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略》卷八下 全文白话译文

杂著

营阵论一

【郑若曾按】古今谈论兵法的，都把诸葛亮八阵图、李靖六花阵之类奉为首位，却不知这只是营垒驻扎之法，不能直接用来作战。为什么呢？营是营，阵是阵，战是战。军队如果没有营垒，收兵就没有归宿之地，万一战败，凭什么退守？所以作战必须有阵、有营。行军时是阵，驻扎时是营。营垒，就是三军的家。安营得法，军队无论多少都能容纳驻扎、休整饮食、防备御敌，就像住在城堡里一样；善于防守营垒，与贼寇对峙，进退都没有忧患。

如今人们见武侯、卫公百战百胜，谁不认为奥妙在阵图之中？却不知阵图所列，只是队列的固定格局而已。与敌人交战，必须逐队逐伍调遣，就像演戏一样：八阵图、六花阵是道具，演出的时候不是整台戏一起上，而是逐次轮番上场，这就是战阵的道理。说到底这也只是粗浅的形式，取胜的关键全在于心中随机应变、神妙无形。人如果不能学到那无形的奥妙，只死守阵图的形式，那就大错特错了！

历来将官与倭寇作战，大多没有稳固的大本营，失败的原因正在于此。我所以阐发说明这个道理。

营阵论二

布阵要稀疏，接战要密集。

什么叫稀疏？队伍士兵相邻站立，每人占地六尺，身体两旁各留出空路，可容一人进退。这就是所谓“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所以善于布阵的人，让弓箭手在空行之内放箭；如果队伍不直，前队就会被自己人误伤。

什么叫密集？前队接战，第二队从空隙处上前接应，没有空隙。如果队伍不稀疏，就会前面遮挡、后面拥堵，作战的只有前排少数人，后面的都打不上，作战的人反而稀疏了。所以必须布阵稀疏，然后作战才能密集；布阵就很密集的，作战没有不稀疏的。

如今收兵时队伍混乱，也是因为这个毛病。军士只能向前，不能后退，如果不是逐队后撤，常留一半兵力防备敌人，敌人从背后袭来，回军应战，阵势怎么能重整？

营阵论三

问：古代的阵法形态不同，哪种最好？ 答：阵法不必多求，只要懂得五人起数的要义就行。从武侯开始增加人数，以九人为一队，其中的义理也更为精密。六花阵、鱼丽阵之类，都是随人变化、因时制宜的。总的来说，布队成阵，最重要的是节制。节制严明，五人也行，九人也行，纵横曲直都行。所以要加强团结，不必先追求阵形，关键在于重视节制。

节，就像竹节一样，一节一节地制约，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上级统领下级，下级服从上级，脉络分明而不乱，统摄涣散而不遗漏，赴汤蹈火也不躲避，这就是所谓“握奇”。化零为整，是兵家最重要的诀窍。

问：古代阵图，以四为正，以四为奇，说法不一，是什么意思？ 答：奇正二字，最应该灵活看待，不必死板地认为四正合战、四奇取胜。为什么呢？承受敌人攻击的一方就是正兵。敌人攻我没有固定方向，比如敌人攻我前方，那么前哨的部队就是正兵；左哨作为左翼进击敌人左侧，右哨作为右翼进击敌人右侧，后哨绕到敌后攻击后方，这些都叫做奇兵。敌人攻我左右后方，也是同理。

正兵合战，就是明明白白与敌人交战，双方都有防备，怎么能保证我军必胜？如果在不与敌人正对的方向，抽调部分兵力，或者横冲，或者后击，或者用疑兵设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智谋高超的一方获胜，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说“以正合，以奇胜，以分合为变”。

选将论

历来诸位先生议论选将的方法很详尽，但似乎不够明晰。为什么呢？将领有不同类别，有大将，有偏将；偏将也有不同，有先锋、有哨援、有守营、有奇伏。必须先明确将领的名目，再议论选拔方法，这样才能言之有物，方法不致混淆。

什么叫大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虚心纳谏、广采善言，量才用人、各当其任，就是古人所说的善于驾驭将领的人。

什么叫偏将？体恤下属而不苛刻，临敌不惧，奉令不违，沉稳不露，应变无穷，就是古人所说的善于统领士兵的人。

总的来说，上通天文、下知地利、中谙人事，必须兼备这三者，才能称得上将领。否则，不懂得太乙、六壬、禽遁之术，不懂得驾风驭雷的方法，哪里是胜地该据该争，哪里是要道该守该伏，敌情的缓急难易该如何攻打，阵势的奇正分合该如何运用，鲁莽出战，就是拿士兵去送死。

大将以发号施令为职责，如果见识不足以统筹全局，才干不足以驾驭诸将，诸将肯奉行吗？偏将以执行成算、不擅自决断为职责，如果带兵远征，不能随时出奇制胜，事事都要禀报主帅，能成功吗？

当年王晋溪在兵部任职，宸濠之乱时，他谈笑自若，有人惊讶，王晋溪说：“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王守仁有大将之才，我把他安置在赣州就是。”不久捷报传来，人们都佩服他。我认为选大将，应当以王晋溪为榜样。

仇咸宁的祖父做百户时，敌寇数万骑兵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道他能干，让他率兵抵御。仇某毅然说：“兵不用多，容我自选五十人就够了。”李忠宣同意了。仇某预判敌寇必定驻扎的地方，挖好地坑，让二十人埋伏，盖上芦席，掩上浮土；三十人登山瞭望，用火铳为号。敌寇到了果然扎营，半夜火铳响起，坑中伏兵的地雷也爆发，敌寇疑心大军来袭，自相践踏死伤过半逃走。天亮后，五十人回营报捷，中军派人割取首级，于是立下奇功。可见胜敌不在人多，命将也不必拘泥资历，只在于知人善任。我认为选偏将，应当以李忠宣为榜样。

慎调募论一

如今议论抵御倭寇的，有三种主张：调客兵、练乡兵、募土著之兵。我认为募土著之兵可行，调客兵与练乡兵不可行。为什么呢？

客兵性情骄悍，不受我方约束，既然不肯受约束，又怎么肯出死力为我们杀敌？所以客兵有害无益，这是不可调的原因。

要练乡兵，必须筹措钱粮供养。如今钱粮很难筹措：让百姓自备吧，百姓本就贫穷才去当兵，怎么能自备？官府供给吧，无依无靠的百姓恐怕都会前来应募，怎么支撑得起？按田亩均派吧，田多的人家恐怕一开始雇勇夫充数，后来就用无能的家丁顶替，人员不固定，怎么能练成武艺？况且防春正值农忙，荒废农事来组织乡兵行不通。乡民各自保卫家乡，调到别处就不愿意。所以乡兵保甲之法，只能用来防备夜间小警，从古到今，没听说靠它抵御外寇的，这是不可练的原因。

只有募兵这件事，掌握利权来引导百姓，选拔精细，训练勤勉，赏罚严明，一切都由我方掌控，大有实效。但招募远方百姓是不明智的，加赋养兵是不仁道的。应当遵照奏行的新条例，让贫民补实卫所军额，清查各州县民壮、弓兵的名额，分为三份，留一份给地方官自用，调两份集中到府城；沿海的弓兵也集中起来。总计这三项，每省若干人，选用精壮的，替换老弱的，大约以三千人为标准，合并军伍、民壮、弓兵三者，难道还凑不够数吗？

军粮每年九石六斗，以一卫计算，就有五万石；民壮、弓兵每年工食银七两二钱，以一府计算，就有几千几百两。这都是国朝定额，如今实际支出的费用。用这笔实际支出的费用，办实实在在的事，分开训练各精一技，合练就让他们懂得分合进退的方法。平时就在府城团练，有警就分调各州县，岂不是精壮之兵常在官府，不必调兵而兵自足，不必扰民而饷自充？这就是应当招募土著之兵的原因。

不过，要恢复祖宗的军额，必须恢复祖宗的粮额，凡是卫所缺伍而被当作盈余的，不奏请清查是不行的。要团练民壮、弓兵，必须命令各州县按季解送民壮、弓兵的工食银，如果听任州县自行支取，也是不行的。浅陋之见，不知对不对。

慎调募论二

募兵的方法，只应当在本地招募选拔。为什么呢？家在本地，所得工食银方便寄回家，防春间隙方便回家耕种，人品好坏容易担保核实，召之即来，散之即归。

但不必限定名额，就像收钱一样，每天积攒几文，慢慢积累到一贯。谁有勇力，谁擅长技艺，选拔精干的，淘汰怯懦的，这样才能募到合格的人。如果四处广泛招募，那就是乌合之众、无赖之徒，招来容易，遣散很难。今天的兵夫，明天就可能变成盗贼。因为离家久远，钱财不能寄回，酗酒赌博，就失去了安分守己的心；一旦裁撤，不靠抢劫怎么生存？唐荆川先生说“远募不如近募”，也是这个意思。

调湖兵议

湖广土兵，永顺的最好【彭翼南统领】，保靖的次之【彭荩臣统领】，他们的兵力天下最强。近年曾调三千人，后来调六千，这是官方上报的数字，实际上私加一倍，共一万二千人。

他们的阵法：每司设二十四名旗头，每旗一人站在最前面；其次三人横列，是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是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是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是第五重；其余都在后面，呐喊助阵。如果前排战败，第二重中间的人补上，两翼也是如此。胜负以五重为限，如果五重都败了，剩下的就没指望了。每旗二十三人，二十四旗共五百五十二人，都是精选的士兵。

他们的调法：起初发檄文到所属地方，按壮丁拣选。宣慰使祭天，用白牛祭祀，牛头放在几案上，旁边放银子，下令说：“诸位有敢冲锋陷阵的，拿这银子，吃这牛头。”勇者报名，汇集起来，盟誓之后分食，这就是各旗头手下的二十三人。

他们的节制很严：只许击刺杀敌，不许割首级报功，违者与退缩者都斩首，所以每战必胜，没人敢抵挡。但沿途劫掠，人们都说不能用。殊不知劫掠的原因，一是调来的不止一支，有过错互相推诿；二是小头目哄骗宣慰使，说不能擅自杀人，杀了就会被言官弹劾、朝廷治罪，宣慰使就听信了。

如果把保靖、永顺分为两班，每年轮换调遣，每次定额一万二千人，每人每月给工食银一两，每年十四万四千两。先拿四万两交给调官，作为土兵路费，不必惊动地方官府、拖延行程。到来之后，派一名按察副使督率，宣慰使专门负责驻扎管理，每晚不许船只乱停，必须等调官举旗，然后依次停泊，次日一早出发，不许登岸。

