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慰祖，字悦宗，清河东武城人。父亲崔庆绪，永明年间担任梁州刺史。崔慰祖初仕为奉朝请。父亲去世，他不吃盐。母亲对他说：“你既没有兄弟，又还没有子嗣。居丧哀毁，但不能伤害性命，只是不吃丰盛菜肴就够了，为什么连盐都不吃！我现在也不吃盐了。”崔慰祖不得已听从母亲劝告。
父亲在梁州留下的资产，家财上千万，崔慰祖把财产分送给同族宗亲。家中漆器全部题写“日”字，这些带“日”字标记的漆器流传到四面八方。他整理出父亲在世时别人借钱的契约文书，对同族的崔纮说：“那些人有钱，自然会归还；他们穷困，我又何必去索要！”把所有借据全部烧掉。
崔慰祖喜爱读书，收藏书籍多达一万卷。邻里年轻好学的人前来借书，每天借出几十套，崔慰祖亲自取书交付，从来没有推辞拒绝。
担任始安王抚军墨曹行参军，转刑狱参军，兼任记室。萧遥光喜爱下棋，多次召崔慰祖对弈，崔慰祖总是推辞说棋艺拙劣，不是每月初一、十五就不去拜见。建武年间，皇帝下诏举荐人才，堂兄崔慧景举荐崔慰祖和平原刘孝标，二人都是学识渊博之士。皇帝打算让他们治理县邑，崔慰祖推辞不去就职。
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曾经在吏部官署聚会，宾客友人满座。众人各自拿地理书籍中不懂的十多个问题考问崔慰祖。崔慰祖口吃，没有华丽的言辞，但是回答引据精当详实，满座之人全都佩服。谢朓感叹说：“就算班固、司马迁重生，也不能超过他。”
崔慰祖出售住宅，标价四十五万。买房子的人问：“能不能少一点？”崔慰祖答道：“我实在愧比不上韩伯休，但也不能报两个价钱。”买主又说：“你只管报价四十六万，多出的一万送给我。”崔慰祖说：“这样就等于我和你一起欺骗别人，这不是我的本心。”
年少的时候和侍中江祀交情深厚；等到江祀显贵，常常来探望他，崔慰祖却从不主动登门拜访。和平阳丞刘沨一向交好。萧遥光占据东府谋反，崔慰祖身在城内。城池即将陷落的前一天，刘沨对他说：“你有老母亲，应当出城避祸。”命令守门人放他出去。崔慰祖前往朝廷自首，被关押在尚方监狱，后来患病去世。
崔慰祖撰写《海岱志》，记事从姜太公直到西晋人物，一共四十卷，完成一半，没有写完。临死之前，给堂弟崔纬写信说：“我曾经打算重新注解《史记》《汉书》，搜集《史记》《汉书》遗漏的两百多件史事，文稿放在书箱之中，你可以抄录整理，保存大体内容。《海岱志》还不够周详完备，可以抄写几份，送给护军府的各位从事各一本，以及友人任昉、徐夤、刘洋、裴揆。”又嘱咐家人：“下葬直接用棺木接触泥土，不要砌砖，不要设立灵座。”去世时三十五岁。
王逡之，字宣约，琅邪临沂人。祖父、父亲都做过郡守。王逡之年少通晓礼制，学识广博。出仕担任江夏王国常侍、大司马行参军、章安县令，逐步升迁到始安内史，没有前去赴任。授山阳王骠骑参军，兼任治书御史、安成国郎中、吴县县令。升明末年，右仆射王俭推崇儒学，王逡之以著作郎兼任尚书左丞，参与修订齐国礼仪制度。当初，王俭编撰《古今丧服集记》，王逡之就其中十一条提出诘难。另外撰写《世行》五卷。调任国子博士。国家学校荒废很久，建元二年，王逡之上表请求设立国学，同时兼任著作郎，编撰《永明起居注》。升任通直常侍、骁骑将军，依旧兼任博士、著作郎。外放担任宁朔将军、南康相，之后任太中大夫、光禄大夫，加官侍中。王逡之为人简朴，衣服裘袍不常浣洗，案几布满灰尘；年纪老了，手中从不放下书卷。建武二年去世。
堂弟王圭之，有史学修养，编撰《齐职仪》。永明九年，他的儿子中军参军王颢上奏说：“我的亡父，原长水校尉王圭之，出身素族，研习儒学。宋元徽二年，奉敕令搜集整理古代官制，历代官职分工，凡是典籍记载，全都详尽考究。所以官职等级、主管职事，全部加以编录；官员升降任免，全部研究记录；记述礼服等级，同时记录冠冕佩饰。恰逢齐国开国，制度更新。已故太宰褚渊宣达皇帝旨意，命他抓紧修订校正。刊改还没有完成，家中遭遇丧事。我冒昧呈上这部书，一共五十卷，书名叫作《齐职仪》。希望能够永久收藏在皇家藏书秘阁。”皇帝下诏，把此书交付秘阁收藏。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县人。祖父祖昌，刘宋大匠卿。父亲祖朔之，奉朝请。祖冲之年少研习古学，富有机巧才思。宋孝武帝让他在华林学省供职，赏赐住宅、车马服饰。初仕任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宋元嘉年间使用何承天制定的历法，对比古代十一家历法算是精密，祖冲之依旧认为还粗疏，于是重新创制新历法。他向皇帝上表说：
“我广泛查阅前代典籍，考究古时制度，五帝时代星辰运行，三王时分节令，《春秋》记载朔日天象，《竹书纪年》记录日月食，司马迁、班固的记述，魏晋的历法注解、《起居注》，搜集古今异说，参考中原与边地的记载。有文字记载以来两千多年，日月交会的征兆，星辰度数疏密的验证，专心深思，都可以考辨。加上我亲自测量圭表日影，观测漏刻仪器，观察细致到毫厘，尽心演算筹划，考察天象推移变化，了解得十分详尽。但是古代历法粗疏多错，大多不够精密，各家说法纷乱，不能把握天象的规律。考察何承天上呈的历法，本意想要革新，但是体例简略，到现在已经和天象偏差很远。用我的新历核对，能看出三处谬误：日月的位置，偏差达到三度；冬至夏至的日影，几乎差一天；五星出没，最多差四十天；行星停留逆行，移位可达两宿。分节闰月失实，那么节气闰置就不正确；星宿度数和天象不合，观测天象就没有准则。
我生逢圣明时代，有幸参与时运，冒昧献上浅陋见解，重新创制新历法。新历法需要改动的地方有两项，新创设的法则有三项。
改动的第一点：旧历法一章，十九年设置七个闰月，闰月数量偏多，经过二百年就会相差一天。节气闰月发生偏移，就要修改历法，历法多次变更，根源就在这里。现在修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设置一百四十四个闰月，向后可以契合周代、汉代的天象，将来长久使用，不会再有误差。第二点：依据《尧典》记载‘白昼最短，昴星在中天，以此确定仲冬’。据此推算，唐尧时代冬至太阳位置，在如今星宿西边五十多度。汉代初年沿用秦朝历法，冬至太阳在牵牛六度。汉武帝改定《太初历》，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后汉四分历，冬至在斗宿二十二度。晋代姜岌用月食推算太阳位置，得知冬至太阳在斗宿十七度。现在参考中星，对照月食望月，冬至太阳在斗宿十一度。总体算来，不到一百年，就偏差两度。旧历法把冬至太阳位置固定不变，日月度数慢慢出现错谬。错谬明显之后，就需要修改，只能短期合用，不能长久通行。历法不断变革，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让冬至点每年有微小移动，回溯核对汉代记载，全都精密，后世长久使用，不需要频繁改动。
新创设的法则：第一，把子时作为时辰开端，方位正北，对应初九爻阳气初生，虚宿是北方星宿的正中。元气初始，应当以此为起点。前代儒者虞喜，已经充分阐发这个道理。现在历法上元起点的日度，从虚宿一度开始。第二，干支纪年，以甲子为首，历法设置纪元，应当从甲子年开始。但是从黄帝以来，十一种古历，上元起始年份都不是甲子。现在我的历法上元设定为甲子年。第三，上元之年，历法所有条目，都以此作为开端。可是《景初历》日月交会、运行快慢，纪元起点就有偏差；何承天历法，日月五星，各自设立纪元，交会快慢又另外设置差数，仅仅做到朔日节气大致相合，体例杂乱，比不上古法。现在设定日月五星、交会迟疾，全部以上元岁首作为起点，各项推算同出一个本源，希望不会出现错谬。
