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科廷试状元策(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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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科 万历三十五年

皇帝策问说:朕认为帝王执掌上天的枢纽,确立人间的准则,必须让天下人遵循同一条正道,而后天下人心才能统一。《尚书》说“君主建立中正的准则,以此普遍赐福给天下百姓”。所谓“极”(准则),是圣人用来确定天下的发展方向、统一天下人心的东西。然而那些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君主自然会惦念他们;而那些行为不符合准则、却也没有陷入罪责的人,也同样赐予他们福泽,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王道就像大路一样,只要朝着它走,即便走的方式不同,都能接近天子的光辉吗?后世不遵循这个中正准则,于是就出现了歧路;有了歧路,人心就会分化;人心分化,人们就只顾保全自身,官员不肯担当职事,国家就会遭受损害。既然如此,那么皇极(中正准则)难道可以不推行吗?考察典籍记载,有人说君臣本为一体,怎么可以只看重表面形迹;有人说百官各尽其职,那么万事就会井然有序;有人说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只要处置得当,就和全才没有差别。这些说法对皇极的主旨有没有所阐发呢?

我朝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传下帝统,为后世立下教化的准则。他曾告谕朝廷大臣说:“天下没有难以治理的事,只要君臣同心同德、同心同虑,那么百姓的各种事务,很少有不顺利的。”又告谕说:“做官的人职位高低不同,关键是都要各尽其职罢了。从前范文正公每天所做的事,必定要求和自己所受的俸禄相称,如果有没做到的,第二天一定要补上。贤人对国家尽心到这种地步,朝廷怎么会有荒废的事务呢?”真是光辉伟大啊,这正是建立准则、赐福万民的宏谋远略。

朕日夜恭敬地践行皇极之道,不敢懈怠安逸,也希望各位在职官员同心协力,急公家之所急、忘却个人私利,来匡正朕做得不够的地方。然而近来人们多怀有猜忌二心,办事大多因循守旧,法度纲纪日渐松弛,社会风气日渐浮薄,本职事务日渐荒废,议论纷争日渐繁多。难道是只顾保全自身的想法多了,而愿意为国家出力的人少了吗?朕对此深感忧虑。

百姓都是朕的子民,国事都是大家的事,振兴事业、兴办事务,不靠众人又靠谁呢?关键在于人人各尽其职,那么官员就不会偏离准则;共同勤勉办理公务,那么人心就不会三心二意。就像治理家庭,耕田的、织布的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家业就能兴旺。治理天下的要领也不外乎此。如果不是这样,恐怕是赐下准则、推行皇极的责任还没有尽到吧?

如今朕想要和公卿百官一起,同心协力,只讲共识不存分歧,没有猜忌嫌隙,没有门户之见,没有界限隔阂;好恶都出于公正,只办实事不发空论,最终使上能赐福于民,下能坚守准则,差不多能实现坦荡平正的治国之道,应当怎么做才行呢?各位读书人应当阐扬正确的见解,不要避讳、不要掩饰,朕将亲自阅览。

臣黄仕俊回答:臣听说帝王在朝堂之上建立中正准则,将准则推行赐予天下,必定要有无私之心,以公心对待天下,而后才能让百官相互勉励,成就奋发有为、光明盛大的功业;必定要有专一不二之心,以诚信治理天下,而后才能让君臣同心同德、彼此信任,收获和乐恭敬、太平美好的治绩。

为什么呢?君主的心容易偏私,只有将心志倾注在机要大政之中,彰显在发号施令之上,让大小官员各尽其用,朝廷内外都能施展才能,掌握率先垂范、考核成效的方法,将天下贤才安置在合适的职位上,这才叫做“公”。君主的心有时会萌生二意,只有将诚意蕴含在深沉的思虑之中,贯通在朝堂君臣之间,让上下不仅心意不相背离,始终保持契合,并且拿出真挚恳切的心意,来鼓励天下当官的人有所作为,这才叫做“信”。

公正是凭借诚信来运行的,那么把职责交付给臣下,臣下担当职事,就不会因为自我操劳而损害关键政务的大体,不会因为自以为贤能而空设主管事务的机构。因此人事与政务都能得到及时治理,贤明的君主与忠良的大臣相辅相成,四海之内都呈现出功业成就的景象。诚信是公正的根本,那么表面的隔阂就会消融、精神就会凝聚,不会因为猜忌产生疏远的嫌隙,不会因为拘束束缚破坏精诚专一的实效。因此上天的恩泽与君主的心意相互贯通,上有举措、下能配合,满朝都享有君臣和谐相交的福分。