到了军门之后，派两千人到温州、台州，两千人到宁波、绍兴，两千人到杭州、嘉兴，两千人到苏州、松江，两千人到淮安、扬州，各由一名头目将官统领；剩下两千人，由宣慰使亲自统领，听候军门调遣，随处策应。有功的照常按每级赏银三十两，发给本人，不许土官克扣；宣慰使等土官大加升赏。回去的时候，按察副使与调官仍按前法护送，那么兵将都会感激，闻风自励，哪里还会有劫掠？

担心的是土兵没有鸟嘴铳，需要军门派三千名熟练使用的士兵分派协助，他们的战力就十全十美了。

有人说夷人本性难驯，万一发生变故，怎么制服？这恐怕不对。曾听两位宣慰使说：“我家祖宗传下来的土地、官职，远自隋唐，从未改姓，正是因为世代谨守忠义。如果依仗兵勇图谋不轨，朝廷下一张纸，命令邻邦分取我们的土地，早上下令晚上就灭亡了，能有今天的富贵吗？”又曾见过他们的门帖写道：“心恋九重，跬步敢忘燕阙北；手提三尺，英风长镇楚天南。”另一帖写道：“节欲可以延生，何必辽天寻洞府；守分便是享福，却来平地作神仙。”由此可见他们内心明达，怎么会不守本分、肆意妄为呢？如果两司轮换调遣，各展才能，各图报效，各求爵赏，比一起调遣好处更多。

调狼兵记

倭寇之乱，东南百姓被焚杀劫掠殆尽。皇上命南京大司马半洲张经统领八省兵马，限期剿灭。张公说：“敌强民弱，非借狼兵不可。”上疏朝廷，派南京车驾司主事阮文中前往调遣。当时是甲寅年九月十日。

十一月初一，阮文中到梧州军门，调取左江田州、归顺州，右江南丹州、那地州、东兰州的土官、土目，各率所部听用。十一月十九日，兵备副使陈诏儒清点人数，与籍册不符，查出虚报粮饷的情况，而狼兵性情桀骜，又难管束。于是酌情裁减：田州官妇瓦氏与其孙岑大寿、岑大禄所统领的头目钟南、黄仁等，领兵四千一百余名，战马四百五十匹；归顺州土目黄虎仁等领兵八百六十二名；南丹州官弟莫昆、莫从舜等领兵五百五十名；那地州土目罗堂等领兵五百九十名；东兰州土目岑褐等领兵七百五十名。共计六千八百七十三员名，其中还有虚数，大约不到十分之一。瓦氏带了四十多名女随从，不在此数。

瓦氏是已故岑猛的妾，年过六十，儿子死了，孙子年幼，一向因丈夫受戮、职位卑微、邻封族人欺侮而感到羞耻，听闻调遣，踊跃前来，希望立功自振。起初以一万三千人应调，兵备不许，只准四千余名。她曾对张司马派来的官员说：“此行，誓不与贼共生。”这是发自肺腑的话。

田州之兵与右江三州素来不和，聚在一起就会仇杀。军门奏请皇上，命游击白泫、邹继芳分别管辖。各路兵马都在十二月十四日出发。两位游击请求先后分批出发，以免争道。陈兵宪担心难以防范，又想统一事权，就让他们合兵而行，不分开隶属二将。二将只能管好自己，各带一百名亲兵而已。

乙卯年三月初一，兵马到苏州。知府林懋举按祖宗旧制，狼兵不许入城，在枫桥造营安顿土目，柴米鱼盐等物资发给士兵的数量比其他地方加倍，就在营中待命。张司马从嘉兴到苏州，对知府说：“这些土人仰慕苏松的风光很久了，万里而来，是为了平乱，应当推诚相待。如果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怎么能让他们尽心？”于是下令入城驻扎五天，然后出发。

张公曾总督两广，熟知狼兵性情，不能用威势胁迫，而能用恩义感化。狼兵也一向感念他的恩德，愿意报效，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军门让白泫专门统领田州之兵，邹继芳专门统领右江三州之兵，归顺州的兵马并入邹继芳麾下。归顺本属左江，该归白泫统领，因为右江兵少，所以合并过去。

当天，陈兵宪把兵马交付二将后返回。二将到松江，恰逢皇上命工部侍郎赵文华祭海，军门就一同前往海望祭祀。亲自分派：田州兵驻扎金山，归顺兵驻扎乍浦，右江三州兵驻扎八团、九团。北方官兵水陆各守要冲，以防倭寇逃窜。

当时倭寇万余人也挖设地坑等工事自守，我军不敢轻易出战，想稍作休整，等麻阳兵到了合力作战。麻阳兵在四月初三过龙王关，初十到丹阳，十六到松江，勇敢与狼兵相当，而残忍野蛮更甚。人数虽号称六千，实际一万二千人。因为额定六千名是钦命调来的，另外六千名是保靖宣慰彭荩臣、永顺宣慰彭翼南希求功赏，私募而来的，所过郡县支应工食比照狼兵之例，私募的部分官府不核定人数，也不发给粮饷。

狼兵之中也有很多不能作战的。问其中缘故，岑氏家法：七人为一伍，每伍生死与共，四人专门负责击刺，三人专门负责割首级与助攻，斩获的首级七人平分。割首级的人虽然有掩护击刺者的责任，但不一定武艺精绝。我朝军功按首级核验，实际上杀敌的人顾不上取首级，取首级的必定不是杀敌的人，兵家坏事往往因为这个。狼兵这个方法，可以作为用兵的要诀，不能说是浅见而不效法。

两位游击只有统领狼兵之名，没有生杀狼兵之权，因为狼兵只服从自己的土官、土目。所以军门拿两本册子分给二游击，让他们记录不听命的人，等回去后听军门治罪，实在是不得已而保留这个形式。

狼兵驻扎在此，不服水土，暑热天大军聚集，常常流行瘟疫。议事的人想查照海州王道士治理盐场瘟疫的方法，用百两银子购置苍术施治，最终也没实行。

狼兵共经过十八个郡，每名士兵每到一府给米五升，鱼、盐各二斤，柴十斤，折合牛肉银二分，酒银二厘。土目每人一口猪，折合银七钱。瓦氏与两个孙子加银三钱。巡抚、巡按犒赏的花红、银牌之类，也只给到头目，士兵得不到。

兵马从梧州出发到南雄，共十五站，官府派六百艘三板船运送。过了赣州再上船，也用六百艘三板船送到南昌，换四百多艘大赣船送到京口。京口以东恰逢水浅，士兵都想到丹阳休息，正好丹阳开河，县令避而不出，居民又闭门不纳，士兵愤怒，因而抢掠，步行到奔牛镇。常州派民船接应，送到嘉兴。

这次行程，各县的船只都由府里统一调度，每船给银一钱就出发，所以沿途没有滞留，也没听说抢夺。只有供应的鱼米酒银之类，头目可能克扣。狼兵生性贪婪淫逸，只是迫于主上的威势，含恨从军，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他们难以成功。

这次行动，阮主事深得狼兵之心，所过之地也无不感念他的恩惠。陈兵宪沿途稳扎稳打、不轻率冒进，有人非议他。至今海滨没有良将，言官交相推荐贵州总兵沈希夷智勇绝伦，且有家兵两千可依仗；又说四川名将何卿，都还没试过。张司马委派蒙主政在滨州募兵，由闲住都司张国威统领，人数虽有一千四百余人，听说都是流落无赖之徒，每人已经花了三两工食银。这是最差的客兵，和山东、邳州所募的差不多。

耗费巨资远道征兵，岂是出于本心？实在是因为我兵不足以依靠。然而倭寇作乱，兵力已经不支，万一四方多事，难道都要靠湖广、狼兵、山东兵来戍守吗？贼寇未灭，客兵的欺凌已经屡屡出现。如果用征调的费用训练土著之兵，难道不会有秦楚般的勇悍、燕赵般的慷慨，又何必远道征调？所以调兵是权宜之计，练兵是长久之策，执政者不能不审慎。【郑若曾再次记识】

僧兵首捷记

国家太平日久，百姓不熟习兵事，东南文教之地，武备尤其废弛。嘉靖癸丑年春天，倭寇入侵，按祖宗制度，不奏请不得擅自调动军队。地方官仓皇不及上报，临时征发民兵抵御。苏州、松江海滨的倭寇不满二百人，挥刀冲杀，小民畏怯，遇之即败，像这样打了三十七仗都败了。操江都御史蔡克廉招募僧兵剿灭倭寇。此后我军与倭寇作战多有胜利，胜利是从天员和尚这一仗开始的，此前五个月都没有过。

此前，倭寇首次进犯黄陂，杭州知府孙公想预先防备却无兵可用，与都督万鹿园在昭庆寺养了二百名僧人。三司官员调侃万鹿园说：“和尚有什么本事，你这么看重？”万鹿园说起这些僧人能文能武。三司想打赌试试，万鹿园就在涌金门设席，三司官员到齐后，暗中安排八名教师，催万鹿园召一名高僧来比试。万鹿园请孤舟和尚前来，孤舟不知是计，扬扬而来。八名教师从旁边跃出，各持棍棒乱击孤舟。孤舟毫无防备，用偏衫衣袖挡棍，一棍被衣袖裹住，随手夺过，反击八人，八人应棍而倒。三司击节赞叹。孤舟直闯上堂，推倒宴席，大呼道：“诸位与我何仇，派人设计杀我？”万鹿园告诉他缘故，孤舟才作罢。从此外地僧人深受三司钦佩。

倭寇进犯杭州城，杭州闭城，倭寇屯驻鲊山。三司带领四十名僧兵抵御，将领是天真、天池二人，天池是少林僧人。当时天员还没出山。天真等交战，大破倭寇，倭寇逃走，袭击上海、太仓。

蔡公驻节苏州，听闻僧兵之名，派千户王茂、生员盛之化带金币前往聘请。杭州正戒严，不肯放人。万鹿园在西山中，收到蔡公书信，无以回报，派人请月空等十八名僧人出城。三司认为这十八人本来就不是御寇四十人之列，就放行了。

万鹿园对月空说：“你们去见都院，应该说明僧兵寡不敌众，缴还礼币婉言辞谢。如果不答应，就推荐少林僧人天员为将。天员正在天池山讲《楞严经》，是将才，你们归他统领，可以抵挡倭寇。”