观测天象确定形体，依靠实际效验；天象明明可见，可以用圭表推算；节气气运幽微，可以用仪器测候不出差错。我创制的历法，证据确凿容易让人信服。但是综观全部体系，有的简略有的细密，革新旧法，有简约有繁复。简约的部分，我心中自信；繁复的部分，也不是凭空妄作。为什么？闰月周期参差，都带有余数；余数推算，务求细密。我珍惜毫厘的差距，追求精准的标准，不怕计算繁琐，来造就一套永久可行的历法，并不是看懂道理却不肯改动。如果我献上的历法有一点可取之处，希望颁布各官署，请大家仔细研讨。”
奏疏递上。宋孝武帝让朝中通晓历法的人诘难祖冲之，没有人能够驳倒他。恰逢孝武帝驾崩，历法没有施行。祖冲之出任娄县县令、谒者仆射。
当初，宋武帝平定关中，得到姚兴的指南车，只有外形，内部没有机械装置，每次出行，要派人在车内转动木人。升明年间，齐太祖辅佐朝政，命令祖冲之研究古法重新制造。祖冲之改用铜制机械，车轮旋转不停，指向南方始终准确，是从马钧以来从未有过的制作。当时北方人索驭飗，也说自己能够造指南车，太祖让他和祖冲之各自制作，在乐游苑当众比试检验，索驭飗造的指南车偏差很多，于是就被焚毁。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喜好古物，祖冲之制造欹器献给他。
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到祖冲之的历法，启奏齐世祖予以施行，不久文惠太子去世，这件事又搁置下来。祖冲之转任长水校尉，依旧兼任原来官职。祖冲之撰写《安边论》，提议开垦屯田，大力发展农业。建武年间，齐明帝让祖冲之巡行各地，兴办对百姓有利的工程，接连发生战事，事情最终没有实行。
祖冲之通晓音律，博塞棋艺当时天下无双，没有人能够匹敌。因为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他就制作器械，不需要借助风力水力，开动机械自行运转，不用人力；又造出千里船，在新亭江试航，一天航行一百多里。在乐游苑建造水碓磨，齐世祖亲自前去观看。他又特别精通算学。永元二年，祖冲之去世，七十二岁。著有《易义》《老义》《庄义》，注解《论语》《孝经》，注释《九章算术》，撰写《缀述》几十篇。
贾渊，字希镜，平阳襄陵人。祖父贾弼之，晋朝员外郎。父亲贾匪之，骠骑参军。家族世代研习谱牒之学。宋孝武帝时期，青州有人发掘古墓，墓志铭写着：“青州世子，东海女郎。”皇帝询问鲍照、徐爰、苏宝生这些学士，全都不能知晓来历。贾渊回答：“这是司马越的女儿，嫁给苟晞的儿子。”查验寻访，果然如此。从此受到皇帝器重。下令贾渊注解《郭子》。泰始初年，征召为丹阳郡主簿、奉朝请、太学博士、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外放担任丹徒县令。升明年间，齐太祖看重他家世代相传的学问，任命他为骠骑参军、武陵王国郎中令，补授余姚县令，还没有赴任，改任义兴郡丞。永明初年，调任尚书外兵郎，历任大司马、司徒府参军。竟陵王萧子良让贾渊编撰《见客谱》，外放句容县令。
在此之前，谱牒学没有公认名家。贾渊的祖父贾弼之广泛搜集各大氏族谱牒，专心研究谱学。东晋太元年间，朝廷配给贾弼之令史、书吏，编撰誊抄谱书，收藏在秘阁和左民曹。贾渊父亲和贾渊，三代传承这门学问，十八个州的士族谱牒，合计一百套，七百多卷，考证完备详尽，当世没有人比得上。永明年间，卫军王俭编纂抄录《百家谱》，贾渊参与商讨修订。
建武初年，贾渊升任长水校尉。出身寒微的王泰宝花钱篡改冒认琅邪王氏的谱牒。尚书令王晏把这件事上报齐高宗。贾渊因此被逮捕，按律应当处以重刑。他的儿子贾栖长磕头谢罪，额头磕出血，朝廷怜悯，免去贾渊死罪。过了几年，始安王萧遥光征召他做抚军谘议，他不去就职，改任北中郎参军。中兴元年去世，六十二岁。撰写《氏族要状》以及《人名书》，都流传于世。
史臣评论：文章，是性情的外在表露，是精神世界的音律。构思运笔，心神在内心驰骋，落笔成文，气韵自然生成。全都禀受人的灵性，随着个人爱好变化；见识各不相同，鉴赏领悟纷繁多样。像曹丕品评人才，挚虞分辨文体，陆机在《文赋》辨析文理，李充在《翰林》论述创作，张视摘句褒贬诗文，颜延之描摹情志兴味，各自抒发心中见解，共同建立评判的标准。写文章这件事，出自神妙的构思，感发没有固定迹象，变化无穷。同样是五声的音响，写出来的文句各不相同；同样是万物的情态，落笔之后形貌千差万别。诗歌的规范本源来自典雅的古诗，流派分化，各有自己的语言特色。曹植《代马》等篇章，王粲《飞鸾》一类作品，四言诗的高妙，前无古人后难追及。李陵离别之辞，五言诗的风骨，很难有人与之抗衡。张衡的华美辞篇，魏文帝的瑰丽篇章，七言的创作，除了他们还有谁可以称先？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宏丽盛大，是辞赋的宗师；张衡、左思气魄开阔，后人难以企及登高继踵；赋贵在铺叙陈述，没有人能够超越他们。汉显宗称赞傅毅，简文帝欣赏袁宏，遣词造句，大多继承颂的体制。裴頠在宫内供职，庾亮身居中枢，从章表创作来说，属于一流。孙绰的碑文，继承蔡邕的传统；谢庄的诔文，接续潘岳的文采。颜延之的《杨瓒诔》，自比潘岳《马督诔》，看重辞藻繁富，推崇谢庄才算是公允。王褒《僮约》，束皙《发蒙》，属于诙谐一类，也十分奇妙。五言诗的体裁，在各类文体之中最为杰出。
反复研习一类文体，时间久了就会流于俗套；写文章，最大的弊病就是平庸守旧。没有新的变化，就不能称雄一个时代。建安文风，《典论》就已经评论各家长短；潘岳、陆机齐名，二人的文章风格始终差别很大。江东文风，盛行道家思想：郭璞诗文富于灵秀变化；许询把玄理发挥到极致；殷仲文诗文，玄言气息还没有完全去除；谢混诗文情思清新，但是名气不算盛大。颜延之、谢灵运同时崛起，各自独擅奇绝；鲍照、汤惠休后起，也名重当世。色彩交相辉映，互不因袭模仿。
当今写文章的人虽然众多，总体来看，大致分为三种流派。第一种，情思闲适疏放，文辞华美旷远，虽然精巧绮丽，终究行文迂回。适合公宴酬唱，却不能当作写作典范。但是行文松散舒缓，是难以医治的弊病；虽然典雅有可取之处，却很难打动人心。这一流派源头出自谢灵运。第二种，堆砌典故类比事例，没有对偶就不能成文；学识广博值得赞许，却被体例束缚。有的完全借用古语，抒发当下情志，牵强拉扯，只求对偶工整，只看到堆砌事例，丧失文章神采。这种风格近似傅咸引述五经、应璩借事讽喻，虽然不完全一样，大致归为一类。第三种，起笔惊警挺拔，格调险峭急促，辞藻艳丽浮夸，震撼人的心神。就好比五色之中的红紫，八音里面的郑卫之乐。这是鲍照遗留下来的文风。
三种流派之外，我再冒昧谈谈个人看法。如果听凭灵感生发，参考史书传记，情思涌动之后再落笔，不要预先刻意铺排构思。语言崇尚通俗易懂，行文忌讳言过其实；文辞铿锵，温润婉转贴切。夹杂民间歌谣的风味，语言轻快流畅，不粗俗也不过分雅奥，切中内心的情怀。轮扁谈论斫轮，妙处不能用语言全部说清；文人清谈之士，很少能够同时兼备两长。不只是见识有所局限，文与理二者本身就互相妨害。擅长论理的人，说理胜过文采；用这个标准要求他写文章，文采就会黯淡。所以能够两者兼备的人十分稀少。
赞语：学识仅次于生而知之的圣人，博识前代仁人。文章成于笔下，辞藻芬芳，光彩如春。
列传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虞愿、刘怀慰、裴昭明、沈宪、李圭之、孔琇之
齐太祖承接刘宋奢靡放纵的风气，想要改变各地的政风，辅佐年幼的君主，一心解救百姓疾苦。执政不到一年，就提拔山阴县令傅琰做益州刺史。于是摒弃奢华回归质朴，帝王自身恭谨，亲身做表率，为政以不扰民为宗旨。因为山阴是大县，诉讼案件繁多，建元三年专门设置狱丞，规格和建康相同。永明继承帝位，重视治理地方的方法。朝廷依仗威势，决断果敢，依旧有漏网的奸吏；地方长官犯法，直接处以死刑。郡县官员任职，以三年为一个考核周期。遇到水旱灾害，就赈济抚恤百姓。齐明帝还在平民身份的时候，就通晓政务；登上皇位之后，一心钻研刑律文书，从不枉法来施恩，各地郡守县令全都肃然敬畏。
