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家中世代务农，到沈峻这一代喜爱读书，和舅舅太史叔明一同拜同族沈麟士为师求学多年。日夜督促自己读书，有时候打瞌睡，就拿木杖敲打自己，立志勤学就到这样的地步。沈麟士去世之后，沈峻前往京城，遍访各处讲学场所，于是博通《五经》，尤其擅长《三礼》。最初做王国中尉，逐步升迁侍郎，同时兼任国子助教。当时吏部郎陆倕写信给仆射徐勉举荐沈峻说：“《五经》博士庾季达需要替换，想来朝廷一定会仔细挑选人选。圣贤可以讲习的典籍，必定以《周官》建立义理，所以《周官》这部书，实在是众经的源头根本。这套学问失传已经很多年，北方来的孙详、蒋显虽然也曾研习，可是口音南北混杂，所以门生门徒很少；只有助教沈峻，格外精通这部书。近日开设讲席，各位儒者刘岩、沈宏、沈熊等人，都拿着经书坐在下面，以弟子身份听讲，没有人不叹服，大家没有非议。我认为应当直接任用这个人，让他专门研习传授这门学问，循环讲学。让圣人的经典，失传之后再度兴盛；断绝数代的学问，重新传给求学之人。”徐勉采纳他的意见，上奏朝廷任命沈峻兼任《五经》博士。在学馆讲学，听讲的常有几百人。外放做华容县令，回朝授员外散骑侍郎，又兼任《五经》博士。当时中书舍人贺琛奉皇帝敕令编撰《梁官》，于是启奏征召沈峻和孔子袪做西省学士，协助编撰。书完成之后，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外放做武康县令，在任上去世。
儿子沈文阿，继承父亲学问，尤其通晓《左氏传》。太清年间，从国子助教升任《五经》博士。传承沈峻学问的，还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两人都官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
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是东吴太史慈的后代。年少研习《老子》《庄子》，同时研读《孝经》《礼记》，对《老》《庄》《易》三玄的解读，当世无人可比。每次讲学，听讲的常常五百多人。历任国子助教。邵陵王萧纶喜爱他的学问，等到萧纶出镇江州，就带着太史叔明前往州镇。萧纶改镇守郢州，太史叔明又跟随幕府，所到之处就开设讲学，长江以外的读书人都学习传承他的学问。大同十三年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孔子袪，会稽山阴人。年少丧父，家境贫寒却好学，耕种砍柴的时候，常常随身带着书本，有空就诵读。刻苦自我勉励，于是通晓经术，尤其精通《古文尚书》。最初做长沙嗣王侍郎，兼任国子助教，讲授《尚书》四十遍，听讲的常有几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奉敕编撰《梁官》，举荐孔子袪担任西省学士，协助编撰。书写成之后，授司文侍郎，他没有赴任。很久之后兼任主客郎、舍人，依旧保留学士职位。多次升迁官至湘东王国侍郎、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又任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转任兼任中书通事舍人。不久升迁步兵校尉，依旧担任舍人。梁高祖撰写《五经讲疏》以及《孔子正言》，专门派孔子袪查阅各类典籍，为著作搜集义理佐证。事情完成之后，敕令孔子袪和右卫朱异、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轮流主讲经书。多次升迁官至通直正员郎，依旧兼任舍人。中大同元年，在任上去世，时年五十一岁。孔子袪著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接续朱异编撰《集注周易》一百卷，接续何承天编撰《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是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皇侃年少好学，拜贺瑒为师，专心钻研，全面继承老师的学问，尤其精通《三礼》《孝经》《论语》。从兼任国子助教起家，在学堂讲学，听讲的有几百人。撰写《礼记讲疏》五十卷，书写成之后进献给皇帝，皇帝下诏收藏到秘阁。不久，召他进入寿光殿讲解《礼记》义理，梁高祖十分赞赏，授员外散骑侍郎，依旧兼任国子助教。他天性极为孝顺，常常每日限定诵读《孝经》二十遍，如同别人诵读《观世音经》一般。遭遇母亲丧事，解除官职回到家乡。平西邵陵王仰慕他的学识，备厚礼迎接他。皇侃抵达之后，染上心病，大同十一年，在夏首去世，时年五十八岁。他撰写的《论语义》十卷，和《礼记义》一同被当世看重，读书人代代传习。
梁朝吏部尚书姚察评论说：往昔叔孙通在军旅之中讲论儒学，桓荣在战乱饥荒之中勤学；等到世道平定，才获得荣耀恩宠；崔灵恩、伏曼容、何佟之、严植之这些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伏曼容、何佟之在南齐末年讲学，不因时代变迁改变治学志向；贺瑒、严植之这类儒者，遇上梁朝尊崇儒学，都身居高位，钻研古籍的功力，诸位学者都充分施展了。范缜在守丧期间就急于求取功名，没能实现抱负，也是理所应当的。
列传第四十三 文学上
到沆、丘迟、刘苞、袁峻、庾於陵（弟弟庾肩吾）、刘昭、何逊、钟嵘、周兴嗣、吴均
从前司马迁、班固的史书，都写有《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并没有参与朝廷军政大事，只是因为他文章写得格外杰出。班固又写了《贾邹枚路传》，也是因为这些人擅长写文章得以流传。范晔的《后汉书》设立《文苑传》，记载的人物十分详尽。然而，阐扬礼乐、辅佐国家，贯通古今、褒贬善恶，没有文章是做不到的。所以统治天下的君王，没有不重视文章道义的；士大夫阶层，也都崇尚文学之道，古往今来，这个道理不曾改变。梁高祖天资聪慧，富于文才，统辖天下，广泛招揽儒雅人才，下诏寻访奇才异士，文坛盛况，人才荟萃。每当皇帝出游，就命群臣赋诗，文章写得好的，赏赐金银布帛；主动到朝廷进献辞赋颂文的，有时会得到接见。朝中大臣当中，沈约、江淹、任昉，都凭借文采冠绝当世。至于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人，有的入值文德殿，在寿光殿参与宴集，都是后起的优秀人才。沈约、江淹、任昉、王僧孺、张率，另外根据他们的功绩事迹立传。现在把到沆等兼具文才学识的文人，直到太清年间的人物，汇编成《文学传》。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曾祖父到彦之，刘宋的将军。父亲到捴，南齐五兵尚书。到沆自幼聪敏，五岁的时候，父亲到捴在屏风上手抄古诗，到沆请父亲教他，读过一遍，就能够背诵，一字不忘。长大之后勤奋读书，擅长写文章，精通篆书隶书。风度仪容美好，举止得体。南齐建武年间，从后军法曹参军起家。天监初年，升迁征虏主簿。梁高祖刚刚登上皇位，选拔贤才，十分爱惜他的才华。东宫设立，任命他做太子洗马。当时文德殿设置学士省，召集才学出众的学者在那里待诏，校勘整理古籍史书，下诏让到沆可以出入学士省。梁高祖在华光殿设宴，命群臣作诗，唯独诏令到沆写二百字的诗篇，限定两刻钟完成。到沆在座席之上立刻写成进献，文辞十分华美。不久以太子洗马身份掌管东宫文书、散骑省策问文稿。天监三年，下诏选拔在职清廉能干、才学出众的尚书郎担任侍郎，任命到沆为殿中曹侍郎。到沆的堂兄到溉、到洽，都很有才名，当时相继担任殿中官职，当世之人以此为荣。天监四年，升迁太子中舍人。到沆为人从不夸耀自己，不议论别人长短，乐安任昉、南乡范云都和他交好。同年，升迁丹阳尹丞，因为生病不能处理职事，改任北中郎谘议参军。天监五年，在任上去世，时年三十岁。梁高祖十分痛惜，下诏赏赐二万钱，三十匹布。他创作的诗赋一共有一百多篇。