月空到苏州，蔡公接见他，月空推辞不掉，就推荐天员。天员因此受聘出山，当时是五月初十。蔡公安置他在瑞光寺，与月空同住。天员招募选拔四方僧人八十四名，准备设立将领。杭州僧人认为自己原本就在吴地，有守土之义，月空从杭州来，是客人，应当让自己为将。天员说：“我是正宗少林僧人，你们有什么本事，想在我之上？”十八名僧人推出八人，愿意与天员比试武艺。

八人突然挥拳打向天员，天员当时站在露台上，八僧从台阶下冲上来，天员见状挥拳击退，他们上不来。八僧绕到殿后，持刀从殿门出来砍天员。天员急忙取下殿门长闩横击，众人无法靠近，反被天员击中。月空服气求饶，十八僧于是伏地称服。左右飞报蔡公，蔡公亲自到寺中，对天员说：“听说你骁勇，果真能以灭倭为己任吗？”天员答应。蔡公当场下令比试武艺，天员又以寡胜众，蔡公大为惊奇，于是批文说：月空统领杭州僧兵十八名，天员统领苏州僧兵八十四名，协力征剿。这是看重万鹿园的情面，也为了平息争端。

天员于是在五月二十一日从苏州起兵，二十六日到松江，又选蛇山兵十八名，与月空合为一支，共一百二十人，在普照寺扎营。秘密雇皮匠造皮甲、竹匠造毛竹甲，皮甲在内，竹甲在外；铁匠造钢叉二十四把、钩枪二十四把、铁棍十二条。秘密向松江府领取靛青带在身上，封闭营门，分为十营，分派兵器演练。

六月初四发兵，到闵行镇。蔡公传令，僧兵为前哨。初八到新场镇，次日到南汇嘴中后所扎营。初十派骑兵往六团巡哨，听说有一百多贼寇在那里，奋力追击，贼寇逃走，只剩下五只母子船，钻木取火烧了三只，以绝巢穴，剩下两只也被风浪打翻。

十一日黎明，天员与指挥朱某正商议前往八团迎敌，留提管僧无极等在六团下营。恰逢韩都司玺派朱指挥往八团巡哨，朱指挥先到八团，被贼寇杀伤，部兵二十九人阵亡。当时六合知县董邦政的士兵先前被贼寇杀死的也有四十人。

当晚僧兵到八团，驻扎在监生乔镗的庄园里。有杨指挥、樊指挥先前在庄前扎营，天员让他们进来，自己带兵在外抵御贼寇。贼寇派人窥探僧兵多少，庄里人说：“人数我不知道，只知道煮粥用一石米，每人分吃两碗。”贼寇听说，连夜逃走。

次日哨探，贼寇在二团、三团。天员于是带兵南返，到一团的翁家港，与敌人相遇，已经是申时了。天员说：“天还没黑，还能作战。”率二十五名骑兵在前哨探，大军随后。倭寇有两人登上屋顶瞭望，天员率各哨骑兵为先锋，月空等在后排阵。见贼寇下屋，天员察觉他们设伏，就冲上前堵杀，不让他们埋伏。贼寇匆忙换计，把衣包做成八扛，引诱我军。天员下令：“如有抢倭寇财物、耽误大事者，斩！”众骑兵不敢拾取。

月空、无极横列成长蛇阵，韩都司、王守备等跟在后面，相距约一百多步。阵法：两人持长枪，夹着一名钩枪手，稍退一步；钩枪旁边、长枪之后，铁棍、砍刀相间排列，弓弩、火器左右交错。

阵形摆好，每人含一丸靛花在口中。倭寇见僧兵列阵，估计不能伏击，他们的头目号称赵大王的，就举扇子招贼回战。众贼扯去衣袖和内外衣襟，让人抬着一扇板门，朝西立住，用枪支稳，两名善射的人躲在门后，两个小倭在旁边递箭。贼酋四十人都穿绿衣，排成一字形在前，其余六十人都穿红衣，列在左右，各持兵器仰天作揖。揖毕，命刀手驱赶掳来的百姓抬着之前的八扛衣包，撒在地上就跑。僧兵知道他们是无关的人，不迎击，也没人敢越阵趋利。

天员带骑兵左右闪开，诱敌前进。贼寇先射箭，僧兵也射箭。天员传令停射交锋，无极摧阵，高呼三声“伽蓝”，大喊“杀！杀！”长枪手奋勇向前刺杀，贼寇舞刀乱砍，钩枪手随长枪突进，从缝隙钩贼寇的脚，箭手放箭，铁棍随钩枪进击，杀死被钩倒的贼寇，刀手跟上。贼寇一面要抵挡长枪，一面要躲避箭支，没料到钩枪从地面袭来，顾不上脚。

僧兵临战时，暗中约定用靛青涂脸，贼寇见青脸红布蒙头，以为是神兵，胆已吓破。交战时左右弓弩火器齐发，天员带骑兵绕到敌后，韩都司的家兵和铳箭手三四十人跟上，把贼寇围在中间。贼寇大败，斩首四十多级。贼寇拼死突围，骑兵放开一角让他们逃走，贼寇躲进王氏屋中。僧兵包围，用火攻贼，贼寇穿墙逃跑，一半掉进靛坑中，长枪手刺杀。只剩二十多人逃入老营，加上守营的共五十多人。

僧兵猛攻，一名倭妇逃出，是赵大王的妻子。有位不知名的僧人骁勇绝伦，持铁棍跳过壕沟击杀了她。当时天已昏黑，不能再战，于是收兵，走了若干里，到中前所扎营。贼寇连夜逃往柘林，杀了一名巡检、两名弓兵，就往金山去了。

十四日，天员等坚壁不出，调养刀箭所伤的人，再选七十名壮僧，加上韩都司家兵张忠等三十多人，再做征剿打算。当天，韩都司等官员都到营中致谢，用银牌祝贺。

十五日，天员再带兵到金山，贼寇逃往嘉兴白沙滩，躲在王家庄。十六日，僧兵追上，恰逢汤总兵的兵马也到，合力火攻，贼寇烧死二十多人，逃出被杀的又有二十多人。翁家港逃出的贼寇和老营的贼寇，至此剿灭无遗。

二十一日，天员再率兵在八团等处搜索一天后返回。

起初蔡都宪传令说：僧兵骁勇，不按首级论功。天员据此约束部众，不许违犯宪令。韩都司见僧兵人数少，常常提心吊胆，在阵后半里地大呼众兵接应，所以一战只牺牲了了心、彻堂、一峰、真元四名僧人。僧兵取胜，韩都司协助的功劳不可埋没。

如今论武艺，天下都推少林，其次是伏牛山。其实伏牛众僧也是因为要抵御矿徒，向少林学的。再其次是五台山，五台山的枪法本出自杨氏，就是世上流传的杨家枪。这三处，寺院数百，僧人亿万，内平盗贼，外御蛮夷，朝廷下征调之命，无往不胜。

但看翁家港之战，天员的智谋纪律，有古代名将之风，不只是技艺过人。我曾拜访过他，天员正和高僧翻阅藏经，三藏无所不读，有经、有论、有律，三才之理无所不包，用兵的诀窍散见其中，不是心闲气定的人不能从容领会。天员学有渊源，难怪他临戎作战变化无穷，大大为少林增光。未必少林武僧个个都有天员这样的胸襟。

我们儒生讲求圣贤之道，精忠为国，倘若不鄙夷他的技艺而兼通之，姜太公、诸葛亮也不是不能企及的。

公赏罚论

【郑若曾按】历来诸位先生所论的，都是赏罚的常格，没有说透其中的奥妙。为什么呢？如今卫所的官员，都是纨绔子弟，连武艺大多都不懂，更何况肯捐躯建功业？卫所的军余，太平日久，不经训练，一旦临敌，没有技能依仗，胆寒气怯，不败就逃。用常规的赏罚对待他们，怎么能锻炼激励出良将劲兵？

赏罚，就是荣辱。大到官爵任命，小到言语褒奖，都叫做荣；重到斩杀断足之刑，轻到斥责辱骂，都叫做辱。施恩而能被预料，不算真正的恩荣；只有施予不可预测的恩，人们才会感念而努力。施威而能被预料，不算真正的威严；只有施予不可预测的威，人们才会畏惧而戒惧。

所以有今天还是普通士兵，明天就提拔为将领的；有早上还身居上位，傍晚就降为差役的。褒贬予夺，大公无私，起落变化让人摸不着头绪，那么谁肯甘心受辱而不思奋发？《周礼》说“爵以驭其贵，禄以驭其富”，正是这个意思。

在上位的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化懒惰为勤勉，转软弱为刚强，不必只用卫所官员，民间自有良将可选；不必调湖广、广东的客兵，乡里自有勇夫可练。

勒功三誓

自从倭患兴起，吴地人论功有三件不平的事。我辨析伸张，立下三誓。

为什么说有三件？

乙卯年秋天，五十三个海贼从浙东到杭州、严州，再到南都、毗陵，一直到苏州，被提督都御史曹邦辅剿灭。有人议论说：贼人数不多，算不上大捷。我认为不对。这五十三个人，如果都是普通贼寇，那不过五十三个首级，功劳确实小。在我看来，他们狡猾有谋，勇猛善战，是贼寇中的精锐，不是普通贼寇。他们转战八郡，行程三千多里，对各地的人力物力、地形了如指掌，不杀人、不掠财、不奸妇女，长驱深入，他们的意图深不可测。

曹公不过是一名提督，他统领的兵力，哪比得上南都四十八卫之多？他的谋略，哪比得上南都府部、操江、巡按之众？贼寇经过南都，官军兵败、城门紧闭，无人能挡。若不是曹公忠义感人、纪律严肃、限期剿灭，他们就会回到海滨老巢了。

当时徐海拥众十万，如果让这五十三人回去做头目，分统贼徒五十三支，分道并进，苏、松、常、镇、杭、嘉、湖七郡十八县，无处不放火劫杀，各地就会只顾救城，各路官兵隔绝不能相援，乡村百姓无处逃生，不是死就是被迫从贼，七郡地方岂不是岌岌可危？七郡危急，南都也会大受震动。如今都没有发生，实在是曹公歼灭这五十三人的功劳。歼灭这五十三人，贼寇才不敢轻视内地、轻率深入。这场胜利，不仅造福百姓，为朝廷节省的兵马钱粮，更是不可估量。

按如今制度，斩普通首级按级升赏，斩真正贼首另行论功。曹公所斩的，应当按贼首论处，不该视为普通贼寇；曹公的歼敌之功，应当以千万人的功劳来衡量，不该拘泥于五十三人这个数字。

