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辰科 康熙三年
皇帝制曰：朕认为古代帝王抚育百姓，没有不把推行典章、振兴德化作为首要事务的，所以风俗淳厚美盛，贤才众多，官吏有廉洁奉公的风气，百姓没有违背法度的习气。那时候刑法搁置不用，天下步入盛世，是多么兴盛啊！
朕承受上天深厚的眷顾保佑，继承祖宗托付的重任，振奋精神追求治理，至今已经三年了。常常想着改革教化、改善风俗，让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可治理的成效还没有达到，难道是广泛劝勉的方法还有未尽之处吗？如今想要广施教化，让天下人都奋发向上，走向善的道路，该从哪里入手？
至于考核政绩、督责官吏，是用来澄清吏治、端正官风的，怎样才能让贤能与不肖不相混淆，奖惩都得当？严明刑罚、整饬法令，是用来让百姓心生敬畏的，怎样才能让各种案件处理公允，顺应民心来治理？
你们这些士人各自阐发自己的见解，详细切实地陈述，朕将亲自阅览。
臣 严我斯
臣对：臣听说帝王继承美好的功业、治理天下，必定有经天纬地的宏大规划，没有一件事不经过裁度成就，然后功业才能长久流传；必定有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没有一个人不安身立命，然后功业才能发展壮大。
德行之所以能长久，是因为把握根本策略来推行，不依仗法令而依仗人才，就是这个道理。百官都忠诚正直，要依靠辅佐君王的贤才，秉承政令、宣扬教化，所以君主安康、大臣贤能，没有不遵奉君主总揽的治理方略来施政的，共同遵守在确立纲纪、颁布制度的框架之中。
功业之所以能壮大，是因为收取全部的成效，不使用权谋而推行教化，就是这个道理。百姓都蒙受恩德，全靠安抚百姓、安定社会的方略，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恬适，所以朝廷端正、民间安宁，没有不体察君主建立准则的心意的，在顺应时势、赐予福祉的氛围中潜移默化。
所以开创与守成的时代不同，治国的道理却没有差异，不过是让大臣守法、小臣廉洁，严明刑法、辅助教化，把天下纳入平安康泰、公正端直的美好局面，帝王的谋划才有了关键；继承的形势不同，治国的法度却没有区别，不外乎移风易俗、内外和顺，呈现出时世太平、教化风行的景象，治国的方法因此日益更新。既然这样，根本策略得当，各项事业就都兴盛；收到实际成效，各地就永远安定，关键就在今天了。
敬思皇帝陛下，德行匹配上天，地位如同日月照耀。建树九项功绩而登基，治理如同尧时一样光明；统一天下而继承大业，教化普及天下。君臣和谐，各项事务井井有条，既圣明又神武，声威教化广布，德行日益更新，如同星辰河流一样闪耀；天命汇聚，吉祥征兆显现，既孝顺又有德，有辅佐的大臣，君主的谋划都很得当，功业达到了天下统一的局面。
布列神威来安定国家，海上没有风浪，山中没有盗贼，施行文德教化，万邦都仰望君主如同仰望太阳；广施抚育来安定百姓，百姓如同冬日晒太阳般温暖，社会如同登上春台般和美，各地都和乐融洽。本来已经太平有征兆，功业比前代帝王更加兴盛；国运没有止境，谋略永远流传后世。却仍然圣明却不自认为圣明，安定了更思求安定，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勤勉地咨询，就算是帝王的咨询教诲，难道还有什么过失吗？
臣身逢盛世，一心想要治理国家，愿意竭尽一点愚见，为朝廷贡献力量，这心愿已经很久了。况且皇上光明的询问，施加到臣身上，怎敢不恭敬地陈述所学，拜谢并宣扬美好的命令呢？
臣曾追慕上古盛世，称颂效法前代的谋略，无为而治不是刻意强求的。各项政务处理得当，是大臣恭敬辅佐的功绩；民间有顺从民心的风气，这是唐虞时代开创治世的原因。宽仁彰显信用，恩惠百姓、安抚保护，治理隆盛却不满足于现状，诰诫严明，用刑罚制止犯罪，这是三代继承治世的原因。停止武备、提倡文教，观察民风世俗，举荐贤良、兴起礼乐，崇尚节俭、几乎达到刑法搁置不用的地步，这是汉高祖、唐太宗追求治世的做法。
