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朗，汴州开封人。在后梁做官，以租庸吏的身份担任郓州粮料使。明宗攻克郓州，俘获张延朗，依旧任命他为粮料使。后来明宗先后镇守宣武、成德，把张延朗当作旧部孔目官。 长兴元年，朝廷初次设置三司使，拜张延朗特进、工部尚书，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同时兼管户部、度支事务，下诏正式任命张延朗为三司使。 末帝即位，授张延朗礼部尚书，兼任中书侍郎、平章事，依旧兼判三司。张延朗两次上表推辞： “臣侥幸蒙受皇恩，提拔到宰相高位，又兼任吏部的职衔，还要掌管财政重地。中书省是草拟诏令的地方，宰相是造就人才的岗位，我自我估量，哪里能够担当。所以接连上表，倾诉内心诚意，乞求陛下施恩，免得招来朝廷非议。没想到御批屡次下达，圣旨不肯更改，执意把这个职务交给我这个不成器的人。我只能强忍悲戚，压抑惶恐，重新思考侍奉君主的方法，仔细谋划尽忠报国的路径。 臣私下认为地位太高就会招致危险，恩宠过盛就会产生诽谤。君臣很难保全自始至终的情分，道义名分挡不住毁谤赞誉。我如果身居重任，忘掉大公，徇私情回避是非，苟且偷安保住富贵，对内欺骗自己本心，对外辜负圣明朝廷，拿什么报答君主的大恩，祈求子孙福泽绵延。 我如果只奉行王道，严守国家法令，用人一定选用合适人才，决断事务依照正理，坚决抵制权贵势力，堵塞侥幸求官的门路。这样固然可以振兴朝廷纲纪，完善教化，辅助陛下包容天下的恩德，彰显国家安定太平的风气。可是奸邪小人必定心生怨恨，产生谗言。我担心陛下不能完全了解实情，众多毁谤难以分辨。不追根溯源，就蒙受污名。我个人受委屈可以忍受，耻辱也可以放下。只怕山野平民，会非议朝廷制度；士大夫官僚，轻视朝廷权威。 再者，三司主管国家经费，财政赋税负责征收。想要抚恤天下贫苦百姓，最好减轻赋税；供养强大的军队，又要储备充足物资。利害互相纠缠，取舍很难拿捏。如果竭尽山林湖泽索取财利，那么地方官的教化就无法推行，国家根基损伤越来越重，招致百姓怨恨，玷污朝廷德望。 况且各道上交的租税，虽然有固定数额，时常遭遇水旱、霜虫灾害，赋税只能减少不能增加，各地又不断上报逃亡亏欠。以至于军队储备、官员俸禄，常常急切等待供给；夏秋两季租税，常常接续不上。如今朝廷内外仓库大多空虚，远近百姓不少遭遇饥荒。朝廷还要增加军队名额，扩充兵员，大规模收购粮食很难办到，日后开支缺口会更大。臣担心每年经费不足，国家财政值得忧虑。希望陛下节制额外的开销，各项事务厉行节约，不增加多余吃俸禄的人，暂且停止新增士兵，去除繁杂事务，缓解财政压力；戒除奢侈，崇尚节俭，慢慢等到国库充盈。这样受委屈的人感念恩德，叛乱之人归顺，平息战乱指日可待，百姓富足可以期待。 臣又听说治理百姓崇尚清廉，处理政务贵在简易。政令简易，苛繁的条例就会废除；为官清廉，就不会有结党营私。如果挑选贤良的州郡长官，任用正直之人，境内百姓就可以休养生息，官府仓库也杜绝侵占欺瞒。恳请告诫现任官吏，不要违背安抚百姓的职责；选拔未来的官员，慎重寻访贤才。如果每一个岗位都得到合适人选，那么百姓不受困苦；人人治理好地方，国家又有什么忧患。对奉公做出政绩的人，不吝惜优厚赏赐；对昏庸没有功绩的，不要给予丰厚俸禄。更加彰显朝廷正道，杜绝徇私的风气。 恳请陛下体察我坦诚说出的这番话，怜悯我担忧后患的惶恐，明察我的愚直，隔绝谗言小人。那么臣就只管顺应陛下心意，不再顾忌旁人非议，希望能万分之一报答圣明君主。”
末帝下优诏回复他，在便殿召见，对他说：“你上奏议论的内容，切中当下的弊病，恳切的言辞，很能弥补我的过失。国家财政事务重大，每天都要和你商量，不必过分忧虑。”张延朗不得已接受任命。 张延朗有心计，善于处理繁杂公务。晋高祖镇守太原的时候，朝廷猜忌他，不想让他积蓄财物。除了规定留给地方使用的官库财物之外，张延朗把其余全部调走，晋高祖深深记恨这件事。等到晋阳起兵，末帝打算亲自出征，却又听信各种浮泛议论，不能下定决心。唯独张延朗力排众议，请求末帝北上亲征，有识之士都赞许他。 晋高祖攻入洛阳，把张延朗交给御史台监狱，将他处死。后来朝廷选拔三司使，找不到合适人选，皇帝十分后悔杀了他。
