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皇清丙戌科顺治三年 傅以渐对策
皇帝制曰
帝王统治天下，没有不希望国家国运长久，传之后世无穷无尽的。历朝历代遵循五行更替为王，起初都兴盛辉煌，后来逐渐衰落，难道是上天的旨意就是这样吗？还是人为的事情导致的呢？朕承受上天的恩宠，凭借祖宗的盛大功业，入主中原，疆域之内海晏河清、山川明丽，仍需要贤才辅佐，一心想要尽早完成统一，让百姓安居乐业，巩固宏大的基业，使之永久流传，让亿万年都蒙受上天的福佑，要遵循怎样的治国之道才能做到呢？
朝廷内外的百官，是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朕居住在深宫之中，邪恶与正直、虚假与真实不能全都分辨，正确与错误、功绩与罪过不能全部明察，全凭借奏章来决定官员的升降赏罚。常常听说前代的朝臣拉帮结派、树立党羽、谋求私利，蒙蔽君主、把持朝政，揽权纳贿，对同党就极力提拔，对异己就打落深渊。还有同年考取的官员、同门师生、亲戚故旧，互相援助，排挤孤立无援的人，不实的议论混淆真相，冤屈无处申诉，朝政大大败坏，国家国运于是倾覆，这实在值得深为鉴戒。朕实在担心在朝的官员沿袭旧习，不能努力改正以前的过错，这关系到国家的治乱，绝不是小事。要怎样做才能彻底革除这些弊端，使朕每天都能听到正直的言论，做正当的事情，来考核名称与实际是否相符，整饬法纪呢？
在地方的官员，贪婪残酷、办事不公的很多，治理百姓、审理诉讼，只贪图贿赂，不分善恶，颠倒黑白，官吏治理已经败坏，民心日益离散，奸诈狡猾的人横行，善良的人被陷害，这也是历来官府的老毛病了。要怎样做才能使官场清明整肃，风俗回归淳朴，从而达到天下太平呢？
要奠定天下的大业，必须凝聚天下的人心，官吏恭谨、百姓淳朴，这是满洲治理的传统。如今要怎样处理政务，才能让满汉官员百姓同心同德呢？
古语说：有能治理的人，没有不变的治法。又说：帝王在寻求贤才的时候辛劳，得到贤才之后就安逸了。凭借四海的广阔，人民的众多，理应存在奇伟不凡、德才兼备的大贤人，能够辅佐朕治理好天下，让国运延续到无穷无尽，要怎样做才能招致这样的人才呢？
各位士子心中感念前代的兴衰，身逢太平盛世，对于得失的根源、治乱的缘由，已经思考得很成熟了。请尽心回答，不要敷衍空泛，不要畏惧隐瞒，明确地写在文章里，朕将亲自阅览。
臣 傅以渐 对策
臣回答说：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一定要有开天辟地的非凡功业，没有一处不声威昭著、气象一新，而后天下人都仰赖圣人的远大谋略；一定要有借鉴古代、订正当今的谋划，没有一个人不洗心革面、端正心思，而后天下人都信服圣人的深厚用心。
什么叫做远大谋略？就是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兴复旧有的章程，使大小层级互相维系，朝廷内外互相牵制。大臣调和元气、辅佐教化，百官分别履行职责、贡献力量，以君主一个人的恩德施及亿万百姓，让人感受不到治理的脉络从何而来。
什么叫做深厚用心？就是考核官吏、核查政绩，建立新的典章制度，使官员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把个人情面化为报国忠心，转眼之间都变成担当国事的力量。凭借四海之内的人心归附来验证治理成效，各项事业都井然有序，朝廷端正是根本，百官就端正，国家基业稳固缜密，上下同心共渡艰难。所以顺应天时、把握机要，没有不是君主欣喜、大臣奋发的；百官端正了，万民就端正，天下安定和顺，远近都协调成为一体。所以处理政务简约宽和，没有不像回声响应、影子随形一样见效的。
圣明的德行足以造就国运，所以天道气数虽然不可预测，但是国运世系的长短，在初创的时候就能看得很清楚；美好的政令足以感化百姓，即使人们的喜好各不相同，也能像风行雨施一样，通过改革让人们耳目一新。古代帝王能够知人善任、安抚百姓，寻求贤才、谋求治理，道理都超不出这些。巩固国家的宏大基业，调和四时的吉祥征兆，关键就在今日了。