丘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人。父亲丘灵鞠，富有文才，南齐做官官至太中大夫。丘迟八岁就会写文章，丘灵鞠常常说：“文章风骨很像我。”黄门郎谢超宗、隐士何点见到他，都对他感到惊异。长大之后，州府征召他做从事，考中秀才，授太学博士。升迁大司马行参军，遭遇父亲丧事离职。服丧期满，授西中郎参军。多次升迁官至殿中郎，遭遇母亲丧事离职。服丧结束，再任殿中郎，升迁车骑录事参军。梁高祖平定京城，开设王府幕府，征召丘迟做骠骑主簿，十分礼遇他。当时劝梁王称帝、拟定特殊礼仪的文书，全都出自丘迟手笔。梁高祖登上皇位，授散骑侍郎，不久升迁中书侍郎，兼任吴兴邑中正，在文德殿待诏。当时梁高祖写了《连珠》，下诏让几十位大臣接续仿写，丘迟写的文采最好。天监三年，外放做永嘉太守，在郡处理政务并不称职，被主管官员弹劾，梁高祖爱惜他的才华，把弹劾奏章压下不予处理。天监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北伐，丘迟担任谘议参军，兼任记室。当时陈伯之驻守北方，带领魏军抵抗梁军，丘迟写信劝谕陈伯之，陈伯之就此归降。回朝授中书郎，升迁司徒从事中郎。天监七年，在任上去世，时年四十五岁。他所作的诗赋在世间流传。
刘苞，字孝尝，彭城人。祖父刘勔，刘宋的司空。父亲刘愃，南齐太子中庶子。刘苞四岁父亲去世，到六七岁的时候，看见诸位伯父叔父就常常哭泣。当时他的伯父、叔父刘悛、刘绘等人地位显贵，刘苞的母亲以为他是畏惧长辈，为此发怒。刘苞回答说：“我年幼丧父，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听闻诸位伯父样貌和父亲相像，所以心中悲伤，没有别的想法。”说着就哽咽落泪，母亲也为之悲痛。当初，刘苞的父母和两位兄长接连去世，灵柩全都临时浅埋。刘苞十六岁，才迁移墓地，主持改葬，不依靠各位伯父叔父，没多久全部安葬完毕，刘绘常常赞叹佩服他。
年少好学，擅长写文章。朝廷征召他做司徒法曹行参军，他没有赴任。天监初年，因为是临川王妃的弟弟，从征虏主簿升任临川王中军功曹，多次升迁官至尚书库部侍郎、丹阳尹丞、太子太傅丞、尚书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因公事被免官。过了很久，授太子洗马，掌管文书，在寿光殿侍讲。自从梁高祖即位，提拔后辈文学之士，刘苞和堂兄刘孝绰、堂弟刘孺，同郡的到溉、到溉的弟弟到洽、堂兄到沆，吴郡陆倕、张率，都凭借文采受到赏识，常常参与皇帝的宴饮，虽然做官升迁有先有后，但是得到的赏赐没有差别。天监十年，去世，时年三十岁。临终的时候，叫来友人南阳刘之遴托付后事，要求丧事务必节俭。刘苞做官有能干的名声，性格温和正直，和人交往，当面指出别人的过错，背后称赞别人的优点，内心没有隐瞒，士友都为他的死感到惋惜。
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是曹魏郎中令袁涣的八世孙。袁峻幼年丧父，专心勤学，家中贫穷没有书，每次向别人借书，必定全部抄写下来，给自己定下功课每天抄写五十张纸，纸张数量达不到就不休息。他不善言谈，却擅长写文章。梁军义军攻克京城，鄱阳王萧恢向东镇守破冈，袁峻跟随王府掌管文书记事。天监初年，鄱阳王国建立，任命袁峻为侍郎，跟随王府镇守京口。鄱阳王改镇守郢州，袁峻兼任都曹参军。梁高祖十分喜爱辞赋，当时到朝廷进献文章的人络绎不绝，有些文辞华丽可观的，会得到赏识提拔。天监六年，袁峻模仿扬雄的《官箴》进献朝廷。梁高祖十分赞赏，赏赐束帛。授员外散骑侍郎，入值文德学士省，抄写《史记》《汉书》，各抄成二十卷。又奉皇帝敕令，和陆倕各自撰写《新阙铭》，文辞就不一一记载。
庾於陵，字子介，是散骑常侍庾黔娄的弟弟。七岁就能够谈论玄学义理。长大之后，才思清敏，学识渊博富有文采。南齐随王萧子隆担任荆州刺史，征召他做主簿，派他和谢朓、宗夬抄录编撰各类书籍。萧子隆调回京城，又任命他做送故主簿。萧子隆不久被齐明帝害死，王府下属官吏全都畏惧躲避，没有人前去吊唁，唯独庾於陵和宗夬留下来，料理丧事。始安王萧遥光担任抚军，征召他做行参军，兼任记室。永元末年，授东阳遂安县令，受到官吏百姓的称赞。天监初年，担任建康狱平，升迁尚书工部郎，在文德殿待诏。外放做湘州别驾，升迁骠骑录事参军，兼任中书通事舍人。不久兼任南郡邑中正，授太子洗马，依旧兼任舍人。按照旧例，东宫的属官，都是清贵的人选，太子洗马掌管文翰，尤其清贵。近代选用官员，都挑选高门望族当中有才望的人。当时庾於陵和周舍一同被提拔担任这个职位，梁高祖说：“官职因为任职的人而显得清贵，哪里一定要限定高门大族。”当时的舆论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不久升迁为散骑侍郎，改兼荆州大中正。多次升迁担任中书黄门侍郎，舍人、中正的职务都依旧兼任。外放担任宣毅晋安王长史、广陵太守，代理府州事务，因公事被免官。后来再度起用为通直郎，不久授任鸿胪卿，又兼任荆州大中正。在任上去世，时年四十八岁，留有文集十卷。他的弟弟叫庾肩吾。
庾肩吾，字子慎。八岁就能作诗，特别受到兄长庾於陵的爱护看重。最初担任晋安王国常侍，接着升任晋安王宣惠府行参军。从此每当晋安王调任镇守之地，庾肩吾常常随王府迁徙。历任王府中郎、云麾参军，同时兼任记室参军。中大通三年，晋安王被立为皇太子，庾肩吾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授任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不久以原有官职兼任荆州大中正。屡次升迁，历任中录事谘议参军、太子率更令、太子中庶子。当初，太宗（简文帝萧纲）还在藩王府的时候，素来喜爱文才之士，当时庾肩吾和东海人徐摛、吴郡人陆杲、彭城人刘遵、刘孝仪，以及刘孝仪的弟弟刘孝威，一同受到赏识礼遇。等到萧纲入主东宫，又开设文德省，设置学士，庾肩吾的儿子庾信、徐摛的儿子徐陵、吴郡人张长公、北地人傅弘、东海人鲍至等人入选学士。
齐代永明年间，文人王融、谢朓、沈约写文章开始运用四声，开创文体的新变；到此时写文章更加拘泥于声韵，越发崇尚华丽浮靡，风气更胜过从前。当时太子萧纲写信给湘东王萧绎，评论文风，信中说：
我们没有什么外出游赏的消遣，只致力于阅览典籍；生性本就喜爱文章，时常也写一些短诗。虽然是平庸粗浅的作品，却放不下笔，好比有技艺在身手痒难耐，又重蹈旧时写作的习惯。近来看到京城的文章风气，文风软弱迟钝异于往常，众人争相学习浮华空疏，刻意写得迂缓松散。寒冬长夜，苦苦思索也写不出佳作，既违背比兴的创作手法，又完全背离《诗经》《离骚》的传统。像六典、三礼这类典籍，自有它适用的场合；吉礼、凶礼、宾礼等各类礼仪，也有它施行的处所。从没听说抒发内心情感的诗歌，反而去模仿《礼记·内则》这类礼书；提笔抒写心志，却摹仿《尚书·酒诰》这类诰文；吟咏春日迟迟的景致，反倒效法占筮典籍《归藏》；描写浩荡江水，却写得如同《大传》这类经解文字。
我本身不擅长写文章，不敢随意指摘批评。只是拿当代的作品，和古代有才学的文人对比：远的有扬雄、司马相如、曹植、王粲，近的有潘岳、陆机、颜延之、谢灵运，看他们遣词构思的用心，和今世的作品全然不相似。如果认为如今的文章是正确的，那古代的文章就是错的；如果前代贤者值得称颂，那当今的文体就应当抛弃。若是说各人遵从自己的志趣，我却不敢认同。另外当下还有人效仿谢灵运、裴鸿胪（裴子野）的文章，也让人十分困惑。为什么呢？谢灵运的文辞超凡脱俗，出自天然，偶尔有不拘章法的地方，那只是他的糟粕；裴子野具备优秀史官的才干，诗文却完全没有文采之美。如今学习谢灵运，学不到他的精华，只学到行文冗长；师法裴子野，舍弃他的长处，只承袭他的短处。谢灵运的高妙本就难以企及，裴子野的质朴也不值得去追慕。所以那些主观臆断、贪图名声不顾实质的人，如同对着仁兽分肉、邯郸学步一般；好比进入卖鲍鱼的店铺久了闻不到臭味，效仿别人的错误反而招来祸患。想要承袭谢灵运的文采，哪里是普通人能够企及；一心崇拜裴子野，恐怕连两代唐人的文统都要断绝。所以金玉般的佳作，反倒被见识浅陋之人讥笑；《下里》《巴人》这类粗浅俗曲，反倒符合世俗人的口味。《阳春白雪》格调高远却少有人唱和，精妙的声韵断绝，无人追寻。世人竟然不去细致推敲文字的细微得失，权衡文采与内容的平衡，没有《巧心》那样的匠心，终究愧对高明的写手。因此身怀才学的士人，看到这种风气便知难而退；如同戴着礼帽脚穿华履的人来到闽地，只能徒然叹息。诗歌已经变成这样，各类公文笔札也是如此。笔墨不会说话，只能任凭人涂抹；纸札没有感情，任由人折叠揉搓。太过分了！文章的颓败泛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至于近代谢朓、沈约的诗歌，任昉、陆倕的各类笔札文章，实在是文章中的翘楚，创作的楷模。张士简的赋作，周升逸的辩论文字，也都是上乘手笔，很难再遇到这样的人才。文章传统不会断绝，必定会出现绝顶英才；能够作为文坛领袖的，除了弟弟你还能有谁。我常常想探讨这些问题，却找不到可以交谈的对象，很想像当年曹子建（曹植）那样，和你一同商讨辨析。分辨文风的清浊好坏，让它们像泾水、渭水一样分明；品评当代人物文风，就仿照汝南郡月旦评的旧例。如同调好朱砂，点上雌黄，评定高下，让那些滥竽充数、似是而非的人自觉惭愧。就像袁绍畏惧许子将的品评，又像偷牛的人远远为王烈的德行感到羞愧。心中思念却不能相见，我内心是何等劳苦。