当年吴地百姓感恩至深，想建生祠报答，后来被督察赵甬江忌恨，不但不表彰他的功劳，反而用别的事弹劾他罢官，这难道不是天地间一大不平吗？如果写史的人含糊其辞，就是欺骗朝廷、欺骗上天。我之所以立誓要辩明，这是第一件。

己未年夏天，毗陵唐顺之公奉旨到吴地，巡视海上。倭寇到来，不能登岸劫掠，屯兵在三沙。唐公率兵围困，贼寇逃往江北，被李遂中丞消灭。有人议论说：六月兴师，劳民伤财，不能捣毁贼巢，反而放他们逃走，看不出唐公的本事。我认为不对。

倭船前来，不是一年了，每次一到就登岸，没有不满载而去的。如果不是唐公与熊兵宪亲自出海，严督将士，谁肯卖力把贼寇驱赶到沙洲上？

当时巡抚、巡按、巡江都空缺，唐公本来没有提督之权，又没有可战之兵、可调之粮，换了别人，必定坐在省城，传檄将官敷衍塞责，而将官又沿袭旧套，只击退去的贼，不打新来的贼，数郡百姓荒废耕作、尸填沟壑，就像甲寅、乙卯年那样，哪里能让一千三四百贼寇，三个多月只困在一处沙洲，不能渡海、不能流窜内地、不杀人焚劫，饿着肚子仓皇逃窜？

从此倭寇失意，至今不敢进犯吴地，唐公保障的功劳实在不小。按新条例，在海上御贼、不让登岸的，即使没有斩获，也按超格叙功。唐公积劳成疾，转任后去世，吴地百姓暗中受他的恩惠，反而非议嘲笑他，这难道不是天地间一大不平吗？如果写史的人含糊其辞，就是欺骗朝廷、欺骗上天。我之所以立誓要辩明，这是第二件。

癸丑年春天，倭寇初到，天下太平已久，无兵可御。操江都御史蔡克廉命少林僧人天员领僧兵灭贼。有人议论说：僧人是异教，打了一仗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我认为不对。

国家供养的武臣，在东南的不少，倭变突发，连战败了三十七阵。如果不是天员游寓天池，蔡公聘请任用他，倭寇就会轻视中国无人，我军视倭寇如雷电鬼神而不敢抵挡，长驱深入，焚杀之惨恐怕等不到次年就遍及内地了。

天员一战于翁家港，再战于白沙滩，二百五十多名倭寇被斩杀无遗。从此以后，我民才知道倭寇可以抵挡，士气逐渐振奋，捷报逐渐增多，实在是天员这一仗开了头。他安定中国的神勇之功，难道小吗？

班师之后，当权者没人替他奏功，只赏了银牌，让他退回山寺。吴地人也没有感念他的，这难道不是天地间一大不平吗？如果写史的人含糊其辞，就是欺骗朝廷、欺骗上天。我之所以立誓要辩明，这是第三件。

曹公是去任的官员，荆川先生是已故的人，天员是远方的僧人，我难道是有什么目的而故意称赞他们吗？不过是唤醒天理人心，希望消弭怨恨非议罢了。当年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我不才，愿意效仿他。

御寇说

倭寇进犯，百姓被杀的不计其数，流离失所，村落为之一空。地方官闭关自守，任凭贼寇在四郊杀掠，本意只想保全仓库城池，以免罪责，实在是万不得已。纷纷抽调壮丁、民快，都是素不训练的百姓，驱赶着去杀贼，以致一人被杀，千人溃散，徒长贼寇威风。

我朝在辽阳、山东、江浙、闽广沿海设立卫所，镇戍相连，每年风候时节调发舟师出海，又设都指挥一员统领诸卫，专门以防倭为名。如今倭寇猖獗，各地束手无策，当权者拘泥文法，动不动就以“擅调官军”为借口。

按《大明律》“擅调官军”条其中一款：如果敌兵猝至，前来攻袭，事有紧急，以及路途遥远的，都允许从速调拨军马，乘机剿捕。如果贼寇势大，应当会同剿捕的，邻近卫所即使不是所属，也可调发策应。如果不立即调遣会合，或不立即申报上司，以及邻近卫所不立即发兵策应的，与擅调官军同罪。这是各卫可以自行调拨策应的明文。

如今贼寇杀害百姓，震动京畿，苏州、松江等内地城门整月不开，百姓危迫。各卫拥兵自重，坐耗国家粮饷，贼寇在近郊，不发一箭，忍心拿百万生灵喂贼，这难道是妥当的计策吗？

靠沿海卫所本来足够防御，却既不能扼守外海，让贼寇突入内地，只靠民兵支撑，玩忽职守、养寇自重，等到势不可挡，才请兵调发大军，这是白白设置沿海数百万军队啊。况且等朝廷命令下达，动辄十天半月，我百姓早已被豺狼吃尽了。贼寇听说大军集结，倏忽逃走，就算雄兵百万，也只能望空兴叹，徒然让百姓受骚扰。

应当遵照祖宗设立备倭的本意，并按《大明律》军政调拨策应的条款，督令卫所将校精加训练、谨慎侦察、勤于巡哨，等贼寇来时在海中截杀。因为贼寇在海中，舟船、火器都不如我军，又多饥饿困乏；一旦登陆，就像螃蟹出筐，难以抵御了。

务必严立条例：在海外御贼的，为上等功；能扼守海口、不让贼寇登岸的，也按功论赏。贼寇从哪个港口进入，就是哪个卫所的汛地，该将官一律处死。地方官闭城坐视四郊百姓肝脑涂地的，按失守城池论处。这样才能人人效死，贼寇不敢进犯。

复当道问兵务札子

承蒙下问用兵事宜，我才疏学浅，愧不敢当，姑且就耳闻目见的一点浅见作答。

吴越之地，东临大海，北枕长江，中间汇聚震泽等湖泊。每逢春汛，倭船乘风而来，沿海一带无处不能登陆，这是从外部来的贼寇。平时则有盐盗出没于三江五湖，纵横勾结，甚至多达千人也难以剿灭，这是从内部兴起的贼寇。昔日吴中兵患，不过这两种。如今却不一样，新出现一种凶徒，白天当兵，夜里为盗，吃着官粮，劫掠百姓，就是所谓的“水兵”。这是本来为了抵御外寇而设立，反而酿成的祸患。

医家论病，有外因、内因、不内外因。江海来的贼寇是外因，湖泖的贼寇是内因，都容易治，因为可以预判防备。水兵这类是不内外因，形迹隐秘，身份难辨，裁撤他们就无法御寇，任用他们反而祸害百姓，这种贼寇最难治理。

我静夜深思，三种贼寇虽然不同，一言以蔽之：都是兵政不整肃导致的。请为您详细说明：

我朝太平日久，百姓不熟习兵事，倭患突发，攻守无方，当权者暂时调各省客兵应急，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比倭寇还厉害，而且耗费巨大，迎送纷扰。于是议论用土兵为长久之策，调客兵为权宜之计，兵船、勇夫听任人投效雇佣，习以为常。

然而自嘉靖三十二年以来，养兵的费用不算不多，民力已经枯竭，可每次贼寇来，就登岸焚劫，从未听说兵船在海上拦截、不让他们入港；贼寇流窜，也从未听说勇夫在陆上阻击、不让他们越境。可怜啊，百姓何罪，要交赋税养这些兵？

间或任用客兵，客兵残暴劫掠，也从未听说土兵出一分力为民捍御。之所以这样，不是客兵敢于肆虐，而是因为轻视我兵，知道我们制不住他们；我兵也不是故意放纵倭寇，而是因为作战无能，自知打不过。

如今土兵做贼，也正是看透了自己是当下倚仗的力量，管束稍严，就会激起哗变之祸，这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唉，说到底，都是因为兵政不整肃。

所谓兵政不整肃，大概有六条：一是不择将领，二是不慎选募，三是不谙训练，四是不明赏罚，五是不惜财用，六是不核图籍。

一、择将领

什么叫择将领？将领是三军的司命。如今的武职，生于优裕环境，有的只会舞文弄墨不懂武略，有的只会死读兵书从未实战。四方招募的人里，反而有谋勇过人的，用这样的将领去统领，谁会心服效死？这是将领不能成功的第一个原因。

近年当权者曾奏调各地名将来此统兵，风气不适，地理不熟，情意不投，号令不信，这是将领不能成功的第二个原因。

自古国家用兵，常缺将材，民间盗贼兴起，多是豪杰所为。我认为选将之法，何必拘泥旧规？只应当在所练士卒之中，集合几十人比试，组成一队，其中谋勇技艺被全队佩服的，就提拔为队长；集合三队比试，组成一总，其中谋勇技艺被全总佩服的，就提拔为百长；集合三总比试，组成一营，其中谋勇技艺被全营佩服的，就提拔为千总。

做头领的，平时就能服众，教武艺就必定听从，临阵就必定奉命，手足相卫的道义自然彰显。当年欧阳修说：每百人编成一队，教他们武艺，其中最勇猛的，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用为裨将；集合十名裨将再教，又在其中选有见识、知变通的，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用为大将。这一个人的智勇，是万人之选。推行这个说法，求贤若渴的心思不就可以稍缓了吗？

武臣之中，有曾立战功的，有退休、因事去职、应袭舍人而勇略出众、堪为将领的，您甄别提拔，驾驭历练，统领民兵攻守，所得的都是真才，何愁不能克敌制胜、平定祸乱？

二、慎选募

什么叫慎选募？如今议论御寇的有四种：动官兵、调客兵、练乡兵、募土著之兵。我认为募土著之兵可行，其余三种都不可行。为什么呢？

我朝养军二百多年，徒费粮饷。平时多被役占，不按兵法训练；遇变又怕违法，不敢擅自调动，逃亡的不计其数，大多跋扈难制，这是官军不可靠的第一点。

近年倭变突发，无兵可御，曾调客兵：山东兵调了，无救于败；狼兵、广兵调了，无救于败；土兵又调了，无救于败。他们性情骄悍，不受我方约束，所过残虐无人能管，何况指望他们出死力杀敌？这是客兵不可靠的第二点。