刘延皓，应州浑元人。祖父刘建立，父亲刘茂成，都凭借军功做边关将领。刘延皓就是刘皇后的弟弟。末帝镇守凤翔的时候，任用刘延皓为元随都校，上奏加检校户部尚书。清泰元年，授宫苑使，加检校司空。不久改任宣徽南院使、检校司徒。二年，升任枢密使、太保，外放做邺都留守、检校太傅。 刘延皓治军无方，被屯守将领张令昭驱逐，逃奔相州。不久朝廷下诏罢免他的官职。晋高祖攻入洛阳，刘延皓逃到龙门广化寺躲藏，过了几天上吊自杀。 刘延皓早年以外戚身份跟随藩王，出入左右，以性情温厚受人称赞。所以末帝继位之后，把亲近机要的职位交给他。等到出镇大名，所作所为完全改变：掠夺百姓财物，强占人家园宅，聚集歌伎整夜宴饮，军队粮饷不能按时发放，朝廷内外都怨恨他，因此被张令昭驱逐。当时执政大臣认为刘延皓丢失城池，请求依照旧法惩处。末帝因为刘皇后在宫内的缘故，只做罢免处理，清泰年间的朝政就此败坏。
刘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镇守河中时，刘延朗做郓城马步都虞候，后来成为末帝的心腹。等到末帝镇守凤翔，任命他做孔目吏。末帝准备起兵，做防御准备，刘延朗统计公私粮食布帛，保障军需。等到西边军队归降，末帝奔赴洛阳，物资供给没有短缺，末帝十分赏识他。 清泰初年，授宣徽北院使。不久因为刘延皓镇守邺都，刘延朗改任副枢密使，多次升迁官至检校太傅。当时房皓担任枢密使，只是安闲坐享职位，所有上奏、任免官员的事务，全都交给刘延朗，刘延朗就此大权在握。凡是藩镇、州郡长官从外地入朝，一定要先贿赂刘延朗，之后再商议进贡。送礼丰厚的，优先安排内地官职；送礼微薄的，就派去边远藩镇。众将多次心怀怨恨，末帝却察觉不到。 晋高祖攻入洛阳，刘延朗打算逃往南山，和几个随从路过自己私宅，指着宅院叹息说：“我在这里积攒三十万贯钱财，不知道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他就是这样愚昧昏聩。不久被抓捕处死。
附录 进旧五代史表
多罗质郡王臣永瑢等人恭敬上奏，为编修完成《旧五代史》恭谨呈送御览之事。 臣等研读薛居正等人所修的《旧五代史》，原本是宋代官修史书，成书于宋初。全书一百五十卷，记载八姓十三位君主的史事，始末完备，可以作为后世鉴戒。虽然处在乱世文风衰微的时代，体例还沿袭繁冗软弱的旧习；但是记录千古兴亡的轨迹，各家说法异同，足够用来参证考究。所以杨亿学识渊博，司马光治学精密，无不参考这部书完备的记载，用来编撰自己的著作。在历代正史之中，地位可以和刘昫的《旧唐书》相当。 可是研究唐代史事的人还能看到天福年间的旧本，考究五代历史的人却只流传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致使这部典籍散佚，渐渐成为残缺的古书。典籍沉沦已经很久，可见显耀埋没自有时运。 仰赖我大皇上继承前代学问，搜罗各类典籍，打开皇家秘阁校对勘正，扩充四库藏书。有幸见到这部散佚的古书，于是搜集零散的篇章，全书首尾大体齐备，篇目可以梳理。这部典籍靠着机缘才得以保存，等待朝廷表彰阐发，如果不是圣明的时代，怎么能够重现完整的史书。 臣等协同总纂官右春坊右庶子臣陆锡熊、翰林院侍读臣纪昀，纂修官编修臣邵晋涵等人，按照朝代分卷编排，逐字校勘订正，博采各家说法搜集散失的内容，汇集众家记载补全残缺文字，重新整理成完整的史书，可以誊写进呈。 臣私下认为五代虽然属于乱世闰代，但是文献尚有凭据，治乱得失值得借鉴。有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完备记录史实，有欧阳修《新五代史》彰显褒贬笔法，二书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有幸遇上盛世，能够发掘这部埋没的典籍，裨益良多，得以先睹为快。 臣等已经把《永乐大典》抄录的《旧五代史》，依照原书篇目编排整理，编成一百五十卷，分装五十八册，每处加上考证，粘贴签条，进献给陛下。恳请把这部书藏入宫中秘府，颁给学官。七百余年的散佚典籍得以重新搜集，扩充二十三史的规模。名山珍藏的史籍，应当流传世间；供陛下深夜阅览，期待圣上做出裁断。臣等惭愧学识浅薄，恭候陛下指示。谨奏。