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具备圣明的文德，举止安祥恭敬，光明磊落、仪态庄重。祭祀上天遵循隆重的典制，郊祀之礼安抚了各路神灵；勤政爱民、专心治理，减免赋税、发展农牧。君临天下颁布政令，大法严明、小臣廉洁，国运如飞龙升腾；修养心性推崇圣学，日积月累，达到了精粹专一的高深境界。
定都于天下中心，开创了三十年来的开阔局面，日月星辰灿烂，天地万象更新；完成大一统之后设置百官，各项制度完备，山川通达、风云际会。确实啊，天子的治国之道至高无上，圣人的启迪教诲博大精深，德行的光辉照耀上下；制度完美齐备，功业勤勉施及天地之间。神明的武功布扬，四海归顺，国家命运集于一身；聪慧明哲的治理推行，各种政务都处理得当，君臣和谐融洽。
在朝廷上频繁召见臣下问答，严守上天的警戒，体恤百姓的疾苦，贤能的大臣济济一堂，传承深厚的治国方略；君王的气度塑造了王朝的风尚，儒家圣贤前后相继，本来就已经像尧舜那样为君，像周公、召公那样为相了。可陛下仍旧圣明而不自以为圣明，日日更新、不断进步，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上，询问亿万年敬承上天福佑的治国之道，上考三统五行的天道，近察朋党、贪婪残酷的弊端，整饬官员的升降赏罚，务必让满汉官员百姓同心同德，这种勤勉访求治理之道的态度，还有什么能超过呢？
当年贾谊上书说：用古代的事来验证，结合当今的事务来考察，日夜思考这些已经很成熟了。苏轼说：君主以名声来求取人才，臣下就以实际行动来回应。臣仰慕效法古人，忠贞之心不是一天形成的，怎敢不竭诚尽忠，来稍稍符合圣朝的期望呢？
臣听说任用官员的方法，没有比唐虞时代更精妙的了。当时禹担任百揆总理政务，稷掌管农业播种，契掌管教化，皋陶掌管刑法，羲和掌管历法，伯夷掌管礼仪，夔掌管音乐，益掌管山泽，垂掌管百工，龙掌管纳言，他们的职位都是公卿，他们的为人都是圣贤，终身只担任这一个职务。所以用真心实意推行切实的政令，何况陛下圣明在上，明察秋毫，那些争讼、顽劣、谗言的事，又哪里需要用刑罚来处置呢？
到了周代，三公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三孤辅佐三公弘扬教化，六卿分管各项事务，各自率领下属，来引导各地诸侯，使亿万百姓富足。近臣就能帮助君主确立政令，侍从就能帮助君主端正心思。
就算是汉唐宋各代，像萧何、张良、韩信、陈平那样的将相，董仲舒、贾谊那样的文才，房玄龄、杜如晦那样的谋臣，姚崇、宋璟那样的贤臣，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那样的治国能臣，名垂青史，哪一个不是尽心竭力、摆脱俗套，为朝廷决断大疑问、平定大危难的呢？
当初明代兴盛的时候，君主在上总揽考核，在下把兵权分给五军都督府，把监察谏议的职责交给六科，巡抚、总督、布政使、按察使镇守地方、整饬百官，像蹇义、夏原吉、李东阳、杨士奇那样主持内阁，像韩雍、王越那样治理郡县，像况钟、海瑞那样的地方官，何尝不是文治武功兼备，兵精粮足，却没想到后来政务废弛、逐渐衰落，最终失掉了天下。
考核政绩要求速成，那么治理百姓就很难做到像子产那样，优秀的人才被短浅的任用所委屈，百里奚那样的贤才被埋没，只能从父老口中听闻。举荐人才未必都公正，就像即墨大夫因为谗言被诋毁；纠察弹劾未必都恰当，导致像汉代甘陵南北部党争那样的事，一个人牵连好几家。处理事务纠缠终年，为什么不用有用的精神为国家谋求长治久安呢？那么在上的大臣威严如虎，在下的官员不失和气，这是可以效法的。
考察古代贤良官吏的治绩，坚守“四知”的节操、严格要求自己，哪怕一文钱也不贪占，怎么能凭着个人的喜怒来为自家谋取私利呢？那么两袖清风，官府秉公执法，这是可以效法的。