要练乡兵，必须筹措钱粮。如今钱粮很难筹措：让百姓自备吧，百姓本就贫穷才当兵，怎么能自备？官府供给吧，无依无靠的人都会赶来应募，怎么支撑？按田亩均派吧，恐怕一开始雇勇夫充数，后来就用无能的家丁顶替，人员不固定，怎么能练成武艺？况且防春正值农忙，荒废农事组织乡兵行不通。乡民各保家乡，调到别处就不愿意。所以团练之兵，只能用来共保家室，小警就虚张声势盼贼不来，大警就预先收敛免受惨祸，仅此而已。从古到今，没听说靠它抵御外寇的，这是乡兵不可靠的第三点。

只有募兵这件事，掌握利权引导百姓，所募勇夫由我们挑选，人人精壮可用。如果把调客兵和充实军伍的费用，转用在招募勇士上，好处不是更多吗？

然而自甲寅年以后，勇夫、水兵，苏松四郡不下万人，每亩田加税若干来供养，名叫“海防养兵银”，花费超百万，却从未得到捍卫的益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掌管选人的官员贪污昏昧，一概滥收，聚集的都是无籍贯的乌合之众，没有统领的规矩。入伍之后，白白耗费粮饷，聚散无据，甚至今天刚招进来，明天就不知去向，虚报册籍，实际没人，怎么不被这些人玩弄、反过来作乱呢？

以我看来，远募不如近募，募多不如募精。为什么？本地招募选拔，家在本地，工食银方便寄回，防春间隙方便回家耕种，人品好坏容易担保核实，召之即来，散之即归。

但不必限定名额，就像收钱一样，每天积攒几文，慢慢积累到一贯。还要让队长自行挑选本队的人，谁有勇力，谁擅长技艺，选忠良的，汰奸猾的。只有将了解将，只有兵了解兵，哪有做队长的却不能精选几个人的？遇有胜负，不仅考核本人，保举的人一同赏罚，这样才能募到合格的人。

如果四处广泛招募，水土不服，路途盘费大，有家业的不肯应募，应募的多是无赖狡猾之徒，心思不在作战而在掳掠，不受约束只想逃跑。所以募兵是可行的，远募和滥募不可行。

有人说：兵的强弱，只在于得人不得人。齐桓公用一个管仲，推行内政、寓军令，就称霸天下。如今如果有人能仿照这个办法，在保甲法中抽选，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出丁的出银津贴，就不愁没有兵和饷了。再从中选一班精锐，专门听候调遣，叫做游兵，岂不是攻守都有准备？

三、谙训练

什么叫谙训练？所谓训练，不只是在教场上执旗列阵、演练花架子、演习进退的虚文。关键首先在于练心，方法首先在于节制。节，就像竹节一样，一节一节制约，编制要分明，头目要充足，威令要守信，情意要融洽，出入行止、聚散坐卧，管理都有成法，让士兵心志耳目齐一不乱，转弱为强，临敌时就用平时练的去打。这才叫操练，练一天有一天的成效，熟一件有一件的用处，才能常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平时操练是一套，临阵作战是另一套，选兵的不是练兵的人，练兵的不是领兵的人，就算练千百年，又有什么用？

依我之见，必须从曾经战阵、立过战功的官员中，选最优秀的做将帅，从募士到练兵到作战，都责成他负责。再分水兵、陆兵制定训练方法。

训练陆兵：要从客兵中选技艺最出众的各数人，给优厚的工食，让他们教所募的士兵，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万，不到半年，民兵就和客兵一样善战了。所以说募兵作战，不如募兵教练；与其花钱募未经训练的百姓，不如把募战卒的钱转用在募教师上。

做将帅的还要定好期限，每几天到教场集合，演练分合进退之法，严守信赏必罚的权力，每十人中选拔一人做冲锋，这样陆战哪有不胜的？

训练水兵就不一样了：有的可以操练，有的不可以操练。沙船、艟船、苍山船、八桨船等，都是可以操练的；广船、福船等大船，是不可以操练的。为什么呢？海上以风潮为主，水操之法，要进能进，要退能退，要转折能转折，回翔如飞，横风、逆风都能调戗，只有沙船能做到。其次是苍山船、艟船之类，帆橹并用，也可以操演。像广船、福船都不设橹，只靠船帆，船身重大，顺风能去，逆风就回不来，乘潮能去，逆潮就回不来，进退转折都不方便，怎么能操练呢？

海战与舵工之议

至于内港作战，港道地形十分狭窄，潮势又极为迅猛，操控兵船的人手众多；大船顺风行驶时快如飞箭，向前冲击的话，其他船只遇上就会被撞碎，因此在内港动用大船绝对行不通。只有招募得力的舵工，才能占据上风、施放火器：或是迎头冲撞敌船，或是从船尾追击，或是合力围堵，或是横向突击。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将领，务必要留心选拔舵工，明确赏罚制度，就能奏效。

然而广东、福建、浙江的舵工常常临阵怯敌、卖阵求活，任用他们恐怕耽误战事，不用他们又没人能操控船只。必须用原船的水手，与太仓、崇明的沙民混杂在一起操练；熟练的人逐渐增多后，原船的水手就可以逐步裁减。等到士兵都能自行驾船，广东、福建、浙江的外籍舵工就可以全部裁撤。照这样去做，海战怎么会不胜利呢？

明赏罚议

什么叫严明赏罚？从来评定战功，只看重打击回撤的贼寇，不看重打击来犯的贼寇；从来论功行赏，只问斩获首级的数量，不问冲锋陷阵的表现。至于施行惩罚，对临阵退缩躲避的人不惩处，对临阵脱逃的人不惩处，对坐视友军危难不肯救援的人不惩处。有的赏赐过时才施行，和没有赏赐一样；有的惩罚过后才执行，和没有惩罚一样。还有过时不赏、事后不罚的情况，这样怎么能凝聚人心、振作士气呢？

大概海上作战，打击来犯敌船与打击撤退敌船的情形截然不同。撤退的贼寇士气已经懈怠，抢掠的物资已经装满，攻打他们比较容易，士兵也乐于出击；但就算杀死一名贼寇，也只是除去一个敌人而已。来犯的贼寇士气正盛，船上还没装载抢掠的物资，士兵不愿主动出击，攻打他们难度也大；可杀死一名来犯的贼寇，不知道能保全多少百姓的性命。这是赏格应当明确的第一点。

两军交战，战机瞬息万变，容不得半点迟疑，哪有时间去割取首级？如果只顾割取首级，就没法继续作战，反而会被敌人抓住战机，被后续敌军攻杀。所以除非贼寇大败奔逃，否则绝对没法割取首级；而那些割来的首级，大多也不是真的。冲锋陷阵的人必定没法割取首级，也就大多得不到赏赐。这是赏格应当明确的第二点。

历来将官害怕获罪，每逢贼寇入侵，就谎称率兵追击，实际上根本不敢靠近贼寇，连贼寇的虚实都不知道；等到贼寇退出境，又捏造战报，说血战之中淹死、烧死的贼寇不计其数，只斩获贼首一两颗。这是罚典应当明确的第一点。

西北两边的军务由武臣掌管，军法向来严明；东南的武将没有实权，由文臣主持军务，只靠文书牌票传令，空说“按军法处置”罢了。前进的人会死，退缩的人能活，人何苦要冒进，自己去寻死呢？这是罚典应当明确的第二点。

自古以来，孤军独自作战没有能成功的；城邑被围困，必须依靠外援。如今各位将领都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唇亡齿寒、竹破瓦解的道理。这是罚典应当明确的第三点。

如今的对策，不如申明条例：将领能让贼船无法靠岸，并且在海上擒斩贼寇首级的，按特殊规格升迁；各级军人立下的战功，标准也与内地不同。打击回撤的真倭，斩获一级的，赏给若干银两；打击来犯的真倭，斩获一级的，加倍赏给若干银两。这样或许能让士兵心悦诚服，主动迎击来犯敌船的人渐渐多起来，贼寇登岸的情况自然就少了。

临阵之时，核实愿意冲锋的士兵，每人发给一面小木牌，让全军都知道他们是冲锋队，这样他们就算想退缩也不行了。冲锋的士兵不许割取首级，违犯的杖责一百，并且不准领赏；助阵的士兵才允许割取首级。如果一场战斗斩获若干首级，对应赏银若干两，七成发给冲锋的士兵，两成发给助阵割首的士兵，一成留给验伤的人。这样就不会争抢功劳，人人都会奋勇作战了。

上报追敌的情况，务必据实征剿。如果贼势猖獗，我方兵力单薄支撑不住，允许直接说明情况，另做打算。如果穷追贼寇数月，却没打过一仗，等贼寇退走就欺骗上级、蒙蔽视听的，罪名与临阵退缩相同。这样就能改掉临阵躲闪的旧习了。

如今的士兵一看见敌人就逃跑，是因为上级不懂得把握战机的缘故。把握战机的方法，采用“三九”编制：八个人为一队，由队长统领；三队为一总，由百长统领；三总为一营，由千总统领；九军为一哨，由把总统领。

那么士兵怎么选拔呢？命令每个队长挑选八名士兵，让他们立下保证书，担保这八名士兵临阵不逃跑；如果跑了一个人，就将队长处死，绝不赦免。如果队长战死，八名士兵不救援的，八个人都要处死。

队长又怎么选拔呢？每个百长挑选三名队长，让他们立下保证书，担保这三名队长临阵不退缩；如果跑了一名队长，就将百长处死，绝不赦免。如果三名队长抛弃百长不去救援，导致百长战死，三名队长也都要处死。

千总挑选三名百长，把总挑选三名千总，办法也和上面一样。这样一来，上前杀贼的人未必会死，后退的人却一定会死，哪还有人敢不向前呢？这是平时制定的军法。

到了临阵的时候，还要施行出人意料的号令：指定哪一队做先锋，哪两队做两翼后援。先锋为主力，两翼后援为辅助。如果先锋想撤退，两翼后援三队的长官就喝令士兵杀掉他们，先锋这一队难道能逃得掉吗？如果先锋全队覆没，两翼后援的将领责无旁贷，也都要处死。两翼后援接替先锋成为主力，再由其他部队补充为奇兵，办法也是一样。

有时战斗正激烈，胜负未分，我下令某队前去替换先锋，先锋撤下来；有时敌人冲击我军侧翼，或是攻击我军尾部，都以接触敌人的部位为正面主力，相邻的两队为侧翼、为奇兵。

大约三千士兵分为六营，每营五百人。服饰用青、黄、赤、白、黑、蓝六种颜色区分，每营派一人举着本营颜色的旗帜，和千总待在一起。千总所属的士兵，靠服饰颜色自行识别，比如穿青衣，搭配黄裙、红裙之类。百总所属的士兵，又在本色基础上再加标识区分，比如青衣黄裙，再加上青团花、红团花之类。我下令打出什么颜色的旗，官兵贻误战机的，就拿下该营千总；千总又靠旗帜颜色辨认是哪裙的队伍，百长又靠裙色辨认是什么颜色、什么花的队伍，各自都想免于死罪。这样功过分明，赏罚清晰，士兵就没有不拼命效力的了。

