部门、所有官员都在确立纲纪、颁布制度的框架内接受任命；有包容守护天下的大德，然后亿万百姓、万事万物都在顺应时势、赐予福祉的恩泽中得以安养。确立纲纪、颁布制度，是天子用来推行政务的方式。美好的政令推行开来，君主就会安适，辅佐大臣就会奋发，所有秉承政令、宣扬教化的地方官员，没有不遵奉君主的治理方略来施政的，天下一致地成就太平伟业，却察觉不到治理的条理从何而来。顺应时势、赐予福祉，是天子用来通达民心的方式。心意相通，朝廷就会端正，民间就会安宁，所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地方举措，没有不体察君主的心意来推行的，天下一致地呈现和睦美好的局面，却看不到政令兴废松紧的痕迹。
所以端正百官的根本在于端正自身，君主代替上天治理天下，往往在恭敬明察、心怀敬畏中取得成效，世间从来没有身处深宫之中，却能贸然要求大臣恭敬辅佐的道理。安定万民的基础在于百官，太平盛世接连而来，终究要依靠辅佐君主、帮助视听的官职，从来没有舍弃百官，却能贸然求得各地安定的道理。想要达到协和天下的治世，在于磨砺治理的方法；想要推广教化的施行，在于慎重施行教化的根本。唐虞三代的盛世，不难再次见到。
敬思皇帝陛下，文教德化远播四方，孝亲之心上通于天。统一天下而广布皇家的慈惠，交趾、越裳等边远之地，都蒙受春天般的恩泽；建树九项功绩来弘扬功业，礼仪完备、音乐齐整，宫廷之中呈现庄严静穆的气象。天生聪慧却不停止咨询商议，践行尧帝的仁道，日益达到崇高辉煌的境界；时刻不忘警戒，廓清大禹的疆域，时时挂念百姓的疾苦。研讨《孝经》《大学》等典籍，把秉持恭敬作为教化成功的根本；斟酌惠农养兵的制度，把安定百姓作为长远的治国谋划。陛下本来已经建立了伟大的治国准则，为百官做出表率，辨明了百官的职守。却仍然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询问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的治道，以及慎用刑法、劝励风俗的关键，这实在是上古盛世明察四方的时代，咨询访求、谋划政事的深厚心意啊。臣虽然愚昧浅陋，怎敢不竭尽愚者千虑的一点所得，来万分之一地符合皇上的询问呢？
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务，不能没有统管，也不能没有分工。正因为由上面统管，所以君主要在求贤上操劳，得到贤人后就能安闲；正因为由下面分工，所以有了善于治理的人，就有了完善的治法。既然这样，协和天下、实现变革的缘由，难道不都在于官吏吗？
恭读策问，里面说“在朝廷内就责成六卿，在地方上就责成总督、巡抚，选拔任用已经十分谨慎，倚重也非常深切”，这本来就是皇上教化治理天下的根本。可皇上还因为各项政务没有处理妥当、百姓生活没有顺遂，日夜操劳思虑，这实在是尧舜一样的心意，和天地一样包容万物。臣认为想要让大臣守法、小臣廉洁，本来就有关键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尊崇体制规矩。君主掌握治理的美名，不必亲自处理具体事务，事务由臣下办理；臣下办理具体事务，不敢占有治理的美名，功绩归于君主。如果只是堆叠各部门的职责，不考核朝廷的法度，让臣下只接受上面既定的法令，那么臣子就会安逸懈怠，君主就会十分辛劳，而倦怠政务之后，即便想要振作，也会开启荒废松弛的开端。细目松弛了，纲领就无法单独树立；廉洁的风气远离了，朝廷的尊严就无法独自维持。不如让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官职，每个官职都遵守对应的法度。而且体制规矩得到尊崇之后，心怀私心、谋求私利的人自然就没有了。
第二个要点，是区分不同情况。急于要求成效，那么谋略就无法发挥作用；用法律条文严格约束，那么才智就无法施展。如果放宽监督考核，慢慢施行奖惩，让臣下在下面保有恩宠与俸禄，事情没发生时静心听取情况，事情发生时协调处理，事情没处理好时不做旁观者，那不如广纳天下的智慧与勇力，共享功名，竭尽天下人的心思，来辅佐国家的谋划？众人的志向得到激励之后，固执己见、违背正道的人自然就没有了。