自古以来清明兴盛的时代,君主不独断专行,而是深切体谅臣下恭敬进言的忠心,务求让他们竭尽才能;所以臣下也不谋私利,而是仰承君主推心置腹的厚爱,必定要共同辅佐实现太平盛世。在那样的时代,远近没有不蒙受恩德的,朝廷内外风气一致,上能赐福万民,下能坚守准则,让天下步入坦荡平正的道路,必定是由此而来的。

想来皇帝陛下,天资非凡,精神凝聚在中正平和、化育万物的治国方略之中;至高的德行自然天成,包容了仁义礼智的全部内涵。恭敬地敬畏上天的儆戒,日暮时分还时常勤于反省自身;深切地体恤百姓的艰难,广泛地推行减免赋税、赈济灾民的恩泽。尊崇徽号,孝亲敬祖的思想成为准则,远超古代问安视膳的美好规范;确立太子,自身率先垂范,永远留下造福后世的美好法度。

宽厚仁爱的德行,从东到西遍及各地,所到之处人们都感念和乐醇厚的教化;英武威严的气势,声势显赫、威灵远播,人人都心生敬畏,政令风行雷厉。确实是建立了中正的准则,赐福于亿万百姓,直接让百官万民都成为蒙受清平安乐福泽的人,民间都能看到和乐太平的盛世景象。

然而圣上并不自满于圣明,特意召臣等进入朝廷,亲自下旨询问,提出帝王执掌枢纽、确立准则的道理,以及国家设官任职的规矩,广泛考察君臣相互辅佐的训诫,上溯皇祖君臣共修治国的方略,务求询问其中的要领。虽然时世太平丰足,却常以整顿纲纪来警醒内心;身处安宁治世,却仍以谋求治理、选贤任能来忧思国事。臣仰观圣上的心意,即便是尧帝的兢兢业业、舜帝的勤勤恳恳,又怎能超过呢?臣只是隐居乡野的草民,私下怀有向往忠心的心意,怎敢不倾尽肺腑之言来回答呢?

臣认为君主执掌皇极准则来治理万民,就像上天运行北斗星枢来化育万物一样。上天有掌管四季、五行的官员,来助力生长繁育的事,分布收敛蓄藏的事,推行生生不息的大化,在天地之间彰显弘扬;上天又有静默深远的精气、运行不止的天命,来默默运化生长繁育的事,暗中贯通收敛蓄藏的事,而沉静玄妙的本真元气,每日都融会在日照雨润的万象之中。

上天的宏大化育有所依托,上天不自行其是,所以它的本体极为公正而不劳顿;上天的本真元气有恒定的流向,上天不三心二意,所以它的规律极为诚信而不变易。君主也不过是效法上天罢了。

效法上天的公正之心来任用人才,那么日理万机之时,君主下达政令,靠臣下来推行落实;无论是兴办还是革除的事务,君主谋划好,靠臣下来协助完成,必定不会有事务堆积、废弛搁置的忧患。效法上天的诚信之心来任用臣下,那么同心同体的忠诚就能将君臣联结起来,奋不顾身、毫不懈怠的情谊就能融洽彼此,也就不会有相互牵制、抵触不合的祸患。

所以天下都归向君主一人确立的准则,都趋向坦荡平正的风气,人们共同走在同一条正道上,世人就会团结成一条心,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考察典籍中的记载,说“君主建立中正的准则,以此普遍赐福给天下百姓”,那么所谓准则,就是圣人用来确定天下的方向、统一天下人心的东西。那些有才能、有作为的人,本来就在君主的惦念之中;而那些行为还没完全符合准则的人,也可以通过训导让他们接近天子的光辉。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确实是他们的罪过,但那些没有陷入罪责的人,也可以接纳他们归入皇极准则的范围之内。

践行羞耻之心,国家就会昌盛;遵循道义,众人就会顺从。有什么准则不能坚守,又有什么福泽不能广布呢?