永明的十多年时间，百姓没有战乱盗贼的惊扰；都市繁盛，男女百姓富足安逸，歌舞不绝，人们华服艳妆，在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游赏的，数以百计。等到建武年间，外敌入侵形势急迫，连年征发徭役兵役，百姓无法安居，国家财政消耗，从此国力衰落。
齐朝政绩卓著、声名显扬的官吏不多，很多得到升迁，不只是在郡县任职。这里选取那些清廉明察有实际事迹的，其余的就附带记载。
傅琰，字季圭，北地灵州人。祖父傅邵，员外郎。父亲傅僧佑，安东录事参军。傅琰容貌风度美好，初仕宁蛮参军、本州主簿、宁蛮功曹。宋永光元年，补诸暨武康县令、广威将军，授尚书左民郎，又做武康县令，依旧带将军号。授吴兴郡丞。泰始六年，升任山阴县令。山阴是东方大县，很难治理。傅僧佑曾经在这里做官，颇有声誉；傅琰更加明察干练，也留下能干的名声。这一年封爵新亭侯。元徽初年，升任尚书右丞。
遭遇母亲丧事，居住在南岸。邻居家失火，火势蔓延到傅琰房屋，傅琰抱着母亲灵柩不肯移动。邻居争相赶来救火，灵柩才得以保全。傅琰的大腿已经被烟火灼伤。服丧结束，授邵陵王左军谘议、江夏王录事参军。
齐太祖辅佐朝政，因为山阴积压大量诉讼案件，再次任命傅琰为山阴县令。卖针、卖糖的两位老妇人争夺一团丝，来找傅琰断案。傅琰不审问分辨，把丝团绑在柱子上鞭打，仔细观察，看到铁屑，于是处罚卖糖的老妇。两个乡下男子争夺一只鸡，傅琰分别问他们拿什么喂鸡。一人说喂粟米，一人说喂豆子。于是杀鸡，嗉囊里面是粟米，就处罚说喂豆子的那个人。县中百姓称他神明，再也没有人敢偷盗。傅琰父子二人都有出色的治政成绩，江东很少见。世间传说傅家有《治县谱》，子孙代代相传，不对外人展示。
升明二年，太祖提拔傅琰为假节、督益宁二州军事、建威将军、益州刺史、宋宁太守。建元元年，晋升封号宁朔将军。建元四年，征召入朝任骁骑将军、黄门郎。永明二年，升任建威将军、安陆王北中郎长史，改号宁朔将军。第二年，调任庐陵王安西长史、南郡内史，代理荆州事务。永明五年去世。傅琰灵柩运回西边，皇帝下诏亲自出城吊唁。
临淮刘玄明也有理政才干，做过山阴县令，政绩名声很大。傅琰的儿子傅翙向他请教，刘玄明说：“我离任的时候再告诉你。”临分别，刘玄明对他说：“做县令，只要每天吃一升米饭，不要饮酒就够了。”
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祖父虞赉，给事中，封监利侯。父亲虞望之，很早就去世。虞赉庭院里有橘树，冬天橘子成熟，子孙争相摘取，虞愿才几岁，唯独不去拿，虞赉和家里人都觉得他与众不同。元嘉末年成为国子生，多次升迁做湘东王国常侍，转浔阳王府墨曹参军。宋明帝即位，因为虞愿通晓儒学吏务，加上过去在藩王府的旧交情，对他待遇优厚。授太常丞、尚书祠部郎、通直散骑侍郎，兼任五郡中正，祠部郎照旧。明帝生性多疑猜忌，身体肥胖，害怕吹风，夏天常常穿皮制的小内衣，任命身边两个人做司风令史，哪个方向起风，就先行禀报。对于星象灾异，不相信太史令，不听外面官员上奏，下令灵台两个观测星象的官员归虞愿管辖，常在宫内值班，有异象就先行禀报，互相核对。
明帝用自己旧日的住宅修建湘宫寺，耗费极度奢侈。孝武帝建造的庄严刹七层，明帝想要建十层，地基不能承受，分成两座佛塔，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尚之卸任回京拜见皇帝。皇帝说：“你去过湘宫寺没有？我修建这座寺庙，是莫大的功德。”虞愿在一旁说：“陛下修建这座寺庙，用的全是百姓卖儿典妻的钱财。佛如果有知，应当悲痛哀伤。罪过比佛塔还要高，哪里有什么功德？”尚书令袁粲在座，大惊失色。皇帝大怒，命人把虞愿赶下大殿。虞愿缓步离开，神色不变。因为旧日恩情，没过多久，又被召回宫中。
明帝喜欢下围棋，棋艺很差，距离合格还差七八道，众人都哄骗他，说他是第三品棋手。他和第一品棋手王抗下棋，按照品级赌胜负。王抗常常故意让着他，说：“皇上落子出神入化，我抵挡不住。”明帝始终没有察觉，更加喜爱下棋。虞愿又说：“尧拿下棋来教育丹朱，这不是君主应当爱好的。”虽然多次触犯皇帝旨意，得到的赏赐依旧超过其他人。升任兼中书郎。
明帝卧病，虞愿常常侍奉医药。明帝向来食量很大，特别爱吃逐夷，用银钵装蜜腌制，一次吃好几钵。对扬州刺史王景文说：“这是珍奇美味，你吃得够不够？”王景文说：“我一向喜爱这个，贫寒很难得到。”明帝十分高兴。吃太多逐夷，胸腹痞胀，气息几乎断绝。侍从劝他喝几升醋酒，才消解。病情危重的时候，一顿吃食物残渣还有三升。水气旧疾长久，药物不再有效。临终那一天，端正坐好，叫来僧人，合掌而死。虞愿因为侍奉皇帝疾病很久，转任正员郎。
外放做晋平太守，在郡不置办私人产业。前一任太守和百姓有债务，扣押百姓的儿媳做抵押，虞愿派人在路上把人夺回送回家。在郡兴办学堂讲学。郡中原本出产髯蛇胆，可以入药。有人送给虞愿一条蛇，虞愿不忍心杀害，放到二十里外山里。一夜之后蛇回到床下。再送到四十里外山中，过一晚又回来。虞愿让人送得更远，才不再返回。议论的人认为是他仁善的心感化所致。海边有越王石，常常被云雾遮蔽。传说清廉的太守才可以看见。虞愿前去观看，石头清晰显露，没有云雾遮挡。后来琅邪王秀之做这里的太守，写信给朝中士人说：“这个郡接续虞公之后，善政还留存，遗留的风气容易遵循，大体太平无事。”因为母亲年老辞官，授后军将军。褚渊曾经拜访虞愿，虞愿不在，看见他床上积满灰尘，只有几套书籍。褚渊感叹：“虞君的清贫，竟然到这个地步。”让人扫地整理床铺才离开。
升任中书郎，兼任东观祭酒。兄长虞季做上虞县令，去世。虞愿从官署步行回家，不等诏令就回乡。授骁骑将军，升任廷尉，依旧兼任祭酒。虞愿曾经侍奉宋明帝，齐朝初年，刘宋先帝神主迁移到汝阴庙，虞愿拜别神主，流泪哭泣。建元元年去世，五十四岁。虞愿著有《五经论问》，编撰《会稽记》，还有几十篇文章。
刘怀慰，字彦泰，平原平原人。祖父刘奉伯，元嘉年间担任冠军长史。父亲刘乘民，冀州刺史。刘怀慰最初担任桂阳王征北板行参军。刘乘民在义嘉之乱中死去，刘怀慰守丧，不吃醋酱，冬天不穿厚棉衣。抚养孤苦的弟妹，侍奉守寡的叔母，都有情义。又授邵陵王南中郎参军、广德县令、尚书驾部郎。刘怀慰同族刘善明等人是齐太祖的心腹，刘怀慰也参与其中。太祖和沈攸之有旧交情，让刘怀慰写信规劝告诫沈攸之。太祖看完书信十分赞许。授步兵校尉。
齐国建立，皇上打算把齐郡设置在京城附近。议论的人说江西土地肥沃，流民归附，于是郡治设在瓜步。任命刘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皇上对刘怀慰说：“齐郡是帝王基业的根基，我把这个重要职务交付给你。治理地方的全部事务，都托付给你。”又亲手写敕书说：“有文治的，必须要有武备。现在赐你一把玉环刀。”刘怀慰到郡，修整城郭，安抚安顿百姓，开垦两百顷荒地，疏浚沈湖用来灌溉。不接受别人的馈赠。百姓有人送给他一斛新米，刘怀慰拿出自己吃的麦饭给他看，说：“我早饭粮食还有富余，不必送这个。”于是写《廉吏论》来表明心志。太祖听说，亲手写敕书褒奖赏赐。加督秦、沛二郡。妻子儿女留在京城，皇帝赐米三百斛。兖州刺史柳世隆写信给刘怀慰说：“胶东教化盛行，颍川政绩美好，拿现在对比古代，古代的政绩又哪里值得称道。”在郡任职两年，升任正员郎，兼任青冀二州中正。
刘怀慰原本名叫刘闻慰。齐世祖即位，因为名字和舅父相同，皇帝下令改名。外放监管东阳郡，官吏百姓都安居乐业。回京兼任安陆王北中郎司马。永明九年去世，四十五岁。齐明帝即位，对仆射徐孝嗣说：“如果刘怀慰还在世，朝廷不愁没有清廉官吏。”刘怀慰和济阳江淹、陈郡袁彖交好，也写有文章。永明初年，进献《皇德论》。