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三日 多罗质郡王臣永瑢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武英殿大学士臣舒赫德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文华殿大学士臣于敏中 工部尚书和硕额驸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经筵讲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经筵讲官户部尚书王际华；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蔡新；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嵇璜；经筵讲官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英廉；都察院左都御史张若溎；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曹秀先；户部右侍郎金简）
承接唐朝社稷，往下开启赵宋，五代的兴盛衰亡，记载务求详尽。 旧有史书原本是薛居正主持修撰，新的五代史书由欧阳修重新编撰完成。 金代泰和年间只推行欧氏新史，致使旧史渐渐散失残缺；明代《永乐大典》分条收录旧史，却没能让它完整显扬于世。 本朝四库全书开创搜集整理的规制，一众儒臣编排纂辑，把散佚的旧编修补复原。 残破的书卷简册仔细推敲研磨，整合散落篇章，体例编排十分完善。 于是让早已湮没的典籍重新显现，果然要依靠多方搜求，才能够接续久远的史事。 可以效仿保存《旧唐书》《新唐书》两种版本的先例（刘昫撰《旧唐书》）；司马光也曾经专门记述五代史事。 写下这篇序用诗作代替序言，心怀警戒，以史为鉴的思虑格外深长。
《旧五代史》编定凡例
一、薛居正《旧五代史》原书的体例已经无法见到。现在考察书中各位大臣的列传，多处写有“事迹见于某书”，或是“某书中有本传”，由此可知原书把梁、唐、晋、汉、周分开断代编写，和陈寿《三国志》体例相同，所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直接称这部书为奉旨修撰的《梁唐晋汉周书》。现在依旧按照朝代分卷编排，恢复它旧日的体例。
二、薛史的本纪沿袭《旧唐书》帝王本纪的体例，官员授官、制度沿革，大事小事全部记录。只是原书分卷的格局被《永乐大典》拆分割裂，已经无从考证。仔细核对现存原文，有同一年两次出现纪元的情况，比如上文写同光元年春季正月，下文又写同光元年秋季七月，由此可以推断七月之后原本另起一卷。它的体例也是仿效《旧唐书》，《资治通鉴》还沿用了这种体例。现在整理编订为本纪六十一卷，和《玉海》记载的卷数相吻合。
三、薛史各本纪大体保存完整，唯独《梁太祖本纪》原卷已经亡佚。散落在《永乐大典》各个韵部里面，只搜集到六十八条文字。现在依据《册府元龟》等书籍引用的薛史条文，逐条收集摘录，可以汇编成篇。我们谨慎效仿前人摘取《魏澹书》《高氏小史》来补《北魏书》的旧例，按照年月顺序，把史实分条附列，整理成七卷。
四、五代时期的各位大臣，大多历经好几个朝代任职，生平事迹互相牵连交错，很难划分归置。欧阳修《新五代史》，把一生只侍奉一个王朝的人物归入梁、唐、晋、汉、周的臣子列传；那些先后在多个朝代做官的，专门设立杂传来收纳，褒扬贬斥严谨审慎，非常合乎修史的法度。薛居正《旧五代史》只按照朝代设立列传，把一生专事一朝与改换多个君主的人物杂乱编排，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很不合史书体例，这就是它比不上欧阳修新史的一点。但每篇后面都有史家的论赞，总括评述一众人物，不适合割裂改动，所以姑且保留旧貌，供后人参考。书中的长处与缺陷，读史书的人自能够分辨。
五、《后妃列传》，《永乐大典》之中只有《周后妃传》完整保存，其余大多残缺散失。 现在搜集《五代会要》《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北梦琐言》等书籍的内容弥补缺漏，用双行小字作为夹注，不和本书正文混淆。