至于军心涣散的问题，又该怎么凝聚呢？以我的愚见，应该在分属各位将领的部队中，常常用一支队伍抵挡敌军，另一支队伍休息，轮番交替前进，以安逸替代疲劳，互相救助支援，以饱食替代饥饿，让作战的人不至于疲惫，休息的人也没法逃避。

在城邑防守的话，就是攻打一个省，各郡都要救援；攻打一个郡，各县都要救援；攻打一个县，邻近的县都要救援。所谓救援，不一定非要撤走守城的部队赶过去，率领游兵的将领各自带领轻锐部队出击，让贼寇腹背受敌，惊惶溃败无法支撑就行。如果该救援却坐视不管，就一律按失机罪论处。这样一来，互相支援的人多了，气势雄壮，贼寇哪有不害怕的呢？

惜财用、汰冗兵议

什么叫爱惜财用？就是裁减冗余的士兵。大概军队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精锐。如果士兵精锐，就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以千当万。如果士兵不精锐，就算招募得再频繁，军需粮饷再充足，征收的田赋再多，也只是白白耗尽百姓的血汗，唉，有什么益处呢？

如今议论的人都担忧军粮不足，我考察苏松四郡，现在有水兵若干、陆兵若干，每年该发的饷银口粮若干，这笔费用不能说不多了。如果还拿军粮不足当借口，那这笔开销花的难道不是粮饷吗？

夏、商、周三代以前，兵农合一，没有专门养兵的费用；养兵制度是从宋朝开始的，所以宋朝建国之初就发愁财政匮乏。我朝国家开支常常不足，也是因为养兵的缘故。孙子说：“出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国家养兵两百多年，不管有没有战事，每年耗费额定粮饷四百多万石，这是没有一天不在维持军队开支啊。

天地间能产生的财富是有限的，百姓的血汗让人怜惜，像这样花在无用的冗兵身上，不也太可惜了吗？不过建国初期用军队作战，耗费虽大也还值得。向来漕运的士兵，被役占、逃亡的人很多，缺额严重；民壮、弓兵都不练习武艺，倭寇作乱以来，从没见过用正规官兵作战，用的都是另外雇佣的勇夫、水兵罢了。官兵虽然不用打仗，粮饷额度却和以前一样，俸银照旧，这可惜的程度又该怎么说呢？

勇夫、水兵的工食钱，不是从官府常规钱粮里出的，每每在每石米之外，加征海防养兵银若干两来雇佣他们。百姓缴纳田赋来雇佣这些人，就是指望他们抵御祸患。如果不加训练，雇佣他们有什么用呢？所以一天不训练，就一天白白浪费几百两银子，不能说一天没什么损失；一个月不训练，就一个月白白浪费几万两银子，不能说一个月耗费不多。

何况倭患已经十年了，招募的勇夫、水兵还是一看见敌人就逃跑，海防养兵的银子花了和没花一样，这可惜的程度又该怎么说呢？何况当兵的不仅不能捉拿盗贼，反而自己做起盗贼来，海防养兵的银子还不如不发的好，这可惜的程度又该怎么说呢？反复思量，真让人痛心。

现在想裁撤军队让百姓休养生息，又怕贼寇来了没有防备，内部发生变乱，断然不能马上停罢。想裁减军队节省粮饷，又怕裁掉一个兵，就多一个盗贼，也不能轻易裁减。

以我的愚见，应当把汰兵的办法融入选兵之中。按照军籍审查，年老的不用，年幼的不用，残疾的不用，懦弱的不用，愚笨呆傻的不用，没有一技之长的不用，点名不到的不用。这样一来，淘汰的人必定有一半。

然后在留下来的人里再甄别分类，除了愿意做间谍、探子的，其余的分派队伍：先锋为一等，助阵为一等；谁当铳手，谁当箭手，谁当枪手，谁当牌手，谁当刀手，都让本队立下保证书，担保这一队人不会做盗贼；再让相邻的队伍也互相担保，如果有一队做盗贼，邻队连坐。还要让每个士兵的歇家（留宿店家）立下保证书，如果歇家的人做盗贼，按知情论处。

白天分派各个教习训练武艺，每逢三、六、九日，领兵官集中到教场操练；夜里就派几队人持签突击巡查，查验士兵是不是都在歇家，不在的就追查去向，责罚队长和房主。对于水兵，也仿照这个办法管束。

这样一来，士兵不仅不敢做盗贼，也没工夫做盗贼了。淘汰的都是不堪任用的人，留下的又都切实训练，没工夫为非作歹，那么军队就都是精兵，军费也不会白花。何况把淘汰下来的工食银，加给留下训练的士兵，士兵都会感念恩德，就算被淘汰的士兵想作乱，我方的兵力难道还制服不了他们吗？

由此可见，军队不用担心人数少，粮饷不用担心匮乏，盗贼不用担心兴起，关键只在于精选士兵和切实训练。只要精选并切实训练，对付内外的盗贼，还有什么难的呢？

核图籍议

什么叫核察地图户籍？军事行动难以远距离揣度，战阵没有固定形态，战术的奇正分合，全要看地理形势如何，在瞬息之间把握战机做出决策，这是兵法最精妙也最关键的地方。

历来上级官员大多忽视这一点，虽说也发公文让各州县绘制地图、附上说明，但画的图只靠画工描摹，沿袭旧的虚套；附上的说明也不是懂军事的人填写的，根本不能用。所以倭寇入境，掳掠我们的百姓当向导，往来十分便利；而我方军队反而不熟悉地理，就算贼寇败逃，也不知道他们往哪去了，更别说设伏和搜剿伏兵了。

如今的办法，应当重视哨探人员的选派，每个县精选几名机灵聪敏的人，分派到各自负责的地段，从优发给工食银。趁着现在没有战事，命令他们绘制详细地图，标注清楚水陆道路：比如倭船到海滨某处停靠登陆，这里陆路有几条，从哪条路能到某州，从哪条路能到某县，哪条是大路，哪条是小路，沿途经过的村落、桥梁、险要关隘，里程多少，都详细标注清楚。

遇到警报就火速飞报内地。只要得知贼寇登陆停靠的地点，就一方面发下文书，严令当地各路将领合力防守抵御；如果一支队伍抵挡敌军，邻近将领不从小路赶来支援夹击的，按失机罪论处，还要计算时间，核查救援的快慢，如果贼寇都过去了，邻兵才赶到，也按失机罪论处。另一方面派遣别的将领率领游兵出击贼寇。

负责哨探的差役，能及时准确禀报贼情的，按斩获首级的标准记上等功。这样一来，贼寇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提前知道，运用奇兵设下埋伏，领兵将领也没法临阵退缩，破坏我们的既定计划了。

与当道论积米

我私下考虑，年成不好闹饥荒，粮食价格高涨，万一盗贼突然来袭，全城穷苦百姓引发内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何况富户囤积粮食不肯出售，能保证不会生出劫夺的祸端吗？趁现在粮价还不算太高，如果不储备粮食，将来城池难以防守，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但想储备粮食，又苦于没有银两，擅自动用官库银两，又是冒险的做法，两者都有祸患，这实在不是我敢轻易提议的。以我的愚见，应该多方商议筹备，拨出十几万两银子，储备十五万石粮食，专门用来防备荒年【每人发给一石米，可以接济十五万人三个多月的口粮】。

如果没法筹措这笔银两，应该借留金花银之类的银两十几万两，从大户人家买米储存在粮仓里。明年世道太平了，就用卖米的银子归还，或是还给大户人家粮食【常年米价冬天便宜夏天贵，价低的时候买入，价高的时候归还，大户也乐意】；或是减价官方出售，保证不亏原本的银两数。如果世道动乱，就把米分发给百姓，避免他们劫夺粮食，然后自己向朝廷请罪，甘愿承受假传圣旨的罪名。朝廷难道不会体谅实情而宽恕吗？

再说就算世道太平，如果百姓断粮，饿死的人遍地都是，也应该像刚才说的那样，先开仓放粮再请罪，用自己一个人的祸患，换取众多百姓的生命，留下这颗爱民之心光耀青史。比起内部发生变乱，祸乱难测，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两者的得失相差太远了。希望主事的人能重视这件事。

论东南水利一

《尚书·禹贡》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尔雅》也说吴越之间有具区泽。大概就是现在的镇江、常州、苏州、湖州等七郡之地，中间包含太湖，向东延伸到海边。上游承接杭州、睦州、宣州、歙州天目山各山的水流，下游从三江排泄出去。从汉代以来，这里都蒙受水利的益处。

大概古人治理水患的方法，必定从源头考察，追溯到下游。在上游的溧阳一带修筑分水、银林等五座堰坝，节制水流，让发源的山水向西流入芜湖；下游疏通三江，让汇聚的湖水向东排入大海。所以从吴江到华亭青龙港，汇入三江的水流虽然有二百八十里远，但上游水流迅疾，大海的潮沙没法淤积阻挡，水势怎么会不顺畅呢？

为什么到了唐末，商贩运木材从宣州、歙州到两浙，嫌五堰阻隔不便，就哄骗官府废弃了五堰。于是金陵、溧阳等数郡的水不再向西流入芜湖，反而向东灌入太湖了。到了宋朝庆历年间，李禹卿又在太湖修筑四十里长堤，方便漕运，从中截断水流，让湖水不能向东下泄。

这样一来，五堰废弃之后，上游来水更加迅猛；湖堤修筑之后，下游泄水又变缓慢，水势怎么会不淤塞呢？从此三江的水流，上游不受湖水的冲刷，下游又有潮沙淤积，就此壅塞了。单锷曾经说过：从五堰到湖堤，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五堰是头，荆溪是咽喉，百渎是心脏，震泽（太湖）是腹部，连通太湖的各条河道是脉络孔窍，吴江是腿脚。如今上游废弃了五堰的坚固屏障，下游又有江岸的阻隔，就像捆住了人的手脚，堵住了全身的孔窍，却往嘴里不停灌水，水灌个不停，就会腹部胀裂而气绝身亡。

后来吴执中、郏侨等人都议论过这件事，但当时的执政者全然不放在心上，于是江口被豪强侵占，江尾长满了茭白芦苇，淤塞成的田地、村落不计其数。湖水一天天上涨，江河一天天淤废，渐渐成了天大的祸患。