所以一代的兴盛，必定有一代的人才来相应和，君臣同心同德，上下一条心，以此推行好的谋划、留下美好的功绩，记载在史册上，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如今国家国运刚刚新兴，基业刚开始奠定，超越汉唐、赶上唐尧虞舜的时代，实在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恭读策问，里面说“改革教化、改善风俗，让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可治理的成效还没有达到。如今想要广施教化，让天下人奋发向上，向善行善”，这实在是皇上赞许新政的深厚心意。
臣愚昧地认为，风俗的弊病，不止一个大的方面：士风的浮薄比奢侈更严重，民风的颓废怠惰源于懒惰。奢侈就会放纵逸乐，不知道归宿，那么百姓就算用法令也不能防范；懒惰就会游荡不务正业，不知道进取，饥寒逼迫之下，违法犯罪的事就会产生。天下人习以为常，弊病发展到极点，官吏贪污，百姓为盗，都是由此而来。
所以教化的权力，不在于有教化的名义，而在于明白教化的本意；不只是注重形式，而要推究实质，让天下人都乐于行善，不忍心做坏事，这样就不必家家户户去宣讲了。然而奢侈与懒惰不能不赶紧治理，本来就有治理的方法。如今的办法是：
- 端正名分、确定制度，那么奢侈逾礼的开端就无法开启；
- 禁止巫术、彰显教化，那么迷惑百姓的风气就无法兴起；
- 杜绝贿赂、培养廉洁，那么奔走钻营的习气就无法蔓延；
- 减省车马服饰规制、崇尚节俭，那么夸耀奢靡的风气就无法流传；
- 重视农业、鼓励生产，那么金玉之类奢侈品的价格就无法哄抬；
- 推崇学校、端正根本，那么骄横欺凌的习气就无法滋长。
这就是所说的把握教化的本意、推究实质，君子因此勉力践行，小人因此努力从事本业，又何必担忧教化不能推行，风俗不能改善呢？
恭读策问，里面说“考核政绩、督责官吏，是用来澄清吏治、端正官风的，怎样才能让贤能与不肖不相混淆，奖惩都得当”，这实在是治国的关键谋划。
要说如今的吏治，真是太难了。靠抽签来任命官员，地方是繁难还是偏僻都不管，才能是大还是小也不管。上面有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管辖，再上面有总督、巡抚等大臣管辖，评判贤能与否、奖惩升降，不凭治理能力的高低，而看应付应酬的好坏；不看品行操守的优劣，而看奔走奉承的先后。
所以一做了官，往往不看重名声，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官位俸禄；甚至连官位俸禄的念头都轻了，只想着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哪里还有空闲顾及民间的疾苦，修养廉耻的节操呢？
况且催收赋税的政务已经繁重，摊派的命令一天天增多，催收上来了，百姓受害，而小吏奸诈舞弊，私下捞取好处；催收不上来，官员受连累，而小吏奸诈舞弊，私下侵吞财物。如今的地方官员，上面这样督责他们，下面这样侵夺百姓，就算有精明廉洁谨慎的才干，有卓茂、鲁恭、龚遂、黄霸那样的政绩，能不受牵制、顺利施展的，又有几个人呢？
臣认为考核官吏的方法，必须先确立惩治小吏的法令，那么考核政绩的积弊就清除了；要把考核小吏作为法度，必须先惩治大官作为表率，那么官场的邪正就分明了。
恭读策问，里面说“严明刑罚、整饬法令，是用来让百姓心生敬畏的，怎样才能让各种案件处理公允，顺应民心来治理”，由此可见皇上爱惜生灵的心意，和天地同德。
大凡立法贵在完全统一，统一是用来确定天下的行为方向，让人们不敢触犯；执法贵在完全公正，公正是用来服天下人的心，让人们不敢怨恨。昔日子产治理郑国，诸葛亮治理蜀国，都用严明的法令推行治理，却不失宽仁，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法令繁琐，百姓就会困惑；政令出自多个部门，百姓就会迷惑，而且狡猾的官吏可以任意妄为，奸邪的百姓会产生恶念，这不是用来彰显统一、树立榜样的做法。如今国家不能有滥用的刑罚，尤其不能有轻慢使用的刑罚。