六、《宗室列传》，《永乐大典》收录的文本有很多脱字缺漏。现在一并依据《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注》等书采集补充。各大臣列传里面偶然出现残缺文字，也仿照这个办法处理。
七、各大臣列传，如果保存有史官原本的论赞，全部依照论赞里面的顺序编排；如果原有的论赞已经遗失，就考证传主的生平事迹，按类别编排。
八、薛史的篇目标题，像李茂贞等人的传记称作《世袭传》，在《永乐大典》原文当中可以见到；杨行密等人传记称作《僣伪传》，见于《通鉴考异》。现在全部仿照旧例分类编排，恢复原书面貌。
九、薛史当中各类志书，《永乐大典》留存的文本时有残缺。现在都摘取《太平御览》所引用的薛史原文做增补，同时摘录《五代会要》等书籍的文字，分列在注释当中，以供查阅参考。
十、凡是本纪、列传里面记载的辽代人名、官职名称，现在全部依据《辽史索伦语解》加以订正修改。
十一、《永乐大典》摘录的薛史原文，很多地方文字脱落，字音字义讹误错乱。现在参考前代引用过薛史的各类典籍，如《通鉴考异》《通鉴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玉海》《梦溪笔谈》《容斋五笔》《青缃杂记》《职官分纪》《锦绣万花谷》《艺文类聚》《记纂渊海》等等，交叉比对校正修订，力求详实完备。
十二、史家记载的史事，流传下来说法各不相同，各家都有错讹失误。现在依据新旧《唐书》、《东都事略》、《宋史》、《辽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再加上宋代人的笔记文集，以及留存至今的五代碑刻，详细考证，每一处都加上按语，用来辨析考证史实。
十三、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本来就是用来弥补薛史缺漏的，虽然记载的事情大多细碎，但是对史学研究很有助益，所以《资治通鉴》、欧阳修《新五代史》也大量取用其中内容。现在仿照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体例，把相关内容附记在正文后面。
十四、薛史和欧阳修新史经常出现说法不一致。例如《唐闵帝纪》，薛史记载闵帝是明宗第三个儿子，欧阳修新史写为第五子，考证《五代会要》《资治通鉴》，都和薛史记载一致。又如《新五代史·唐家人传》说：太祖李克用有四个弟弟，分别是克让、克修、克恭、克宁，都不知道他们父母的名号。根据薛史《宗室传》，克让是二弟，克宁是最小的弟弟，克修是堂兄弟，父亲名叫李德成，克恭是众兄弟中的一员，并不是全都不知道他们父母是谁。再如《新五代史·晋家人传》只记录出帝册立冯氏为皇后，考证薛史本纪列传，在冯氏被立为皇后之前，曾经追封张氏为皇后，这件事欧阳修新史没有记载。还有张万进被赐名守进，所以薛史本纪前面写万进，后面写守进；欧阳修新史删掉赐名这件事，于是前后看起来就如同是两个人。其余像时间先后、官职升迁任免，两书很多地方互不相同。现在全部加以辨析考证，详细写下按语，以求折中公允。
十五、欧阳修改撰五代史书，原本是以薛史作为底本，其中有改动薛史文字，下笔偶然出错的情况。比如章如愚《山堂考索》指出：欧阳修史书记载后梁派人前往京师，本纪写的是朱友谦，列传却写成朱友谅；杨涉在后梁担任宰相，三次出仕三次罢官，而记载的时间互不吻合；到他晚年再次拜相，只记录罢免官职，完全看不出入朝任职的年月；唐明宗在位七年多，但是篇末论赞却说在位十年，诸如此类。还有沿袭薛史旧文，没有来得及删改订正的。例如吴缜《五代史纂误》批评欧阳修《杜晓传》写“幅巾自废”，不该说是十多年；《罗绍威传》写牙军世代相继，不该说历经二百年，像这类情况。现在都在每一卷末尾加以辨析订正，使两部史书的异同得失，阅读的人都能够考察明了。
《旧五代史》提要