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振作精神，辅佐陛下革新的国运，将开创万世的太平，何愁满汉不能融合在同一个天地里呢？陛下想要孜孜不倦地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做正当的事情，臣认为没有比讲学更重要的了。讲学没有比明白道理更首要的，二帝三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二帝三王的道根本在于心。军事、农业、礼乐、屯田、盐政、茶马贸易，哪一件事没有前人的成效、史书上的格言？每天朝夕钻研，利弊就看得像火一样清楚。与其精妙地诠释道理，不如畅达地陈述实情。天子的学问，本来就不局限于章句之间。
至于任用人才，有用人的根本，要让官职和才能相称；理财有理财的根本，要理清收入和支出。考核科举和举荐的人才，都有贤能的人，可是小吏从中谋利，却没有人追究查办。应当分别资历次序，看看他们政务的繁简、劳逸如何；对照赋税贡赋的账目，看看支出消耗的盈亏如何；斟酌制度的名称与实际是否相符，法纪虽然不只是这两方面，也可以说是考核核实、整饬清明了。
孔子不看重审理诉讼，只是想用道德礼义来挽救天下，可是审理诉讼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竭尽聪明才智，付出忠爱之心，还担心有失误。这就是《春秋》对赦免大罪过有所讥讽，史书上告诫张汤、郅都那种迎合君主心意的严酷执法的原因。官府难道都喜欢杀人吗？是贪婪昏暗蒙蔽了心智，手段卑劣就会轻视百姓的性命；贪婪残酷、办事不公，只贪图贿赂，奸诈狡猾的人横行，善良的人被陷害，确实就像陛下圣旨里说的那样。
前朝的陋习，正是本朝的借鉴。陛下继承祖宗大有作为的基业，拥有天下，统一大业凯歌高奏，首恶已经被正法，臣民都翘首盼望圣明的治理，都希望早日完成统一，基业永久流传。
汉人应当遵循满洲人的廉洁，重视严于律己的品格；满洲人也应当通晓汉人的制度，详细了解考核官员的方法。汉人应当学习满洲人的质朴，为朝廷建立实在的功业；满洲人也应当辨明汉人的典章制度，在心中明辨是非。
而且赏罚精准、可以作为准则的，是立意的公正，就像虞舜颁布象刑、毕公表彰贤士那样。能够在仓促之间成就长久功业的，是把握时机，就像齐桓公任用宁戚、韩琦发布空头敕令那样。凭借这些来升降百官，天下人就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陛下大公无私，朝廷大臣就难以拉帮结派，地方官员就会格外廉洁奉公。
仁爱的人在身边，贤能的人在左右，忠臣在前，圣人在后，这正是所谓的有了能治理的人，法度自然就振兴了，辛劳地寻求贤才，得到之后就安逸了。
无尽的忧念，无尽的福泽，千秋万代，四方都来朝贺，端正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远近没有不归于正道的，达到最好的治理，大概就在这里了吧？
臣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周易》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那么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精明思虑必定遍及天下；以亿万年的基业为开创目标的人，至诚之心必定贯通后世。明察与诚心，是历代帝王传承的治国要旨，也就是陛下效法天道的关键，就在于陛下在知人安民之前先努力践行这些道理。
臣是民间新进的书生，不懂忌讳，冒犯了陛下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罪该万死。臣郑重地回答。
己丑科 刘子壮对策
皇帝制曰