太清年间，侯景作乱攻破京城；等到太宗萧纲即位，任命庾肩吾担任度支尚书。当时长江上游各个藩王，都占据州郡抵抗侯景。侯景伪造皇帝诏令，派庾肩吾出使江州，劝谕当阳公萧大心投降。萧大心很快献出全州投降叛贼，庾肩吾趁机逃进建昌地界。过了很久，才得以奔赴江陵，不久之后去世，他的文集流传于世。
刘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士，是晋代太尉刘寔的九世孙。祖父刘伯龙，守父丧时以孝行闻名，宋武帝下令皇太子和各位亲王都前去吊唁慰问，官做到少府卿。父亲刘彪，齐朝征虏晋安王记室。刘昭幼年聪慧机敏，七岁就通晓《老子》《庄子》的义理。长大之后，勤奋好学，擅长写文章，表兄江淹很早就对他大加赞赏。天监初年，从奉朝请起家，多次升迁担任征北行参军、尚书仓部郎，不久授任无锡县令。先后担任宣惠豫章王、中军临川王的记室。
当初，刘昭的伯父刘肜汇集各家《晋书》，为干宝的《晋纪》作注，编成四十卷。到刘昭这里，又搜集各家关于《后汉书》的异同说法，为范晔的《后汉书》作注，当世评价他的注释广博详尽。升任通直郎，外放担任剡县县令，在任上去世。著有《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
刘昭的儿子刘縚，字言明，也喜爱学习，通晓《三礼》。大同年间，担任尚书祠部郎，不久辞去官职，不再出仕。刘縚的弟弟刘缓，字含度，年少就有名声，担任安西湘东王记室。当时湘东王府广聚文人学士，刘缓居于文人之首。授任通直郎，不久升任镇南湘东王中录事，又跟随王府前往江州，在江州去世。
何逊，字仲言，东海郯县人。曾祖何承天，是刘宋御史中丞；祖父何翼，官员外郎；父亲何询，齐朝太尉中兵参军。何逊八岁就能作诗，二十岁时，被本州举荐为秀才。南乡人范云看到他的策对文章，极为欣赏，于是和他结成忘年之交。从此何逊每写一篇诗文，范云就赞叹称赏，对亲近的人说：“近来看当代文人，质朴的地方太过迂儒，华丽的地方又流于庸俗；能够调和清浊，契合古今法度的，就在何生这里了。”沈约也喜爱他的文章，曾经对何逊说：“我每次读你的诗，一天反复诵读好几遍，还是停不下来。”他就是这样被名流推重。
天监年间，何逊从奉朝请起家，升任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任记室。建安王喜爱文人，天天和文人游乐宴饮；等到建安王迁任江州，何逊依旧掌管书记文书。回朝后担任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任尚书水部郎，因母亲去世离职守孝。服丧期满，授任仁威庐陵王记室，又跟随王府前往江州，不久去世。东海人王僧孺收集他的诗文编成八卷。当初，何逊的文章和刘孝绰一同被当世看重，世人称为“何刘”。梁世祖萧绎写文章评论他们说：“诗作数量多又写得好的是沈约；诗作不多但是造诣极高的，是谢朓、何逊。”
当时还有会稽人虞骞，擅长写五言诗，名声和何逊不相上下，官做到王国侍郎。之后又有会稽人孔翁归、济阳人江避，一同担任南平王大司马府记室。孔翁归也擅长作诗；江避学识渊博，思辨缜密，还为《论语》《孝经》作注。二人都留有文集。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代侍中钟雅的七世孙。父亲钟蹈，齐朝中军参军。钟嵘和兄长钟岏、弟弟钟屿都好学，富有思辨才能。钟嵘在齐永明年间成为国子生，通晓《周易》。卫军王俭兼任国子祭酒，对他颇为赏识礼遇。被本州举荐秀才，从王国侍郎起家，升任抚军行参军，外放担任安国县令。永元末年，授任司徒行参军。
天监初年，制度虽然改革，但是百事繁杂，来不及全面整顿。钟嵘于是上书说：“永元年间祸乱兴起，朝廷随便封赏官爵；没有战功，也可以靠贿赂得到官位。花费一点钱财就能位列九卿，凭借简短书信就得到校尉一类武官；骑都尉挤满市井，郎将充斥街巷。身上佩戴官印绶带，却还做奴仆一样的勾当；身居清贵的黄门、散骑一类职位，依旧干差役的杂活。名声和实际混乱错杂，没有比这时候更严重的。臣愚以为，军官之中的士族士人，本自有清贵的官阶序列，靠着军功得到爵位的，应当全部削除，惩戒投机钻营的风气。如果是寒门小吏出身，允许他们做到门第品级允许的最高官职，不应该借着军功，混入清贵品级。至于流寓杂居的北方流民，应当安抚接纳，但是应当严格停止给他们俸禄权力，不让他们扰乱政务，只可以授予没有实权的虚号而已。我斗胆献上愚忠，不顾众人的非议。”梁武帝下令把这份奏议交付尚书省执行。
钟嵘升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萧元简出任会稽太守，征召他担任宁朔记室，专门掌管文书。当时隐士何胤在若邪山修建屋舍，山中爆发洪水，冲倒树木山石，唯独这间屋舍安然无损。萧元简命钟嵘撰写《瑞室颂》来表彰何胤，文词典雅华美。之后钟嵘被选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钟嵘曾经品评古今五言诗，评定诗作优劣，书名叫《诗评》（即《诗品》）。书的序言写道：
气运触动万物，万物感召人的内心；于是人的性情动荡抒发，就表现在歌舞吟咏之中。诗歌的光辉可以照耀天地人三才，为万物增添文采；神灵依靠它接受祭祀，幽深的情志借着它得以宣示。能够撼动天地、感动鬼神的，没有比诗歌更直接的。从前《南风》的歌辞，《卿云》的颂歌，意义已经十分高远。《夏歌》说“郁陶乎予心”，楚国歌谣说“名余曰正则”，虽然还不是完整的五言体裁，但已经算是五言诗的开端。到了汉代李陵，才正式确立五言诗的体制。汉代古诗年代久远，作者时代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就是汉朝的作品，不是周代末年产生的。
从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这批人，辞赋写得竞相精彩，却没有什么诗歌流传。从李陵到班婕妤，将近一百年，除了一位女性（班婕妤），知名诗人仅此一人。诗歌的传统，就此衰败缺失。东汉二百年之间，只有班固的《咏史》，质朴没有文采。到了建安时期，曹操父子真心爱好文学；曹植兄弟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是他们的辅佐。此外依附追随权贵，投身文学的文人，数以百计。文学兴盛的盛况，在这时完全具备。
之后文学渐渐衰落，一直到晋代。太康年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文学再度蓬勃复兴，继承前代的风范，文采风流没有断绝，也是文学的中兴阶段。永嘉年间，世人崇尚黄老学说，喜好清谈；当时的诗文，道理说教压过文辞，平淡缺少韵味。等到东晋南渡，这种风气依旧延续，孙绰、许询、桓、庾这些人的作品，全都平淡刻板，如同《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骨完全丧失。在此之前，郭璞凭借出众才华，变革诗的体制；刘琨依仗清劲刚直的气质，助长这种文学之美。但是追随这种风格的人少，世俗风气难以扭转。
到了义熙年间，谢混文采斐然接续创作；元嘉初年，谢灵运才华高妙辞藻丰赡，文辞富丽后人难以追赶，已经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可知：曹植是建安时代的豪杰，刘桢、王粲为辅佐；陆机是太康时代的英才，潘岳、张协为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时代的雄才，颜延之为辅佐。这些人都是五言诗的顶尖人物，一代辞章的代表。
