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略卷八上

明 郑若曾 撰

杂著

兵器总论

倭寇挥刀作战，看起来像神人一样，人们望见就吓得逃跑。以我郑若曾看来，他们擅长的不过是刀法罢了。像鸟嘴铳这类火器，我们明军也有；弓箭这类技艺，我们明军也熟习。除此之外，实在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只是倭人生性好杀，没有一家一人不佩刀的，从小就练习，长大就精通。而我堂堂天朝，一统盛世，礼乐教化，偃武修文已经很久，百姓不懂军事，骤然遇到小股贼寇，就好像遇到强敌一样，不知道中国的武艺数不胜数。自古以来，各种武艺都有专门秘法，散在各地。如果招募得人，以一人教十人，以十人教百人，单是刀法一项，倭寇就比不上我们，更何况其他技艺呢？

请让我大略说一说： 使枪的流派，共有十七家：

• 杨家三十六路花枪（其分支有：大闪干、小闪干、大六合、小六合、穿心六合、推红六合、埋伏六合、边栏六合、大封臂、小封臂）
• 马家枪（分上十八盘、中十八盘、下十八盘）
• 金家枪
• 张飞神枪
• 五显神枪（有花枪七十二势）
• 拐突枪
• 拐刃枪
• 锥枪
• 梭枪
• 槌枪
• 大宁笔枪
• 拒马枪
• 捣马突枪
• 峨嵋枪
• 沙家十八下倒手杆子
• 紫金镖
• 地舌枪

使刀的流派，共有十五家：

• 偃月刀（有三十六刀法）
• 双刀
• 钩刀（分阴手、阳手）
• 手刀
• 锯刀
• 掉刀
• 太平刀
• 定戎刀
• 朝天刀
• 开天刀
• 开阵刀
• 划阵刀
• 偏刀
• 车刀
• 匕首

使剑的流派，共有六家：

• 马明王
• 刘先主
• 卞庄
• 王聚
• 马超
• 边掣厚脊短身

使弓弩的流派，共有十四家：

• 边箭
• 两广药箭
• 火箭
• 神机箭
• 杨家箭（分上搭、中搭、下搭）
• 马家箭（分中、磨旗、穿心、推红，又有马上末秋）
• 袖箭
• 袖弹
• 手弩
• 诸葛弩（机关发动，弓弦自张，一发四箭）
• 连环弩
• 双弓床弩
• 三弓床弩
• 打牲弩

使棍的流派，共有三十一家：

• 左少林
• 右少林
• 大巡海夜叉
• 小巡海夜叉（少林夜叉有前、中、后三堂的区别：前堂是单手夜叉，中堂是阴手夜叉，类似刀法，后堂夹枪带棒）
• 大火林
• 小火林
• 通虚孙张家棍
• 观音大闹南海神棍
• 梢子棍
• 连环棍
• 双头棍
• 阴手短棍（有十二路）
• 雪棒搜山棍
• 大八棒风磨
• 小八棍风磨
• 二郎棒
• 五郎棒
• 十八下狼牙棒
• 赵太祖腾蛇棒
• 安猴孙家棒
• 大六棒紧缠身
• 十八面埋伏紫薇山条子
• 左手条子
• 右手条子
• 边栏条子
• 雪搽柳条子
• 跨虎条子
• 滚手条子
• 贺屠钩杆
• 西山等家硬单头

使杂兵器的流派，共有十家：

• 铁鞭
• 夹棒
• 单手燥铁链子
• 蒺藜算头
• 金刚圈
• 镘掌铁尺
• 吕公拐子
• 刚叉
• 狼筅
• 镗

使钯的流派，共有五家：

• 雄牛出阵钯
• 山门七埋伏钯
• 番王倒角钯
• 直行虎钯
• 稍栏跟进钯

使马上器械的流派，共有十六家：

• 鞭
• 链
• 矿
• 槌
• 流星
• 锁虎口
• 马义上带使流星鞭
• 双舞剑
• 双刀
• 马叉
• 天平铲
• 天方基
• 枪
• 关刀
• 斩马刀
• 月枪

使拳格兵器的流派，共有十一家：

• 赵家拳（赵太祖神拳三十六势、芜湖下西川拳二十四势、秣陵关打韩童掌拳六路）
• 南拳（似风似蔽、似进似退，共四路）
• 北拳（供看拳，共四路）
• 西家拳（六路）
• 温家钩挂拳（十二路）
• 孙家披挂拳（四路）
• 张飞神拳（四路）
• 霸王拳（七路）
• 猴拳（三十六路）
• 童子拜观音神拳（五十三防）
• 九滚十八跌打防拿

又有眠张短打破法、九内红八下等破法，三十六种拿法，三十六种解法，七十二种跌法，七十二种解法，共一百三十种，由师傅相传，各臻妙境。

做将领的，根据士兵的资质所长、心意喜好来教习，有的专习一门技艺，有的兼习多种。技艺超过百人的，推举为百人之师；超过千人的，推举为千人之师；超过万人的，推举为万人之师。这样就能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至于火器，我朝太祖以神武平定天下，古往今来的火攻器具，无所不有，收藏在武库之中。每年神机营军士演习，名目奇特、形制各异，人们大多不知道用法，何止数百种。

如今人们都说佛郎机、鸟嘴铳是从外国船只上传来的。我郑若曾听抗倭将领戚继光说：从前他署理卫所印信时，曾从山东地窖中发掘出佛郎机，乃是成祖时期所储存，铸造的年月文字都可考证；又在卫库中见到鸟嘴铳，都是倭患发生前中国原本就有的。

又听序班胡某人说：他通晓二三十种火攻方法，是偶然从南京神机营的铳手那里学来的，而没学到的还有三百多种。

又听说正统己巳年，敌寇骑兵逼近都城，京军随护圣驾出征的超过半数。于谦命军器局用神枪试射，火石所到之处，人立刻化为齑粉，一炮就打死数万敌兵，血流成河，于是解围而去。

可见兵器没有比我朝更完备的，私自习练的禁令也没有比我朝更严格的。太平日子久了，百姓不熟习军事，也没有比我朝更严重的。

以我之见，太平盛世崇尚文教，乱世崇尚武功。近来年年遭受寇患，怎么能还用太平盛世的旧例来衡量呢？凡是通晓火攻技术的，应放宽私习的禁令，招募起来任用；同时严禁焰硝下海，设立禁区。海寇敢来犯我疆域的，叫他粉身碎骨，如此哪有不轻松扫灭的道理？

虽然如此，我郑若曾听兵法上说：战法有三种，叫天战、地战、人战；兵器有五类，叫金、木、水、火、土。五类兵器之中，各蕴含着三种战法的奥妙。总而言之，都不过是战争的有形工具罢了。

善于用兵的人，让敌人暴露形迹，而我方不露形迹。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兵不血刃，让亿万敌军都归降我军；不明白这个道理，就算手持兵器的战士，也会弃械逃跑，反而给敌人送去物资。所以说，兵器，说它是作战工具是可以的，认为单靠它就能战胜敌人，那就错了。

松江府海防同知郑元韶所上的防春条议，条款似有可取之处，附录于后。

抵御贼寇，没有比军火器械更优先的。如今查核各哨战兵，枪、刀、狼筅、竿子、弓箭、牌、镖等器械，都已大致具备，士兵也熟习用法。但弓箭手只知道射长箭，不知道射边箭；弩手则一个都没有。

不知道长箭飞行速度慢，敌人容易看见，所以他们能够闪避，还能捡起来回射，优势在敌方那边。边箭飞行速度快，敌人难以察觉，不但他们没法躲避，也没法回射；况且边箭的射程比长箭远百倍，优势在我方这边。应命令弓箭手都练习长、边两种箭法：倘若贼寇离得还远，就射边箭；如果贼寇已经逼近，就射长箭，这样两种箭法都能发挥作用。

至于弩，箭既能射得远，箭头又封有药，能立刻致人死命。必须挑选力气大、身手灵巧的人来练习。弩箭的长短、轻重、大小，要与弩弦相匹配，才能命中目标、射得远。

又查得各战船原先领取的防器等项，都是生铁铸造的，燃放时常常崩裂，不但不能击杀贼寇，反而误伤船上士兵。佛郎机都锈蚀损坏，厚薄不一；袖铳又短小，没有龙头，无法施放。应将各类器械逐步改造，换成飞砂铳、鸟铳，发放给各船，这样才得实用。