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把天下当作一家，朕自从入主中原以来，满汉一视同仁，可是各地的百姓还没有形成同样的风俗。难道是满洲人崇尚质朴，汉人崇尚文华，习俗不同吗？还是语言不通，意见偶尔有差异，界限没有消除吗？如今想要把大家联合成一个整体，让他们同心协力，融洽无间，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粮食是百姓的头等大事，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土地荒芜、百姓逃亡，赋税无法征收。如今想要休养生息，让百姓恢复本业务农，百姓富足、国家充裕，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近来顽劣的百姓违抗教化，不守法度的事时常发生，如果只用军队镇压，恐怕连累无辜的人，实在不符合爱惜生灵的本意；如果不派军队镇压，就会残害善良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如今想要让他们心悦诚服地归顺教化，盗贼平息、百姓安宁，长治久安，又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各位士子精通经术、有治国才能，只管直接陈述不要隐瞒，务必提出切实可行的言论，不要用四六骈文的旧格式，朕将亲自阅览。
臣 刘子壮 对策
臣回答说：臣听说君主实现治理，在于努力实行而不在于多说；臣子进献言论，与其文辞华美，不如质朴实在。如今臣刚刚进献对策，又承蒙圣上谕令，允许直接陈述切实的言论，如果再用浮华冗长的文辞、讲究声韵的文体，虽然宏大华丽可取，可是真实的意思或许会有偏差，岂不是辜负了所学的知识，也辜负了陛下圣明的询问吗？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开创了乾坤般的伟业，教化涵盖中外，驱除叛乱，安定百姓。尊崇祭祀典制来表达孝道，扩大科举名额来求取贤才，废除厂卫制度来安定百姓，裁撤宦官来谨慎开端。近来又频繁召见臣下问答来广开言路，放宽养马、携带弓箭的禁令，宽缓隐瞒身份、连坐的条例。所有这些宽大的政令，都已经逐渐推行了，四海之内都蒙受陛下的风范、敬仰陛下的德行。可是陛下仍旧圣明而不自以为圣明，向下征询愚陋的意见，难道认为臣的话真的有可取之处吗？虽然这样，处在无需避讳的朝代却不能把话说完，不是臣的本意。
帝王把天下当作一家，那么满汉就都是一家人。朝廷虽然一视同仁，可是百姓不可能没有差别感，也就是满人和汉人不可能没有差异。
百姓之所以会有不同的看待，是为什么呢？在边疆之外，愚昧懦弱的百姓见到一个满人，先就感到惊恐。又有一些人借着满人的威势来恐吓百姓，其实满人待人未尝没有仁爱之心，处理事务未尝不明智，遵守法度未尝不坚定，自身品行未尝不廉洁，可是百姓事先就有畏惧的心理，就算是非常有理的事，也常常担心不能在满人面前申辩明白，那么这种情势下就不能很快融洽。再加上正当变革的初期，百姓都看重自己的性命，因此虽然有互相亲近的诚意却不敢信任，虽然没有互相欺凌的意思却自己先胆怯了，这就是百姓产生差异感的原因。
满汉之间不可能没有差异，是为什么呢？满人有开创国家的功劳，权力不能不重；满人有勤劳的功绩，声势不能不盛。汉人就算身居尊贵的职位，力量本来就不敢和满人抗衡，志向本来也不一定能推行。其中有些专断的满人，未免轻视汉人，认为汉人狡诈、爱结朋党；其中有些心存疑虑的汉人，未免害怕满人多、势力强。因此有想法却不能互相沟通，有才能却不能全部施展，这就是满汉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
如今想要消除这种差异，让大家同心同德，臣认为满人崇尚质朴，就用文华来辅助；汉人崇尚文华，就用质朴来辅助。