渐渐偏离了准则,就会走向偏颇;不遵循皇极,就会产生歧路;歧路纷纷出现,人心就会分化。人心一旦分化,只顾保全自身的想法就会加重,担当国事的念头就会减轻,国家就会遭受损害,又该由谁来承担这份忧患呢?

君臣本为一体、没有二心,这种关系怎么容许强行区分表面形迹?百官各尽其职,才能让万事井然有序。如果处理事务确实合乎时机事宜,那么中等才能的人也能发挥出全才的作用,这对于皇极的主旨来说,差不多是相互阐发的。关键只在于用公心来托付天下,用诚信来取信天下,这就是君主建立皇极准则的根本所在。

我朝太祖高皇帝,驱逐蒙元,一扫中原的夷狄污秽,开创华夏基业,重新显现礼乐典章的兴盛。国家法度整肃,天下回归淳朴。他留下训谕告诫群臣,为后世立下教化准则,说:“君臣本为一体,只要同心同德、同心同虑,那么百姓的各种事务很少有不顺利的。”又说:“官员无论职位大小都要恪尽职守,只求所做的事与所受的俸禄相称,那么尽心为国家效力,朝廷怎么会有荒废的事务呢?”

伟大啊,君王的这番话,真是光辉闪耀的建立准则、赐福万民的宏谋远略。所以那个时候,顺应天地之道来彰显朝堂法度,贤能之士遍布各级职位,这是极大的公正;沟通天地之意来联结上下关系,尊卑贵贱都凝聚成一条心,这是极大的诚信。留给后世历朝历代赐福万民的福泽,开启千秋万代坚守准则的吉庆,难道是没有缘由的吗?

到了我朝皇上,继承宏大的帝业,精心治理太平天下,至今已有三十五年。日夜恭敬地践行皇极之道,为百官做出表率,本来就应该在职的官员同心效力,做官的人急公忘私,来辅佐清明的治国之政。

可是为什么近来人们多萌生二心,办事多有因循守旧的弊端,法度纲纪看不到整肃,社会风气却日渐浮薄,本职事务渐渐荒废,议论纷争纷纷兴起?难道不是因为自私自利、只求保全自身的人多了,而愿意为国家出力的人少了吗?这也难怪圣上殷切地询问此事。

臣认为天下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治理家庭的人,耕田的出力劳作,织布的勤勉做工,各司其职而不混乱,日常用度的需求,不私占一尺一缕,共同谋划家业以求成功,所以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有所依靠。治理天下也是这个道理。

心腹大臣竭尽忠诚来匡正朝政,辅佐重臣尽心竭力来襄助国事。谁负责督察统领,务求端正纲纪的界限?谁负责纠正过失,必定严守不欺瞒的节操?安抚百姓就要像鸿雁哀鸣那样体恤民间疾苦,将赋税转化为民生保障;抵御寇盗就要铲除潜藏的盗贼,加固边防的屏障。

人人都有职责并且人人都尽到职责,这样官员就不会偏离准则;大家共同承担责任并且共同办理,这样人心就不会三心二意。官员不偏离准则,就会有清晰明确的施政条理;人心不三心二意,就会毅然竭尽忠诚的心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减少空泛议论、整肃官场规范,用这样的方式来扭转浮薄风气、整治懈怠玩忽,哪一样不是群臣的责任?而总而言之,最终都要归向君主的皇极准则罢了。

臣恭敬地读了圣上的策问,说想要同心协力,寻求赐福万民、坚守准则的方法,以求接近坦荡平正的治国之道,那么除了“公”与“信”这两个字,还能贡献什么微小的力量呢?

所谓准则,是君主建立之后推行给群臣百姓的;所谓人心,是准则汇聚、掌握在方寸之间的东西。内心拘泥于私利,那么任用官员就不再根据才能,准则也就会偏颇;内心掺杂了虚伪,那么自己有二心就会带动别人也有二心,准则也就无法统一。

只有在独处时保持沉静,来涤除自私虚伪的萌芽;在心意中秉持真诚,来执掌公正诚信的要义。做到公正,就没有什么不公正的了,不只是朝堂上没有谋私的人,国库中没有私藏的财物,恩宠不偏向私交,威罚不针对私怨,就算是个人的独到见解,也全都拿出来和天下人共享。做到诚信,就没有什么不可信的了,不只是不会多疑困惑,不会苛责查问,可疑的事不推行,不一致的命令不发布。

用这样的方式向天下彰显诚信,那么本来就没有二心,又怎么会有离心离德的事呢?君主的精神与上天凝合,就像四季运行一样没有差错。所有这些百官群臣,仰承圣上的美德,又怎么会不同心协力办理王事、忘却小家来襄助国家大业呢?