我朝永乐年间，夏原吉公因为擅长水利，来到这里治理，当时也说治理成功了。可惜他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从昆山开凿夏驾浦，引吴淞江水到刘家河，排泄吴江北面的来水；从华亭开凿黄浦，引三泖之水到范家浜，排泄吴江南面的来水。至于湖堤这个积弊，却毫不在意。

正统年间，巡抚周忱修复三江，又把淤塞的湖沙开垦成田，沿袭旧制，没有根治。谁知道湖堤不拆除，终究不是水利的本源；三江不复旧貌，终究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如今的办法，正德年间修复的五堰，继续修缮完好就可以；下游泄水的关键，应当从吴江挖开堤岸，通过堤岸疏通三江的淤塞，让水流从华亭、青龙、顾泾等各水港排入大海。其他淤浅的地方，比如宜兴的百渎、吕城的三堰、昆山的至和塘，都恢复旧有河道，那水患还怕治理不好吗？

论东南水利二

东南的水利，像天目山、荆溪、百渎，不都是上游水源，最终汇入太湖的吗？像三江、泖湖、淀山湖，不都是分流的湖水，最终奔入东海的吗？

如今上游各条水流都汇聚到太湖，夏秋季节连降大雨，雨水大量汇集，作为排泄通道的就是三江。自从白茆港淤塞，向北流的水无处可去；自从娄江变浅、吴淞江淤塞，向东流的水无处可入。像松江府的水流，顺着檇李流入黄浦，向南流的水又路途遥远，不能直接入海。干流都成了这样，支流的陈淀、三泖和黄浦合流向东注入大海，怎么能排泄上游的百川之水呢？

吴淞江是干流中的干流，甪直、三义一带被人占垦得利，导致河道本身变得狭窄，这能不管吗？宋家渡口淤塞塌陷，能不疏浚吗？把河道挖深挖宽，让支流汇合向东下泄，水势就能减弱五分。

新洋江是支流中最湍急的，向南引吴淞江的水分流到娄江，向西引昆城湖的水一同注入娄江。刘河口的淤沙随潮水冲刷，保持河道顺畅下泄的态势，水势就能减弱三分。

白茆河是干流中的旁支，把阳城湖、巴城湖的水分别引向东流，开闸泄放，水势就能减弱两分。

像这样，上游的水汇聚，下游的水排泄通畅，各条溪流、百渎的水就都能顺利流淌了。干流水流顺畅，支流也畅通，南北东西的水流就都能顺着旧道走了。

论东南积储

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命脉，天下事务中，储备粮食是最重要的；而说到储备粮食，东南地区尤其重要。我朝的财政赋税，从东南地区征收的是其他地方的十倍，所以天下只有东南的民力最疲困，而东南百姓中，又以种田的人最困苦。

平日里就因为赋税徭役繁重，把田产看作累赘，想抛弃田地逃亡的人占了大半。何况水旱灾害不定，土地荒芜，粮食越来越少，百姓越来越穷困，民间没法维持生计，体弱的必定饿死在沟壑，强悍的必定聚集起来做盗贼，不能不早做打算。

现在应该仿照古代常平仓的办法，秋收之后，命令各府州县动用正项银两收购粮食，收购价比市价二十分里略高一分，雇人运进城储存在粮仓里；如果没有空仓，就寄存在空的寺院里。第二年夏天粮食紧缺时，售价比市价十分里略低一分卖出。专门委派一名贤能的官员掌管粮食的进出。

这件事一旦施行，有六大好处： 第一，粮价平稳，农民不受损失； 第二，城中储备充足，突然有变故可以凭借防守； 第三，粮价稳定，饥民有饭吃，不会被逼去做盗贼； 第四，农民耕种没有本钱的，可以适当借粮给他们，等到秋收再还，新粮旧粮衔接，谋生的源头不会断绝； 第五，遇到严重灾荒，开仓赈济，百姓的性命可以保全； 第六，冬天米价必定便宜，夏天必定昂贵，收购时加价也还是低价，卖出时减价也还是高价，官府还能盈余不少。

这是东南地区如今最紧要的事务，应该命令各府州县早做准备，让百姓有依靠。将来田地丰收，百姓乐于缴纳赋税，充实国家、富裕百姓的关键就在这里了。用这个来安定内部、抵御外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苏松浮赋议

《尚书·禹贡》说：“淮海惟扬州，厥田惟下下。”苏州、松江是古代扬州的地域，东边濒临大海，三江环绕，毗邻太湖，水多地湿，所以田地被列为第九等，也就是下下等。可如今赋税额度之重，却以苏松两地为最，我不能不对此有所议论。

按大禹的时候，根据土地等级制定赋税，分为九等，扬州的赋税是下上等，杂出第六等，也就是第七等为主，夹杂第六等。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度，现在没法再讨论了。从秦朝以后，大都是按田亩征税，汉代是三十税一。从晋朝到唐朝，赋税增减不一，大体也不过以升来计算。

宋代重新制定江浙的税法，每亩征税不到一斗。当时苏州府额定征米三十多万石，松江府额定征米二十多万石，都记载在史书里，可以考证。

元朝初年沿袭宋朝的制度，到了延祐年间，赋税增加没有限度，苏州府多达八十万石，松江府多达七十万石。张士诚占据江南的时候，肆意搜刮，又给苏州府加了二十万石的税额，百姓很少能缴得起的。

我朝太祖高皇帝登基，平定天下，制定田赋制度：官田每亩征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后来因为张士诚负隅顽抗，苏松两地久攻不下，太祖恼怒百姓依附贼寇，就没收了富豪的土地，把他们私人收租的簿册当作征税额度，一下子加了税，有的一亩征税达到七斗以上。于是苏州府税粮总计二百八十多万石，松江府总计一百三十多万石，还下令苏松两地的人不能在户部做官。

洪武七年，太祖知道百姓困苦不堪，下诏苏松、嘉湖等府的田地，每亩征税七斗五升的，减半征收。洪武十三年，再次减免苏松、嘉湖四府的重租粮额：旧额每亩征税七斗五升到四斗四升的，再减十分之二；四斗三升到三斗六升的，减十分之一，都以征收三斗五升为标准；三斗四升以下的，照旧额征收。

建文二年，皇帝下诏说：“国家有正常的赋税，田赋不均，百姓就没法治理。江浙的赋税唯独偏重，而苏松按私租标准征税，只是为了惩戒一时的顽民，怎么能当成固定制度，让一方百姓长期困苦呢？应该全部减免，比照各地标准，每亩征税不超过一斗。田赋平均之后，苏松人仍可以在户部任职。”

成祖文皇帝登基后，全部推翻了建文帝的政令，苏松的赋税额度最终没能得到全部减免的恩典。

宣德五年，宣宗在南斋宫，召见大学士杨士奇，商议推行宽恤的政策。杨士奇上奏说：各地官田征税标准不一，而原先的税额都很重，百姓困苦，苏州尤其严重。郡县上报情况，户部却坚持不肯减免，百姓很多都抛弃田地逃亡了，这事应当尽快减免。宣宗说：“你说的这些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好处，马上草拟诏书，尽早颁布施行。”于是每亩旧例纳粮一斗到四斗的，各减十分之二；四斗一升以上的，各减十分之三。

正统元年，听从巡抚周忱的请求，下令浙江嘉湖、直隶苏松等府的官田，比照民田标准征税：每亩旧额四斗一升以上的，减为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到二斗的，减为一斗。苏州府因此减了秋粮七十多万石，松江府减了秋粮二十多万石。

但减归减，征收的额度还是很重，苏州府还有超额的赋税二百万石，松江府还有九十多万石。如今按照弘治十五年的统计：

• 苏州府 夏税：小麦五万三千六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一合二勺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麦子成熟时征收】；丝绵折绢六百九十七匹，三丈三尺五寸七分；税钞三千二百六十七锭七百一十五文九分；农桑丝折绢一百六十七匹，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厘。 秋粮：米二百零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谷物成熟时征收】。
• 松江府 夏税：大小麦九万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勺；丝绵折绢六百九十七匹，三丈一尺五寸七分；税钞三千二百六十七锭七百一十五文九分；农桑丝折绢一百六十七匹，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厘。 秋粮：米九十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这就是实际征收的数额。唉，苏松的百姓困苦到极点了！就算说太祖恼怒吴地百姓不早点归附，所以加赋税以示惩戒，可这一惩戒就持续两百多年，也实在让人不忍心说下去了。

我曾经考察地图，湖广是公认的大省，地域辽阔，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谚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按《赋役志》记载，湖广布政司： 夏税：米麦一十三万一千四百石四斗七合二勺零；绢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九匹，七尺七寸四分二厘九毫零；农桑丝折绢四千九百九十二匹，一丈九尺九寸二分七厘零；棉花折布一十二匹，二丈二尺。 秋粮：米、豆、芝麻二百零三万六千一百零二石一斗六升四合九勺零；赁钞一百七十五贯八百七十一文；商税苎麻折米五十七石一升五合零；棉布七百三十八匹，八尺八寸。

总的算下来，每亩征税才几升几合。又如福建八闽也称得上繁盛，按福建布政司额定征收： 夏税：麦子七百零六石五斗九升二合六勺零；钞一万零七百七十八锭三贯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厘；丝绵折绢二百八十匹，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厘；农桑丝折绢三百一十九匹，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丝绵一百九十四两五钱九分；土苎六十五斤一十三两一钱六分。 秋粮：米八十五万零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零；钞二贯二百六十四文；鱼课米三万一千九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

总的算下来，也是每亩才征几升几合。

苏松两地方圆几百里，山地水泽占了十分之二三，古称这里的土地是“涂泥”，常有水涝的隐患。而且其他省种庄稼一年两熟，苏松两郡一年只有一熟，一旦遇到灾荒，百姓免不了饥寒交迫，饿死在路边。想不到苏州一州七县的税粮，反而比整个湖广十五府、十六州、一百零七县的赋税还多；松江两个县的正供，比整个福建八府一州五十七县的缴纳还多。