所以判人有罪和故意放人的法律必须均等，从重和从轻的评议必须谨慎，至于诬告反坐的条文，必须反复申明告诫，来杜绝玩弄法律条文的风气。这样或许昭雪冤屈的人不至于反而造成冤屈，铲除祸害的人不至于反而造成祸害，明察公正的局面就会再次出现了。
不过臣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尧、舜二帝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是古代神圣功业教化的极致，没有脱离自身修养、勤于民事来追求治国根本的。如今皇上承受上天的庇佑，盛美德行，发扬祖先的功业，继承宏大的基业，不修养自身就无法充分彰显侍奉上天的诚心，不勤于民事就无法落实秉承天命的实际行动。如果在这两方面多加留意，那么礼乐与功业，都不难推行实现了。
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生怕有失职之处。臣恭谨作答。
丁未科 康熙六年
皇帝制曰：朕认为帝王统一天下，必定要任用贤才，澄清吏治，让百姓有丰裕亨通的景象，百姓享有富足安乐的美好生活，然后各项政务都处理妥当，百姓都能顺遂生活，步入盛世。
朕在年幼之时，仰承上天的眷顾，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日夜小心谨慎，期望贤才充满朝廷，廉洁能干的人建立功绩，国家财政日益充足，百姓不受侵扰，至今已经好几年了。可是追求治理的心情更加迫切，却还没见到成效，这是什么缘故呢？
国家任用贤良共同辅佐治理教化，要怎么做才能让人才任用得当，人人都能称职？近来贪污的风气没有止息，勒索下级官吏来侍奉上级，导致不肖的官员私自摊派、强行征收，百姓生活更加困顿，用什么方法可以革除这些长期的弊病？
至于国家用度繁多，依靠正常的赋税供给，可是不善于催收赋税的官员，往往不懂得安抚百姓。如今想要让百姓免除催收赋税的痛苦，同时国家财政常常充足，办法在哪里？
你们这些士人详细切实地陈述，朕将亲自阅览。
臣对：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延续国运于无穷，必定有治国的根本，必定有治国的关键。用人不能不慎重，吏治不能不清明，赋税不能不均平，这三件事本来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方面，却还不是根本，也还不是关键。
所说的根本是什么？是君主的本心。所说的关键是什么？是君主用本心推行仁政。所以凭借仁心举荐贤才，爱惜人才，就能收到任用人才的成效；凭借仁心选择官吏，澄清吏治，就能形成廉洁的风气；凭借仁心管理财政，安抚百姓，就能达到丰裕亨通的景象，实现安乐富足的美好局面。
唐虞三代的盛世，之所以各项政务都处理妥当，百姓生活顺遂，步入盛世，就是因为掌握了这个道理。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依仗统治天下的权术，而依仗修养自心的方法；不徒有爱百姓的名声，而贵在有给百姓带来实惠的实际行动。
因此朝廷上百官人才济济，地方上官吏恪守法度，国库有充足的积蓄，民间有安康富足的风气，这样尧舜三代的丰功伟绩，不难在今天重现。
敬思皇帝陛下，宏大的基业兴盛发展，帝王的德运正在上升。长久秉持孝亲之心，尊崇祖先、厚养长辈；恩泽普遍覆盖天下，文韬武略都得到继承发扬。文教普及到极远的地方，武功延伸到大海之外。四方都已经平定，天下都已经安定，却仍然圣明却不自认为圣明，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询问用人选吏的方法、富国裕民的方略，就算是帝王的咨询访求，难道还有什么过失吗？
以臣的愚昧浅陋，没有识别人才的眼光，怎敢议论人才的任用取舍？没有地方官教化百姓的职责，怎敢议论百官的优劣长短？没有财政官员的谋划，怎敢议论财赋的充足与否？