裴昭明，河东闻喜人，是刘宋太中大夫裴松之的孙子。父亲裴骃，南中郎参军。裴昭明年少研习儒学史学。泰始年间，担任太学博士。有关部门上奏：“太子大婚，纳征聘礼使用玉璧、虎皮，不知道依据什么礼制。”裴昭明议论：“婚礼纳征，用成对的兽皮摆在庭中，是鹿皮。晋太子纳妃的注解写‘用两张虎皮’。太元年间，公主纳征，虎豹皮各一张。大概是古礼婚礼记载简略，依据王公等级差别，取用虎豹华丽皮毛，抬高礼仪规格。虎豹皮毛虽然华美，纳征古礼没有记载；熊罴虽然古已有之，婚礼并不使用；圭璋虽然珍贵，用途各不相同。现在应当依据经典，所有乖僻错漏之处全部订正。”于是各官署商议，聘礼增加圭璋，豹、熊、罴皮各两张。
元徽年间，外放长沙郡丞。卸任的时候，刺史王蕴对他说：“你十分清贫，一定没有回乡路费。湘中有人想谋求官职，我可以帮你，不吝惜举荐。”裴昭明说：“我身为郡佐，不能为府中增光，怎么能靠卖官，玷污您清廉的名声。”历任祠部通直郎。
永明三年出使北魏。齐世祖对他说：“你有出使的才干，回来之后，赏赐你一个郡。”回来之后担任始安内史。郡中百姓龚玄宣，自称神人赐给他玉印玉板书，不用笔墨，吹纸就成文字，号称“龚圣人”，用这个迷惑民众。前后几任太守都敬奉他，裴昭明把他抓进监狱治罪。卸任回京，家中十分穷困。齐世祖说：“裴昭明卸任郡守回来，竟然没有住宅。我读书不多，不知道古代什么人和他相似？”升任射声校尉。永明九年，再次出使北方。
建武初年，担任王玄邈安北长史、广陵太守。齐明帝因为他在任没有上报事情，等到替换回京，就责备他。裴昭明说：“我不愿意多事干预。”裴昭明历任郡县都有政绩。常常对人说：“人活着为什么要积蓄财物？除了自身之外，又需要什么？子孙如果不成才，我积攒再多也会被他散尽；如果能够自立，还不如留给他们一部经书。”所以一辈子不置办产业。中兴二年去世。
堂兄弟裴顗，字彦齐。年少就有独特的节操。泰始年间，在总明观听讲，不肯避让刘秉的坐席，刘秉任用他做参军。升明末年，任奉朝请。齐国台府建立，齐世子的裴妃需要外戚谱牒，裴顗不肯交出，于是从户籍分出。齐太祖登基称帝，裴顗上表诽谤，辞官离去，被处死。
沈宪，字彦璋，吴兴武康人。祖父沈说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亲沈璞之，北中郎行参军。沈宪起初被州府征召做主簿。年少就有办事才干，历任临首、余杭县令，巴陵王府佐，兼任襄城县令，授驾部郎。宋明帝和沈宪下棋，对他说：“你有做广州刺史的才能。”补乌程县令，政绩卓著。太守褚渊感叹：“这个人，方圆大小的职务都可以胜任。”授通直郎、都水使者。擅长处理政务，做官有成绩。授正员郎，补吴县县令、尚书左丞。
升明二年，西中郎将萧晃做豫州刺史，太祖提拔沈宪做萧晃的长史、南梁太守，代理州府事务。升任豫章王谘议，还没有拜官，因事被免官。又授安成王冠军参军、武陵王征虏参军，升任少府卿。少府掌管市场贸易，和百姓打交道，有才干的官吏大多担任这个职位。升任王俭镇军长史。
武陵王萧晔治理会稽，任用沈宪做左军司马。太祖因为山阴人口众多难以治理，打算分成两个县。齐世祖启奏说：“县不是不能治理，只是没有用对人。”于是让沈宪兼任山阴县令，治政名声大起。孔稚珪请假东归，对人说：“沈县令处理事务，有天生的才能。”加号宁朔将军。王敬则做会稽太守，沈宪依旧留任镇军长史，继续兼任县令。
升任冠军长史，代理南豫州事务；晋安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西阳王萧子明接替治理南兖州，沈宪依旧留任冠军长史，兼任太守，多次代理州府政务。永明八年，萧子明的典签刘道济私自占用府州五十个仆役供自己驱使，役使萧子明身边侍从，侵吞船只器物，贪赃百万，被官署弹劾。齐世祖大怒，赐刘道济死罪。沈宪因为没有检举弹劾，被免去官职。不久重新担任长史、辅国将军，因病辞官。授散骑常侍，还没有拜官，去世。当时人都称他是良吏。
沈宪同郡丘仲起，先前在晋平郡做官，坚守清廉节操。褚渊感叹：“面对可以贪图的财物，内心能够不乱，这就是杨震留给子孙的家风。”丘仲起，字子震，年少被沈宪的伯父领军沈寅赏识。宋元徽年间，做太子领军长史，官做到廷尉。去世。
李圭之，字孔璋，江夏钟武人。祖父父亲都做过县令。李圭之年少被州府征召做从事。宋泰始初年，蔡兴宗做郢州刺史，任用李圭之为安西府佐，把事务委托给他，凭借清廉干练被赏识。升任镇西中郎谘议、右军将军，兼任都水使者。李圭之历任官职，以清廉能干著称。授游击将军，依旧兼任都水使者。转兼任少府，去世。
在此之前，泰始四年，荥阳毛惠素担任少府卿，办事能力强，为政清廉严厉。皇帝下令采购铜官碧青颜料一千二百斤，供给宫廷绘画，花费六十万钱。有人诬陷毛惠素从中牟利。齐世祖发怒，下令尚书评估市价，评估下来比实际价格高出二十八万多。官署上奏弹劾，毛惠素被处死。死后家中四壁空空，皇上十分悔恨。
孔琇之，会稽山阴人。祖父孔季恭，光禄大夫；父亲孔灵运，著作郎。孔琇之初为国子生，被举荐孝廉。授卫军行参军、员外郎、尚书三公郎。外放乌程县令，有治理才能。回京升任通直郎，补吴县县令。有个小孩十岁，偷割了邻居家一把稻子，陆琇之把他送交监狱治罪。有人规劝他，陆琇之说：“十岁就敢做偷盗之事，长大以后什么事做不出来？”全县的人都因此敬畏整肃。
陆琇之升任尚书左丞，又凭借处理职内事务而闻名。转任前军将军，兼任少府。升任骁骑将军，依旧兼任少府。出京担任宁朔将军、高宗冠军征虏长史、江夏内史。回朝担任正员常侍，兼任左民尚书、廷尉卿。又出京任临海太守，在任上清廉俭约；卸任回朝，进献干姜二十斤，世祖嫌贡品太少，等到了解陆琇之的清廉操守，便为之叹息。授职武陵王前军长史，还没有赴任，又出京任辅国将军，监理吴兴郡，不久正式授任太守，治理以清廉严明著称。
高宗主持朝政，防范控制各地藩王，把秘密旨意下达给藩王的辅佐官员。隆昌元年，调陆琇之任宁朔将军、晋熙王冠军长史，代理郢州事务，兼任江夏内史。陆琇之上表推辞，朝廷不准。还没有就职，就去世了。
史臣评论说：琴瑟演奏不调和，一定要拆解之后重新调弦。魏晋时期官吏的施政，渐渐和汉代背离。严苛暴虐的风气虽然衰减，但是仁爱体恤的情怀也变少了。用严峻的法令束缚官吏，用固定的条规限制官员；还来不及推行世代相传的仁政教化，就期望一年之内就见到治理成效。做到先公后私，对自身而言本就不易；搜刮百姓来供奉朝廷，对百姓来说却十分艰难；官吏只求避免过错，只求苟且免于罪责。况且眼中见到可以贪求的财物，嗜好欲望肆意泛滥，因为贪财败坏官风，取舍违背道义，官吏品行败坏，没有不是由此而起。揭发奸邪、辨明伪诈，确实需要特殊的见识；树立名声、建立功绩，只有依靠清廉公平。当今治理百姓，没有超出这个道理的。
赞语说：芸芸小民，长久由官吏治理。纷乱的局面需要整治，体恤疾苦归于仁爱。是非曲直混淆不明，宽厚与严苛交替施用。拿什么引导世人，关键在于自身品行清正。
列传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绍 顾欢 臧荣绪 何求 刘虬 庾易 宗测 杜京产 沈飗士 吴苞 徐伯珍
《周易》说君子有四种处世之道，就是指出仕和隐退。所以有的人进入朝廷庙堂不再退隐，有的人奔赴江湖永远归隐。隐遁避世的人形形色色，情志行迹千差万别。如果内心道义完备，世俗的荣辱都忘却，在幽深的山崖隐匿身影，在偏僻山谷埋没名声，从仁义礼教的束缚中解脱，把精神形体交还天地自然，那么名教礼法之外，另有一番风度气韵。所以尧的时代也有不接受圣主征召的隐士，孔子门下也有萍水相逢的隐逸来客。