第三个要点，是考核名实相符。必须下面有可以考核的实际政绩，然后上面才能行使考核的权力。如果下面还没有确定的考核标准，上面就先有了成见，会让贤能的人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不肖的人反而越发滋长不肖的心思，听到的真假更加混淆，行为表象越发诡诈。那不如将国家大计确定下来，把朝廷议事交到最公正的层面上。名与实都得到考核之后，推诿搪塞的情况自然就难以存在了。
第四个要点，是端正好恶的标准。好恶的取向，不在于用高深莫测来震慑天下，而在于让天下人不忍心窥测朝廷的心意。如果轻易动用喜怒赏罚，天下人就会揣测朝廷的心思，让天下人有的开始只希求小的信任，最后演变成大的欺诈。那不如谨慎运用自己的视听，端正自己的心意取向。好恶的标准端正之后，迂阔疏懒的人也能发挥实际作用。
朝廷内臣与地方外臣，本来就是一体；大臣与小臣，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极其公正、极其明察，才能把握好这些要点。而皇上聪慧圣明是天生的，用极致的明察推行极致的公正。谨慎选择宰相、九卿来倡导百官各司其职，再加上杜绝结党营私、粉饰太平的风气，兴起实心办事的风气，又有谁会不努力行善，来实现最好的治理呢？
即便如此，考察身边的近臣容易，考察远方的地方官很难，这一点尤其需要皇上多加留意。郡守、县令，和百姓最为亲近，而监察督促他们的官员却很多。即便监察的官员不一定都出于私心苛刻约束，可每个人的学问见识不可能都相同，这边认为对的，那边就认为错，同一个官员，甚至贤与不肖的评判截然不同。真正尽职尽责的人，有的不能获得显耀的荣誉；而柔弱奸佞、曲意迎合的人，有的反而能被上级知晓。
汉代的任延说过：“忠臣不谋私利，谋私的臣子不忠诚。一味讨好上级，保全自己的名誉，是忠臣所不屑做的。”衷心希望皇上能深知地方守令的难处，多加考察探访，慰劳体恤他们，让他们能安心施展才干，没有被干扰牵制的忧患；让他们在任时间长久一些，不要施政还没走上正轨，就很快被调任替换。对于政绩特别优异的，应该仿照汉代增加俸禄、赏赐黄金的先例，这样基层官吏就能施展他们的长处，吏治的成效就可以期待了。
至于策问中所说的，想要端正风俗，想要达到慎用刑法的治世，臣认为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事务，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地方官的专门职责。为什么呢？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见到天子，从而一起向善，百姓无不以地方官的贤能与否作为自己行事的参照。
古代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他们的道德品行、学问道义都足以做百姓的表率，穿戴衣冠、发布号令，无不是教化；巡视农桑、处理民事，无不是教化。所以董仲舒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表率。”明白表率的职责，就是用来教百姓礼义，砥砺品行节操，努力建功立业，不只是让他们处理文书、办理财政、审理案件而已。
如今却只把财政赋税的任务压给守令，他们正急切地忙着催收赋税都忙不过来，从来没有把教化当作重要事务。虽然主管教育的官员在学校里甄别士子，地方官在乡里举办乡饮酒礼、射礼，也只是徒有形式罢了。想要做到用正道教化百姓，树立良好的风气，没有途径实现，又怎能指望民俗发生大的转变呢？
实在不如把教化的事务交给地方亲民官，再由主管教育的官员统一统领。颁布五礼的典籍，申明三纲的道义，仿照周代乡里党正、里长的制度，建立乡间学校，聘请贤能的人，教育民间的子弟。地方官勤勉地修养自身，勤勉地治理百姓，召集郡县的百姓，宣布晓谕皇上用道德引导百姓的深远心意，让百姓清楚地知道王政的优先方向，从而各自爱惜自身。