不仁的人被疏远,谁不是蒙受福泽的人?共同走在大道之上,哪有什么邪僻歪路?坦荡平正的治国之道,天下臣民无不欣然遵循。不止息的美好声誉,无穷无尽的福庆,我朝皇上正可以凭借建立皇极的圣躬安然享有。天下万分幸运,臣也万分幸运。臣是乡野微贱的读书人,不避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不胜惶恐敬畏之至。臣谨此作答。


庚戌科 万历三十八年

皇帝策问说:朕认为帝王实现天下大治,关键在于识别人才,权力在于发布政令。而众人考察官员的方法,不就是“让他们陈述言论来考察才干,用实际功绩来明确检验”吗?言论本来就不能不辨别清楚吧?

至于发布政令,有人称它为“丝纶”(指帝王诏命),有人把它比作“涣汗”(指诏令一出就不能收回),有人说应当坚如金石、信如四季,政令本来就如此重要吗?

唐虞三代的盛世,言论必定务求实效,政令一经颁布就坚决执行,境界高远不可及。就算是汉唐以后的君主,也有能综合考核名实、实现中兴的,诏书一下达,骄横的将领、凶悍的士卒没有不敬畏服从的,这难道是没有遵循什么方法就能做到的吗?

我朝太祖高皇帝,重新缔造天下,圣明可比日月,威严如雷霆。臣下每次有陈奏,实情虚伪立刻就能决断,四海内外,都恭敬谨慎地奉行法令。圣明的功业、神妙的谋略,光辉照耀万代,二百多年的太平治世,一直都依靠它,能够发扬光大这份盛业吗?

朕登基初年,法度纲纪整肃,恩德旨意广泛传布,浮夸荒诞的言论很少听到,奉命宣旨的官员大多称职,这也是仰仗皇祖留下的功业余威。

近来人心浮躁争竞,议论纷纷成风,同一个人却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同一件事却一会儿可行一会儿不可,各派相互争执,好坏善恶难辨,官府的奏章公文,多得看不过来。议论混淆的弊端,到今天已经到了极点。

至于官吏治理、边防事务、士林风气、文章体制,这些关乎治理教化的事,朕都三令五申,期望能整顿刷新,可是地方官员的贪婪残暴、边疆防务的废弛破坏、士人的嚣张放纵、文章的怪异荒诞,都一天比一天严重。虽然有明确的诏令,却都被当作耳旁风。诏令废弛搁置的弊端,也到今天达到了极点。

这其中的缘故究竟在哪里呢?汉代人说“四种祸患应当摒弃”,就是虚伪、自私、奢侈、放纵。宋代人说“国家的诏令制度,繁琐而不讲信用,轻易而不被遵从,在上的君主失去威严,在下的百姓遭受损害”。用今天的情况来验证,是相同还是不同呢?

古书上不是说吗:“君臣同心,治理教化才能成功。”如今上面想要精简事务,下面却更加繁琐;上面想要推行政令,下面却更加抵触,怎么能同心同德呢?深思其中的过失,难道是朕的洞察决断不够精准,率先垂范、考核成效的方法不得当吗?还是臣下们自恃才能、嫉妒倾轧、结党攻伐,思虑不放在公事上,苟且懈怠、因循守旧,难以迅速挽回呢?

难道不是说“同样的言论能被信任,是因为信任在言论之前就已建立;同样的政令能被推行,是因为诚意在政令之外就已存在”,君臣上下之间,本来就有暗中契合、默相意会的地方,而不在于法令条文的细枝末节吗?