次一等的隐士，标榜独来独往的高尚节操，看重出仕退隐这种虚名，激愤于世俗竞争，厌恶贪鄙，和世俗格格不入。有的顾虑保全自身之后生出悔意，遇事懂得祸患；有的理想抱负无法施展，就在山林水泽之间行歌吟咏。全都是依托天地宇宙安放本心，借风云山水来警戒自身。追求志向、实现道义，未尝不是如此；坚守贞洁、涵养素朴，再用艺文学业来润色自身。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和山中砍柴的樵夫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樊英接受朝廷征召，达不到李固的期许；冯恢屈节为官，遭到张华的鄙薄。寄望于尘世之外的隐士，或许可以增益世道。像如今这十几位隐士，做官不求显赫名声，退隐也不讥讽世俗，身处幽僻之地保全自身，尊奉儒家道义，这就是逸民的操守，所以编撰成《高逸篇》。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塘人。高祖父褚含，担任始平太守。父亲褚襜，任征虏参军。褚伯玉年少就有隐居的节操，嗜好欲望很少。十八岁时，父亲为他筹办婚事，新媳妇从前门进家，褚伯玉从后门出走。于是前往剡县，居住在瀑布山。他天生耐得住严寒酷暑，当时的人把他比作王仲都。在山中三十多年，不和世人交往。
王僧达担任吴郡太守，备下厚礼执意邀请他出山。褚伯玉迫不得已，在郡府住了两晚，只交谈寥寥数语就告辞回去。宁朔将军丘珍孙写信给王僧达说：“听闻褚先生来到您的馆舍。此人隐匿行迹，栖身云山林壑，不侍奉王侯，坚守高洁，以草木为食，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不是您屈身敬重贤才，怎么能把他请来？从前文举栖居冶城，安道进入昌门，如今褚伯玉便是第三位。辟谷修道的隐士，只能短暂招来，不适合长久羁留。您应当成全他高远的志向，让他得以如羽化登仙一般回归山林。盼望他启程回去的时候，劳烦您代为劝解开导。”
王僧达回信说：“褚先生一向与白云为伴。古代的隐逸之士，有的牵挂儿女家事，有的使得华阴隐士云集。而褚伯玉心中毫无世俗牵绊，只以松石为友，在孤峰峻岭隐居几十年。近来特意邀请他到此，希望能够朝夕慰藉。和他谈论芝草桂木，探访藤萝山林，仿佛已经窥见仙境烟霞，身临海上仙洲。知道您想见他，我就代为转达。”
宋孝建二年，散骑常侍乐询巡视地方风俗，上表举荐褚伯玉，朝廷征召他为本州议曹从事，他不肯赴任。太祖即位，亲自下诏书命令吴、会二郡，按照礼节迎接遣送他入朝，他又托病推辞。皇帝不想违背他的志向，下令在剡县白石山修建太平馆供他居住。建元元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他常年住在一座楼上，死后就安葬在这座楼的原址。孔稚圭跟随他学习道法，在馆舍旁边为他立碑。
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县人。祖父明玩，担任州治中。父亲明略，任给事中。明僧绍宋元嘉年间两次被举荐为秀才，通晓儒家经典，有儒学修养。永光年间，镇北府征召他担任功曹，全都不去就职。隐居长广郡崂山，招收弟子讲学。淮北沦陷于敌寇之后，便渡过长江南来。宋明帝泰始六年，征召他为通直郎，不赴任。
升明年间，太祖担任太傅，备下旌旗礼品征召明僧绍以及顾欢、臧荣绪，任命为记室参军，全都不来。明僧绍的弟弟明庆符出任青州刺史，明僧绍缺少粮食，跟随明庆符前往郁洲，住在弇榆山的栖云精舍，纵情赏玩山水奇石，始终没有踏入过州城。
建元元年冬天，皇帝下诏说：“朕求贤若渴，心中挂念尘世之外的高士。齐郡明僧绍志向高远，隐居山林，潜心研读典籍，坚贞高洁的操守，应当加以褒奖。”征召他为正员外郎，他托病推辞。之后皇帝对崔祖思说：“明居士的志节值得敬重，我之前的旨意难道没有传达到吗？天气稍凉打算举办讲论经义的事，你可以前去他那里，完整转达我的心意，让他和明庆符一同回京。”又说：“不食周朝粟米却吃周朝薇菜，古人尚且为此有议论，如今这件事岂能不被世人谈论？姑且当作笑谈。”
明庆符卸任，明僧绍跟随他回到江南，住在江乘摄山。太祖对明庆符说：“你的兄长超然世外，也算是尧时代的世外之臣。朕虽然没有和他相见，有时梦里会梦到他。”赏赐明僧绍竹根如意、笋箨冠。明僧绍听闻僧人释僧远德行高尚，前往定林寺拜访。太祖打算亲自到寺庙见他。释僧远问明僧绍：“天子如果前来，居士您打算怎么应对？”明僧绍说：“山野之人，理当凿破墙壁逃走。如果推辞不掉，就效仿戴公从前的旧例。”
永明元年，世祖下诏召见明僧绍，他称病不肯相见。下诏征召为国子博士，不赴任，随后去世。儿子元琳，字仲璋，也继承了家学。
明僧绍的长兄明僧胤，擅长玄学清谈，宋代担任冀州刺史。弟弟明僧暠，也爱好学问，宋孝武帝接见他，对他的名声大加称扬，当时人以此为荣。泰始初年，担任青州刺史。
明庆符，建元初年任黄门郎。
明僧胤的儿子明惠照，元徽年间担任太祖平南主簿，跟随抵御桂阳王叛乱，屡次升迁做到骠骑中兵，和荀伯玉轮流在宫中值班。建元元年任巴州刺史，安抚蛮夷部族，皇帝许诺任命他为益州刺史，还没调任就去世。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祖父顾赳，晋隆安末年，为躲避战乱迁居此地。顾欢六七岁学习记干支历法，有竹简三篇，顾欢推算演算，就通晓六甲。家中贫穷，父亲让他到田里驱赶麻雀，顾欢写了一篇《黄雀赋》便回来，田里的稻谷大半被麻雀吃掉，父亲大怒，准备鞭打他，看见他写的赋就作罢。
乡里设有学堂，顾欢家穷不能入学读书，就在学堂墙壁后面靠着听讲，听过的内容全都不会遗忘。八岁，就能诵读《孝经》《诗经》《论语》。长大之后，专心好学。母亲年老，他一边耕种一边读书，夜里点燃糠皮照明读书。同郡顾顗之到县里任职，见到顾欢十分赏识，叫自己的几个儿子和顾欢交往，他的孙子顾宪之，也跟随顾欢学习经书句读。
顾欢二十多岁，又跟随豫章雷次宗请教玄学、儒学各类义理。母亲去世，他六七天滴水不进，在母亲墓旁搭建草庐守孝，之后便隐居不再做官。在剡县天台山开设学馆招收门徒，求学的人常常将近百人。顾欢幼年丧父，每次读到《诗经》“哀哀父母”的篇章，就拿着书本痛哭，求学的弟子因此不再讲习《蓼莪》篇。
太祖辅佐朝政，欣赏顾欢的教化风范，征召他为扬州主簿，派遣宫中使者迎接顾欢。等到太祖登基称帝，顾欢才来到京城。他自称“山谷臣顾欢”，上表说：“臣听说撒网要抓住网绳，抖动皮衣要抓住衣领；纲领理顺之后，细枝末节自然舒展。那么道德，就是纲领；世事情势，就是细目。在上的君主理顺纲领，各项政务就会有序运行；在下的臣子处理细目，各类官职就不会荒废。所以商汤、周武王把握时势、遵从道义，国运就长久；秦始皇、项羽忽视道义、依仗权势，自身就遭到杀戮。
天道运行开合，自古就有，四时气象更新，夏葛冬裘交替使用。如今朝代更迭，日月星辰改换法度，上天降下圣明君主，顺应时节养育万物，搜求选拔出身低微的贤才，山野之中没有被埋没的言论。所以我这个深山里的愚钝之人，敢于献上浅陋的见解。我谨慎删改编撰《老子》，献上《治纲》一卷。希望陛下参考历代帝王，斟酌当世的需要，不要因为是山野之人的言论就舍弃，不要因为人地位低微就废弃道理，这就是天下的福分，也是微臣的幸运。希望能够阅览这份奏疏，就会上下安泰，不必刻意安抚百姓而百姓自然心悦，不必祈求上天而上天自然感应。顺应上天、取悦百姓，皇朝基业就稳固了。我的志向在于山林幽隐，不追求荣华权势，山林云霞足以安身，不需要俸禄供养。陛下既然不远千里寻访我，我怎敢不把话说尽。话说完了，请求从此退归山林。”
这时候员外郎刘思效上表直言进谏：“刘宋自大明年间以来，社会逐渐凋敝，赋税比从前增加，国库比以往更加匮乏。再加上多次发动战争，遭受战乱创伤的百姓得不到休养生息，戍守服役的残存丁口，连半粒粮食都没有。百姓愁苦哀嚎，没有活下去的欢乐。权贵豪门、富商大族，车马服饰歌舞玩乐，争相奢侈华丽；亭台池苑宅院宅第，竞相追求高大华美，以至于山野的百姓，连山中水草都不敢取用。贫富差距悬殊，舍弃根本追逐末节。陛下应当颁下英明诏书，宣扬仁德恩泽，广施恩惠，禁绝奸伪，减轻赋税徭役，杜绝珍奇华贵的贡品，摒弃靡靡的乐舞，顺应时代变革，调和质朴与文采，功业岂不是十分宏大！