火器论一

兵家的器械很多，有适合山战的，有适合陆战的，有适合水战的，《武经总要》里记载的就是这些。总而言之，适合今日海战的没几种。至于火器，名目虽然有二三百种，但海船上能用的，只有喷筒和火药桶两种。

因为喷筒的射程有一百五十步远，横向覆盖一丈多；火药桶抛入贼船，贼寇一时反应不过来，转眼里面火药就爆炸了。没爆炸的时候，水来不及浇灭；即将爆炸时，人来不及扑救。碰到的人粉身碎骨，遇上的人必死无疑。所以敌船离得远就用喷筒，敌船逼近就用火药桶。这两样都是海船的利器，是如今抵御贼寇最紧要的东西。

火器论二

海中作战的方法，以撞毁敌船为上策。如果用我方大船犁撞敌方小船，一撞就坏。其次就是依靠火器，火器之中，又只有火球、火药桶最妙，投入贼船立刻就能焚毁。

有人问：我用火攻敌，敌人也用火攻我，怎么办？答道：用火攻敌，全靠舵工得力，掌舵得法，我方始终占据上风位置，那么敌人的火攻就会被风倒吹，反而烧到他们自己。

大体火攻的方法，必须先做好自身的防水准备。比如一条船五十人，只用十个人操作火器，剩下四十人都拿水斗、水桶，遇到敌人火攻，众人一起泼水灭火，怎么能烧到我们呢？

又有人问：假使我方用火攻，敌人也做好了防水准备，怎么办？答道：敌人如果知道防备，就算烧不到他们，他们也必然忙着救火而阵脚大乱，我军趁乱攻击，哪有不胜的道理？

火器论三

短兵相接是岛寇擅长的，不是中国百姓容易抵挡的。他们欠缺的是火器。可如今鸟嘴铳反而成了他们的长技，我军鸟铳手虽然多，却不能取胜，为什么呢？

因为倭寇舍命向前，我军望见就吓得逃跑，要么铅弹掉在地上，要么药线失效，手发抖、眼发花，朝天放枪空响。议论的人说，应该禁止通番接济火药的人，这话说得很对。

但我认为，硫磺是他们那边出产的，禁不了；应当禁止的是焰硝，这是我们中国的物产。如果官府设法不让焰硝流入番邦，那么岛寇的火器就没用了，我军用火器攻击他们，他们的短兵又怎么能伤到我们呢？

处置焰硝议

接济焰硝，是沿海的通病，正所谓借兵器给贼寇，是兵家的大害。那些硝户贪图奸民的高价，奸民又贪图外商的重利，那么硝石流出境外，法令怎么禁止得住？

要想设法禁止，关键在于禁止私人煎硝。硝和盐功用相近、用途不同，硝石多用于军需，民间能用多少？如果通行天下，将煎硝人户登记入官，官府开办煎硝局，委派贤良官员管理；民间所需不过一斤左右，按价向官府购买，积存起来作为军储，那么民间就不会私自煎硝了。法典有明确禁令，这岂不是对军政实务大有补益？当权者应当尽快奏请施行，然后才能见效。

制火球法 附录

我郑若曾查考制火球的方法，旧制是纸糊的圆炮，不过震响一声罢了，有什么用处？

应当在糊成纸壳的时候，里面装入小铁菱角二三十枚，地火防一二十枚，然后再装火药进去，封紧炮口。每枚炮开四个窍眼，各穿一根药线，让它丢落到城下也不会熄灭。

贼寇逼近城池或者临阵时，点燃炮扔出去，炮声一响，里面藏的刺菱就自然散开，火鼠飞窜灼烧贼兵，贼兵必然奔逃；而刺菱又会扎伤他们的脚，我军趁机出击，也是一大助力。

这些都是战守的关键，选择施行，或许会有成效。

海船论

有人问：海洋上的战船，哪种最好？答道：各有适用的场合。

又问：有说法吗？答道：有。北洋适合用沙船，南洋适合用广福船。

问：为什么？答道：海上行船，不怕重只怕轻，不怕深只怕浅。苏州近海多暗沙，容易搁浅。沙船底平而轻，能调戗逆风行驶，不怕浪涛翻滚，而且北洋可以抛铁锚，所以用沙船。广福船在这里怎么会合适呢？

福建、浙江一带远海辽阔，风浪滔天，广福船、苍山铁这类船，船身重、船底尖，可以破浪；而且南洋可以下木碇，所以适合用广福船。沙船到了那里又怎么合适呢？

问：那么吴淞、白茆、福山等港口，只设沙船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设福船、苍山船呢？

答道：贼船有大有小，抵御贼人的小船，用我们的沙船就够了。如果遇到大船，也用沙船去抵御，沙船船舷低矮，敌人容易跳上来，短兵相接，胜负难料，怎么能靠得住呢？

福船乘风破浪，顷刻千里，势如山崩，贼船遇上，大的当场撞碎，小的直接犁沉。斗船靠的是船力，不是人力，能稳操胜券；而且占据上风，施放火器，贼船立刻焚毁。所以设置福船作为备用，西北到扬子江，东南到大七、小七，不是只用来守卫沿海港口的。

问：既然说福船容易搁浅，又说西北到江、东南到大七小七，这路不是内海吗？沙船能走吗？

答道：福船有三种：最好的叫大福船（船高像城墙，敌人难以仰攻，但全靠风力驱动，不是人力能驾驭的。吃水一丈一二尺，只适合大洋航行，没风就动不了，一进入内海浅水区就没用了）；次一等的叫海沧船（比福船略小，吃水七八尺，风小也能行驶，但威力比不上福船）；再次一等的叫草撇船（是福船的小型版）。这些都属于福船。

东洋海域的深浅，只有沙民熟悉；福船的驾驶，只有福人擅长。所以用福人驾船，掺杂沙民做向导，同时学习驾驶。所说的设置福船，是这个意思，不是全用大福船。

苍山铁船不能犁沉贼船，但可以捞取首级，船侧多橹，在内海追贼也很灵便。八桨船只供哨探用，不能作战。

问：广船和福船是一类，为什么不设广船？

答道：广船在福建、浙江已经不便使用了，何况苏州、松江一带？所以以前曾经提议设置，后来又中止了。

问：为什么？答道：广船比福船大，而且用铁栗木制造，不像福船用松杉木那样柔韧脆弱。两船在海上相撞，福船立刻粉碎。倭寇造船也用松杉木，不敢和广船相撞。但广船难以使用，原因有七点：

第一，广船不归我军方管辖，不像福船那样容易指挥调度。 第二，船如果损坏，必须用铁栗木修理，材料难以为继。 第三，造船大户雇人驾驶，任凭船损坏也不珍惜。 第四，造价高昂，又容易坏，行文修造，情理上都难推行。 第五，想出高价雇佣，可广船在广东经营鱼盐之利，收入丰厚，这点租金微不足道，人家不愿意受雇。 第六，想允许他们带货，可广货北上海路不便——福建港口水流湍急，浙江、直隶路途遥远，风浪可怕，不如翻过梅岭走长江，四通八达。所以就算允许带货，他们也不愿意走海路。 第七，向来通倭的多是漳州、泉州活不下去的人，广船靠鱼盐和西南诸国贸易获利，不必像福船那样靠引诱中国商人取利。

明白这些，就知道广船和福船该用不该用，差别有多大了。

福船论

有人问：福船和沙船海战哪个更有利？答道：福船是最锋利的兵器。为什么呢？

大洋行船，只怕浅不怕深；大洋击贼，只斗船力不斗人力。倭船矮小，福船乘风下压，就像车轮碾螳螂，所谓最锋利，说的就是这个。

但福船高大如城，不是人力能驱动的，全靠顺风顺潮，回旋不够灵便；而且吃水一丈一二尺，只适合辽阔大洋，在内海容易搁浅，也不能靠岸停泊，必须靠哨船接济。所以又设置了海沧船，它犁撞贼船的能力和福船一样，但吃水只有七八尺，风小也能行驶。不过两者都不能捞取首级，捞首级非草撇船和苍山铁船不可。这些都是福船的变种，用途不同。论威力之大，没有比得上福船的。