用文华辅助的方法，就是设立满人官学，设在国子监或者教习场所，让满人读四书五经来明白道理，读《通鉴纲目》来学习政事，限定时间来考核，这样既可以了解谁是守法的人，这些人日后就是执法的人，又可以考察他们的才能，作为选拔任用的依据。慢慢地，教他们礼仪节度来懂得谦让，让他们参与集市贸易来明白义利，统一好恶标准来投合心意，互相交往来熟悉彼此的性情，日积月累，直到融合无间、不分彼此。
用质朴辅助的方法，就是凡是做官的，都用实际事务来要求他们：选拔任用是否公正，从所选的人身上就能看出来；钱粮事务的职守，从收支的清廉谨慎上就能看出来；地方长官，从风俗的好坏、人才的盛衰上就能考察出来；军事官员，从百姓的安宁与否、盗贼是否平定上就能考察出来。监察官员以属官是否守法、政绩是否显著作为考核标准，官府以开垦田地、百姓生计产业作为考核内容。
凡是对待百姓，都用真心实意来要求：比如往来的时候不要因为满人缺少文饰就畏惧为难，处理事务的时候不要因为满人好胜就害怕被欺凌，贸易的时候不要怀疑满人贪婪就存心欺诈，相处的时候不要讨厌满人鄙陋固执就多加欺压。
这样的话，习俗虽然不同，道德却能统一；语言虽然不通，风气却能互相熟悉；意见虽然偶尔有差异，道理却能沟通。一文一质互相配合，将会变通古今的治理，转化人心风俗，还有什么不能消融的界限呢？
臣还有一个愿望，希望恢复古代皇帝驾临便殿的制度。如今大臣像唐虞时的君臣一样讨论治国之道，集合朝廷内外的意见当面商议，谏官仍旧可以在朝会之下封还驳正诏令，那么上下情意相通，满汉的治国之道相合，内外权力均衡。宰相不只是以奉行诏令为职责，各部侍郎不只是以签署文书为本事，那么朝廷心中的深意都可以传达下去，万里边疆就像在眼前一样，这是古代君臣和谐的美好景象，又何愁远近百姓的风俗不能统一呢？
至于土地大量荒芜，是因为百姓逃亡的多；百姓喜欢流离迁徙，是因为赋税繁重。国家不是不施予恩惠，可是朝廷下达的宽免政令，地方又重新征收，百姓就感受不到恩德；国家不是没有规定税额，可是政令减免的部分，官吏故意加收，百姓就不知道实情。
古代治理财政以爱护百姓为首要，登记人口以开垦田地为根本。如今想要充实赋税，一定要先减免赋税。为什么呢？如今开垦的田地不到十分之五，可是赋税不能免除，最终就收不上来，收不上来就一定会有里甲从中贪污，差役从中盘剥，百姓就越来越逃亡，田地就越来越荒芜。所以不如核查那些荒芜的田地，商议减免赋税，这是朝廷放宽本来就收不到的赋税来救活百姓的性命，招抚流离的百姓逐渐回归来增厚国家的根基。
至于那些无力耕种的百姓，官府供给种子，春天帮助他们耕种，秋天帮助他们收获。又设立常平仓，灾荒之年用来救济，平时用来借贷。仿照社仓的办法，每月公布收支情况，积粮的事务由县官主管，乡绅协助办理。
寻访兴办西北的水利工程，或者修堰或者筑堤，按时蓄水泄洪；东南的田地，有圩田有沙田，因地制宜地修整兴办，务必做到不扰民，对百姓有利的话，百姓就知道田地可以耕种，自然能安居乐业；百姓知道赋税可以承担，自然能开垦田地。百姓越来越回归农业，农业兴盛起来，财用自然就充足了。
至于盗贼众多，是因为百姓不安定，关键在于赶紧推行宽大的政令罢了。汉光武帝派遣将领出征，常常说：凡是征讨，难道追求多杀人吗？关键在于平定局势、安抚百姓。裴度平定淮西，就用蔡州人做自己的亲兵，有人劝谏他，裴度说：“蔡州人就是我们自己人，有什么可怀疑的？”
所以臣认为第一点是斟酌处理归降与反叛的办法。那些前来归顺的人，有的本出于诚心，有的是迫于兵力，要用恩德对待他们，让他们安享爵位俸禄；用诚信对待他们，让他们保全家庭，那么就不会有人再心怀疑虑而反叛了。那些还没有归顺的人，有的是地处偏远、没受到教化，有的是被胁迫参与，应当区分首犯和从犯，不要牵连善良的人；应当保全他们的家庭，不要过多拘捕，那么就会有人相继诚心归顺了。
第二点是消除祸乱的萌芽。国家广施大恩，下令当兵的和做贼的都允许回乡务农，可是这些人不知道感恩。他们习惯了作乱的生活，把抢劫掠夺当成本事，把焚烧奸淫当成常事，怎么肯回去从事辛苦的农耕、做谨慎的商贾呢？他们平时三五成群，欺凌乡里，抢劫江湖，躲藏在山谷里，法令要抓到他们，就望风而逃；一有风吹草动，就群起作乱。想要除掉他们，没有全部杀掉的道理；留着他们，一定要寻求妥善处置的办法。