臣等恭谨考订：《旧五代史》一共一百五十卷，另外有目录二卷，由北宋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等人编撰。查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开宝年间，朝廷下诏修撰《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一同参与修书，宰相薛居正等人担任监修。 《玉海》引用《中兴书目》记载：开宝六年四月戊申，下诏修撰《五代史》；开宝七年闰十月甲子，全书完成，总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分为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列传七十七卷。这本书大多依据各朝实录以及范质《五代通录》作为写作底稿。
后来欧阳修另外写成《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在自己家中。欧阳修去世之后，官府刻印发行，读书人便不再专门研读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不过两部史书当时还同时流传。到金章宗泰和七年，下令学官只使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于是薛史就渐渐不受重视。元代、明代之后，很少有书籍引用这部书，传世的本子也逐步消亡，只有明代宫廷内府存有，《文渊阁书目》当中有记录。所以《永乐大典》大量摘录它的文字，但已经被拆分打乱，不再是薛居正当年编排的原貌。
有幸遇上本朝崇尚文教，稽考古史，搜集散佚失传的典籍，残破零碎的书卷，都一一整理编排。臣等于是从《永乐大典》各个韵部所引用的薛史文字中，甄别摘录，按次序编排整理，核对篇目，还能复原原书十分之八九。又查考宋代各类著作当中引用薛史的地方，逐条抄录，弥补缺漏。于是能够依照原书的卷数，汇编成完整一部。湮没之后重见光明，散佚之后重新聚合，实在好似有神灵护佑，等待合适的时代才问世。能够遇上这样的机遇，实在不是偶然。
欧阳修的文笔远远超过薛居正等人，他删改剪裁史书的体例也格外严谨。但是从宋代开始，评论这两部史书，就各有偏向。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释，都主要采信薛史而不取用欧阳修新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这些一代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写著作，薛、欧两部史书同时采纳，并没有分出高下。
因为欧阳修所作史书，删减旧史文字，重在评判褒贬，不愿堆砌繁杂记事损害史书体例，所以文辞十分精妙，但部分史实细节却不够完备。至于薛居正等人奉诏修史，处在北宋初年，执笔修书的臣子，很多人亲身经历过五代，见闻贴近时代，本纪列传内容完整，可以用来考证史实。遇到记载互相矛盾之处，核对史事细节，往往薛史更占优势。虽然它文风平实偏弱，存在叙事繁琐冗长的毛病，但很多零散旧事依靠它才得以留存，完全可以作为考证古史的参考资料。
另外欧阳修《新五代史》只撰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两篇，其余各类志全部缺失。上承接唐代典章、下开启宋代制度的礼乐、官制、科举、刑法的沿革变化，全都没有记载，这一点也比不上薛史当中各志，对文献研究更有帮助。两部史书一繁一简，各有自身体例，研究史学应当两者参照，不能偏废其一。
从前欧阳修和宋祁编撰《新唐书》，史实有所增补，文字有所精简，足以概括刘昫的《旧唐书》，而刘昫的《旧唐书》承蒙当朝皇上表彰，现在依旧列入正史。何况这部薛史，文采虽然比不上欧阳修，但史事记载更为详备，又怎么能让它埋没而不彰显于世！
我们仔细梳理旧有文字，整理编订：《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僣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各类志十二卷，合计一百五十卷，另外编目录二卷。搜集整理编纂的用意，写在前面的凡例当中，罗列于下。
乾隆四十年七月，恭谨校勘完毕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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