但到了今日，福船在大洋也没什么用了。因为福船的形制，高大可容百人，底尖上阔，船头高昂张扬，船尾高耸，上面设有三层舵楼，船舷都装有板棚，用茅竹竖立，像城墙一样。桅杆有两道，船身分四层：

• 最下一层不能住人，只装土石，防止船身太轻发飘；
• 第二层是士兵休息的地方，地板是暗的，必须从上面爬梯子下去；
• 第三层左右各开大门，中间放着水柜，是升帆、做饭的地方，船前后各设木碇，系着粗缆绳，下碇、起碇都在这里用力；
• 最上一层像露台，必须从第三层钻梯子上去，两边船板像栏杆，人靠着它攻击敌人，箭石火炮都居高临下发射。

敌船小的，遇上就被犁沉；敌人又难以仰攻。这形制可以说尽善尽美了。

旧规每年修船给银三四十两，由捕盗官掌管。近来海患稍平，官府只肯给一半，捕盗官反而克扣，只抹点油灰糊弄一下，器械损坏也不修补，火器发放年久，渐渐不能用。而且数量有限，不够日常使用和迎送官员放礼炮用。稽查官来了，就东挪西凑应付，有的里面根本没火药；兵员常常缺三分之一，拉雇岸上居民顶替，记下年龄相貌蒙混过关。这样的船出洋就沉，还指望能抗敌立功吗？

这过错不只是捕盗官的，上级应当严查弊端，赶紧改正，不要只心疼经费。

话虽如此，还有一说：我郑若曾曾听宪副张公说，福船必须很多人才能驾驶，因为在海上常要防备风潮危急。人少了，升帆降帆、起碇下碇，或是遇到舵坏了，眨眼间就要换舵，全船的人都用上还不够，谁还能去和敌人作战？

向来官府只知道省钱，想裁撤人员，不知道把船弄得没用，还不如不设。这是可叹的第一点。

每造一艘福船，花费很大，风吹雨打，怒涛冲击，又很容易坏。向来海氛稍息，官府就觉得是虚设，不修缮；可又不敢不做防备，坏一艘就再造一艘，花费反而更多。坏了就坐视不管，还不如不造。这是可叹的第二点。

要用福船，必须雇福建船工驾驶，这些人很多和倭寇勾结，遇贼往往放过去不打；在大洋上掌舵，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动不动就以风不顺为借口，这是他们的老毛病。议论的人说，应当让我军士兵学习驾船技术，可十几年来没见学会的。官府不追究，还照样雇福建人，甘心受他们耽误，还不如不雇。这是可叹的第三点。

张公名情，曾任福清兵备，这些都是他亲历的话，我冒昧记述下来，告诉当权者。

沙船论一

水战不是乡兵擅长的，却是沙民的长技。因为沙民生长在海边，熟习水性，出入风浪如履平地，南直隶的太仓、崇明、嘉定都有这类人。

但沙船只适合北洋，不适合南洋；也只能协守各港口，到近海巡哨，不能出大洋。这个说法我已详细记载在《海防论》中了。

不过沙船虽然能作战，但船上没有遮蔽，火器、箭石怎么抵挡？不如鹰船，两头都是尖的，分不清首尾，进退如飞；船舷都用茅竹板密钉，就像福船的舷板一样，竹板间开有窗户，可以发射铳箭；窗户里面、船身外面，可以藏人划桨。

作战时，一定先用鹰船冲敌，杀入贼阵，让贼寇的技能无法施展，然后沙船随后跟进，短兵相接，战无不胜。鹰船和沙船，是互相配合的兵器。

沙船论二

有人问：捕盗用的是沙船，做盗贼的也用沙船。海寇发生的时候少，太平的时候多，沙船可以不设吗？

答道：不对。海中各处沙地广阔，产粮轻便，太仓、嘉定、崇明、常熟的大族都有产业在那里，居民房屋也在那里，人们往来出入都靠沙船，怎么能废除呢？

问：那他们做盗贼怎么办？

答道：鱼盐芦苇是天然的利益，利益所在，百姓必然趋附。当他们载货贩运的时候，没人是盗贼；空船回洋的时候，才会行劫。如果因为他们劫掠，就连采捕产业也禁止，有这个道理吗？

问：那有什么办法防备呢？

答道：办法有两条：辨别船只、禁止双桅。

为什么呢？从前曾设立查船法，每艘沙船在船尾大字写明“某县某沙某人船”，雕刻后涂粉，让人容易辨认。这办法很好，但盗贼用一张芦席一盖，被劫的人还是认不出来，他们多狡猾啊！

以我之见，不如用天、云、雷、雨、日、月、斗、星之类的标识，每五艘船共一类，每类分五种颜色。比如画红云的，从船头到船尾全是红云；青、黄、黑、白也是如此。这样盗贼就算想遮掩，哪能全遮住呢？

旧制禁止双桅船私自下海，太平日久法令松弛，双桅船习以为常，甚至有五桅的，官军管不了。近来当权者曾申明禁令，但沙船进港时，头桅大多寄放在海口，盘查的人抓不到把柄，他们多狡猾啊！

以我之见，不如酌量定为制度：巡船要快，多用桅杆船橹；沙民每户只许有一只船，每船只许带副帆、副桅，以防损坏，但桅眼不许有第二个。这样巡船总是快，民船总是慢，这才是查船的好办法。

沙船论三

本朝江海战船原本有固定规制，如今用沙船代替巡船，为什么呢？是有说法的。

国初，州县、卫所各设巡捕官一名。比如太仓州，州巡捕官率领民壮，卫巡捕官率领官军出海；崇明县，县巡捕官率领民壮，卫巡捕官率领官军出海。各有哨船，各备器械，都是官府制造发放的。

如今巡捕官员额还在，可巡船和器械都没有了。每年出海，不雇船只、自备器械怎么行？就像崇明千户所，每巡一次盐用五只船，每天租金一钱，一天就费银五钱。他们的俸禄才多少，怎么经得起这样赔垫？所以巡捕官常常不肯出海，出海全靠耆民的沙船，官府反而没有巡捕船。上司考核，他们宁愿受罚。

举崇明一个县，太仓、镇江都可以类推。

虽说如此，不出海的弊端还算小的。海中那些惯做窝主的大户，怕巡捕官出海，往往私下送贿赂，叫“年例”。巡捕官收了钱，盐船结队通行无所顾忌，盗贼船只充斥没人管，酿成大患，没几年就有海盗兴起，比如秦璠、王艮之类就是。

为今之计，不如议定官银若干，造船制器，直接交给巡捕官掌管，划分防区，严格考核，轮番出哨，交牌验证，务必让海中常有巡船往来巡逻。这样盗贼还不肃清，我是不信的。

沙船论四

有人问：内洋击贼，向来都说沙船最得力，可近年却没发挥作用，为什么？

答道：原因有两个：一是上级处置不当，二是总兵使用不得法。请容我细说：

从前倭患兴起时，当道恳请有家业的耆民船户充任，船上都是本人亲自值守。防汛的时候，因为身家性命攸关，招募的都是精悍士兵，带的器械、火药之类都坚固齐备。当道又破格礼遇他们，所以他们肯拼命，能成功。

如今有家业的都不肯出面，要么雇无赖顶替，要么用家丁充数。这些人一心只想冒领粮饷，哪里知道畏惧法度？火器器械之类，也和福船的弊端一样，糊弄官府，根本不实用。

而且这些船其实是大户造的，最好的费银三百两，次等的二百两，最差的也有百多两。可向来官府给的修船钱，还抵不上一半。就像今年飓风灾害，吴淞江坏了十四只船，崇明坏了三四只，都叫耆民自己赔补，没处申诉。何况还有常例、书写等费用，他们有多苦？