另外彭、汴一带有叛贼盘踞，青丘沦为盗匪巢穴，残害百姓已经超过一纪，残暴一天天加剧。旧地百姓悲泣，故土生灵哀伤，孩童看到异族装束就羞于活着，老人看见异族服饰就耻于死去。陛下应当上应天下百姓的殷切期盼，下安抚万民的疾苦，任命卫、霍一样的名将，交给萧、张一样的谋臣谋略，各路大军一齐进发，扫荡山野山谷。这样一来，就算恒山也不难推倒，渤海也不难喝干，哪里只是消灭残余寇贼而已！”
皇帝下诏说：“朕日夜恭谨，希望治理好国家，梦寐之中都在寻访隐士贤才，专心处理国库政务，常常忙到天黑才吃饭，已经十分勤勉。吴郡顾欢、散骑郎刘思效，有的来自山野，有的身居闲散职位，都能够向朝廷上书，议论治国体制，合乎朕的心意。现在把他们的奏表下发，外朝官员可以仔细选择可行的建议，按时上奏。顾欢已经加以礼遇，刘思效可以交付吏部选拔任用，以此表彰直言进谏。”顾欢东归回乡，皇帝赏赐给他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下诏征召顾欢为太学博士，同郡顾黯为散骑郎。顾黯，字长孺，有隐居的节操，和顾欢全都不接受征召。
顾欢晚年服食养生，不和世人往来。每天早上出门，山鸟会落在他手掌上取食。信奉黄老道家，通晓阴阳方术，占卜预测大多灵验。当初元嘉末年，来到京城寄居东府，忽然在柱子上题写：“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随后东归。后来太初发动弑君叛乱，果然就在这个年月。
顾欢预知自己死亡的年月，赋诗抒发志向：“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推算好死亡日期，在剡山去世，身体柔软，享年六十四岁。灵柩运回故乡安葬，墓旁长出枝干相连的树木，县令江山图把这件事上表朝廷。世祖下诏，命令顾欢的儿子们整理顾欢的文章议论，编成三十卷《文议》。
佛、道两家，教化宗旨本就不同，研习的人互相诋毁非难。顾欢撰写《夷夏论》说：
分辨是非，应当依据圣贤经典。探寻两家教化的源头，引用两家经书的文句。道经说：“老子进入西域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叫净妙，老子趁着她白天睡觉，乘着太阳精气进入净妙口中，第二年四月八日半夜，从左腋降生，降生之后落地就走七步，于是佛教兴起。”这段出自《玄妙内篇》。佛经说：“释迦成佛，经历无数劫数。”出自《法华无量寿》。还有的称“为国师道士，儒林之宗”，出自《瑞应本起》。
顾欢议论说：五帝、三皇，没有没有老师的。国师道士，莫过于老子、庄子；儒林宗师，谁能超出周公、孔子？如果孔子、老子不是佛，那谁能担当？但是两部经书的记载，像符契一样相合。道就是佛，佛就是道。他们的圣德彼此契合，但是行事的形迹却相反。有的韬光养晦显现于近处，有的彰显灵光示迹于远方。道救济天下，所以没有地方不能渗入；智慧遍及万物，所以没有事物不能作为。入世的方式不同，所作所为必然有别。各自成全本性，不改变自身的行事。
所以身穿礼服腰带，是华夏人的仪容；剃掉头发、穿宽松衣服，是夷狄人的服饰。躬身跪拜叩首，是中原诸侯的恭敬姿态；蹲踞箕坐，是边远外族的肃拜礼节。棺椁安葬，是中原的制度；火烧、沉水下葬，是西方戎族的风俗。保全形体、恪守礼义，是传承善道的教化；毁坏形貌、改变本性，是断绝恶业的学问。不只是对待人类，就连鸟兽万物也是如此。鸟兽之中也常有佛，无穷无尽的世界，圣人交替出世。有的阐扬五典儒教，有的宣讲佛家三乘教法。身为鸟就发出鸟鸣，身为兽就发出兽吼；教化华夏就用华夏言语，教化夷狄就用夷狄语言。
船和车同样可以到达远方，但是有江河陆地的分别；佛、道同样用来教化世人，但是有华夏夷狄的区别。如果说教化的终极目的相同，礼法就可以互换，那难道车可以渡河，船可以走陆地吗？如今拿华夏人的本性，去效仿西方夷狄的法度，既不能完全相同，也不能完全相异。在下抛弃妻儿，在上废弃宗庙祭祀。世间一切欲望，都依靠礼义得以伸张；唯独孝敬的纲常，被佛法压制。违背礼法常理，却没有人察觉。如同幼年流落异乡忘记故土，谁还认得本来的传统？
道理可贵的，是大道；习俗可鄙的，是繁文。舍弃华夏效法夷狄，道理上又何取之有？如果论大道，佛道本就相合；如果论习俗，二者就大相径庭。
常常看见刻舟求剑的僧人，守株待兔的道士，争论高下，互相攻击。有的把道、佛割裂成两派，有的把世俗习俗混为一体。这是强行把不同的事物捏合相同，又把相同的拆成不同，正是纷争的由来，混淆的根源。
圣人的大道本体一致，但是教法有偏向。起始没有开端，终结没有尽头。涅槃、成仙化形，各是一种修行法门。佛称正真，道称正一。“一”归于不死，“真”归于无生。名号相反，实质相合。只是讲求无生的佛教义理悠远，讲求不死的道教切近现实；切近的教法可以劝勉谦和软弱之人，悠远的教法可以抑止骄横强梁之人。佛教文辞广博，道教质朴精炼；精炼的道理粗鄙之人难以信奉，广博的义理质朴之人难以掌握。佛的言辞华美善于引申，道的言辞朴实善于收敛；收敛就只有聪慧之人能够领悟，引申就愚昧之人争相追随。佛经繁复显明，道经简约幽微；幽微就玄妙法门难以窥见，显明就中正道路容易遵行。这就是二教的区别。
圣人心怀虚静，方圆自有法度；器物用途各不相同，教化施行也各有侧重。佛教是破除恶业的方法，道教是兴盛善念的方术。兴善就崇尚自然，破恶就推崇勇猛。佛的教化功业广大，适合感化万物；道的义理隐微，适合修养自身。二者优劣的大致分别，就在这里。
至于蹲坐夷狄的礼仪，异族的辩说，都出自他们本土风俗，供他们自己理解。就如同虫鸣鸟叫，哪里值得效仿推行。
顾欢虽然认为二教本体相通，但是内心偏向道教。刘宋司徒袁粲假借一个叫通公的道士名义反驳他，大致说：
太阳失去光芒，星辰隐没光辉，佛陀降生的祥瑞，发生在老子入西域之前，似乎不是老子入关之后才出现这种吉兆。
另外老子、庄子、周公、孔子思想有可取之处，却依托佛家余下的教法，窃取善义，反而成为祸害。推究源流，终究和我们道家不是一回事。
西域典籍、佛经记载，当地习俗以膝行跪拜为礼，不推崇蹲坐；道家以绕三圈表示虔敬，不推崇踞坐傲慢。这不只是外族才有，中原也有。襄童拜见帝王，膝行上前；赵王朝见周天子，绕三圈止步。如今佛法传到华夏，信奉的人常常安宁；持戒行善，践行的人总能通达。周文王建立周朝，太伯开创吴国，改造夷狄，并不沿用旧俗。哪里像车船，用途不能互换。佛法教化世人，有的沿袭旧俗，有的加以变革。诚心信佛的士人，服饰容貌不用改变；一心修行的人，形貌服饰必须改变。改变自身归向大道，不是遵从夷狄旧俗，教化本身自有差别，不用担心混乱。
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或许圣人本体相通，但是根据不同地域设立教化，宗旨必然不同。孔子、老子以治理世间为本，佛家以超脱尘世为宗旨。出发点既然不一样，归宿也就不同。所谓二者相合的说法，只是主观臆断。
再说成仙化形看重改变形体，涅槃得道重在净化精神。追求变形的人白发变回黑发，却不能免于死亡；净化精神的人，尘世惑念一天天消减，心神湛然长存。涅槃的境界，是超脱生死的境地，二者差距如此悬殊，怎么能说相同？
顾欢答复说：
考察道经成书，始于西周；佛经传入中原，始于东汉。前后相差八百多年，时代相隔数十代。如果说黄老学说虽然年代久远，却是抄袭佛家而来，就好比吕尚窃取陈恒的齐国，刘邦篡夺王莽的汉朝一样荒谬。
经书上说，外族民风强悍粗野，难道还要模仿他们的屈膝跪拜？夷狄习俗长久蹲踞，礼法和华夏不同，翘脚偏坐，全都是箕踞蹲坐。所以周公在前加以禁止，孔子在后加以告诫。船用来渡河，车用来走陆路。佛教兴起于外族，难道不是外族风俗本来就有弊病？道教产生于华夏，难道不是华夏风俗本来良善？如今华夏风俗变坏，变得和夷狄一样，佛教前来匡救，确实有它的缘由。佛的义理固然可贵，戒律可以遵行；但是夷狄的陋俗实在卑下，他们的举止样貌应当舍弃。