臣请下令各地选拔其中强壮的人充实军队，仿照古代府卫的制度，五人一伍、十人一什互相统制，懦弱的人就让他们去屯田，按时操练，驻守的时候有守城的功劳，出征的时候有御敌的作用，朝廷没有养兵的耗费，民间也没有夜惊的骚乱，这也是杜绝祸乱萌芽的办法。
第三点是澄清酿成盗贼的根源。百姓经历了多次战乱之后，稍稍得到安息，没有不想守住自己的田地房屋，养育子孙的。可是地方长官治理不善，就有繁重的赋税逼迫他们，有繁杂的徭役困扰他们；将帅治理不善，军队还没讨伐贼寇就先虐待百姓，百姓还没遭受贼寇祸害就先遭受军队的侵害。如果能慎重选择地方官员，严格约束军队的法令，百姓能安身立命，奸诈狡猾的人又能凭借什么作乱呢？百姓心中不生作乱的念头，叛逆又能以什么为借口呢？这又是从根本上治理的办法。
这样的话，抓住作乱的首领诛杀，这种杀戮都是怀仁天下的用心；收留难民并释放他们，这些都是安定天下的策略，又何必担心盗贼不能平息、百姓不能安宁呢？自古以来开创基业、奠定国运，一定在于敬修德行、和睦百姓，所以周朝凭借忠厚享国八百年。所以臣认为应当广施宽大的政令。
不过臣还有陛下询问之外的话，不敢不直接陈述。二帝三王是古代神圣教化的极致，可是他们的治理根本在于道，道的根本在于心，所以讲学是明正本心的关键，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请陛下选拔宰辅和侍从大臣，先把《大学》的句读校正，讲解其中的意义，然后再逐渐讲解四书五经。至于《大学衍义》，尤其是入手的关键书籍。在经筵讲学之余，再把朝廷内外的奏章逐件讲解，和经传的道理相互印证，用恭敬作为正心的功夫，用诚信作为恢复本性的途径，用仁爱作为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根本道理。
明察就可以知人，审慎就可以应对变化，国家享国亿万年，臣民都蒙受无尽福泽，大概就在于此吧。
臣是民间新进的书生，不懂忌讳，冒犯了陛下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罪该万死。臣郑重地回答。
壬辰科顺治九年 邹忠倚对策
皇帝制曰
朕继承宏大的基业，定都已经九年了。亲政以来，一天比一天谨慎警惕。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任用人才、听取言论更重要的了。人有真诚和奸邪，言论有正确和错误，历来混杂难以分辨。如今想要明辨而不困惑，坚定不移，应当遵循什么方法呢？
开创国家的初期，官制、赋役、礼乐、兵刑、工程营建、风化纲纪，规模都已设立，不能说没有章法。从唐虞三代以来，那些制度的详情可以说给朕听吗？有的沿袭有的变革，有的兴盛有的衰落，其中的缘故不在于制度条文本身，而另有原因吗？
任用正直的人，听取正直的言论，推行正直的治国之道，朕每天都挂在心上，却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各位士子从小学习、壮年践行，应当各自提出见解，切实陈述方略，以汉代贾谊、董仲舒等大臣为榜样，不要沿袭对偶骈文、冗长空洞的旧习气，朕将亲自阅览。
臣 邹忠倚 对策
臣回答说：臣听说帝王统治天下，有能治理的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治法，所以制度没有建立不值得忧虑；有教化的治理，没有权术的治理，所以看表面的规制不值得依赖。帝王有一代的纲纪作为治法，就一定有一代的德高望重的贤人作为治理的人才；有整饬的官制作为治术，就一定有潜移默化的革心作为治理的教化。
什么是治理的人才？就是总理政务、任用贤能，百官各司其职、奋发有为。教化养育需要推行，制度设施需要完备，开创初期，事务繁忙日理万机，而有辅佐的人才，那么政令推行就井然有序，规模就能弘远。不然的话，尧舜的法度也不能保持百年没有弊端，任用贤才是为了谋求治理，而治国的谋略也就维系在这些人身上。