如果当权者能优待他们，让本人亲自服役，革除常例、书写的弊端，提高修船的费用，这样还不肯效力，我是不信的。

设立兵船本为御倭，近来总兵、参将衙门把耆民的沙船当做人情工具，迎送往来，穿梭于四府，甚至湖广、江西也差遣去。船户肯甘心服役吗？

如果当权者能禁绝这些弊端，让船只休养生息，专门留作调遣之用，这样还不肯效力，我也是不信的。

沙船论五

贼寇来犯，有母船、有子船。母船高大，不是我们沙船能抵挡的，必须用福船、广船对付；子船的话，沙船就可以抵挡。

关键在于，母船只能在大洋航行，不能靠岸；贼寇要登岸，必须用子船。我们用沙船对付他们的子船，避开母船，那么母船再大也没用。

不过使用福船、广船这些大船，必须将我们沙船的水手，大半和南方船工掺杂在一起，学习驾驶；等我们的人自己能操纵了，就裁掉南方船工。这样一来，贼寇的母船、子船，沙民都能抵御了。

黄鱼船议一

有人问：渔船出洋，对御寇有好处吗？答道：有。

问：为什么？答道：在浙江有浙江的好处，在苏州有苏州的好处。怎么说有利呢？

每年四月渔船出洋，宁波、绍兴、温州的大小船数以万计，苏州的沙船有二三百艘。小满前后出船三次，叫“三水”。黄鱼汛过了夏至就散了，十天左右，浙江人晒鱼成鲞，苏州人冰鱼卖鲜，获利何止几万金？种田的、做生意的，怎么比得上？这是利于百姓的一面。

每年春汛，兵船都避风浪停在内港，贼寇来了大多不知道，竟然让他们登岸。渔船一出海，满海都是船，人力齐整，器械锋利，贼寇望见就气馁，遇上就受阻，敢靠近岸吗？

而且贼寇来的时候，分散而行，络绎而至，大海茫茫，势力孤单；万里跋涉，兵力疲敝。我强敌弱，是自然之势。

自从倭患之后，当道担心倭寇伪装成渔人，掳掠渔船混入，还绑渔民当向导，扣押渔船当帮手；又有贼船被兵船追击，被逼入内地的；有贼船追赶渔船，趁机混入内港的，真假难辨，于是禁止采捕，没人敢开禁。

职方唐顺之，奉敕巡视军务，独毅然决断说：兵荒之后，百姓没什么生计，处置得当，有什么可担心的？

于是和军门约定，每府配若干渔船，辅以若干兵船，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让渔民出具保结，发给旗票，严格盘查核验出入。渔船回港之日，由该府差官收税，大大补充了军饷。从那以后，浙江、直隶沿海没再听说春汛有警，不是偶然的。

向来浙江、直隶暗中受唐公的恩惠，却不知道。我郑若曾每次见到黄鱼就感慨，这是利于官府的一面。

有人说：利益这么丰厚，为什么不月月捕鱼？

答道：不是的。黄鱼出产的地方，只有淡水门一处，不是满海都有；黄鱼出产的时节，只有初夏四月，不是四季都旺。

淡水门在洋山西边，两山对峙像门一样，所以叫“门”。洋山在金山东南，大小七之外，到刘家河顺风不过一个潮期。这里就是黄鱼的聚集地。

捕鱼只在四月，还必须等潮水。潮大势急，就把鱼推到岸边；否则就算去了也捕不到。因为月出潮涨，月没潮涨；月正对潮平，月斜潮退。所以每月十三日潮开始涨小，到十五日大潮，十八日达到极盛；二十七日潮又涨小，到初一日大潮，初三日达到极盛。“三水”放船，就是潮大时出海捕捞，潮小时回来售卖。

这份利益向来被沙船独占，宁波、台州、温州没人敢争。他们不卖鲜鱼，是因为冰窖在苏州。宁波黄市洋虽然有四五座冰窖，但旧习相沿，除了一两艘进鲜船用冰，其余都卖给沙船自用，只用盐腌制。

又有人问：浙江的杭州、嘉兴，直隶的松江，难道没有渔船吗？

答道：苏州的各处沙地，比如崇明三沙之类，宁波、绍兴、温州的各处海岛，比如玉环、舟山之类，都在海中。三沙的大户，都有自己的船只出没采捕。杭州、嘉兴、松江三郡虽然靠海，但海中没有山沙，没有采捕的船只。

洋山淡水洋，是倭寇入侵的必经之路；黄鱼出来的时候，正是春汛倭寇到来的时节，不早不晚，这大概是天意，借海边强悍的百姓，来保卫我们柔弱的边民罢了。

天时、地利、人力，捕鱼的禁令一松弛，三者就都具备了。啊，这是东吴御寇的要诀，不可不知啊。

黄鱼船议二

有人问：黄鱼船获利很多，抽税不过五两，百姓应该乐意服从。近来议论的人说应当免除，为什么？

答道：黄鱼获利多少不好说，但成本是固定且少不了的。每只船租金二十多两，网具银十几两，还有雇工钱、口粮钱、柴米油盐、祭祀祈福的费用，样样不能缺。如果定税五两，恐怕有人承受不了，所以宁愿免除。

问：工钱口粮的数目有定数吗？

答道：看船大小，大船大概三十人，小船二十人左右。

问：为什么说获利多少不可知？

答道：同一条船，捕鱼有多有少，多的两三万尾，少的几百几千，甚至一条没有。而且捕到的鱼大小也不同，大的每千尾价银二十两，次等的十四五两，再次的十两以下。何况还有“三水”的分别：头水鱼多味美，二水次之，三水又次，价格也有差别。

问：同是黄鱼，味道为什么前后不同？

答道：黄鱼不是四季都有的。冬至一阳初生，黄鱼开始孕育；这之前只有鱼子，没有小鱼。到小满时，半年长大的鱼又开始产卵。头水捕的鱼，鱼子还在腹中，先天元气充足，所以味道鲜美。过了二水，鱼子都孵化了，只剩胞衣裹着，要等冬至才会再生，这时元气已经散了，所以味道淡薄。

各种鱼的尾鳍都和燕子一样，只有黄鱼尾鳍不同，独禀天地纯阳之气；乌鱼朝斗，是禀天地纯阴之气。

问：今年春天头水出洋的船都空着回来，没捕到鱼，为什么？

答道：这是百年不遇的变故，但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渔船要先到苏州的娄门、葑门运冰，然后才去采捕。如果官府和私人都从中牟利，运冰晚了，头水黄鱼已经过去了，所以捕不到，不是什么气运偶然。

问：从前捕鱼都是沙民，如今内地大户也有做的，为什么？

答道：出海捕鱼，不如带着银子到南洋渔船那里收购，抢先运回苏州，价格翻倍，利润稳当。所以内地富家，有的雇船出洋，是去贩鱼，不是捕鱼。贫民没钱本钱，也有不愿买的，就空手去碰运气，就算亏本也甘心。

官兵议

如今议论兵事的，有五种说法：补足军额、精选弓兵民壮、训练乡民、召募义勇、征调客兵。这五条都是救急的办法，我却认为都不是治本之论。

为什么呢？卫所官军和弓兵民壮，本来就是正规官兵。官兵充足了，何必另求他法？只因军伍缺员，弓兵民壮不堪使用，才想到训练乡民；乡民不能立刻练成，才想到召募；召募得不到人，才想到征调。

不知道向来军政的弊端，根源不在这里，而在于将领怕死，不敢轻易调动官军杀贼。

我朝《大明律》有一款规定：兵凶战危，胜败是兵家常事。自古名将，如太公、孙武、武侯这些人，上下几千年寥寥无几；除此之外，就算善战的，也不能保证必胜。一旦有损失，伤亡数字哪能估量？

我朝太祖拨乱反正，亲自征战，深知驭将要严、用兵要慎，所以留下训诫：做将领的，要常以失机为忧，以全胜为念。那么练兵就不敢不预备，临阵就不敢不奋勇。这是立法的深意，是重视百姓的性命。

至于执法，又要权衡其中，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人情容易懈怠，难以持久，天天警惕还怕疏忽，如果立法不严，丧师败军的事什么不会发生？

自从定律之后，没人敢不遵守。每逢用兵，言官就引用律法纠劾，法司就依据律法问罪。将领们惴惴不安，宁可自己死，也不敢损失军士。不是耍奸规避，就是雇家兵、募义勇去冲锋，只要战败了军额不亏，失机的罪名就可以免了。

古时候寓兵于农，有事就作战，无事就耕种。后世军是军、民是民，军队常设来保卫百姓，百姓耕作来供养军队。国家财政之所以常常匮乏，民力之所以难以承受，就是因为养兵费用太大。