如今华夏的男女，民族传统没有改变，却剃去头发、偏身蹲坐，滥用夷狄的礼仪。就算剃发的僧人全是胡人，国家固有的风俗礼法，也不能改变。
再说观察风俗施行教化，宗旨必然有别。佛教不是东方华夏的大道，道教不是西方戎狄的教法，如同鱼和鸟各居水山，本互不干涉，怎么能佛、道两教遍布天下？如今佛法向东流传，道教也向西传播，由此知道世间义理有精妙粗浅，教化有文采质朴。道教抓住根本驾驭枝末，佛教救治枝末保全本体。请问二者差异，到底归在哪里？如果拿剃掉头发当作区别，那刑徒也剃头发。拿塑造佛像当作区别，民间巫师也造神像。这些都不是根本，根本在于永恒不变的本体。永恒本体的境界，大道又有什么不同？
神仙会死亡，只是权宜的说法。神仙是造化万物的总称，不是最高玄妙的名号。至高的名号本没有称谓，有名号的分为二十七品，仙进阶成真，真进阶成神，也称作圣，每一等又分九品，品阶到极致就进入空寂，没有作为、没有名号。至于服食丹药灵芝，寿命延长亿万，寿数耗尽仍然会死，丹药失效就会枯亡，这是修炼方术之士，不是真正的神仙。
明僧绍写《正二教论》认为：“佛家阐明终极宗旨，道家保全人的生命。执着保全生命就会被蒙蔽，探明宗旨才能通达。如今道家宣扬长生不死，号称补上天曹，大大违背老子、庄子立说的本意。”
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都喜好佛法。吴兴孟景翼身为道士，太子把他召进玄圃园。众多僧人聚会，萧子良让孟景翼礼拜佛陀，孟景翼不肯。萧子良送给他《十地经》。孟景翼撰写《正一论》，大致说：“《宝积经》说‘佛以一种声音广说万法’。老子说‘圣人抱一作为天下的范式’。‘一’的玄妙，超越有形的境界，神妙化育无穷无尽，造就万物却无所作为，处在数的范畴又超越数，无法命名，勉强称之为‘一’。在佛家叫实相，在道家叫玄牝。道家的大道大象，就是佛家的法身。以不执着的心态守持法身，以不拘泥的态度把握大道。世间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心性，所以教化有八万四千种法门。法门数不胜数，众生根性也无穷无尽。根性随机缘不同，都要引导归于‘一’。归于‘一’就是回向，归向正道就没有邪念。邪妄的见解消除，万千善念日日新生。三、五、四、六各类教法，随机缘施用。独立不变，摒弃世俗智巧而无忧。旷古无数圣人，全都遵从这个‘一’。老子、释迦本来不曾分裂，迷惑的人把二者割裂，不能合一。万千善行广为修习，修行圆满成就圣境，就算有十千种名号，也无法穷尽它的本体，既然不可穷尽，又哪里可以用思虑言语揣测。”
司徒从事中郎张融写《门律》说：“道和佛，终极义理没有二致。我看见道士和僧人互相辩论儒墨是非。从前鸿鸟高飞天上，距离太远难以分辨，越国人把它当成野鸭，楚国人把它当成山鹊。楚越之人看法不同，但是鸿鸟本身是同一个。”把文章拿给太子仆周颙。周颙诘难他：“虚无、法性，虽然本体寂静相同，但是达到寂静的途径，宗旨却不一样。你所说的终极无二，是终极归于虚无，还是在法性层面没有差别？你立论的根本就如同那只鸿鸟山鹊的譬喻。奔走调和佛道，终究摆脱不了两家的末流。不知道高明的见解凭什么抓住根本，轻易尊崇这种论调，有什么依据？”二人往复辩驳的文字很多，不再全部记载。
顾欢不擅长口头辩论，擅长写作。写《三名论》，文笔精妙，和钟会《四本论》属于同类。又注解王弼《周易》的两个系辞，研习的人纷纷传抄。
始兴人卢度，也有道术。年少跟随张永北伐。张永战败，敌寇追赶紧急，被淮河阻隔不能渡河。卢度心中发誓：“如果能够免于一死，从今以后不再杀生。”片刻之间看见两块盾牌顺水漂来，靠着盾牌渡过河水。后来隐居西昌三顾山，鸟兽都追随他。夜里有鹿撞击墙壁，卢度说：“你撞坏我的墙壁了。”鹿听了就走开。屋前池塘养鱼，他叫鱼的名字，鱼就依次过来，吃完食才游走。他预知自己死亡的年月，和亲友告别。永明末年，寿终正寝。
当初，永明三年，征召骠骑参军顾惠胤做司徒主簿。顾惠胤，是宋镇军将军顾觊之的侄子。闲居修养志向，不接受朝廷征召。
臧荣绪，东莞莒县人。祖父臧奉先，任建陵令。父亲臧庸民，任国子助教。臧荣绪幼年丧父，亲自浇灌园圃，供给祭祀所需。母亲去世之后，写《嫡寝论》，打扫厅堂，摆设筵席，每月初一十五就拜祭进献祭品，美味佳肴自己从不先吃。
他淳朴笃实，爱好学问，汇总东西晋的史料写成一部史书，纪、录、志、传一共一百一十卷。隐居京口讲学授徒。南徐州征召他做西曹，举荐秀才，都不去就职。
太祖担任扬州刺史，征召臧荣绪为主簿，不来。司徒褚渊年轻时曾经专程拜访他。建元年间向太祖启奏说：“臧荣绪，是京口的隐士。从前臧质在刘宋，凭借皇亲身份镇守彭岱，聘请他做僚属，不是他所喜好的，托病辞官。身居简陋茅屋坚守志向，安于漏雨潮湿的居所，种菜度日。和友人关康之潜心研读典籍，追慕古人著书，撰写《晋史》十套。书中赞论虽然没有超凡的才华，但足以完整记述一代史事。我每年到京口，早就和他相识。最近派人向他求取史书，才刚刚送出来，希望可以收藏到皇家藏书阁，搜集奇异史料，甄别良善。”皇帝回复说：“你所说的臧荣绪，我一直记挂着。他有史学著作，打算收进皇家藏书，非常好。”
臧荣绪十分尊崇《五经》，对人说：“从前吕尚接受丹书，周武王斋戒降阶礼拜；老子、佛家的戒律，也都有恭敬礼拜的礼仪。”于是阐发大道，写《拜五经序论》。常常在孔子诞辰庚子那一天，陈设《五经》行祭拜之礼。自号“被褐先生”。又认为饮酒败坏德行，常常以此自我告诫。永明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当初，臧荣绪和关康之都隐居京口，世人称为“二隐”。关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代居住丹徒。一心钻研典籍，四十年不出家门，不接受州府征召。宋泰始年间，征召为通直郎，不赴任。晚年因为母亲年老家中贫困，请求担任南方偏远小县的官职。生性清廉俭约，独自住一间屋子，很少和妻子儿女相见，不接待宾客。招收弟子传授学业，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太祖担任领军将军，一向喜爱这部典籍，送来《春秋五经》，关康之手亲自点校勘定，还写下十几条关于《礼记》的议论。皇帝十分喜悦，十分珍爱这些书稿。留下遗诏，把关康之校订的经书随同自己下葬。宋末去世。
何求，字子有，庐江灊县人。祖父何尚之，刘宋的司空。父亲何铄，宜都太守。何求元嘉末年担任宋文帝挽郎，出仕任著作郎，中军卫军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参军，抚军主簿，太子洗马，丹阳、吴郡丞。为人清简淡泊，没有什么嗜好欲望。又授征北参军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
泰始年间妻子去世，回到吴地安葬在旧墓地。授中书郎，不就职。于是住在吴地般若寺，足不出户，别人很少见到他。宋明帝驾崩，出门奔国丧，授司空从事中郎，不赴任。之后授永嘉太守。何求当时寄居南涧寺，不肯前往官署，请求就在寺庙接受官职，朝廷准许。一夜之间，他忽然坐小船逃回吴地，隐居虎丘山。又授黄门郎，不就职。永明四年，世祖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又不赴任。永明七年去世，时年五十六岁。
早先，何求的母亲王氏被他父亲杀害，何求兄弟因此没有做官的意愿。
何求的弟弟何点，年少不做官。刘宋朝廷征召为太子洗马，不赴任。隐居东离门卞望之墓旁。性情坦率真诚，很少和世人交往。建元年间，褚渊、王俭做宰相，何点对人说：“我已经写完《齐书》，赞语写道：‘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外家。’”王俭打算等候拜见他，知道见不到，就作罢。