各位读书人带着治国方略而来,亲眼目睹了当下的弊端,对于减少议论、确定威权、重视政令、尊崇君道这些事,一定有自己的谋划。请明确地写在策文里,朕将采纳施行。

臣韩敬回答:臣听说帝王统一天下的道义与法度,必定要有诚挚深厚、昭示天下的典范,而后天下贤才共同趋赴,都归入坦荡平正的轨道,王道才能彰显;必定要有诚挚深厚、凝聚天下的精神,而后百官勉力辅佐,在纲纪法度之中奋发有为,王政才能兴办。

什么叫做王道?不偏私、不结党,静穆地在神圣精微的思虑中独自运行,而天下没有人不往来在这条大道之上,所以称之为“道”。什么叫做王政?有大纲、有细目,井然有序地分布在朝堂百官的奉行之中,而天下没有一件事不被治国的宏略所统摄,所以称之为“政”。

道用来主宰政,道纯粹那么政就没有弊病;政用来彰显道,政兴办那么道就更加光明。制度规模既足以昭示后世,精神气魄更足以凝聚人心。所以治理天下就像治理一个人的身体,耳目手足都清晰地顺应心志,能充分发挥视听行动的作用;处理天下的事就像一个人自己做事,耳目手足都恭谨地全心服从心志,不会有遗漏在视听行动之外的地方。

所以不必烦劳告诫约束,群臣百姓就没有尔虞我诈的风气;不必费心考核文书,日理万机就不会有疏忽近事、遗忘远务的弊端。自古以来政治清明的时代,君主推心置腹信任他人而不猜忌,得到贤才委任职事而不劳顿。

事业的成就,岁月流转都不变更,贤君良臣共同成就任用得人的福泽;人心的和睦,就像音律相互协调,众多人才共同成就凝聚功业的实效。用的就是这样的道,行的就是这样的政。

如果因为猜忌就厌弃他人,那么王道就不能宽广;因为轻慢他人就使事务繁琐,那么王政就不能兴办。就算侥幸没有过失,也不过是小康安乐罢了,哪里是王者一统天下的道理呢?

想来皇帝陛下,圣明文雅、安详沉稳,恭敬光明、端静肃穆。深厚的仁爱惠及世代,中原与四夷内外,没有不尊敬亲近的;盛大的功业堪比上天,从南北到东西,没有不心悦诚服的。

在郊坛步行祈祷,不只是撤去乐舞、减少膳食来做表面文章;在书斋题写箴言,一心只为陶冶心性、涵养品德来预先端正美好的风范。

秉持谨慎之心安抚太平盛世,垂衣拱手、端坐帝位,安然享有三十八年的太平;平定大奸大恶来度过艰难时期,息鼓藏弓、不动刀兵,安坐而运筹百万里的胜局。

太子确立,基业有了传承,只求万事都公正无失,留给后世子孙;圣上尊崇,拥有至高的德行与精妙的治国之道,来安顺天下。

建立五种中正准则来赐福万民,那么雅乐和鸣、教化兴盛,所有结党营私的行为,都会像冰雪一样消融;奉行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三种无私来承奉天道,那么文臣安逸、武将和乐,所有生灵百姓,都像被天地包容一样蒙受恩泽。

然而圣上仍然召臣等进入朝廷,拿政令长期玩忽、朝堂隐伏忧患这些当今的紧急事务来策问。臣虽然鄙陋无知,但就像杞人忧天、漆室女忧国一样,心怀忠君报国的心意已经很久了,怎敢不竭尽心力来回答呢?

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就像天地相交吗?在天下开创太平的时候,君臣共同奠定一代的宏图大业;在天下保持太平的时候,君臣共同谋划万世的长久之策。相互助益、相得益彰,多么美好啊!

然而贤良的辅佐大臣、忠义的臣子,是千年难遇的。不是相遇很难,而是君臣一心很难;不是一心很难,而是同德很难。

君主身着衮龙冕旒去接近群臣百官,俯身推心置腹,会不胜其烦;臣子跪在青蒲席上叩击宫门进谏,像草野之人弥补君王的过失,会不胜其难。这就是“一心”之所以难的原因。

阳燧对着太阳就会生火,阴燧对着月亮就会凝水,猛虎呼啸山谷就会生风,蛟龙飞起祥云就会聚集,君臣关系也是如此。有时不用媒介就自然亲近,有时相互隔阂就越来越疏远,这就是“一德”之所以难的原因。

《周易》解释泰卦说:“上下相交而心志相同。”“泰”的意思就是通畅。后来的君主以裁断成就、辅佐治理为职事,把臣民当作自身的一部分,把天下当作家庭来看待。

身体的血脉不流通,那么四肢百骸、血脉经络,必定会有郁结阻滞的病患;郁结阻滞不止,最终还会转移到心腹要害。家庭的情谊不和睦,那么奴仆仆从、兵士差役,必定会有涣散离心的隐患;涣散到了极点,最终还会影响到一家之主。