然而臣曾听柳宗元说：“想着报效国家，只有通过文章。”又听欧阳修说：“士人担心不被任用，等到被任用了，又说那不是我的职责不敢说，这样就终究没有能说话的时候了。”如今皇上光明的询问，施加到臣身上，怎敢不献出愚者千虑的一点所得，来报答并宣扬美好的命令呢？
臣曾追慕上古盛世，追念前代的谋略，懂得古代帝王治国的根本，莫过于治理本心，而治理本心的关键，莫过于心中的仁。为什么呢？有纯粹的帝王仁心，然后才有纯粹的仁政，说的是政令必定以本心为根本；有《关雎》《麟趾》那样仁厚的风气，然后才能推行《周官》的法度，说的是本心可以确立法令。
所以想要国家财用充足，没有不从百姓生活顺遂入手就能实现的；想要百姓生活顺遂，没有不从吏治贤明入手就能实现的；想要吏治贤明，没有不从慎重用人入手就能实现的；想要慎重用人，没有不从皇上确立仁心入手就能实现的。我朝皇上日夜小心谨慎，期望贤才充满朝廷，廉洁能干的人建立功绩，来充裕国家财政、抚慰百姓生活，实在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恭读策问，里面说“国家任用贤良共同辅佐治理教化，要怎么做才能让人才任用得当，人人都能称职”，这是皇上开门招纳贤才的深厚心意。
朝廷选用人才，不是随便仰慕他的才能就让他富贵，而是要用他的才能处理难以处理的事务，用他的明辨理清难以辨明的问题。《诗经》说：“茂盛的莪蒿，长在山坳里。”说的就是培育人才的方法。
所以人才没被任用的时候，常常担心太多；等到任用的时候，常常担心太少。与其任用了不够才反过来寻觅，不如多多选拔来备用。凡是有人才却不任用，和任用却不恰当，都是可惜的，所以贤能的人才不能不爱惜。
从朝廷内部来说，中央各部门中，本来因贤能升迁的人，反而被闲置在民间；升官后等候补缺，没等到补缺就长期搁置在待分配、补过的行列里，这实在是没有益处的。从地方来说，监司和郡县官员的调动升迁，那些本来因贤能升迁的人，又因为没有办完的案件被留任；有功劳却被弹劾的，仍然因为有过失而留任，在财政、名分上过分苛求，也太过分了。
总而言之，能识别人才就是明智，就算帝王也很难做到。必须有善于识人的辅佐大臣，推行担保任用的制度，然后真正的人才才会不断涌现。臣常常见到如今在位的官员，见到一个贤才，就算是亲近的人，也不敢举荐；见到一个不肖的人，就算是疏远的人，也不敢罢免。问他们原因，说是“避嫌”。避嫌的念头一产生，有德行有才干的人就无法被上级知晓了。
所以臣说：凭借仁心举荐贤才，爱惜人才，就能收到任用人才的成效，就是这个道理。
恭读策问，里面说“贪污的风气没有止息，勒索下级官吏来侍奉上级，导致不肖的官员私自摊派、强行征收，百姓生活更加困顿，用什么方法可以革除这些长期的弊病”，说到这里，真是百姓的福分啊。
如今天下的百姓实在太苦了，苦在官吏的剥削；如今的小吏也实在太苦了，苦在大官的勒索。大官从小吏那里索取，必定借口说是“公事”，不知道装进私人腰包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地方官从百姓那里征收，必定借口说是“自愿缴纳”，不知道从拷打威逼下得来的，是百姓乐意还是怨恨？
臣就算用文辞修饰，终究也掩盖不了众人的耳目。于是一亩田的收入，要承担好几亩田的支出，让百姓连卖掉蚕丝买粮食都做不到；有固定的税额，却有没定数的苛捐杂税，让百姓连安身定居都做不到；刚要开始春耕，征收赋税就等不及秋收，让百姓连安心耕种都做不到。贪官的弊病到了这种地步，百姓生活怎能不一天天困顿呢？
依臣看来，惩治贪污的法令不能不严厉。惩罚小官，不如惩罚大官。大官的贪污，不只是征收赋税没有限度，他们地位越高，祸害越大，祸害越大，人们越不敢说。就算有不畏强权的官员出面弹劾，也不过列举大概情况，不能全部掌握实际罪状。
不如查出贪污最严重的来惩治，那些人贪污无耻，不过是为了家庭妻儿打算罢了。凭着如今做官的所得，就能换来日后回乡的享乐，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只要推行汉代惩治贪污的法令、宋代禁锢贪官的制度，他们又有什么好处要去贪污呢？