四言诗文字简约含义广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有很多收获，但是常常苦于文辞繁复而意蕴单薄，所以当世很少有人写作。五言诗处在各类文体的关键位置，是各类作品中最有韵味的体裁，所以合乎世俗喜好。难道不是因为它描摹事物形态，穷尽情感刻画景物，最为详尽贴切吗？
《诗经》有六义：第一叫兴，第二叫赋，第三叫比。文辞已经写完，意蕴还有余味，叫作兴；借外物来寄托情志，叫作比；直接叙写事件，借事物寄托寓意，叫作赋。发扬这三种义法，斟酌加以运用，以风骨为骨架，用文采来润色，让品读的人回味无穷，听闻的人心神触动，这就是诗歌的最高境界。如果只用比、兴，弊病在于含意太深，含意太深就会文辞滞涩；如果只用赋体，弊病在于情意浮浅，情意浮浅就会文章松散。随性铺写，没有收束，就会有芜杂散漫的毛病。
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天的云彩暑热的雨水，寒冬凛冽的严寒，这是四季气候触动诗情的景象。美好的聚会，借诗歌表达亲近；离别分散，借诗歌抒发幽怨。至于楚国臣子被逐出都城，汉宫女子辞别皇宫；有的尸骨横躺在北方荒野，有的魂魄随风漂泊；有的披甲戍守边疆，有的边塞充满杀伐之气；塞外游子衣衫单薄，闺中妇人泪流耗尽。还有士人辞去官职，一去不复返；女子凭借美貌得到君王宠爱，回眸一笑倾覆一国。像这样种种情景，撼动心灵，不用诗歌怎么抒发内心义理，不靠长歌怎么排遣心中情愫？所以说：“《诗经》可以让人合群交往，可以抒发怨愤。”让身处贫贱的人内心安适，幽居的人没有烦闷，没有比诗歌更好的了。所以文人作者，没有不喜爱诗歌的。当今世俗，作诗的风气十分兴盛。孩童刚长大，刚入学读书，就一心追逐作诗。于是平庸的诗作，杂乱的体裁，各人自守一套写法。至于富贵子弟，耻于自己诗文不如别人，一整天雕琢字句，半夜苦思吟咏；自己读觉得警策绝妙，众人看来终究平庸迟钝。
还有轻浮浅薄的一类人，嘲笑曹植、刘桢古板拙朴，推崇鲍照是上古高人，说谢朓古往今来独一无二。但是师法鲍照，终究写不出“日中市朝满”这样的句子；学习谢朓，仅仅学到“黄鸟度青枝”这种粗浅诗句。白白脱离高雅的文学传统，算不上真正的文人。
我看王公士大夫们，在高谈阔论之余，何尝不拿诗歌作为谈资。顺着个人喜好，褒贬评价各不相同；好坏混杂，紫朱不分，争论喧哗，没有评判的标准。近代彭城人刘士章，是善于鉴赏的才士，痛心诗坛的混乱，想要撰写当代的诗品，口头加以品评褒贬，文章却没有写成。我有感于此，于是创作《诗评》。
从前用九品来评定人物，《七略》来甄别文士，对照实际，很多评价并不恰当。至于诗歌这种技艺，高下可以清楚分辨，按道理来推究，差不多和博弈一样。当今皇帝有天生超凡的才华，怀抱深沉幽远的文思，文章可与日月比丽，学问通晓天人之理。早年还在王侯交游的时候，文采已经位居第一；何况天下一统，文风如云蒸腾，身怀文采的人才比肩接踵。本就傲视汉魏，胸中囊括晋宋的文学成就。这本不是民间歌谣、街头议论，敢去妄加分别高下。我这部记录，只可供街巷闲谈，作为谈笑的资料罢了。
没过多久，钟嵘在任上去世。
钟岏，字长岳，官做到府参军、建康平，著有《良吏传》十卷。钟屿，字季望，任永嘉郡丞。天监十五年，皇帝下令学士编撰《遍略》，钟屿也参与其中。兄弟几人都留有文集。
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县人，是汉代太子太傅周堪的后代。高祖父周凝，晋代征西府参军、宜都太守。周兴嗣世代居住姑孰。十三岁，到京城游学，一共十余年，于是广泛通晓典籍传记，擅长写文章。曾经从姑孰步行，投宿旅店，夜里有人对他说：“你的才学超越世人，起初会被显贵大臣赏识，最终会被英明的君主知遇。”话说完，那人不知去往何处。
齐隆昌年间，侍中谢朏担任吴兴太守，只和周兴嗣谈论文史。等到谢朏卸任回朝，对他大力称扬举荐。本州举荐他为秀才，授任桂阳郡丞，太守王嵘素来赏识善待他，礼遇十分优厚。梁高祖建立梁朝，周兴嗣献上《休平赋》，文辞十分优美，梁高祖很赞赏。授任安成王国侍郎，在华林省当值。这一年，河南进献会跳舞的骏马，下诏令周兴嗣和待诏到沆、张率作赋，梁高祖认为周兴嗣写得最好。提拔为员外散骑侍郎，入文德省、寿光省当值。
当时，梁高祖把三桥旧宅改建为光宅寺，下令周兴嗣和陆倕各自撰写寺庙碑文。两篇完成一同进呈，梁高祖选用周兴嗣所作的碑文。从这之后，《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的《千字文》，全都让周兴嗣撰写。每次上奏，高祖总是称赞，赏赐金银布帛。天监九年，授新安郡丞；任期已满，又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协助编撰国史。天监十二年，升任给事中，依旧负责撰写文章。
周兴嗣双手早先就患有风疽疮，这一年又染上恶疾，左眼失明。高祖抚摸他的手叹息道：“这样有才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亲手抄写治疽疮的药方赏赐给他，他就是这样被皇帝怜惜看重。任昉也爱惜他的才华，常常说：“周兴嗣如果没有病痛，十天之内就可以做到御史中丞。”天监十四年，授临川郡丞。十七年，再任给事中，在西省当值。左卫率周舍奉皇帝旨意注解高祖所作的历代赋，上奏请求周兴嗣协助。普通二年，周兴嗣去世。他撰写有《皇帝实录》《皇德记》《起居注》《职仪》等一共一百多卷，文集十卷。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家世贫寒低贱，但是吴均好学，才华出众。沈约曾经读过吴均的文章，十分赏识。天监初年，柳恽做吴兴太守，征召吴均补任主簿，常常招他一同赋诗。吴均文章风格清峻挺拔，带有古朴气韵，喜爱效仿的人很多，当时称作“吴均体”。
建安王萧伟治理扬州，征召吴均兼任记室，掌管文书。建安王调任江州，补授吴均为国侍郎，兼任府城局。回朝后授奉朝请。在此之前，吴均上表请求撰写《齐春秋》。书写成之后进呈朝廷，梁高祖认为书中记载不实，派中书舍人刘之遴质问书中好几处问题，吴均支支吾吾无法应答。皇帝下令把书稿交到尚书省焚毁，吴均因此被罢官。不久皇帝召见他，命他编撰《通史》，记事上起三皇，下到齐代。吴均写完本纪、世家部分，只有列传没有完成。普通元年去世，时年五十二岁。
吴均为范晔《后汉书》作注九十卷；撰写《齐春秋》三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续文释》五卷，文集二十卷。
在此之前，还有广陵人高爽、济阳人江洪、会稽人虞骞，全都擅长写文章。高爽，齐永明年间赠诗给卫军王俭，得到王俭赏识。等到王俭兼任丹阳尹，举荐高爽为郡孝廉。天监初年，担任中军临川王参军。外放做晋陵县令，因事获罪关押在冶所，写《镬鱼赋》用来比喻自己，文章十分精妙。后来遇赦免罪，不久去世。江洪任建阳县令，因事获罪而死。虞骞官做到王国侍郎，几个人都留有文集。
列传第四十四 文学下
刘峻、刘沼、谢几卿、刘勰、王籍、何思澄、刘杳、谢征、臧严、伏挺、庾仲容、陆云公、任孝恭、颜协
刘峻，字孝标，平原平原人。父亲刘珽，刘宋始兴内史。刘峻刚满周岁，母亲就带着他回到故乡。刘宋泰始初年，青州被北魏攻陷，刘峻八岁，被人掳掠到中山。中山富人刘实怜悯刘峻，用一束丝帛把他赎回来，教他读书。魏国人听说他江南还有亲属，又把他迁徙到桑乾。
刘峻十分好学，家中贫穷，寄居别人家廊屋之下，督促自己读书。常常点燃麻秆火把，从夜晚读到天亮；有时昏睡过去，火烧到头发，惊醒之后继续读书，整夜不睡，他勤学刻苦到这种地步。齐永明年间，才得以从桑乾回到江南。他自认见识还不够广博，四处寻访奇书，听说京城谁家有稀有书籍，一定前去乞求借阅。清河人崔慰祖称他为“书淫”。
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广招学士，刘峻托人谋求王府官职，吏部尚书徐孝嗣压制，没有准许；任用他做南海王侍郎，刘峻不去就职。齐明帝的时候，萧遥欣镇守豫州，任命他做府刑狱，礼遇十分优厚。萧遥欣很快去世，刘峻很久得不到调动。天监初年，召入西省，和学士贺踪掌管校对皇家藏书。刘峻的兄长刘孝庆当时做青州刺史，刘峻请假去探望兄长，因为私自运载违禁物品，被官员弹劾，免去官职。
安成王萧秀欣赏刘峻的才学，等到萧秀调任荆州，征召他做户曹参军，供给给他书籍，让他抄录各类典故事类，书名叫作《类苑》。书还没有编成，刘峻又因病离职。于是游历东阳紫岩山，修建屋舍居住，写下《山栖志》，文辞十分优美。