君主圣明、臣子正直,就算稍有隔阂,危害也小;可如果有人借着隔阂来做手脚、谋求私利,危害就巨大了。京城与地方,就算公文稍有不同,嫌隙也浅;可如果有人借着差异来混淆是非、党同伐异,祸患就深重了。

为什么呢?君主轻易地拉开深宫的距离,又厌恶众臣的纷纷议论,那么形势就会隔阂,诚意无法流通,久而久之就会又猜疑又畏惧,原本刚健的心态就会变得孤立。臣下轻易地上奏万言来轻慢君上,又把君主的听闻当作高高在上的摆设,那么下情就会郁积,职事全都荒废,久而久之君主就会又厌烦又猜忌,原本郁积的下情就会变成君臣背离。

臣读《周易》,从中体会到圣人的深意。乾在上、坤在下,看似刚好符合天覆地载的常态,却称之为“否”(闭塞不通);而君主降尊、臣下进言,看似交换了尊卑的身份,却称之为“谦”(谦逊通达)。

可见君臣上下不能相交,都是因为心意德行不一致。正因为同德,所以才能一心;正因为一心,所以才能一体。世上哪有想要太平却不相交,想要相交却隔阂猜忌、三心二意,却能共同成就太平盛世的呢?

陆贽说过:“做君主的没有不追求天下大治的,做臣子的没有不愿意尽忠的,却常常苦于君臣两情不通;下情没有不愿意上达的,上情没有不愿意下知的,却常常苦于各种弊病不能去除。去除弊病来沟通情意,融洽情意来谋求治理。”这真是君臣关系万世不变的借鉴啊。

想来我朝太祖高皇帝,聪慧是上天授予的,仁爱智慧是天性生成的。开启了混沌蒙昧的时代,联结了朝堂内外的君臣情分。创业初期,就征召濂洛学派的各位名儒,商讨王霸之道,探究兴亡的缘由。

他告谕侍从大臣说:“开创大业的人不能独断专行,居处帝位的人不能独自成功。君主想要弘扬德行,只应当广泛听取意见,全面了解民情。”又说:“朕日理万机,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所依靠的就是左右大臣尽忠职守、弥补过失罢了。”

他告谕六部、都察院的各位大臣说:“自古以来君臣本为一体。君主不担当,那么臣下的职责就会荒废;臣下不担当,那么君主的事务就会劳顿。”又说:“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在于君臣能不能驾驭局面。如果君主能驾驭臣下,臣下能驾驭官吏,天下就太平;否则就会混乱。”

这是深刻洞察了君臣相互依存的态势、国运共同造就的契机,所以才能亲手开创天地、重整日月,开启六百多年太平安定的治理局面。

我朝皇上凭着盖世的英姿,怀抱大有作为的谋略,身处接连太平的时代而江山安稳,恰逢盛大的典礼而祥瑞不断。下面不改变官员奉公守法的旧规,上面看不到改弦更张的烦劳。隆盛的福运,和圣祖时代相符,就算是三皇五帝的盛世,又怎能超过呢?

可是近年以来,圣上临朝听政的次数少了,御前的讲经论史也稀疏了。身边的大臣很久没能亲近议事,各衙门常常苦于无人主事、代行其职。以至于臣下都隐身避嫌,本职事务日渐荒废;观望犹豫,功绩很少能建立。

钻营取巧的官员借此施展纵横捭阖的手段,结党依附的人借此实现攻伐异己的图谋。禁止喧嚣繁杂,可枝节问题却越来越多;诏令屡次颁布,可搁置不办的情况依然如故。玩忽职守的端倪已经显露,闭塞不通的形势渐渐形成,确实就像圣上所忧虑的那样,“上面想要精简事务下面却更加繁琐,上面想要推行政令下面却更加抵触”。臣不能替下面的人逃避责任。

臣从民间来,常常看到各种教令规章,虽有良好的用意,可民间却很少得到实际的恩泽;举荐人才的文书,虽写着奉公守法的良吏,可百姓却很少见到真正的好官。臣私下对此深有感慨,认为从这一件事,就能推知其他了。

这难道是人们敢于怀疑政令、玩忽法令吗?其实也是因为君臣上下隔阂不通,治国的方法与准则没有明确。君主不能离开臣下而成为君主,那么官职职守有缺失,就是君主治理的不足,又怎么能全都责怪臣下呢?臣下不能离开君主而成为臣下,那么君主的政令不能宣达,就是臣下职责的荒废,又怎么能全都推给君主呢?