这并不是过于苛刻，而是清除官吏中的蛀虫，除去百姓的祸害。惩罚一两个人，天下人都能受益，这是天下最大的仁政。所以臣说：凭借仁心选择官吏，澄清吏治，就能形成廉洁的风气，就是这个道理。
恭读策问，里面说“国家用度繁多，依靠正常的赋税供给，可是不善于催收赋税的官员，往往不懂得安抚百姓。如今想要让百姓免除催收赋税的痛苦，同时国家财政常常充足”，这体现了皇上爱护百姓、充裕国家的宏大谋划。
如今的赋税和古代的赋税一样，如今的百姓和古代的百姓一样，为什么古代国家有盈余，百姓也不缺；如今国家没有盈余，百姓也困乏？难道不是安抚百姓和催收赋税的方法，得当就都好，不当就都坏吗？
所以善于催收赋税的人，必定替百姓发展农桑生产，必定替百姓扩大畜牧养殖，必定替百姓放宽刑罚，必定替百姓互通有无。像这样百姓的财力就充足了，百姓财力充足，朝廷所需求的就没有不能满足的。
不善于催收赋税的人，只知道日夜搜刮百姓的财物，耗尽百姓的劳力，一天天一月月地剥削，越来越穷，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呢？臣曾观察普通百姓家，饲养牛羊，积蓄储藏，本来是为子孙做长远打算的，可一旦耗损，家业就衰败了；再耗损一次，父辈的基业就荡然无存了。问他们的邻居，有的说“逃亡了”，有的说“赋税太重，维持不下去了”，这难道不是催收赋税逼迫成这样的吗？
所以安抚百姓的方法不能不讲究。希望皇上弘扬和乐平易的仁心，树立仁慈惠爱的表率，让天下做官的人，把催收赋税融入安抚百姓之中，那么朝廷就有国库充盈的喜庆；把安抚百姓结合在催收赋税之内，那么民间就有家家富足的风气。
所以臣说：凭借仁心管理财政，安抚百姓，就能达到丰裕亨通的景象、实现安乐富足的美好局面，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臣反复深思，想要为皇上再进一层建议，终究没有比心怀仁心更重要的根本了。《尚书》说：“上天没有偏私，只亲近有仁德的人。”又说：“百姓没有固定的归向，只归向有仁德的君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生怕有失职之处。臣恭谨作答。
庚戌科 康熙九年
皇帝制曰：朕认为帝王承受天命，统治四方，没有不把安定百姓、举用贤才作为第一要务的。朕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勤勉地追求治理，百姓的喜乐与忧虑，每天都放在心上，可治理还没有达到昌盛，这是什么缘故呢？
如今想要家家富足、人人饱暖，成就丰裕安乐的美好局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举用贤才、培育人才，本来是为了百姓，如今已经推崇经学来端正人心，重视科举来端正入仕途径，可士风还比不上古代，导致吏治不清明，百姓生活不能顺遂，果然是培养教化得不够好吗？社会风俗人心习惯于浮伪，追求名声而失去实际吗？要怎么做才能回归质朴、成就造就人才的盛世，实现时世太平的教化？
我朝修明文教、振兴武备，懂得礼乐的文士、有谋略的武将，都广泛收罗，怎样选拔得到合适的人才，让才能和职位相称，让朝廷有辅佐治理的功绩，地方有保卫国家的成效？
在地方的高级官员，是总督、巡抚；治理百姓的官员，太守、县令最贴近百姓。必须表率端正，下面的风气才能正直。想要让大臣守法、小臣廉洁，遵守法令、做好本职工作，争相努力磨练自己，该采用什么方法？
漕粮有数百万石，从东南地区收取，通过黄河、运河转运，怎样修治疏浚得当，让国库因此充足，让国家得到利益，百姓不遭受祸害，这其中必定有治理的方法。
你们这些士人立志求学已经很久，心中应当有明确的见解，各自根据平素的抱负，详细切实地陈述，朕将亲自阅览。
臣 蔡启僔
臣对：臣听说帝王统一天下，开启万年长治久安的国运。有最高的德行普照天下，来彰显法纪的隆盛；有完美的典章大力推行，来显扬教化的深远。