永明元年，征召为中书郎。豫章王亲自登门拜访，何点从后门逃走。竟陵王萧子良听说这件事，说：“豫章王尚且不能让他屈就，我更不必去说。”派人送给何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表达心意。何点常常自得其乐，遇到酒就喝醉，和人交游宴饮也不拒绝。永元年间，京城多次遭遇战乱，何点曾经把衣裳缝成裤子，和崔慧景一同谈论佛理，他的出仕隐退行事大抵如此。
何点的弟弟何胤，精通儒学，也怀有隐居的志向。居住的宅院取名叫小山。隆昌年间任中书令，因为是皇后的堂叔受到亲近宠信。齐明帝即位，何胤卖掉园宅，打算实现隐居的心愿。建武四年，任散骑常侍、巴陵王师。听闻吴兴太守谢朏辞官，担心落在别人后面，于是上表，不等朝廷批复就离去，隐居会稽山。皇帝大怒，命令官员上奏弹劾何胤，但是又下了宽和的诏书。永元二年，征召为散骑常侍、太常卿。
刘虬，字灵预，南阳涅阳人。出身世家大族，迁居江陵。刘虬年少坚守节操，喜好学问，打算拿到俸禄之后就归隐。刘宋泰始年间，做官做到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县令。辞官回家，静居家中，断食谷物，服食白术、胡麻养生。
建元初年，豫章王担任荆州刺史，下文征召刘虬为别驾，给同郡宗测、新野庾易也送去书信礼聘。刘虬等人各自回信，都不接受征召。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上表举荐刘虬和同郡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求朝廷用蒲车束帛前来征召。朝廷下诏征召刘虬为通直郎，不赴任。
竟陵王萧子良写信表达心意。刘虬回信说：“我一年四季卧病，三时忙于浇灌园圃，在山林水泽消磨余下的岁月，把晚年情志寄托鱼鸟之间，难道不是唐尧虞舜般深厚的恩德，周公邵公一样宏大的恩泽？我做官不能钻研玄妙义理，没有孔门讲学的辩才；退隐也不能静心超脱俗世，没有高士隐居墓下的节操。厚重的恩泽已经降临，仁爱的法度已经彰显。我谨以山野之人的身份，恭敬领受君王礼遇隐士的道义。”
刘虬笃信佛教，穿粗布衣服，持长斋礼佛。注解《法华经》，亲自宣讲佛家义理。因为江陵西边沙洲远离人群，于是迁居到那里。建武二年，下诏征召为国子博士，不赴任。这年冬天刘虬生病，大白天有白云在屋檐下徘徊，又飘来香气，传来磬声，就在这一天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刘昭和刘虬同宗族，州府征召为祭酒从事，不就职，隐居山中。
庾易，字幼简，新野人，迁居隶属江陵。祖父庾玫，巴郡太守。父亲庾道骥，安西参军。庾易性情恬淡爱隐居，不和世俗交际。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征召他为骠骑参军，不赴任。临川王萧映到州任职，唯独敬重庾易，上表举荐，赠送一百斛麦子。庾易对使者说：“小民和麋鹿一同砍柴，穿着粗布衣裳安度一生；顺着日月流转，靠自己耕种养活自己。大王对我的恩德，已经很深了。”推辞不接受。
永明三年，下诏征召为太子舍人，不赴任。以研读文章义理自娱。安西长史袁彖仰慕他的风范，写信赠送礼物。庾易用连理竹做的书板回信作答。建武二年，朝廷再次征召为司徒主簿，不赴任。之后去世。
宗测，字敬微，南阳人，刘宋征士宗炳的孙子。世代居住江陵。宗测年少就淡泊退让，不喜欢世俗官场。感叹说：“家中贫穷，父母年老，不挑选官职就出仕，前代贤人传为美谈，我内心却有所疑惑。我固然不能感动大地产出黄金，冥冥之中钓出江鲤孝敬双亲，但是可以顺应天道，分享土地的出产。哪里能够享用朝廷丰厚俸禄，承担别人繁重的国事？”
州府举荐秀才、主簿，都不就职。骠骑豫章王征召他做参军，宗测回复官府征召说：“为什么要伤害海上飞鸟，砍伐山中林木来强求我？”母亲去世，他亲自背土栽种松柏。豫章王又写信邀请，征召为参军。宗测回信说：“我的天性如同鱼鸟，喜爱栖息山林沟壑，眷恋松竹，看淡世俗仕途。纵情山石流水，如同狂放之人，不知不觉年华老去。如今两鬓已经斑白，哪里还能勉强我做官，逼迫我舍弃山林鱼鸟的本性？”永明三年，下诏征召为太子舍人，不赴任。
他想要游历名山，就在墙壁上绘制祖父宗炳所作的《尚子平图》。宗测的长子在京城做官，明白父亲的心意，于是请求调回南郡丞，把家事托付给他。刺史安陆王子敬、长史刘寅以下官员都赠送财物，宗测一概不收。只随身带《老子》《庄子》两部书。子孙拜别哭泣，宗测长啸一声，看都不看，就前往庐山，住在祖父宗炳的旧宅。
鱼复侯萧子响担任江州刺史，送来丰厚馈赠。宗测说：“我年少有狂放的秉性，寻访山林采药，远道来到这里。估量自己的食量服食松术，依照身形披上薜萝，内心淡然已经足够，怎么能接受这无故的厚赐！”萧子响打算亲自拜访，宗测避开不见。后来萧子响不事先通知，突然来到住处，宗测迫不得已，穿着普通布衣接待，始终不和他交谈，萧子响闷闷不乐离去。尚书令王俭送给宗测蒲草褥子。
不久，宗测送弟弟灵柩回西边故土，就留在旧宅永业寺，断绝宾客往来，只和志同道合的庾易、刘虬、族人宗尚之等人往来讲论学问。刺史随王子隆到任，派遣别驾宗哲前来慰问，宗测笑着说：“贵贱之间本有阻隔，何必劳烦前来。”终究没有回复。建武二年，征召为司徒主簿，不赴任。去世。
宗测擅长绘画，在屏风上画阮籍遇见苏门先生的故事，坐卧都对着这幅画。又画永业佛影台，都是精妙的作品。很喜爱音律，精通《周易》《老子》，续写皇甫谧《高士传》三卷。又曾经游历衡山七岭，撰写《衡山记》《庐山记》。
宗尚之，字敬文，也喜爱山水。和刘虬一同被征召为骠骑记室，不出仕。刘宋末年，刺史武陵王征召为赞府，豫章王征召为别驾，全都不就职。永明年间，和刘虬一同被征召为通直郎；齐和帝中兴初年，又征召为谘议，全都不赴任。寿终。
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是杜子恭的玄孙。祖父杜运，任刘毅卫军参军。父亲杜道鞠，州从事，擅长弹棋，世代传承五斗米道，传到杜京产和他儿子杜栖。杜京产年少恬静，无意于功名仕途，广泛涉猎文辞义理，专门研习黄老学说。会稽孔觊，为人刚直有气节，一见杜京产就结成至交。郡府召为主簿，州府辟为从事，他称病辞去。授奉朝请，不就职。和同郡顾欢志趣相合，在始宁东山修建屋舍讲学。
建元年间，武陵王萧晔担任会稽太守，太祖派遣儒士刘瓛到东边为萧晔讲经。杜京产邀请刘瓛到山中馆舍讲学，倾尽家财供给款待，儿子杜栖亲自奔走，为刘瓛的弟子安排饭食，他敬重贤才到这般地步。孔稚珪、周颙、谢抃都写信向他表达情意。
永明十年，孔稚珪以及光禄大夫陆澄、祠部尚书虞悰、太子右率沈约、司徒右长史张融上表举荐杜京产：“我们见到吴郡杜京产，心性高洁沉静，本性谦虚和顺，通达聪敏出自天性。广泛研习玄学儒学，博览经史诸子，沉浸文学，深思大道奥义。泰始年间，辞官远离世俗，舍弃家业，隐居太平山。在高山修建屋宇，在幽深山涧采摘芝草，耕种自给，行歌自娱。坚定不随世俗，淡泊少欲，穿麻布衣裳，吃粗劣饭食，二十多年。就算古代的高士，也不能超过他。应当请他走出幽谷，入朝为官，那么山林隐士都会欢欣鼓舞。”奏表没有得到批复。建武初年，征召为员外散骑侍郎。杜京产说：“庄子垂钓，哪里会被宝玉打动。”托病推辞。永元元年去世，六十四岁。
会稽孔道征，坚守志向不做官，杜京产和他交好。
永明年间，会稽钟山有一个姓蔡的人，不知道名字。山中养几十只老鼠，叫它们就过来，赶它们就离去。言语狂放怪异，当时人称他“谪仙”。最后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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