臣子生在言论无忌的朝代,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位置,可赤诚之心不能传达给君主,智慧谋略不能感召天地神灵,那君臣的情分又算什么呢?

臣冒昧地认为,君臣之间,只有相互信任,政事才能兴办;只有相互尊重,言论才能被接纳。可是如今因为琐屑的伎俩,就大起纷争;卑鄙小人充斥朝堂,奏章议论沸沸扬扬,让君主看外廷的相互攻讦,就像儿戏一样争吵,那么忧患就在于国家的体统。

古时候说上殿可以有原则的争论,同僚之间有和谐共事的美德。可如今早上还像伯夷一样清廉,晚上就像盗跖一样贪婪,诋毁赞誉反复变化;你标榜自己是龙,我标榜自己是凤,竞相树立门户。让天下人的智慧谋略都耗尽在随口褒贬之中,名声与实际混淆在诡辩之中,那么忧患就在于用人。

心怀顾忌就缄口不言,看到机会又假托敢言的名义。事事都像寒蝉一样默不作声,既亏负了士人的风骨气节;人人都随声附和,又显得千篇一律,那么忧患就在于言路。

事情有得有失,事情办完了意气就该平息;言论有同有异,言论消散了心意就该化开。可如今黑白混淆,道路分不清方向,好坏难辨;像蛮氏、触氏那样在一隅争斗,为什么口角纷争没完没了?那么忧患就在于议论。

这些弊病都始于君臣上下不能相交,而忧心世道的人,激愤地指责百官不整肃,又忧虑地担心各种制度会荒废,又能怎么办呢?

试看今天的局面,那些就像脱了缰绳的马一样日益放纵、不可收拾的问题,不知道有几千几百件。姑且就着圣上策问里列举的来说:说到吏治,就像用茅草编的绳子,只能维持一晚,不堪一击;说到边防,就像养着毒疮,等着溃烂;说到士风,就像优伶演戏,不戴冠冕,不成体统;说到文体,就像宋代的骈文,浮华空洞,没有生气。

谁掌管财政,哪一件事不是虚应故事?那么哪件事不繁琐低效?哪个人不身处危境?那么哪个人不该接受整治?

所以臣对各位大臣的期望,是希望大家洗心革面、摒弃杂念,同僚之间同心协力、恭敬共事,共同扭转局面;把扭转风气作为匡救时局的办法,那么不用刻意寻求什么沟通的方法,情意自然能上达天听。

而对皇上的期望,只希望圣上一心一意任用人才,用功绩与罪过衡量事权,用奖赏与惩罚激励功过,那么不用等改弦更张的方法,政令自然会像流水一样顺畅推行。

所说的“君臣同心,治理教化才能成功”,凭着这一点远追尧舜时代的和乐太平,近承太祖皇帝的升平基业,是可以做到的。汉唐以后那些只能勉强补救的君主,哪里值得一提呢?

不过臣还有一点进献。帝王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天地以运行不息作为永恒的本体,所以帝王推行治国之道,也没有一天可以停息。

皇帝陛下圣明威明,仁爱的声名显著,深居宫中而政事从不推诿,恭谨律己而教化风行天下,天下和乐太平,已经经历了很多年。此前自强不息的岁月,就像太阳从早晨渐渐到了正午;如今继续自强不息的岁月,就像月亮到了十五,正当中天。

这正是光明普照万物、蓬勃生长、百业兴旺的时机。恳切希望圣上高瞻远瞩,振奋精神。恢复每日御前讲经的规制,在广厦大殿之中,和四五位儒学精英,商讨帝王治国的至理;修订宫廷日间接见大臣的惯例,在平台暖阁之中,和两三位辅政大臣,讲论文武治国的宏图。

用自强不息的心,推行永不停息的治国之道,那么气象活力将激荡于天地人之间,精神风采将焕发于天地之中,只要圣上一心秉持就绰绰有余了,又何愁治国之道不能彰显呢?

臣愚昧不知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不胜惶恐敬畏之至。臣谨此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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