既然不用军队作战，那军队就是虚设，不过听差、防个虚名，摆样子罢了。训练好像白费，不训练也没害处；在营里好像白养，逃跑了也没人察觉。卫所官员起初以兵缺为利，克扣月粮；法司后来查核粮饷，还当作盈余。兵越来越少，粮越来越缩。

一旦遇到寇乱，巡抚、兵备见军队没用，追究起来，弊端由来已久；真要用兵，只会让将领担失机的死罪罢了。不得已，权且用民壮、义勇，再广加召募、征调来支撑。贼寇平定后，官员各凭升官而去，谁还管前任的烂摊子？

所以就算像倭患那样的大乱，朝廷新设总督、提督重臣，添设兵备副使、海防佥事，一时也不能纠正弊端，不能不用义勇、民壮、弓兵；见这些不堪用，不能不再召募；没有好人，不能不再征调。可征调不能长久，又议论练乡兵。

总而言之，乡兵只能自守，不能支援邻地。不如恢复祖宗原设的军额；要恢复军额，必须恢复原有的粮额，这是相辅相成的事。粮额照旧，补足军额就不难；军额照旧，沿海卫所处处有备，不必召募征调，却随时像有召募征调一样，还能省下召募征调的费用。

但有军队不训练，和没军队一样；训练了不作战，和没训练一样。

以我之见，关键在于科道官员，要以百姓生命为重，以自身利害为轻，共同商议上奏。远考太祖的训诫，近遵圣上屡次批示的“戴罪杀贼”条例，严令兵备、海道官专门督率卫所官员练兵，限以一年半载，务必讲求实用。

同时命令总督、提督，今后赏罚必须核查将领的功绩：如果斩获多、损兵少，准许赎罪；损失和斩获相当的，从轻处理，姑且令其戴罪，以后有功再准赎罪；如果损兵很多、斩获很少，就姑且免死，要么革职，要么降调，让他们戴罪杀贼，看以后功劳大小再酌情处置；如果全军覆没、全无斩获，就依照律例，按失机罪处斩。

这样一来，将领没人敢不用军队作战，凡是作战的军队，没人敢不平时好好训练。这难道不是善于体会太祖立法的本意，变通而合乎民情吗？

不然的话，军人的命是命，民壮、义勇和召募征调的兵，难道就不是命？军队死三个人，就按律法治失机罪；民壮、义勇、召募的兵死了三十、三百人，就因为律法没写，就不追究吗？

科道官以言为职责，却碍于律法不敢说话；总督、提督依照律法赏罚，难道敢擅自更改？

国家设立军队保卫百姓，战死是本分。如今受百姓供养，却不为百姓抵御祸患，反而让百姓替他们打仗，天下的冤枉，还有比这更甚的吗？

我认为这个弊端没人敢说，将领就永远不会用军队作战；不用军队作战，军伍的缺额就不必查补，沿海设防，不靠广加召募征调，靠什么人去布防？天下的耗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寇盗的祸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终结。

虽说如此，还有话说。军队必须用本地人，马匹由官府牧养，这是古代的良法。要补充军伍，必须把远戍改成近戍，这样既适应水土，也便于勾补。这样还有逃跑的，请求依照职官谪戍、逃兵处死的旧例，定为法令。这不是改变祖宗的制度，而是法久弊生，不能不补救变通。

水兵议

有人问：水兵的利弊怎么样？

答道：谚语不是说吗？聚兵容易散兵难，出兵容易收兵难。聚得起来又散得开，派得出去又收得回，这才叫良将。

如今的水兵，都是召募的无赖之徒，乌合之众。难怪用他们的时候不卖力，遣散了就转而去做盗贼。

以我之见，似乎应该用土著之兵。比如在白茆，就用白茆本地的百姓充当白茆守港的士兵，再用白茆有才干的大户统领。加重他们的责任，提高他们的职权，尊重他们的身份，严明赏罚。

按照现在水兵的人数发给工食，常年一半在田耕作，一半在船值守，轮番出哨。无事就耕作操练，遇警就一鼓而集，合力作战。

他们生长在这里，熟悉地理，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家眷在这里，有所牵挂，不会退缩逃跑；首领在这里，有所管束，不会跋扈劫掠；产业在这里，又能把收入用作农耕本钱，一定会死守力争，不肯轻易丢给敌人。

世道乱就当兵，世道平就务农，这叫不用聚集的聚集，不用遣散的遣散。这就叫用当地的百姓，解救当地的危难。和用外地的将领，带领四方互不相识的人相比，人情事理、顺逆难易，怎么能同日而语？

有人问：内地险要的地方，这办法可行吗？

答道：有什么不行？向来团结乡兵难以推行，是因为：名字登记在官府，就像签了一重苦役，听候差遣，家里不得安宁；守闸防汛，不能耕种自己的田地；还有很多无名费用，不能安生过日子。

人已经被官府团结了，官府又因为不是召募的兵，不发工食，和没团结的人一样出海防养兵的银子。大户怎么会心服？小民怎么肯卖命？

又有人问：小的险要地方，这办法当然可行。像吴淞江、刘家河这类地方，哨船数以百计，水兵数以万计，本地百姓够充数吗？

答道：利害关系到一方的，就用一方的力量抵御；关系到一县的，就用一县的力量抵御；关系到一府的，就用一府的力量抵御。吴淞、刘河、七丫、福山这些地方，是关系到一府利害的，不能只靠一方的力量。

但这类地方有限，如果以土著百姓为主，再用沙耆民、沙船、沙兵辅助，贼船哪能进得来？

又有人问：照你这么说，耆民和土著兵，既给工食，又免他们的海防养兵税，不是太过分了吗？

答道：不是的。法令要灵活，太死板就推行不下去。就说白茆这个地方，有多少户、多少田，海防银多少，养兵银多少，扣除相应的数目，和当地耆民自己算清楚：

有田的士兵，查他交的税和工食是否相当，相当就免了，不另发钱，也不征税；不够就补，多了就减。

没田的士兵，查对应出的人户银两，要么拿来发给他们，要么让他们直接支取。

有生在本地、不愿当兵的，只要照常交纳海防养兵的银子给耆民就行。

耆民承担辛劳，官府掌握大权，专门督察耆民徇私的弊端。这就叫用一方的粮食，养一方的军队；用一方的军队，抵挡一方的祸患。耗费百姓，百姓没有不甘愿的；劳累百姓，百姓没有不信服的。

不这么做，只愁粮食不够，严刑峻法去催收，唉，难啊！

水操法论

有人问：古今谈论操法、战法，都详细讲陆地，忽略江海。如今你著书，大略也是这样，为什么？

答道：是有说法的。陆地可以操练，江海难以操练；陆战可以人谋为主，江海之战不能以人谋为主，所以不同。

问：为什么？

答道：操法讲究分合进退，江海之中全看风潮。风有顺逆，潮也有顺逆。船行海上，有风顺潮也顺的，有风逆潮也逆的，有风顺潮逆、风逆潮顺的，还有横风横潮的。

顺风而去，逆风就回不来；顺潮而去，逆潮就回不来。如果想队伍整齐、连结成阵，遇到大风船会被击碎，没法并列；如果想各自散开、各认旗号，又参差不齐，不成阵势。

就算驾船技术再好，转舵调向、快慢疏密，也难保证事事如意。所以说江海难以操练，就是这个道理。作战也是一样。

问：那么江海御敌，难道没有取胜的办法吗？

答道：有。斗船力，不斗人力，这就是取胜的方法。

遇到贼船小的，就用我方大船犁沉它；遇到贼船大的，就调戗抢上风，用火器攻它。率先冲敌的船上，所有人都受赏；观望不救援的船上，所有人都处斩。赏罚尤其以督哨人员和舵工为重。

每船必须设两名副舵，以防意外；每个舵工必须配两三个人手，以防减员。这是作战的方法。

平日的时候，把船放在陆地上，集合水兵演练教习：兵器火器怎么布设，金鼓旗帜怎么号令，前后左右怎么列阵，饥饱劳逸怎么轮换，昼夜风雨怎么防守，山岛沙碛怎么停泊，号令约束怎么传递。在平地上练熟，再用到江海中。这是操练的方法。