什么是治理的教化？就是百官都砥砺清廉忠诚的节操。贤能和奸邪有分别，君主的耳目有所托付，议论谋划的方略没有不完备的，那么廉洁守法的风气推行，人们就会以名节为荣，而对犯罪的畏惧反而变轻。不然的话，督察严厉的朝廷也不能保证官员没有过错，协调风气使天下一致，而劝勉教化的权力也就维系在这里了。
何况正当国运更新的时候，正是人才奋发有为的日子；继承大业刚刚开始，更是人心振奋立志的时候。坚定前代的谋略，定都中原，官制完备就可以媲美商周；统一天下，设置百官辅佐，开创的功业就超过虞夏。弘扬教化、安抚四方，关键就在今日了。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天生聪慧，睿智天成，文武圣明，德行广大全面。登上帝位就开始施展治国谋略，已经减轻刑罚、减少赋税；广开四方言路，设立进谏的器具，又鼓励进谏、起用贤才。陛下深切地寻求治理，就像大川奔流一样恳切。
至于拒绝进贡、撤除多余的关卡，就和大禹勤劳节俭的用心、文王体恤百姓的心意是一样的；整饬巡行地方的官员、重视地方长官，就和虞舜咨询四方诸侯、周王考核整顿官吏的做法是一致的。德行已经很高了，还认为不够；功业已经很远大了，还认为不够兴盛。于是在日理万机的闲暇，召我们这些臣子到朝廷上，询问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方法，制度得失的详情，臣虽然愚陋，也略知一二。然而在朝廷上回答策问，是臣的本分；不辜负所学的知识，是臣的志向。怎敢不竭诚直言，为盛明的朝代献上自己的见解呢？
臣恭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人有真诚和奸邪，言论有正确和错误，如今想要明辨而不困惑，坚定不移。
臣私下认为任用官员的方法，在于人和言两个方面：有因为人而采纳他的言论，也有因为言论而选用这个人；有的人不凭借言论来求取功名，有的言论不因为人而被废弃。任用的方法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
如今试着从人的方面来说：贤能的人一定是难于进用、轻易退隐来保全节操的，不然就是谄媚阿谀的人；一定是敢于直言、没有隐瞒来竭尽忠心的，不然就是轻慢懈怠的人。
可是臣引用宋代大臣苏轼的话：和仁有同样的功效就称作仁，那么公孙弘的布被和子路的旧袍子有什么区别呢？于陵子仲的李子和颜回的箪食瓢饮有什么分别呢？功绩是人们所追求的，过错是人们所回避的。考察一个人追求和回避的是什么，真假就显现出来了。从苏轼的话来看，那么人在各种欲望中容易变得不肖，平生的大节往往在困顿的时候显现，大节藏在细微的小事里，验证起来不是丝毫不差吗？
从言论的方面来说：言论光明正直的，一定是君子；言论和顺而有恻隐之心的，一定是仁人。至于功绩和罪过有什么难分辨的，只看事前和事后的表现；忠诚和奸邪有什么难区分的，只看是为公还是为私。
可是臣听唐代大臣陆贽说：天子的治国之道，和上天的功德一样。上天不因为地上有恶水就停止万物生长，天子不因为时常有小人就停止听取采纳意见。从陆贽的话来看，借鉴各种弊端来体察人情，谗言被清除之后，进奏就有章法，正直的言论一定能被采纳，浅陋的意见也可以征询，这样广泛地听取意见，不就像明镜一样值得依靠吗？虽然这样，这还不是根本。
臣认为臣子提出建议，关键在于内心的真诚还是虚伪，不在于辨别得多么严格；人才的兴衰，关键在于激浊扬清，不在于铨选的法度条文。那么想要朝廷内外的官员奉公尽职，在继承前代积弊的基础上，开创太平、造福后世的基业，不大加变革是不行的。