之后定期召见乡学的负责人，考核他们的得失，明确地施行奖惩。汉代韩延寿改变强悍的风俗，仇览感化悖逆的百姓，难道是换了人才能做到吗？这样之后，仁义逐渐浸润影响百姓，百姓都显明尊亲的道义，再严明刑罚、整饬法令来端正他们，谨慎处理各种案件来对待他们。百姓畏惧犯罪的心思产生了，乐于向善的心思也就稳固了，即便有各种刑具，也没有使用的地方。刑罚不追求搁置却自然搁置，牢狱不追求谨慎却自然谨慎。公正平坦的王道，又有什么风俗不能回归淳朴古风呢？
不过臣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群臣代替君主推行治理，君主选择人才共同治理天下，总归都以端正自身、端正万物为宗旨。这就在于皇上体会“用人依据自身准则，取才依据自身修养”的道理，积累明察、强化根本来处理政务罢了。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生怕有失职之处。恭谨作答。
辛丑科 顺治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认为帝王治理平定天下，开创基业与守成治理，这两种治国之道同样重要。创建基业十分艰难，继承事业也不容易。必定要政治修明，百姓安定顺遂，文教德化广布，武功能够成就，才可以恭敬地继承祖先的谋划，达到盛世的治理。朕在年幼之时，就继承了大业，追念太祖、太宗开创了宏大的基业；到了世祖章皇帝，平定了天下，已经实现了治世安定、功业成就，留下了显赫的谋略与功绩。如今朕想要继承祖宗的事业，要怎么做才能让天下安定呢？
考察治国的方法，首要的是典章制度。如今法度纲纪虽然已经彰明，然而变革增减，难道没有顺应时势调整的地方吗？怎样斟酌制定规章，作为万代的规范？内阁与六部的官员，怎样区分他们政绩的优劣？怎样用奖惩来激励整顿，从而安定民生？风俗的淳厚与浇薄，源于人心的正邪，怎样让百姓变得朴实诚恳，来厚植教化？至于平定四方，依靠武将的力量，然而必须奖赏分明、惩罚得当，然后才能激励有功的将士。所有军队中的功过，应该怎样清楚评定，来彰显劝勉与惩戒？
你们这些士人平时积累深厚，希望各自阐发所学，不要空泛，不要隐瞒，详细地写在文章里，用来辅助新政的治理。
臣 马世俊
臣对：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在全盛的时代，就要建立稳固不可动摇的长远方略，如果秉持平庸浅陋的言论来振奋豪杰之心，那么治国之道就无从谈起。昔日唐太宗和房玄龄、杜如晦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说：“和我一起夺取天下的人，懂得创业的艰难；和我一起安定天下的人，懂得守成的艰难。”《周书》说：“往昔的远大谋略，是在天下未乱的时候就做好治理，在国家未危的时候就做好保全。”如今天下正是兼具开创与守成的盛世，同时又保持着对危乱的防备。人才不能说不众多，却没有用尽选取人才的方法；吏治不能说不整肃，却没有用尽管理官吏的方法；惩治贪污不能说不严厉，却没有用尽制止贪污的办法；社会风气也几经变化，却没有用尽澄清风俗的谋划；兵制也已经很完善了，却没有用尽消弭兵患的关键。所以有人说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太平，就可以安享无事，这都是平庸之人的论调。
臣曾观察自古以来的全盛时代，是很难多次遇到的，而往往弊病潜藏的地方，就潜藏在全盛之中。臣又曾阅读贾谊的策论、陆贽的奏议、苏轼的对策，他们都能列举一代的治理，判断为什么能治理好，为什么会动乱，为什么能治理而不乱，为什么动乱后又能恢复治理。大概一代的治世，必定有一代的人才来相应和。臣有这样的志向，想要陈述很久了，如今正当进献对策的开端，怎敢歪曲自己的学识呢？