梁高祖招揽文人，有才学的人，大多得到提拔重用，破格升迁。刘峻行事遵从本心，不能够随世俗俯仰，高祖内心对他有所不满，所以不加以任用。刘峻于是撰写《辨命论》来抒发自己的怀抱，文章写道：
皇上曾经和诸位名臣谈及管辂，感叹他有超凡奇才却官位不显达。当时有人在殿阶之下，听到这番议论，回来告诉我。我认为士人境遇的困厄与显达，无不是命运决定。所以恭敬地转述圣上的意旨，说说我的看法。
我看管辂天资卓绝，品格出众，实在是天下的杰出人才，哪里只是占卜祝祷一类的术士。但是官职只做到少府丞，终年四十八岁。上天给予的报答，为何这样微薄？那么才华高却得不到显贵官位，贪婪鄙劣之人身居高位，自古就令人感叹，哪里单单管公明（管辂）一人而已。
所以命运的道理，困厄通达的定数，人生的挫折纷繁杂乱，很难分辨清楚。王充（仲任）没有探明它的本源，司马迁（子长）对它充满疑惑。有的人身居贫贱陋室，就说命运早已注定；有的人身居豪门高位，就说全靠人的努力。众说纷纭，各种异端说法纷纷出现。萧远（李康）论述命运的根本，却没有讲清流变；子玄（郭象）谈论事物流变，却没有阐明本源。
我尝试阐释它：道化生万物，就称之为道；化生万物却没有主宰，叫作自然。所谓自然，万物显现成这个样子，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万物同样有所得，却不知道所得从何而来。它化育万物却不自居功劳，各类事物混然生成，不是它刻意施加力量；生出万物，没有养育的本心；万物死去，也没有残害的意愿。万物坠入深渊，不是它发怒；万物飞上云天，不是它喜悦。广大浩荡，万物靠它化育；纯粹笃定，一旦定下来就不可更改。化育万物而不可更改，就叫作命。命，就是来自上天的定数。冥冥之中就已经确定，始终不会改变。鬼神不能干预，圣贤不能谋划；就算有触山的神力也无法抗拒，有让太阳倒转的诚心也不能感动天命。寿命短促，不能多延长片刻光阴；寿命绵长，不能人为加速耗尽。至高德行不能逾越它，绝顶智者也无法避开它。
所以唐尧时代，洪水漫天淹没丘陵；商汤之时，大旱酷热金石销熔。晋文公困顿窘迫，孔子断绝粮食；颜回像兰草早早凋零，冉伯牛身患恶疾；伯夷、叔齐因为小人谗言死去；孟子被臧仓的谗言困住。圣贤尚且如此，更何况平凡普通人！至于伍子胥尸体被抛入江流，屈原投身湘江；贾谊壮志受挫贬往长沙；冯唐头发花白，依旧在郎署做小官；桓君山才华出众，却在高位遭受摧折；冯敬通意气风发，却在世事风波之中遭受打击。这些难道是才华不足，品行有过失吗？
近代沛国刘瓛、刘璡兄弟，都是一代才俊。刘瓛被称作关西孔子，通晓六经，循循善诱，笃守儒者德行；刘璡志向坚贞如同秋霜，品格如玉，品行高洁，不沾染世俗污浊。二人都出身寒门，德行昭著，名声传遍天下。但是官位最高不过侍郎，做不到高官，相继去世，宗庙祭祀都断绝。拿这两位贤者来看古事：从前那些才质金玉一般，才华杰出的人，很多在当世遭到排斥，身怀奇才得不到任用，和草木一同凋零，和麋鹿一同死去。血肉埋于原野，尸骨填于河谷，埋没而不为人知的，哪里数得完。
那么宰相和仆役，长寿的彭祖和早夭孩童，富豪猗顿和穷人黔娄，貌美的阳文和丑陋的敦洽，这一切都是自然注定，不靠才智造成。所以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命运本体流转变化，情形各不相同：有的先悲后喜，有的先吉后凶；有的不用召唤自然到来，有的依靠别人才能成事。命运交错缠绕，循环转化，不能用一种道理概括，不能用一种事例验证。但是它的道理幽微渺茫，无形无声。必须借助事物显现灵验，依托人事表现征兆，好比帝王的冠冕，依靠百官履行职责。
糊涂的人，看到商汤、周武王崛起称王，就以为平定祸乱全靠个人神功；听说孔子、墨子出世，就以为超凡智慧造就盛名；看到彭越、韩信崛起显贵，就以为勇猛带来爵位；见到张禹、桓荣官服朱红，就以为通晓儒家经书就能轻易取得高官厚禄。哪里知道是命运的力量推动他们走向这些际遇。所以否认命运的存在，有六种蒙蔽。请让我陈述梗概：
有的人容貌艳丽肌肤细腻，有的人相貌丑陋；朝生的小虫早晨出生傍晚死亡，乌龟仙鹤寿命千年，这是寿命长短的差别；有的人听人说话应声领悟，有的人连豆子麦子都分辨不清，这是心智的差别。明明知道容貌、寿命、才智都是造化决定，唯独说荣辱境遇由人决定。这就如同知道二五，却不知道等于十，这是第一种蒙蔽。
龙犀日角，是帝王的骨相；河目龟纹，是公侯的面相。照镜子预知自己将受刑，摸到纽印预示将要承受天命；星虹雷电，是圣德的祥瑞；夜里哭泣云层聚集，是帝王兴起的吉兆。这些征兆都在事前显现，之后才应验。如果以为靠着勇武、刀剑，就能登上帝王之位，那就是不明白幽冥的天道，不懂神明定数，这是第二种蒙蔽。
空桑之地，变成大河；历阳城池，沉没化为湖泽。楚国军队屠杀汉军，睢河被尸体堵塞；秦国坑杀赵国士兵，哀嚎声如同雷震。大火烧遍昆丘，美玉和碎石一同焚毁；寒霜夜里降下，香草和杂草一同凋零。就算是子游、子夏这样的英才，伊尹、颜回这样接近圣人的贤者，又怎么能够抗拒？这是第三种蒙蔽。
有人说，明月宝珠，也会有瑕疵；夏后氏的玉璜，也会有斑点。所以崔寔死在县长任上，司马相如死在园令任上。不是才华不杰出，君主不是不明智；却让绝世美玉失去光彩，是尺有所短。如果是这样，主父偃、公孙弘最初对策落第，四处游说不被接纳，在淄水之滨放猪，被州郡弃置。假如时光匆匆流逝，他们死于风霜，蒙受的屈辱，难道会比崔寔、司马相如少？等到他们开设东阁，列鼎而食，声名震动海内外。难道是从前愚笨后来聪慧，从前错误后来正确？还是荣辱盛衰自有定数，天命有它的极限，却错误归结为人的好坏？这是第四种蒙蔽。
老虎长啸就刮起大风，飞龙腾飞就云气聚集。所以舜被举用，八元八凯得到提拔；商纣在位，奸佞飞廉得到进用。但是天下好人少，恶人多；昏庸君主多，圣明君主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枭鸟和鸾凤不会并肩飞翔。于是凶顽愚昧之人登上朝廷高位，仲容、庭坚这样的贤才埋没在山野。武断地说兴盛衰败全靠自己，和天命无关，这是第五种蒙蔽。
那些外族夷狄，人面兽心，苟且安逸就是饮毒；把杀戮当作道德，把乱伦当作仁义。就算是青丘的大风怪兽，华野的凿齿凶兽，比起他们的凶暴，也比不上。自从晋朝国运衰微，天下动荡，外族趁着间隙大举进犯。于是攻陷洛阳，倾覆五座都城；占据先王故土，在中原窃取名号；和三皇争夺百姓，和五帝争夺疆土。部族繁盛，充斥中原。唉！说上天降福善人、降祸恶人，只是空话。难道不是世道好坏互相转化，气运盛衰循环，哪里是人可以改变的？这是第六种蒙蔽。
所说的命，就是死生、贵贱、贫富、治乱、祸福，这十样，是上天赋予的。愚昧聪慧、善良邪恶，这四样，是人自身所作所为。人的本心比不上舜禹，资质不像丹朱、商均，才智大多中等，取决于后天习染。所以白色丝没有固定颜色，染黑就变黑，染黄就变黄；处在鲍鱼堆、兰草室，人会随之改变。
所以子路向孔子求学，磨砺坚贞气节；楚穆王听从潘崇谋划，做出叛逆作乱的祸事。但是商臣作恶，后代却拥有昌盛功业；仲由行善，却不能避免结缨战死。这说明善恶由人，吉凶祸福却由命运。
有人认为鬼神会损害骄盈的人，上天会辅佐有德之人。所以宋景公一句善言，荧惑星三次移位；殷汤剪掉头发求雨，千里降下甘霖。但是善恶报应，未必总能应验。于定国父亲修筑高门等待封爵，严延年母亲扫墓等待儿子受刑被杀。这是君子用来自我勉励。如果行善没有福报，为什么还要修养德行树立名声？这是迂阔的说法。
圣人的言论，看似显明实则幽深，微妙委婉，含义深远。有的立教化用来劝勉懒惰凡俗之人；有的谈论命运来穷尽心灵事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教化；“凤鸟不至”，是讲命运。拿片言只语去判定大道理，就好比朝生暮死的小虫去议论四季变迁。楚昭王德行高尚，却不见祥云回旋；周宣王祈求雨水，用尽玉璧祭品。于公积累德行，功业比不上勋华；严延年凶狠残暴，也不比东陵大盗更恶劣。行善一样，作恶相当，祸福结局却截然不同，兴衰轨迹两样。浩大的上天，难道会这样偏心？《诗经》说：“风雨交加天色昏暗，鸡依旧不停打鸣。”所以君子行善，哪里会因为报应与否就停止。
吃精米肉食，穿狐貉皮衣、轻薄丝绢，观赏美妙舞蹈，聆听云和之琴瑟，这是世人本能的需求，不是有所求才去做。修养道德，研习仁义，笃守孝悌，树立忠贞，感受礼乐熏陶，遵循先王的法度，这是君子所追求，也不是为了求取回报才做。