人心的才干能力，难道有什么不足吗？只是看重自身利益的念头重了，为君主国家谋划的心思就轻了；贪图利益的心思多了，廉耻的操守就欠缺了。贿赂公行，忠良的人就意气沮丧。迎合谄媚的说法被称作“变通”，卖官鬻爵的行为被看作“忠厚”。直言正色的人被指责为“偏激”，坚守节操的人被讥讽为“求名”。天下的人都苟且偷安、没有异议，想要以此达到太平、谋划长治久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臣认为想要实现天下大治，一定要激励天下的人心。让人们知道节义应当坚守，而不是用来求取名声；知道廉耻值得崇尚，而不是用来逃避罪责。去除私心、一心为公，忘却小家、谋划国事，志向专一，智慧勇气就会产生，那么一个人就能顶几个人的才干；独立行事无所畏惧，担当政务没有猜忌，诚心所至，朋党就会消散，那么整个朝廷就会指挥如意了。
何况开国初期，一代的风气会由此转变，一代的气节会由此树立。汉高祖豁达大度，所以当时多有杰出不凡的人才；汉宣帝精于吏治，所以当时聚集了众多奉公朴实的官员；到了汉光武帝崇尚忠义，东汉的风气在这时最为美好。由此可知人的志向品性随着时代变化，奖励就会勉励，激励就会顺从，放任就会颓废，斥责就会断绝。这是风俗教化的关键，也是言路和人才的由来。
臣恭读陛下的策问，里面说开创国家的初期，官制、赋役、礼乐、兵刑、工程营建、风化纲纪，规模初步设立还没有达到最完善的境地，想要询问唐虞三代以来盛衰沿革的缘故。
臣私下认为，虽然官职众多但制度初创，到了周代仿效设立六卿，周代的制度就完备了。田赋分上中下三等，贡、助、彻的税制都是十分取一的制度。用人方面，伯夷颁布法典，周公制定礼仪；乐舞方面，《韶》乐九章，《武》乐六成。士师掌管刑法，统一刑律；司马掌管军事，同时推行教化。尧舜时居室简陋，却择地定都，政事逐渐详备；官员升降有规矩，以六计考核官吏，法度越来越严密。那么虞夏三代以上制度的繁简情况就可以清楚了。
汉代以三公、三省为宰相，设立都省、行省的丞官，以什伍连坐代替秦朝的苛政，以二十税一的制度传承下来。叔孙通制定礼仪，分设乐府，制度更加明晰；府卫掌管军队，死刑复奏谨慎用刑，法度更加完善。到后来设立三司分管财政，设立将作监掌管工程，在内设立督察院作为朝廷的纲纪，在外设立按察司作为四方的耳目，那么唐宋元以下制度的得失就可以清楚了。
鼓励臣下进谏，优待办事的人员，任用经验丰富的旧臣，推行清明的治理，淘汰冗余的官员，休养百姓的财力，追求中和的盛世，施行体恤百姓的风俗，选拔有节制的人才，严格纠察弹劾的法令。政令一出利益就兴起，人才在位法度就推行，那么百官不日益奋发、百姓不日益安定的情况，是从来没有的。那么制度的精密，教化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
臣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玉不雕琢就成不了器物，人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考察古代、验证当今，就不会有失策的谋划；尊崇德行、讲求学问，就能达到高明的境界。因为帝王的治理根本在于道，道的根本在于心。
宋代大臣的《大学衍义》里记载的，比如明辨道术、辨别人才、审察治理体制、体察民情，作为格物致知的功夫；崇尚敬畏、戒安逸贪欲，作为诚意正心的功夫；谨慎言行、端正威仪，作为修身的功夫；重视后妃、严格内宫治理、确立国本、教导外戚，作为齐家的功夫。
恳请陛下凭借天生的资质，每天驾临经筵，选拔能辅佐启迪的宰辅侍从大臣，选取四书五经中有益于身心的内容进讲，挑选史鉴奏章中关系到治乱的内容讲解，一定能帮助陛下增进高深的学问，成就圣明的德行。
尤其希望满汉文字互相翻译，反复向下询问，每个字都探究它的含义，每句话都结合当今验证，一定能符合陛下的心意，德行不知不觉就提升了。陛下圣旨里说的任用正直的人、听取正直的言论、推行正直的治国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臣是民间新进的书生，不懂忌讳，冒犯了陛下的威严，心中无比惶恐，罪该万死。臣郑重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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