再看南直隶所辖的各府：

• 应天府（下辖八县） 夏税：大小麦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四石四斗四升五勺零；丝绵折绢一千二百一十四匹，一丈六寸九分二厘八毫；农桑丝折绢一百四十三匹，二尺七寸三分四厘四毫。 秋粮：米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零。
• 凤阳府（下辖五州十三县） 夏税：小麦九万九千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零；税丝折绢一千三百八十匹，一丈八尺七寸五分零；农桑丝折绢一千零三十五匹，四尺一寸五分。 秋粮：米一十一万三千五百零八石六斗五升九合一勺零。
• 扬州府（下辖三州七县） 夏税：小麦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二石二升七合零；农桑丝折绢八百四十一匹，二丈四尺；农桑零丝六十四两五钱。 秋粮：米二十万六千六百零三石八斗六升五合零；租钞五千二百零四贯七十一文；牛租米二石五斗。
• 淮安府（下辖二州九县） 夏税：小麦二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勺；农桑丝折绢一千四百六十一匹，一丈九尺七寸七分九厘。 秋粮：米一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合四勺。
• 庐州府（下辖二州六县） 夏税：小麦九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零；农桑丝折绢六百八十七匹，一丈三尺三分六厘零。 秋粮：米六万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二合零。
• 徽州府（下辖六县） 夏税：小麦五万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人丁丝折绢八千七百七十九匹，四尺三分三厘零；农桑丝折绢一十五匹，一丈四尺七寸。 秋粮：米一十二万零一百三十三石八斗六升三合三勺。
• 宁国府（下辖六县） 夏税：小麦二万九千零五十二石三斗六升六合；农桑丝折绢三十匹，二尺；农桑零丝三十三两三钱；税丝三百四十斤一十两七钱四分二厘六毫。 秋粮：米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合九勺。
• 池州府（下辖六县） 夏税：小麦六千八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七合八勺零；税丝折绢一十五匹；税丝零丝一两一钱九分七厘；农桑丝折绢一百九十八匹；农桑零丝三斤一两八钱五分。 秋粮：米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山租钞二百四十四贯二百七十九文。
• 太平府（下辖三县） 夏税：小麦一万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丝绵折绢一百零二匹，九尺六寸四分二厘。 秋粮：米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
• 安庆府（下辖六县） 夏税：小麦一万八千九百零九石三斗七合二勺；农桑丝折绢三百五十三匹，二丈九尺。 秋粮：米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
• 常州府（下辖五县） 夏税：小麦一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石一斗四升九合六勺；丝绵折绢一千五百七十三匹，一丈一尺一分零；麻布二千零七十七匹，二丈六尺六寸五分零；农桑丝折绢三百二十四匹，二丈四尺六寸。 秋粮：米六十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租钞二十四锭四百六十五文。
• 镇江府（下辖三县） 夏税：小麦五万四千九百五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丝绵折绢二百零五匹，二丈八尺六寸二分零；农桑丝折绢一十三匹，二丈七尺六寸三分。 秋粮：米一十三万四千八百七十六石五斗七升三合。

把南直隶十二府、十二州、七十八县的赋税加起来，还赶不上苏州一个府的多；拿凤阳府五州十三县的赋税来说，还赶不上苏州府一个小县的多。更不公平的是，苏州府下属的崇明县，每亩征税也才以升合计，而长洲、吴县、昆山、太仓等州县，却是好几倍。

疆域田地从古到今就这么多，苏松的户口并没有比前代增加，苏松的田亩难道比以前多了吗？一个百姓的劳力有多少？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国家有大臣、军队的开支，百姓也有父母妻子的生计；国家有朝会、宴饮的用度，百姓也有婚丧嫁娶的花费。夏税秋粮之外，再加上官吏的损耗、额外的摊派，百姓怎么承受得了？

议论的人还说，苏松是富饶的地方，货物云集，游玩享乐每天花费无数，朝廷的正供就算多收一点也不算苛虐。他们不知道苏松的风俗，外表看起来富足，内里其实空虚。那些开店铺做买卖的，大都是各地旅居在这里的人，不是有田地的本地人；那些穿华服、乘画船，吹箫打鼓遨游山水的，都是商人、小吏，还有游手好闲的子弟、倡优仆役之类，也不是有田地的人。

那些有田地的人家，被赋税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哪有闲工夫经营生计、游玩享乐呢？

凭着《禹贡》里第九等的田地，如今却要承担天下第一等的赋税。我期望能减免赋税，就算不能恢复唐宋时的旧额，怎么能比元朝还增加三倍呢？就算不能比照其他省和本省各府中最轻的标准，或许也可以仿照邻近的府县，比如常州、镇江二府……【原文此处有阙文】

百姓都要饿死了，用几两银子买一亩田，获利还不到百分之一，性命却朝不保夕，还不如游手好闲的人：去当一名弓兵、民壮，就能白白耗费朝廷的粮饷；去当一名府里的差役小吏，就能搜刮百姓的膏血。

于是百姓不敢怨恨君王，只能怨恨天地：为什么要生为苏松的百姓？不敢怨恨官长，只能埋怨父母：为什么要留下这赔累的田产？唉，民间困苦的境况，到这步田地算是到极点了，真像贾谊所说的“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事啊。当年进献的流民图，恐怕也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谋国的大臣只说江南财赋天下第一，苏松财赋又居江南第一，提议减免就怕影响国家开支。我私下想，版图这么辽阔，苏松的地盘不过是尺幅之地，普天之下都是王土，按土地出产进贡，完全能满足军国所需，何必要靠苏松两郡的额外征收呢？

何况筹划财政，务必要讲求实际效益，不要图虚名。近年以来，两郡累积的欠税动不动就几十万，白白担了重税的名声，实际上却收不上来。朝廷屡次下诏减免旧欠赋税，怎奈黄纸诏书说减免，白纸公文却照旧征收，上面有宽免的意思，下面百姓却得不到半点实惠。

不如减少额定的赋税，定为固定制度，让所有百姓都蒙受浩荡的皇恩，世世代代永远感念圣朝的恩德。

孔子对鲁君说的话真好：“减轻赋税，百姓就会富足。”曾子解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说：“财富聚在朝廷，百姓就离散；财富散在民间，百姓就凝聚。”有若讨论彻法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

做君主的，恭俭节约，向百姓征税有法度，百姓就会财力宽裕，衣食丰足，自然乐于缴纳赋税，供给公家。如果横征暴敛，侵夺百姓的财物，民力耗尽了，再用刑罚威逼，百姓势必流离失所，逼不得已就去做盗贼，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以前的海上倭患就是前车之鉴。唉，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

所以鹿台的钱财、钜桥的粮食，商纣王聚敛起来，就失去了民心；周武王散发出去，就得到了天下。汉魏的时候，徭役赋税很轻，还频频下达免租的诏书，当时百姓安居，物产丰饶，国家开支也从没不够过。到了唐宋以后，一天天给百姓加税，国家开支也从没见宽裕过。

杜佑《通典》说：“家庭富足，不在于逃税；国家富足，不在于重税。逃税的话，百姓就不定居，人人贫困；重税的话，就要养很多冗员，国家贫穷。”

《大学衍义补》说：“治理国家，不能不向百姓征税，也不能征税过重。不向百姓征税，就没法维持国家；征税过重，也没法安顿百姓。善于治国安邦的人，必定建立固定的制度，作为养民富国的根本。所谓固定的制度，就是《禹贡》记载的贡赋标准罢了。”

唐代陆贽的奏议说：“国家制定赋税，必定先让百姓能安居乐业，然后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征收的时候，要估量人力，根据土地的出产。又说：设立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育百姓；征收赋税、获取财富，是为了供给国家。贤明的君主不会为了增加国家收入，而损害百姓的生计，所以必定先顾百姓的生计，再借用剩余的劳力；先让家庭富足，再征收多余的财物。借用劳力要有节制，征收财物要按时节。有节制，百姓就不觉得劳苦；按时节，百姓就容易缴纳。这样公事不会荒废，民力也不会枯竭。如果法度错乱，本末倒置，只想着搜刮百姓充实国库，不想着建设国家养育百姓，不仅徭役赋税繁多，丝毫没有减免，就连征收的期限都步步紧逼，毫不体恤。蚕事刚忙起来，就要交绢税；农活还没结束，就要催缴田租。上级催逼得严，下级官吏就更加凶暴。有粮食的赶紧贱卖，只得到半价；没粮食的去借高利贷，要还双倍的利息。其实早收晚收，差不了十天半个月，晚收没什么妨碍，早收又有什么好处呢？”

李翱《平赋书》说：“人们都知道重税能得到钱财，不知道轻税得到的钱财更多。因为重税会让百姓贫困，百姓贫困，流亡的人就不会回来，土地虽然广阔，也有荒芜不种的，就算耕种，地力也得不到充分发挥。百姓越来越穷困，财政越来越匮乏，就算想征讨叛逆、威震四方，能做得到吗？轻税就能让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定居的人就不会流亡，流亡的人也会纷纷归来，土地没有荒芜，桑麻日益繁盛，人人尽力耕种，土地产出更多，百姓越来越富足，兵力越来越强盛，百姓爱戴君主如同父母，就算想赶他们走，能赶得走吗？”

储备粮食是天下的命脉，民间的储备，其实就是国家的外库。百姓没有死亡流离，国家就没有拖欠的赋税；百姓有富余的财物，国家就有富余的税收。

与其竭泽而渔充实国库，做损下益上的打算，不如藏富于民，做耕九余三的长远规划；与其遇到灾荒才商议减免、赈济，不如统一土地等级，制定长久可行的制度。

前些年我曾经把这些浅见禀告给大中丞、定陶人曹邦辅公，曹公谈到这些，也不禁感慨叹息，马上就想草拟奏疏上报，因为战事兴起耽搁了，没能成行。从那以后，贼寇侵扰越来越频繁，东南的财力更加枯竭，百姓的困苦越发严重。

实在应该把这赋税偏重的弊端奏报给皇上，让圣明天子知道苏松的百姓已经困苦到极点，动恻隐之心，特地下令户部，将两郡的赋役大致比照元朝旧额，再参考各省以及本省各府现行的征收标准，下达宽缓的诏书，清理滥征的弊端。这样民间的创伤就能平复，推行法外的仁政，纾解百姓的困苦，军中的士气也能振作。

眼看着两郡的百姓，道义上能挺身而出，勇毅上能奔赴战场，一旦有变故，必定拼死保卫家乡。百姓都可以当兵，不必有征调的麻烦；兵力可以寄寓在民间，不必有转运粮饷的耗费。这就是所谓的“不募兵而兵足，不筹粮而粮足”，不只是延续苏松亿万百姓的性命，更能增添国家亿万年的福祚啊。

什么得什么失，何去何从，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应当深思熟虑啊。【赋税额度详见《防典》】

江南经略卷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