法纪隆盛，天下就都能感受到声威与灵光，信服圣人的远大谋略；教化深远，天下人就都澄清心怀、涤除杂念，牢记圣人的深厚用心。承受国运，各种政务都关系重大，其中最牵动君心的，是百姓的喜乐与忧虑，以及人才的得失。只有秉持宽和来使万物顺服，掌握明断来平衡各方，然后富足的景象显现，教化治理兴盛，好的谋划每天都呈献上来。
远大的谋略因为深厚的用心而更加发展，宏大的基业长久稳固，治理都得以全面推行。其中最关系国家体制的，是文武官员的治国谋划，以及东南地区的漕运转运。只有继承前代君王的基业来确立准则，期望达到至善来留下规范，然后众人的谋略都发挥出来，国家财政充足，规模制度都完备清晰。深厚的用心配合远大的谋略，就会更加彰明。
依据道义来制定法令，法令才没有过失，于是端正纲纪，彰显制度器物，都本着清明的意志来运行，百姓不知不觉中就顺应了，从而成就天下都安宁的治世；也依据法令来追求道义，道义才会有实际作用，于是审度政令松紧，变革制度习俗，都推行纯正的心意来安定天下，措施当即得当，从而呈现四海太平的美好局面。在国家版图上调和四时，巩固宏大的基业，关键就在今天了。
敬思皇帝陛下，道德贯穿天地人三才，功业高于天下。继承尧的事业，成为舜一样的圣君，有幸看到太平吉祥的征兆；继承武功、延续文治，永远慰藉百姓的期盼。文教的光芒照耀宫廷，国运契合五百年的昌盛期；在东方开启光明，传承亿万年的正统。
垂衣拱手而各项制度都端正，所有百姓都蒙受天覆地载的恩德，众人的心都归向，所到之处，百姓都在街头巷尾歌颂；颁布命令来安抚万邦，不分南北东西，都感受到雷厉风行的威势，各项功绩都成就，处理政务的人都崇尚简约、去除浮华。
本来已经和唐虞时代并驾齐驱，赶上三皇五帝的治世，让社会步入和乐太平了。却仍然圣明却不自认为圣明，安定了更思求安定，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询问百姓的喜乐忧虑、举贤育才的方略，又恳切地谈论文韬武略、国家财政充裕的考量，就算是古代设立谏鼓谤木、广开言路的做法，又怎能超过这个呢？
臣一心想要挽救时世，有想法想要说很久了，怎敢不竭尽浅陋的愚见，来万分之一地辅助皇上高深的谋划呢？
恭读策问，里面说“百姓的喜乐忧虑，每天都挂念在心上，可治理还没有达到昌盛。如今想要家家富足、人人饱暖，成就丰裕安乐的美好局面”，这实在是体恤百姓疾苦的深厚心意。
臣认为，要使国家富足，必须先让百姓富足，民间的富足就是朝廷的财富，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就富足了。宫廷和官府的用度，无一不是从民间输送来的。如果深入思考上下相通的道理，就会懂得天下的财富本来就在民间，万代的利益可以在一时开启，不只是眼前的权宜之计。
所以君主为百姓做长远打算，不能让“富足”的判断只存在于自己一个人的想法里，更不能让“困乏”的状况常常出现在百姓妻儿的生活中。这就需要皇上怀着体恤百姓的真心，推行鼓励农业的实际政策。用天子亲耕的礼仪来为天下做表率，让主管农业的官员来监督管理。让产粮的田地全部开垦，土地没有荒废；让游荡不务农的人都去耕作，百姓有多余的收益。再减轻徭役赋税，缓解百姓的困苦；建立三年、九年的储备制度，充实百姓的积蓄。太平富足的景象，难道不会在今天重现吗？
策问中说：“举用贤才、培育人才，本来是为了百姓。如今已经推崇经学来端正人心，重视科举来端正入仕途径，可士风还比不上古代，导致吏治不清明，百姓生活不能顺遂。”推究根源，正是因为士风不振作才导致的。
然而士风的纯正恢复，在于平时的培养，而不是一时间的激励。如果平时的品行不端正，等到一做了官，难怪会寡廉鲜耻，安然高居百姓之上，放纵贪婪残暴的行为，想要百姓都能顺遂生活，怎么可能呢？
监督纠正士风的方法，应当责成教育官员，因为教育官员和士人接触最密切。而尤其重要的是礼部尚书和提学使：提学使监督教育官员，教育官员督导士人，臣就没见过上面有怠惰的官员，下面的学子还不谨慎的。
品行情操在平时就已经养成，自然不会因为私利而改变节操。这样的人承担治理地方的重任，有好处就一定兴办，有弊病就一定革除，治理能达到龚遂、黄霸那样的水平，风俗能达到仁爱谦让的美好局面。还会有浮伪夸耀的人吗？可以说没有了。还会有追求虚名、不务实际的人吗？可以说没有了。由此追慕古时人材辈出的盛世、实现时局安定太平，也就不难了。