敬思皇帝陛下，承受天命，如同紫微星象端正，顺应时运而兴起。国运肇兴，堪比周文王的时代，何止传承四百年？歌颂君主的风采，实在依靠启用贤才，又比前代更加昭明。秉持元道治理天下，正朔制度完备，可与华夏历代王朝相比，何止传承三十世？严明的刑法，都被称颂为圣明。后代能克服艰难，在年幼时就具备敦厚的品质，辅佐大臣各尽其职，人才济济，呈现出安守正道、辅佐正直的美好局面；得到贤人就无人能比，登基之初就树立宏大的规制，有辅佐的大臣，有各司的官员，有条不紊地形成了无为而治、极为公正的典范。如今又召见我们这些士人，询问治国的言论，难道不是天下已经安和却更追求治理，已经安定却更追求安定吗？
《礼记》说：“周文王凭文德治理天下，周武王凭武功平定天下。”《汉书》说：“功业没有比开国更高的，德行没有比文教更重的。”周代的典章制度先重文教，汉代的兴盛先凭武功。我朝文武并用，从而取得天下。太祖皇帝开创基业、奠定国运，太宗皇帝积累功业与仁德；到了世祖章皇帝，凭着沉着坚毅的气度，加上明察决断的见识，凭着宽宏的度量，加上英武的才能，一年平定兖豫地区，一年攻下江淮地区，一年安定荆楚地区，一年收复巴蜀地区。没几年，五岭地区闻风而降，云南地区俯首称臣，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天下的文武大臣，没有不愿意用尽智慧与忠诚来效力的，人才也已经聚集到朝廷了，可臣偏说没有用尽选取人才的方法，是为什么呢？
古代人才得到任用之后，还常有未被任用的人才留在已任用者之外，所以《尚书》说“有三宅，有三俊”，指各级官员的选拔任用。《诗经》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如今天下的山野川泽之中，那些卓然能担当公卿辅佐重任的人才，又有谁呢？随意地选拔，随意地任用，随意地委以职务，选拔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被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选中，任职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担任这个职务。需要军事人才就找军事人才，需要司法人才就找司法人才，需要财政人才就找财政人才。古代的圣人，一个人只负责一件事，如今却让一个人兼任数职还绰绰有余；古代的圣贤，终身不调换官职，如今却一下子就任多职也不觉得不够。这也是情理中难以让人信服的。
如今就算不必采用九品中正、四科取士的制度，可州郡的察举、将帅的征辟，似乎也不可缺少。至于靠抽签来任命官员，按资历来升迁，贤能和愚笨的人同等对待，茫然没有依据；那些考核后再授官、衡量后再任用的做法，难道就不能稍微保留一点吗？
衡量人才没有比考核官吏更首要的，可臣说没有用尽管理官吏的方法，是为什么呢？古代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没有比郡守更重要的，还有公卿级别的大臣出任郡守的，唐代的宰相出京担任刺史，李吉甫、常衮都是这样。至于县令，更是直接接触百姓，不能不慎重选择。如今的郡县官员，大多像住旅店一样频繁调动，和民情完全隔膜。监察的官员，一个眼神都有威势，他们举荐的未必是贤才，检举的未必是不肖之人。那些奔走拜见勤快的，就被认为有才干；那些应对言辞敏捷的，就被认为是机敏。
那不如专门加重郡县官员的职责，地方上由总督、巡抚督责完成任务，朝廷内由吏部考核政绩，沿用唐虞时代三年考核一次、决定升降的制度。那些监察官员的举荐与检举，不也就有了依据吗？况且如今天下可以淘汰的官员也很多了，情势上不能全部淘汰，是担心庸人没有地方安置。不担心人才不能被发现，反而担心庸人没有地方安置，这是从来就有的积弊。
就拿如今考核官吏来说，没有比惩治贪污更急迫的了，可臣说没有用尽制止贪污的办法，又是为什么呢？大凡人沉溺于财物不能自拔，大多是被置办家产、照顾妻儿的念头迷惑了内心。所以从前住狭小茅屋的人，如今住上了豪华宅第；从前穿粗布衣衫的人，如今身边簇拥着姬妾美女；从前连半顷田地都没有的人，如今田地连片。追问这些财物从哪里来，不贪污怎么能得到呢？