但是君子守正道体大道，乐天知命。明白有些事无可奈何，懂得成败不由智力。该来的不抗拒，该离去的不强求；活着不欣喜，死去不悲伤。高台广厦，不能让心神欢愉；土屋蓬户，不会让内心忧愁。不会面对富贵骄奢放纵，不会为欲望惶惶不安。哪里还会有司马迁、董仲舒写《不遇赋》那样的感慨？
这篇论写成之后，中山人刘沼写信诘难反驳，来回辩论两次，刘峻都加以辨析答复。恰逢刘沼去世，刘峻的回信还没有送出去。刘峻于是写了序言记述这件事：“刘君写下这些诘难，正好遇上我遭遇兄长丧事，回信终究没有寄出。不久这位友人逝去，人已作古；他的议论，埋藏不能流传。有人从他家拿到文稿拿给我看，悲痛他的音容风采还仿佛就在眼前，人却已经亡故；简册墨迹尚新，坟上野草就要长出，不知不觉泪流满面。虽然光阴飞逝，时光短暂；但是文章精神，如同秋菊春兰，光华不会断绝。所以记下他观点梗概，再回应他的主旨。如果墨子鬼神之说不假，宣室谈论的因果可以应验；但愿东平王的树木，遥望咸阳向西倾斜；盖山的泉水，听到弦歌就应和节拍。只能把剑悬挂在故人坟头，心中遗恨无穷！”刘峻其他的论辩文章大多没有留存。
刘峻还写过《自序》，大致内容：“我把自己比作冯敬通，有三点相同，四点不同。是什么呢？冯敬通才华冠绝当世，心志坚如金石；我虽然比不上他，但是气节慷慨磊落，这是第一点相同。冯敬通遇上光武中兴的明君，始终不被任用；我生逢一代英主梁武帝，也在当世遭到排斥，这是第二点相同。冯敬通家中妻子善妒，以至于他要亲自操持家务；我家里妻子凶悍，也让家事坎坷不顺，这是第三点相同。
冯敬通处在更始时代，手握兵符，驰骋沙场享受厚禄；我从小到大，愁苦没有欢乐，这是第一点不同。冯敬通有儿子冯仲文，做官成就名声；我和邓伯道一样祸绝子嗣，永远没有后代，这是第二点不同。冯敬通体魄强健，年老更加壮盛；我常年身患疾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世，这是第三点不同。冯敬通虽然命运坎坷，最后埋身沟壑，却被名贤仰慕，他的风流气韵，时间越久越光彩芬芳；我名声寂寞，世人不了解我，魂魄一去，就如同秋天野草，这是第四点不同。所以勉力写下这篇自序，留给爱好的后人。”
刘峻居住在东阳，吴郡、会稽很多士人跟随他求学。普通二年去世，时年六十岁。他的门人给他谥号玄靖先生。
刘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刘舆，晋代骠骑将军。刘沼幼年擅长写文章，长大之后学识广博。齐朝从奉朝请起家，担任冠军行参军。天监初年，授后军临川王记室参军、秣陵县令，在任上去世。
谢几卿，陈郡阳夏人。曾祖谢灵运，刘宋临川内史；父亲谢超宗，齐朝黄门郎，二人在前代都有很高名望。谢几卿幼年聪慧善辩，当世号称神童。后来谢超宗因罪被流放越州，途经新亭渚，谢几卿不忍心辞别，于是投江，身边随从急忙抢救，才没有溺死。等到为父亲守丧，哀伤损毁身体超过礼法限度。服丧期满，被召补为国子生。齐文惠太子亲自到场策试，对国子祭酒王俭说：“谢几卿本就擅长玄理，今天可以拿儒家经义考问他。”王俭遵照旨意发问，谢几卿随问题辨析应答，言辞流畅没有阻滞，文惠太子大为赞赏。王俭对人说：“谢超宗算是后继有人了。”
长大之后，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文采。从豫章王国常侍起家，多次升迁做车骑法曹行参军、相国祭酒。外放担任宁国县令，回朝补授尚书殿中郎、太尉晋安王主簿。天监初年，授征虏鄱阳王记室、尚书三公侍郎，不久任治书侍御史。旧时郎官转任这个职位，世人称为“南奔”。谢几卿心中很不得志，常常称病，台省公务几乎不再处理。调任散骑侍郎，屡次升迁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尚书左丞。
谢几卿熟习旧事典故，仆射徐勉每次遇到疑难，常常向他咨询。但是性格通达放诞，随心行事，不遵守朝廷法度。曾经参加乐游苑宴会，喝醉之后回家，顺路走到路边酒肆，停下车子，撩开车帘，和车前三个赶车仆役对坐饮酒，围观的人挤得像一堵墙，谢几卿神色安然毫不在意。后来又在官署，夜里穿着短裤，和门生登上阁道大声喝酒喧哗，被官员弹劾，因此罢官。
不久再度起用为国子博士，很快授河东太守，任期还没满，上书称病离职。接着授太子率更令，升任镇卫南平王长史。普通六年，皇帝下诏派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统领大军北伐，谢几卿上书请求随军出征，被提拔为军师长史，加封威戎将军。大军到涡阳战败，谢几卿获罪被免官。
他的住宅在白杨石井，朝中交好的人带着酒来拜访，宾客坐满厅堂。当时尚书左丞庾仲容也罢官回乡，二人心志相投，肆意放纵不拘礼法；有时坐着没有帷幔的车子游历郊外，喝醉之后就敲着铎铃唱挽歌，不在乎世人非议。湘东王在荆州镇守，写信安慰勉励他。谢几卿回信说：
自从我告别南浦，退居东郊，遥望清风，伫立怀想。回想往日蒙受厚恩，陪侍宴游；在清池划动桂木船桨，在高山之上坐看落花。兰香缭绕，酒杯争相传递，聆听高论，蒙受玄谈教化。辩论滔滔不绝，悬河都不足以比喻；辞藻华美，艳丽文辞难以匹敌。众人无不动容，内心折服，不知不觉春日显得短暂，长夜也觉得短促。美好的聚会难以常有，青云般的交游容易远去；回想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忽然已是秋天。承蒙您恩情不弃，寄来诙谐美好的书信。
我因为事情罢官归家，不是自愿隐居。没有高官厚禄，理当回归普通民居。农家劳作辛苦，确实契合您的教诲。我本就没有华贵车马的资本，也不需要玉璧资助；只是年老身体衰弱，病痛扰乱心绪，卧病床榻，已经七十多天。梦幻转瞬即逝，心中满怀忧伤，深知忧愁没有益处，想要排遣愁绪。整理心绪，把任命当作滋养；揽镜自照，只能面对衰败的躯体。所以仰慕先贤风范，向往古代高人；鬼谷子深居山林，接舆狂放避世；有的隐身在屠户酒肆，有的从市井之中出世。那些古人年代遥远，他们的流风余韵还可以想象。如果死者有知，难道不会在地下悲伤，怅恨隔绝人间繁华；倘若逝者可以复生，一定愿意沐浴光辉，一同游乐；让我这个老朽农夫，能够侍立于您的座下。别离日子已久，侍奉您还遥遥无期；佩剑飞凫的奇遇，我不敢奢望；感念您深厚恩德，暗自落泪。
谢几卿虽然行为不拘礼法，但是对待家族十分敦厚和睦。兄长谢才卿早早去世，儿子谢藻幼年丧父，谢几卿尽心抚养。等到谢藻长大成人，历任清贵官职公府祭酒、主簿，都是谢几卿教导扶持的功劳，世人因此称赞他。谢几卿还没有得到重新任用，就因病去世，文集流传世间。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县人。祖父刘灵真，刘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父亲刘尚，越骑校尉。刘勰幼年丧父，专心立志好学。家中贫穷，不娶妻成家，依附僧人僧祐，和他一同居住，一共十多年，于是广泛通晓佛教经论；又把经书分门别类，整理作序。现在定林寺的佛经藏书，就是刘勰整理编定。
天监初年，从奉朝请起家，中军临川王萧宏征召他兼任记室，升任车骑仓曹参军。外放担任太末县令，处理政务有清明的政绩。授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当时七庙祭祀已经改用蔬菜水果，但是南北二郊、社稷祭祀还用牲畜祭品。刘勰于是上表，建议二郊祭祀应当和七庙一样改用蔬果。皇帝下诏交付尚书省商议，采纳刘勰的奏请。升任步兵校尉，依旧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喜爱文学，十分赏识厚待刘勰。
当初，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五十篇，评论古今各类文体，编排次序。它的序言写道：
所谓“文心”，是说写文章的用心。从前涓子写《琴心》，王孙写《巧心》，“心”这个字多么美好，所以拿来用作书名。自古以来的文章，依靠雕琢修饰形成文体，也取驺奭雕龙的典故。宇宙辽远，贤才众多；能够出类拔萃，靠的是智慧才术。岁月流逝，人的灵性不能长存；想要声名与实绩流传，靠的是创作著述。
人形貌效仿天地，禀受五种材质，耳目好比日月，气息声音好比风雷；人超越万物，确实称得上灵秀。身体比草木还要脆弱，名声却比金石还要坚固。所以君子活在世上，树立德行，著书立说，哪里是喜好争辩，是不得已啊。