至于考量文治、振兴武备，精通礼乐的才士，通晓兵法的谋臣，应当一并录用、同等重视，实在如同制策中所说的：选拔用人得当，使人的才能与职位相称。然而我朝皇上谨慎地处置政务，公正地推行政令，明察地考核臣下。如今的选拔任用可以说是公正的，但受资格的局限，人才能力的高低还难以辨别。常常使得才能高于职位的人，反而有时显得才不称职；关键在于秉持最高明的本心，用最审慎的态度行事，之后才能把事情的开端做好。
可是如今官员降职革除的规制，常常让职位像旅舍一样人员频繁流动，而提拔晋升的制度，又往往被拖延搁置。不用担心不遵循资格制度，该担心的是过于拘泥资格制度。正因为过于拘泥资格，那么给予官员长久任职来加重他们的权责、明示越级提拔来优待有功之臣的做法，就无从推行了。有大才的人不一定能得到越级提拔，才能平庸的人未必不能按资历升迁，关键在于秉持最公正的本心，用最果断的态度行事，之后才能取得事业的成效。
我朝文武并重，统辖管理各有专门的官员。然而匡正百官、端正风纪的关键，全在于总督、巡抚。下属官员贤能与否，督抚能够详尽了解；下属官员是贪是廉，督抚能够加以约束。只怕督抚的心思，未必都能与皇上的心意相合，那么下属的心思，又怎能恭敬地秉承督抚的意旨，来符合皇上的期望呢？古语说：文官不贪爱钱财，武官不吝惜生命。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实在是要严格监督，切实推行，不要只凭借下属的考核等级来牵绊自身的功名，那么举荐弹劾就会公允得当，大官守法、小官廉洁，人人都争相在盛世中磨砺自身了。
至于国库的粮食储备，仰仗东南地区供给，但漕运转运没有妥善的办法，常常成为百姓的负担，皇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实在是惠及万世的恩泽。臣认为赋税征收出自民间，而漕运转运实在关系国家大事。黄河与运河互为依存，只是运河的疏浚整治，其实要依靠黄河水流的冲刷；可黄河却是刚决口就筑堤，而且多次筑堤又多次决口，把治水的数百万银两，投入到汹涌的波涛之中，没有止息的时候。这是还没享受到漕运的益处，就先遭受河患的忧患了？
再者，蓄水泄水不合时宜，而挑挖筑堤工程常常成为百姓的祸害。那么妥善处理的办法，不如让总漕统一掌管漕运职权，让总河兼管河道治理的职责。使漕运不受河道治理的牵制，那么漕运就能顺利；使河道治理能与漕运分别处置，那么河道治理也能见效。这就必须赋予重臣权力、要求他们长期任职才行。因为任职长久，那么河道的情况自然熟悉，疏浚疏导的适宜方法就能掌握；责任专一，那么经费开支就没有推诿的借口，推卸责任、敷衍拖延的弊端就能革除。终将看到每日都能达成河道安定的功绩，安享漕运粮食充足的富足，大概各国都会乘船前来，与心腹重臣一同归附朝廷了！
再者臣还有更进一步的建议：只愿皇上以古代帝王的本心为己心，并且领会身边群臣潜移默化、劝勉引导的用心。虽然不必天天讲论经史，但所作所为无不是经史中义理的阐发；也不必天天驾临经筵，但时时处处无不是经筵义理的开导。因为实在有谦逊好学、时刻勤勉的心意，之后招纳贤才、咨询政务就是亲身践行道义；实在有舍弃己见、听从他人的志向，之后商议谋划就是处理政务。这难道不是德行成为可以长久传承的德行，功业成为可以光大拓展的功业吗？
用法纪来昭示天下，那么民风士风都归于和谐，朝廷内外都乐见国家兴盛；用教化来彰明道义，那么大官小吏都尽显风采，文武百官都愿意竭尽忠诚。至于所谓的万物归顺、山河怀柔，年年五谷丰登，史书记录祥瑞，那又是在典章制度中已经具备的，是太平盛世的次要事情了。臣是民间新进的读书人，不懂忌讳，冒犯皇上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不胜敬畏之至。臣谨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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