我郑若曾常记得小时候，听乡老奚秋蟾说：我从前当医生，跟着太仓卫的官员征剿东山，一直追到广东东南的大洋，又出去几千里，历时五个多月，深知海船的利弊。

我仔细问他，他说：海上有风的时候多，无风的时候少，船只容易分散，难以聚集，而且顺着潮势走。风大水平，就以风为主；潮大风小，就以潮为主。风潮都逆，就掉头往回走；风潮都顺，就一泻千里。每天走多少路，方向是东是西是南是北，都没法预料。敌船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走多少里，敌人也走多少里，越追越远，越求战越打不成。何况兵船分散在茫茫大海，有的能望见，有的望不见。黑夜举火为号，隐隐约约能看见，也分不清是贼船还是我兵船。

有时遇到贼船想打，可同哨的船离得远，势单力薄只好作罢；有时邻哨离得近，敌船又远，难以攻击；有时我兵凑巧会合，敌船也近，可以打了，可风又大作，船在浪谷里上下颠簸，正想仰攻敌人，眨眼间我船忽然升起一两丈，敌船反而到下面去了。

船出浪谷的时候船头朝天，落进浪谷的时候船尾朝天，士兵站都站不稳，何况作战？

也有风不算大、可以打的时候，可怒涛汹涌，两船相撞就碎，也不敢打。只有靠舵工技术好，能抢到上风，撞碎贼船；或是乘风火攻；或是扬灰沙迷敌人眼睛，才能取胜。

怕就怕一条船冲上去，别的船不到；一哨接战了，别的哨不支援。打仗的时候，我兵四散，远远地摇旗招他们，不理；吹号叫他们，不听。战败了就再也聚不起来，战胜了就凑过来分功。问起理由，就推说风潮不便。唉，真是可恨！

如今人都说海战靠火箭、铳炮、弓弩，其实不对。火箭只有微风时能用，没风烧不着，风大又会吹灭，都没用。铳炮弓箭，因为船身摇晃，射不准，都白扔在浪里。枪钯之类也没用。

只有镖枪、钩枪、铙钩三样有用：船在上风的，用铙钩钩住下风的船；用钩枪钩扯敌人的脚；用镖枪射敌人的身体，都是管用的兵器。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不是瞎说。

我刚听到的时候，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出定海关，航行海上，正赶上岛寇刚来，才知道军中利弊，秋蟾的话，一丝一毫都没错。

水战陆战不同论

有人问：操练水陆战法，哪种更有实效？

答道：如今士大夫都说，把贼寇挡在海上，不让登岸，是上策。谁说不是呢？但水战难，陆战易。

为什么？大海茫茫一望无际，贼寇来的时候，必然顺风顺潮；我们去迎击，必然逆风逆潮，前进不难吗？贼寇退的时候，也必然顺风顺潮；我们顺着追，越追越远，能保证追得上吗？就算追上了，逆风逆潮，回来不难吗？

何况贼寇看见我军，能保证不远远躲开吗？出海太远，谁来接济？同队的船不互相救援，拿风潮不便当借口，岂不是势单力薄难打仗？

海上剿贼，全看风潮，人的谋划、号令、进退、分合，都做不了主。做将领的难处，就在这里。

将领怕出大洋，躲在近洋山边；或是出了大洋，遇贼不战；或是战败了，就说被风潮打翻了。谁去查？功罪赏罚怎么定？

有人说：兵宪亲自督师出洋，可以保证没弊端。不知道文臣下海，呕吐眩晕，不懂水性，还要顾及体面，这不是又一层难处吗？做督抚的难处，就在这里。

陆战就不一样了。瞬息之间决生死，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将士没法作弊。

何况海上杀贼，就算灭掉几艘船，对贼寇来说不过像失了点风，损失不大，总抱着侥幸心理。陆地上打仗，他们要全军覆没，能不害怕吗？

做将领的，平时能训练，临敌能节制，那么我军望见敌人就不逃跑，拼命作战，何愁不能成功？

一是督抚容易掌权，一是权力难以施展，所以说讲水战不如讲陆战好。

又有人问：贼寇如果登岸，自然是陆战了。他们来的船在海上，是烧掉还是留下？

答道：烧掉船只，断敌退路，那是闭门打狗，反受其害，贻害地方，怎么行？

兵法说：围师必阙。阙，就是留一个缺口，放敌人跑。放他们跑，敌人就有破绽而我军坚固，敌人胆怯而我军勇猛，敌人疲敝而我军安逸。

所以善于用兵的，留着他们原来的船，放开他们的归路，我军攻击驱赶，或杀或赶，这才是上策。

如果一心想着全胜立功，那我们的心术先就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怎么能得到上天保佑、平定祸乱呢？

所以水兵放纵贼寇登岸，然后才有陆战；陆战，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事。

御海洋论

御海洋的策略，有人说可行，有人说不可行，该以哪种为准呢？

我郑若曾曾亲自到海上，了解情况。向来定海、奉化、象山一带的贫民，靠海为生，常常划小船到陈钱、下八各山，采贝壳肉、紫菜，人数不止上万。

每年倭船入侵，从五岛开洋，刮东北风，五六昼夜就到陈钱、下八山，分路进犯福建、浙江、直隶。这些百姓总是先遇到，有被杀的，有被掳去当向导的。因此各山荒远萧条，没有居民防守，贼寇得以深入。

这就是总督梅林胡公（胡宗宪）与赵工部尚书倡议设防的由来。国初以来，从来没人提出这个主张，自从二人上疏之后，没人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

但道理虽然周全，却没经过实践检验。后来将领遵照执行，才发觉有不便之处：

离内地太远，声援接不上，接济不方便；风潮有顺逆，停泊有难易；还有蛟龙惊扰、触礁的危险，设伏截击的困难，将领的性命危如累卵。难怪他们争执，认为难办。

但自从御海洋的办法确立，贼寇一来就能预先知道，做好防备也容易得多，不像甲寅、乙卯年以前，倭船到岸了，人们还没察觉是贼寇。

如果因为将领不愿执行就废止，那不是因噎废食吗？

以我之见：在远洋侦察贼寇，不固定驻守；在近洋打击贼寇，不让他们靠岸。这才叫善于体会梅林诸公立法的本意，而且可以长久推行。

海程论

有人问：海上行船，以望山为准。要是黑夜没星星，或是白天起大雾，不会迷路吗？

答道：惯走远洋的船，有绝妙的祖传办法，哪会迷路？

问：是指南车、信香之类的吗？

答道：不是。也不过就是针、舵、更三样罢了。

海船上关键的人有三个：火长掌罗盘针，长年掌舵，香公计时。三样缺一不可，必须三人专心致志，配合行动。

舵柄总是和罗盘针对齐，随着针位转动。如果风不顺，就用舵顶着风推，让船不漂走。所以针经上说，南风大而针向寅卯方向走的，就是调戗的方法，不是让人横着走。

什么是“更”？一天一夜定为十更，以烧几支香为标准。船在大洋上，风潮有顺逆，行驶有快慢，水路里程难测算。把木片从船头扔到海里，让人从船头快速走到船尾，看木片漂到哪里，来验风的大小，确定这风这潮算一更的标准。

必须木片和人走的速度差不多，这样算的一更才准。如果人走到船尾了，木片才到船腰，那香就算烧到某个位置，也还是半更；如果木片漂过船腰，就算大半更。

就算船快如飞，或是逆风，也用这方法测算船后退了多少，然后再前进。所以走了几更，船到了什么山地界，都能坐着算清楚。

但这技术，得到真传的人很少。福建、广东走远洋的人，不惜重金寻访招募，哪里只是防大雾？

沿途经过的海岛，哪个能停，哪个不能停；哪个有蛟龙窟，不能放炮作战；哪个能作战；哪个风信要来；哪个潮势急缓——尝尝水的味道就知道。船到某处有没有暗礁浅沙，雇了这样的人，就能安稳航行。