我年过三十，曾经夜里梦见捧着红色漆的礼器，跟随孔子向南行走。早上醒来，心中十分欢喜。伟大的圣人难以见到，竟然托梦给我！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夫子的人。阐发圣人的旨意，没有比注释经书更好的；但是马融、郑玄这些大儒，阐发经书已经十分精深；就算再有深刻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
但是文章的功用，本就是经典的分支。五礼依靠文章得以确立，六典依靠文章得以施行；君臣功业靠文章彰显，军国大事靠文章阐明。推究文章本源，没有不是来自儒家经典。但是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体败坏离散；文人喜爱新奇，言语崇尚虚浮诡异，刻意雕琢修饰，背离根本越来越严重，文风渐渐讹误泛滥。
《周书》谈论文辞，贵在抓住要义；孔子训导，厌恶异端邪说。对文辞的训诫，应当以体要为本。于是握笔磨墨，开始论述文章。
仔细看近代论文的著作很多：魏文帝的《典论·论文》，陈思王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各自看到局部，很少看到整体大道。有的褒贬当代才子，有的品评前人文章，有的泛泛谈论雅俗的宗旨，有的概括篇章大意。
魏文帝《典论》细密但是不够完备；陈思王书信辩捷但是有所不当；应玚《文论》华丽但是粗略疏浅；陆机《文赋》精巧但是琐碎杂乱；挚虞《流别论》精深但是实用性不足；李充《翰林论》浅显抓不住要点。另外桓谭、刘桢一类人，应吉甫、陆云等人，零散谈论文章的意见，时常出现；全都不能追寻枝叶而探求根本，观察波澜而追溯源头。不阐扬先贤的训诫，对后生的思考没有助益。
《文心雕龙》这部书，以道为本源，以圣人为师，以经书为体制，斟酌纬书，变通继承《离骚》，文章的核心纲领，到此已经完备。至于分别论述各类文体，区分“文”“笔”；追溯起源，叙述流变；解释名称，阐明含义；选取范文，确立篇目；阐发理论，树立准则；本书上半部分，纲领已经清楚。
至于剖析情理，分析文采，梳理条理；阐发《神思》《体性》，铺陈《风骨》《定势》，包含《会通》，研讨声律用字；在《时序》谈时代文风，在《才略》品评作家，《知音》抒发感慨，《程器》直抒胸臆；最后《序志》总领全书。下半部分，细目清楚完备。全书的体例篇数，效法《周易》的数理；真正用来论述文章的，一共四十九篇。
单评论一篇文章容易，综合概括众多著作很难。虽然剖析到细枝末节，探究到内在精髓；也有很多幽深曲折的意旨，看似浅近实则深远，文字没有写出来的，数不胜数。书中品评作品，有和旧说相同的，不是抄袭雷同，事理本就不能另说；有和前人论点不一样的，不是刻意标新立异，道理本就不能苟同。相同与不同，不在乎古今成见，剖析事理，力求公允折中。驰骋于文学的场域，网罗辞藻创作的方方面面，差不多已经完备。但是言语难以完全表达心意，圣人也为此为难；我的见识浅陋，哪里能够做到完美的准则。遥远的前代，开阔了我的见闻；渺茫的后世，或许这本书会被后人翻阅。
书写完成之后，不被当时士人看重。刘勰十分看重这部著作，想要得到沈约的评定。沈约当时地位显贵，刘勰没有途径直接拜见。于是背着书稿，等候沈约出门，到车马前面拜见，样子如同卖书的人。沈约就叫人取来阅读，十分看重这本书，认为深刻把握文章道理，常常把书稿放在案头。
刘勰写文章擅长阐发佛理，京城的寺庙塔碑、高僧墓志铭，都请刘勰撰写。皇帝下令，让他和僧人慧震在定林寺整理佛经。整理完成之后，刘勰于是上书请求出家，先烧掉头发发誓，皇帝准许。于是在寺庙改换僧衣，改名慧地。不到一年就去世，文集流传于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临沂人。祖父王远，刘宋光禄勋；父亲王僧祐，齐朝骁骑将军。王籍七岁就能写文章。长大之后，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才气。乐安人任昉见到他十分称赞。曾经在沈约的宴席上作《咏烛》诗，深受沈约赏识。齐朝末年，担任冠军行参军，多次升迁做外兵参军、记室。
天监初年，授安成王主簿、尚书三公郎、廷尉正。历任余姚、钱塘县令，两次都因为放纵不拘被免官。过了很久，授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跟随王府来到会稽。会稽郡有云门山、天柱山，王籍常常去游览，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回府。在若邪溪作诗，其中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评价这是言外意境绝妙无双。
回朝担任大司马从事中郎，升任中散大夫，更加不得志，于是在街市徒步行走，不挑选交往的人。湘东王治理荆州，征召他做安西府谘议参军，兼任作塘县令。他不理县里公务，天天饮酒；百姓有打官司的，鞭打一顿就打发回去。没过多久去世，文集流传于世。儿子王碧，也有文才，死在王籍之前。
何思澄，字元静，东海郯县人。父亲何敬叔，齐朝征东录事参军、余杭县令。何思澄年少勤学，擅长文辞。从南康王侍郎起家，多次升迁任安成王左常侍，兼任太学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参军，兼任记室。跟随王府到江州，写下《游庐山诗》。沈约读到这首诗，大加赞赏，自认为比不上。沈约城郊住宅新修阁楼斋房，于是叫善于写字的人把这首诗题写在墙壁上。傅昭曾经请何思澄写《释奠诗》，文词典雅华丽。授廷尉正。
天监十五年，皇帝下令太子詹事徐勉举荐学士进入华林园编撰《遍略》，徐勉举荐何思澄等五人应选。升任治书侍御史。宋齐以来这个职位职权较轻，天监初年才重视人选。车前依照尚书二丞的规格配备三名驺卒，拿着装印的青色布袋，这是旧制，纠察弹劾官员印绶摆在前面。过了很久，升任秣陵县令，回朝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授安西湘东王录事参军，依旧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当时徐勉、周舍凭借才干身居朝廷要职，都欣赏何思澄的学识，常常轮流邀请他聚会。昭明太子去世，外放做黟县县令。升任宣惠武陵王中录事参军，在任上去世，时年五十四岁，留有文集十五卷。
当初，何思澄和同族何逊、何子朗都以文才闻名，当时俗语说：“东海三何，子朗最多。”何思澄听说，说：“这话不对。如果论才华，本该推何逊。”他内心认为应当是自己才最好。
何子朗，字世明，年少有才思，擅长清谈，周舍每次和他谈论，都佩服他思辨精妙。曾经写《败冢赋》，效仿庄子捶马的典故，文章写得十分精巧。世人说：“人中爽爽何子朗。”历任员外散骑侍郎，外放固山县令，去世时二十四岁，有文集流传。
刘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祖父刘乘民，刘宋冀州刺史；父亲刘闻慰，齐朝东阳太守，有清廉政绩，记载在《齐书·良政传》。刘杳几岁的时候，隐士明僧绍见到他，抚摸着他说：“这孩子真是千里马。”十三岁，父亲去世守孝，每次痛哭，哀伤感动路人。天监初年，担任太学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参军。
刘杳从小好学，博览群书。沈约、任昉这些人，遇到遗忘的典故，都来向他询问。曾经在沈约的座上，谈到宗庙的牺樽礼器。沈约说：“郑玄答复张逸，说牺樽雕刻凤凰，尾羽婆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古器，看来后世不再依照古制。”
刘杳说：“这个说法未必可以作为依据。古时候的樽彝，都是雕刻木头做成鸟兽的样子，从头顶或者背部开孔，用来倒酒装酒。近代魏朝鲁郡地下出土齐国大夫子尾送女儿的礼器，有牺樽做成牛的形状；晋永嘉年间曹嶷在青州挖掘齐景公坟墓，又挖出两件这样的樽，造型也是牛的样子。两处出土古代器物，证明古书记载不是虚言。”沈约十分认同。
沈约又问：“何承天《纂文》广博奇特，书里面记载张仲师、长颈王的故事，出处是什么？”刘杳回答：“张仲师身高一尺二寸，只出自《论衡》。长颈王就是毗骞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记》记载，从古到今传说此人不死。”沈约立刻取两本书核对，完全和刘杳说的一样。