如果能稍微限制官员的田地、住宅、侍妾的数量，订立相应的规制，使有所约束；一旦逾越禁令，就以作奸犯科、不敬朝廷的罪名论处。那些就算私下积攒了如山的财物，却要背负贪污的无耻名声，就算是愚笨的人，也一定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可笑了。
臣曾见过败坏风俗的事，必定是从士大夫阶层开始的，然后愚昧的百姓跟着效仿，这就是臣所说的澄清风俗的谋划还有未尽之处的原因。巫蛊之风、奢靡之风，只要沾染上一样，家庭必定败亡。如今的士大夫，大多做奢靡无益的事，煽动迷惑愚昧的百姓，然后歌舞的装扮、华丽的车马船只、各类杂技游侠、精巧的工艺玩物，无所不至。更严重的是，富人必定有办法求取权贵，权贵必定有办法谋取财富，那么圣人节制富贵的权力，又该用到哪里去呢？
如今富人想要买官，已经有严厉的责罚来禁止；可权贵必定会致富，却习以为常、理所当然。像这样想要风俗淳朴敦厚，教化兴起，是不可能的。
况且天下的事务，有的可以通过教化改变，有的不能：太平无事时依靠文教，发生战乱时依靠武功。如今武将的功绩，可以说都建立了，可臣偏说用兵虽然精整，却没有用尽消弭兵患的关键，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处在今天，想要像古代那样实行兵农合一的制度，废除军事编制，把兵器藏在民间，那实在是迂腐了。然而必须让士兵和百姓互相熟悉，百姓和士兵关系和睦，一旦有战事，别说士兵勇于作战，百姓也会有各自守护田地房屋的心意，这就是不战而胜的道理。
如今却是士兵轻视百姓，百姓畏惧士兵，一旦有战事，百姓只顾自己，士兵只顾自己，天下从来没有百姓自顾自、士兵自顾自，却能长治久安的。宋太祖注重赏罚，平定后蜀的战役，奖赏曹彬，惩罚王全斌，也就是奖赏他们能和百姓相安无事，惩罚他们侵扰百姓罢了。军队中的功过，就用这个标准来评定就可以了。
以上这些，都是臣所说的在天下已经安定时，要急切地建立稳固长远方略的内容。即便如此，治理天下有根本，没有抓住根本去治理，就没有治理不好的。所说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策问中提到的纪纲法度。
司马相如说：“教化法度简易，是易简的境界；恩泽深厚广大，是易礼的表现；传承统绪顺畅，是易则的体现；法令制度严明，是易继的保障。”臣曾取历代的典章制度来考察，其中可以变革增减的，不过是崇尚质朴还是文华的不同，不过是制度规格增减的不同，不过是政令宽严运用的不同。至于纪纲法度本身，是不可以随意变革增减的。
纪纲法度整肃，吏治就会清明，民俗就会淳厚，文教德化因此广布，武功功业因此显赫，开创基业有根基，守护天下也有依托。纪纲法度混乱，吏治就会败坏，民俗就会浇薄，文教德化会因懈怠而损伤，武功功业会因争斗而丧失，开创的基业不能传给后代，守成的事业也不能继承前人。所以说，纪纲法度是不可以随意变革增减的。
我朝的典章制度，既简便又精密周详，既严明又不苛刻，似乎已经没有可以增补的了。可臣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唐代贞观年间，天子问山东和关中的风气差异，大臣回答说：“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不应该在天下人面前显出亲疏差异。”裴度平定蔡州之后，就任用蔡州人做自己的亲兵，说：“蔡州人就是我们自己人。”
如今天下远近归心，车同轨、书同文，天下统一，却还分满人、汉人的名目，恐怕也不是全盛时代该有的现象。如果能完全消除满汉的界限，选拔的官员都纯洁忠诚、同心协力来实现最好的治理，那么文臣都会是皋陶、伯益一样的人才，武将都会是方叔、召虎一样的干才。必将见到江南平息海上的战事，北方停止边境的兵戈，就算是达到唐虞三代的盛世，又有什么难的呢？
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生怕有失职之处。臣恭谨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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