如今的将领，带着水兵鲁莽出洋，指望不沉船，难怪他们不敢远涉穷追，深入征讨啊。唉！

洋山记

洋山，是苏州、松江御倭海路的上游要道。从前听说这山周围水浅，不能停船，只有娘娘庙西南有点泥滩，可以临时停泊。如今才知道不是这样。

因为海船必须找到山岙才能停泊，没有岙的山，没法躲避飓风，怎么敢停？

洋山在两头洞西北，高一百多丈，周围约七八十里，形状像环形的树林，里面有十八个岙，像一个大湖，能藏几百艘船。湖口朝北，娘娘庙就在那里。

海水咸不能喝，只有山岭上有一池泉水，淡的，可以打取。倭船和我兵船，都必定靠岸取水。

庙东边有巡检岙的旧址，山口有座山叫陆家市，山脚都是白沙，像粉一样，不是泥滩。

近年当道建议，浙江、直隶的哨船，汛期在这里会哨，交牌验证，很有见地。为什么？洋山往南到定海，往北到吴淞，都是一个潮期，正好在浙江、直隶交界的中间位置。

我郑若曾曾出定海关，乘小船踏勘海防形势，深深感慨上天设下险阻，分隔华夷。

舟山各山，是两浙的屏障；崇明各沙，是三吴的屏障。

定海海外不止一山，舟山是最大的。舟山东北有灌门、长涂、岱山、衢山；西北有马墓、两头洞；东南有沈家门、乌沙门、石牛等山。

衢山东北有马迹山，马迹山东边有陈钱、壁下二山。陈钱，是中国海山的尽头。倭船破浪而来，万里风涛茫茫无际，望见陈钱就高兴，知道快到中国了，有山可以停泊。

到了陈钱之后，就南北分路进犯。如果经马迹、大衢往西，过舟山，两浙就受害；如果不经大衢、舟山，往洋山西边绕北走，就经过淡水门、大七小七，往西冲宝山，往北冲高家竹箔二嘴，或是往东北冲三爿、扁担二沙，那么苏州、松江江北一带就任由他们劫掠了。

崇明各沙，我已另外写了总论，又有《黄鱼船议》说得很详细。志同道合的人合起来看，浙江、直隶御寇的方略，就明白大半了。

潮候利害论

倭性狡猾，最善于设下埋伏、用计谋引诱我军。如果将领得人，不轻易和他们交战，先派探兵搜索埋伏，不中他们的圈套，贼寇的计谋就没用了。向来我军失败，大多因为这个。不过这还有人知道防范。至于潮候这一节，要不是生长在海边的人，和贼寇较量为什么有的军队没有因潮汐覆灭失败呢？因为苏州、松江一带的海滩，与温州、台州、福建、广东一带截然不同。温州、台州、福建、广东等地海水深阔，直抵海岸，大型战船可以直接靠岸停泊。苏州、松江一带却并非如此：它的内洋之中遍布潜伏的沙洲与暗滩，随着潮水涨落时隐时现。若非熟悉本地洋情的沙船与常年行船的百姓，船只往往容易搁浅。一旦搁浅，船篙、船橹、桅杆全都派不上用场，船只无法移动；要么遇上狂风被怒涛冲翻，要么风平浪静时苦等下一次潮水才能漂走，没有比这更凶险的祸患了。

这一带的海滩，泥滩平坦开阔，向海面逐渐低缓。潮水上涨时，小船可以靠岸，大船必须在稍远处停泊；潮水退去后，滩涂全部显露，岸线与海水之间相距远的有二三里、六七里，甚至十余里。原先停泊的船只高高搁置在干滩上，必须等下一次潮水才能浮起脱身。

至于潮候规律，一昼夜之间潮水涨落各两次，时间早晚不一。潮水涌来之时，转眼之间干滩就变成汪洋，比奔马还急促，比雷霆还迅猛，人都来不及躲避。所以苏州、松江一带的百姓，离海稍远就不懂潮候，更何况是外地调来的客兵呢？

往年朝廷命将平定倭寇，参将许天伦带兵从河南赶来，按察副使周臣带兵从山东赶来，曹、许两位游击将军带兵从真定赶来，在海上集结军队，约定在柘林以南的平沙地带交战。那里滩涂平坦开阔，如同陆地，军队猝然遭遇大潮，倭寇事先知晓并及时躲避，而四路官军全部陷入潮中，仅剩将领生还。这固然是客兵不熟悉地理的缘故，也是四位将领远道而来，不肯任用本地人作为耳目和向导的过错；我们吴地守土管港的官员坐视不告知情况，也都有罪。唉，这是距今不远的前车之鉴啊！

潮汐，是天地的呼吸。万古以来都有潮汐，潮候的规律，哪里只是水兵、海战应当知晓？在海岸行军作战，恐怕也绝不能忽视。

开互市辨

考察如今议论抵御倭寇的人，一类说应当开放市舶，一类说不应当开放市舶。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有偏颇。为什么呢？贡舶与市舶本是一回事，把它们分开看待就错了；市舶与商舶本是两回事，把它们混为一谈就错了；商舶与寇舶最初是两回事，中间合为一体，如今又一分为二，笼统看待也错了。

为什么说贡舶与市舶是一回事？凡是外邦前来朝贡的，我朝都设立市舶司管理。在广东的市舶司，专门掌管占城、暹罗等国的朝贡；在福建的，专门掌管琉球的朝贡；在浙江的，专门掌管日本的朝贡。外邦使者前来时，允许携带土产，设立牙行与百姓贸易，这叫做互市。所以有贡舶就有互市，不是正式朝贡就不允许互市，这是十分明确的制度。西番、琉球前来，从未侵扰边境，它们通贡互市自然不必多说。日本狡诈多变，叛服不定，所以唯独限定它十年一贡，人员二百，船只二艘。后来虽然放宽了人数，但十年一贡的期限从未改变。如今如果只说市舶应当开放，却不区分是否在贡期、是不是正式朝贡，就是把朝贡与互市拆成两件事，不必等朝贡就常年可以前来互市，这不是扰乱祖宗的典制吗？

为什么说市舶与商舶是两回事？贡舶是王法所允许、市舶司所管理的，属于公开的官方贸易；海商是王法所不允许、市舶司所不经管的，属于私人贸易。日本原本没有商舶，所谓商舶，是西洋原先朝贡的各国夷人载货停泊在广东的私人港湾，官府抽税之后进行贸易。后来他们为了逃避抽税、省去陆运，福建人引导他们改泊海沧、月港；浙江人又引导他们改泊双屿，每年夏季前来，入冬离去，怎么能和贡舶混为一谈呢？

为什么说商舶与寇舶原本是两回事、中间合为一体、如今又一分为二？海商常常担心遇到海盗，海盗却唯恐遇不到商船，就像昼夜、阴阳截然相反。做商人的，何尝有做海盗的念头？自从甲申年闹饥荒，双屿港货物滞销，而日本贡使恰好到来，海商就贩货随船售卖，雇请日本人自卫，官府禁止也无效。西洋的船只照旧返回私澳，东洋的船只遍布海上，原先的商船全都变成了寇船。

但日本人有贫有富，有善有恶。富有的日本商人暗中与福建人勾结，改聚南澳，至今没有停止【日本倭商只用白银买货，不像西番那样载货交易。福建人贪图厚利，逃避抽税，打造尖底船到外海接驳转运】，就算赶他们去做海盗，他们也不愿意。这本来就不用开放市舶，而互市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贫穷的日本人肆意劫掠，每年侵扰边境，就算允许他们互市，他们本来就没有本钱，也不愿意。这不是开放市舶就能制止的，也不该反过来给他们冠以通商的名义。

所以不明事理的人说，倭寇的祸患起因于市舶不开，市舶不开是因为不许入贡；允许入贡、开放市舶，中外都得利，倭寇的念头就打消了。明白事理的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并非如此。

朝贡，是国王派遣的，有固定期限，有金叶勘合、表文作为凭证。假如他们按时而来，核验无误，我朝从来没有不许的。朝贡从未被禁止，市舶就从未不通，谈什么“开放”呢？假如他们来无定时，核验没有凭证，假借入贡之名，行入寇之实，就算想允许，能行吗？朝贡尚且不能允许，市舶难道就能单独开放吗？

有人说，日本国王号令不行，山口、丰后等地互相攻伐，金叶勘合早已毁于兵火，如果拘泥于期限和凭证，那他们终究无法朝贡，市舶也终究无法开放，应当展现包容的度量、昭示无外的仁德。这也不对。没有凭证的朝贡，是招引贼寇的诱饵；没有期限的朝贡，是放松武备的阶梯。放宽期限、放松核验，防备尚且艰难，更何况频繁朝贡却不加核验呢？