沈约郊外住宅新建阁楼，刘杳写两篇赞文，连同自己其他文章送给沈约。沈约就让善书的人，把两篇赞题写在墙壁上，并且回信给刘杳说：“我平生爱好山林，但是大多被俗事耽误。年岁老去，这份向往快要消散；还保留一点闲适旷远的志趣。在东郊修建房屋，不是为了休憩，寄托往日的心愿，得以稍稍安歇。向往仲长统、应休琏笔下隐居的美好，远远比不上。您性情淡泊，送来两篇赞文。辞藻华美，事理典故完备，字句音韵之间，光彩映照；顿时觉得这处宅院增色十倍。由此知道华丽文辞的益处，功用很大。我就把它放在阁楼上，坐卧都可以品读。另外送来的其他篇章，也都是佳作。山寺那篇已经十分警策，其他篇章也高妙奇绝；读来解颐消愁，兼有多重妙处。期待再会，再一同研讨。”他就是这样被沈约赏识。
又一次在任昉家中，有人送酒给任昉，酒帖把“醳”写成“榐”。任昉问刘杳：“这个字写得对不对？”刘杳答道：“葛洪《字苑》里面，这个字是木旁加絜。”任昉又说：“传说酒有千日醉，该是虚话吧。”刘杳说：“桂阳程乡有一种千里酒，人喝了，走到家才醉，也是同类例子。”任昉十分吃惊，说：“是我遗忘，实在记不得这个典故。”刘杳说：“出自杨元凤写的《置郡事》。杨元凤是魏代人，这本书还收录他的赋，写着‘三重五品，商溪摖里’。”当场查阅杨元凤的记载，内容丝毫不差。
王僧孺受皇帝敕令编撰氏族谱，向刘杳询问谱牒的起源。刘杳说：“桓谭《新论》讲：‘太史公《三代世表》，横向排布，效仿周代谱牒。’由此推断，谱牒起源于周代。”王僧孺感叹：“真是听到闻所未闻的知识。”
周舍又问刘杳：“尚书官员佩戴紫荷橐，相传叫‘挈囊’，出处在哪里？”刘杳回答：“《汉书·张安世传》写‘持橐簪笔，侍奉孝武皇帝数十年’。韦昭、张晏的注释都说：橐就是布袋。近臣头上插笔，用来等候皇帝咨询顾问。”范岫编撰《字书音训》，也向刘杳请教。他见识广博记忆力强，大抵都是这类事例。
不久协助周舍编撰国史。外放临津县令，政绩良好。任期已满，县里三百多人到朝廷请求留任，皇帝准许。刘杳以疾病为由请求解职，回朝授云麾晋安王府参军。太子詹事徐勉举荐刘杳以及顾协等五人进入华林园编撰《遍略》。书完成之后，以本官兼任廷尉正，又因为脚病辞官，于是写《林庭赋》。王僧孺读完感叹：“沈约《郊居赋》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佳作。”
普通元年，又授建康正，升任尚书驾部郎；过了几个月，调任仪曹郎，仆射徐勉把台阁的文书议论全部交给刘杳处理。外放余姚县令，在县为官清廉，别人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湘东王下发教令褒奖赞美他。回朝授宣惠湘东王记室参军，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孝。服丧完毕，又担任王府记室，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大通元年，升任步兵校尉，依旧兼任东宫通事舍人。
昭明太子对刘杳说：“酒并不是你的爱好，却担任酒厨一类的职务，正是为了不愧对古代贤人罢了。”不久下达敕令，让刘杳接替裴子野掌管著作郎的事务。昭明太子去世，新太子东宫建立，东宫旧属按惯例一律不能留任，梁高祖特地降下敕令留下刘杳。刘杳还为昭明太子的《徂归赋》作注，被评价为渊博详悉。仆射何敬容上奏，请求调任刘杳为王府谘议，梁高祖说：“刘杳应当先在中书省任职。”于是授任他为中书侍郎。不久担任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依旧兼任舍人、掌管著作事务。又升迁为尚书左丞。大同二年，刘杳在任上去世，时年五十岁。
刘杳修身清廉俭朴，没有什么嗜好。生性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长处，不议论别人的短处过失；接触到佛教经义之后，常常奉行慈悲忍辱。天监十七年，为母亲守丧之后，就永久断绝荤腥，持斋吃素。到临终之时，留下遗命：用僧家法服入殓，用没有帷盖的车子运载灵柩，归葬祖先旧墓，随便找一块能够安放棺木的墓地即可，不许设置灵座、举行祭奠。他的儿子遵照执行了这些遗言。
刘杳从小到大，撰写了很多著作。编撰有《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这些书籍都流传于世。
谢征，字玄度，是陈郡阳夏人。高祖谢景仁，在南朝宋担任尚书左仆射。祖父谢稚，宋时任司徒主簿。父亲谢璟，年少时和堂叔谢朓一同知名。齐朝竟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招揽文学之士，谢璟也参与其中。隆昌年间，担任齐明帝骠骑谘议参军，兼任记室。升任中书郎、晋安内史。梁高祖平定京城，谢璟担任霸府谘议、梁台黄门郎。天监初年，屡次升迁，历任司农卿、秘书监、左民尚书、明威将军、东阳太守。梁高祖打算任用他做侍中，他以年老坚决推辞，请求授予金紫光禄大夫，还没有正式授官，就患病去世。
谢征幼年聪慧，谢璟很看重他，常常对亲戚族人说：“这个孩子不是普通人才，我所担心的只是他的寿命；如果上天能给他足够的年寿，我就没有遗憾了。”长大以后，风度仪表美好，喜好学习，擅长写文章。最初出任安西安成王法曹，升任尚书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记室，同时兼任中书舍人。又升迁授任平北谘议参军，兼任鸿胪卿，依旧担任中书舍人。
谢征和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官职相同，彼此交好。裴子野曾经写《寒夜直宿赋》赠送给谢征，谢征写《感友赋》来酬答他。当时北魏中山王元略返回北方，梁高祖在武德殿为他饯行，命群臣作三十韵的诗，限定三刻时间完成。谢征两刻就写成，文辞十分华美，梁高祖反复阅读。他又替临汝侯萧渊猷撰写《放生文》，这篇文章也被当世所赏识。
中大通元年，谢征因为父亲去世离职，接着又遭遇母亲丧事。朝廷下诏起用他为贞威将军，回来代理原来的职务。服丧期满，授任尚书左丞。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去世，梁高祖立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将要发布诏书，只召见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以及谢征三个人参与商议。谢征当时年纪轻、官位尚浅，但是受到的信任礼遇已经十分厚重。中大通四年，多次升迁任中书郎，鸿胪卿、舍人的职务依旧保留。中大通六年，出京担任北中郎豫章王长史、南兰陵太守。大同二年，在任上去世，时年三十七岁。友人琅邪人王籍收集他的诗文，编成二十卷。
臧严，字彦威，东莞莒县人。曾祖父臧焘，南朝宋左光禄大夫。祖父臧凝，齐朝尚书右丞。父亲臧夌，后军参军。臧严幼年就有孝顺的天性，为父亲守丧，因哀伤过度损伤身体而闻名。孤苦贫寒却勤奋好学，行走坐卧书卷从不离手。最初担任安成王侍郎，转任常侍。堂叔臧未甄出任江夏郡太守，带着臧严前往任所，臧严在路上写下《屯游赋》，任昉读后十分称赞。又写《七算》，文辞也富丽华美。他性格孤高耿直，从不登门拜谒权贵求取功名。仆射徐勉想要结识他，臧严始终不去拜访。
臧严升迁为冠军行参军，为湘东王侍读，屡次升迁担任湘东王宣惠、轻车府参军，兼任记室。臧严学识广博，很多典籍都熟记于心，尤其精通《汉书》，大致都能够背诵。湘东王曾经亲自拿着四部书目来考他，臧严从甲部到丁部，每一类都应答一件相关史事，连同作者姓名，完全没有遗漏，他的学识渊博就到了这种地步。湘东王调任荆州，臧严随王府改任西中郎安西录事参军。先后监管义阳、武宁两郡，这两处地方多是蛮夷部族，以前的郡守常常选用武将，依靠军队镇守；臧严只带着几名门生，轻车简从进入郡境，各部蛮人都心悦诚服，寇盗就此绝迹。湘东王入朝担任石头戍军事，臧严授任安右录事。湘东王调任江州，臧严担任镇南谘议参军，在任上去世，留有文集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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