大致来说，善于施恩的人，要在威势伸张之后施恩，人们才会感念恩德。如今倭寇犯顺多年，虽然屡次大举征剿，但祸患尚未平息，倭寇还不知道畏惧。必须等海疆肃清之后，等他们请罪求贡，或者像永乐初年擒斩对马、台岐倭寇的旧例那样，打服他们之后再允许。这样，安抚下属的仁德、事奉上国的道义，两方面都兼顾到了。

论屯田

如今屯田的弊端已经到了极点。古代之所以实行屯田，是因为两军对垒，敌寇经常侵扰百姓，百姓无法耕作，所以就让屯军耕田来补足军粮，边塞地区就是这样。在中原和南方，粮食本来就不缺乏，何必要屯田？况且用军户余丁耕种，军田又四处分散不便管理，就召百姓代为租佃，每年收租，这难道不是有名无实吗？我认为朝廷清理田赋，应当尽快将屯田统一纳入官田、民田体系，一体征收赋税，不必空存屯田的虚名。

守城论一

同样是城池，有的关系到一方的利害，有的关系到数十里、数百里的利害。关系一方利害的，一位知府、知县谨慎防守就足够了，这是守令的职责。关系数十里、数百里利害的，怎么能只靠一位守令支撑？身为将帅，必须统领重兵镇守，会合各路兵马驰援。这座城池安然无恙，敌人就不敢越过它去攻打别处；就算攻打别处，也无关大局，不是敌人一定要夺取作为巢穴的地方。所以所守的虽然只是一座城，所庇护的却不知有多少座城，这是将帅的职责。

如果做将领的，不论城池的轻重缓急，随意驻守，自己驻扎的地方就全力救援，自己不驻守的地方，即便地位重要也任凭贼寇攻打。万一失守，要害被贼寇掌握，其余驻守的城池就都没用了，这能算是善于守城吗？

就拿海防来说，从广东到辽东绵延数千里，贼船无处不能停靠，港口堡垒无处不该设防。如果一处一处都要照应，将帅的精力有限，分散用到无关紧要的地方，紧要的地方反而会顾及不到。只有预判贼寇来路，在远洋哨探，在近洋截杀。贼船在海上先后而来，分散航行，风涛惊扰他们的心志，局促疲惫他们的身体，我军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有备攻无备，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

等到贼寇靠近岸边，只选择险要之处设立水寨、陆寨，扼守要道，阻挡他们深入。其余港口堡寨，只需坚壁清野，让贼寇进不能攻、退无所掠，自然就无计可施了。【郑若曾按】听闻议论守城的人很多，大多局限于一方一隅的见解，所以详细阐述这些，作为将领的参考。

守城论二

自古以来城池被攻破，强攻而破的占十分之一，偷袭而破的占十分之九。偷袭破城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在城中埋伏奸细，放火作乱，守城的人跑去救火，敌人就乘机登城；另一种是暗中约好奸细，在城防疏漏处用云梯爬到垛口，挥刀杀人，守军惊散，贼寇就从这里上城。

所以守城的方法，必须安排一支兵马专门负责救火，不许守垛的士兵下城；守垛的士兵各持一把斧头，分班专门注视城下。贼寇登城大多在下半夜，趁人疲倦的时候；也多在黎明时分，趁守军换班的时候。把守严密，贼寇怎么能偷袭我们？

难的是盘查奸细。因为奸细都是本地百姓，贼寇扣押他们的家属，胁迫他们做内应，我们怎么能察觉？如今盘查大多在城门以内，贼寇假装成百姓，趁机击杀守门人，城门哪能及时关闭？又或者闭城太早，只留一两座城门通行，出入的人越多，盘查越困难。不如大开各门，在门外盘查，而将兵士布置在城门之下，这样才妥当。

守城论三

【郑若曾按】自古以来议论守城的人很多，看他们所说的，不过是守城上的雉堞、堵门盘查之类，从未有人提到护城河。如果护城河不用防守，古人只建城就够了，又何必挖护城河？

在城外设置护城河，是用来护卫城池的；防守护城河，正是为了防守城池。守城的方法，要分清内外。善于守城的人，防守在城外；不善于守城的人，防守在城内。堵城门、守城垛，都是守在城内，是最低等的守城方法。

有见识的人实行坚壁清野，贼寇深入我方境内，进不能攻，退无所获，饥饿时就围困打击，休整时就骚扰疲惫，撤退时就设伏袭击，列阵时就出奇冲击。就算打开城门诱敌深入，敌人也不敢进犯，这是最高明的守城。

挖深拓宽护城河，在羊马墙下布置人手，埋伏弓弩，穿插火器；巡逻船沿着护城河内侧岸边行驶，日夜巡游。再恢复古代钓桥的形制，移近城门，贼寇来就把桥吊起，作为城门之外的屏障；贼寇退就放下桥方便百姓出入，或者平时吊起，遇有军队出城就突然放下，我军冲出攻敌不备。这叫做防守护城河，是次一等的守城方法。以上都是防守在城外的做法。

如果等贼寇渡过护城河、架好云梯才去阻击，攻到城门才去抵御，那就太晚了。这就是守在城内的方法不足取的原因。

不过，这还只是说县令、知府一级的守城。至于巡抚、巡按、兵宪，他们所要防守的，又岂止这些？必须根据时势缓急、利害大小，守住一座城就能庇护众多城池；诸城告急，就亲自带兵驰援；有的城小力弱难以支撑，就调兵协助防守；有的兵宪督率将领直捣贼巢、冲击贼阵、劫营袭敌，让被围困的城池自行解围。这些都是巡抚、巡按、兵宪的职权，也是守令赖以守城的依靠。如果避危就安，不能督率将领，只会代替守令登城防守，那就太低劣了。

但还不止于此。贼寇前来，必定从海港进入，从海岸登陆，在大江一带也是如此。副总兵、游击将军，就是江海的长城。巡抚严格督率这些人，察查弊端，在贼寇刚到江海之时就抵御，不让他们深入内地，使得城门不用关闭、商铺不用停业，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墩台堡垒，就是城池的城堞；江海，就是城外的护城河。这是守边将领应当防守的；守边将领守不住边境，然后守令才来守城。所以巡抚应当留心的，守边是上策，守城是下策。

无城堡而守之之法论

有人问：守城的方法，我已经听过了，没有城堡的地方怎么办？

我说：【郑若曾按】善于防守的人，不在乎有没有城堡。为什么呢？城池不过是用来设置险阻的罢了。如果我们善于防守，有城固然可以，无城也可以；如果不善于防守，就算有城池也会陷落。所以防守的难易，固然在于有没有城堡；但防守得好不好，在于人，不在于城。

问：什么叫善于防守？ 答：就是主动作战。

问：战和守是两回事，把作战作为防守，我从没听过。 答：不对。能作战然后才能防守，没有不能作战却能谈防守的。抵御敌人关键在战，贼寇前来，本意就是攻城略地。我们在四郊预判贼寇来路，扎下野营，做好野战准备，器械精良锋利，士气高昂勇猛，粮饷充足完备，号令严肃整饬，赏罚分明守信。贼寇冲锋我军不动，贼寇诱敌我军不贪，贼寇退去我军不追。贼寇远道而来，求战不得，劫掠不能，我们常用计策骚扰他们的休整，让他们饿了没饭吃，累了没法休息，多方设下陷阱，布下疑兵惊扰他们，设下伏兵截击他们，以饱待饥，以逸待劳，用不断增援的兵力对付他们有限的人马，他们必定闻风丧胆，望而却步。再在街市中演练巷战的方法，怎么会不能自保呢？

问：巷战的方法失传很久了，从哪里学呢？ 答：这不难。有的爬上屋顶扔瓦，有的埋伏在两旁门屋中横向冲击，都是巷战的方法。但必须在巷口全力阻击，如果让贼寇冲进巷子，他们先爬上屋顶或者放火，就难以抵挡了。街道宽阔的地方，作战士兵不能堵住自己的退路，每人持长枪单列，要么在街左，要么在街右，依次排列，都斜向前方站立，枪头都朝外，始终空出半边街道，等贼寇进来再进攻，贼将自然不敢前进。

问：这个方法只适合陆地，水乡村镇怎么办？ 答：陆地用木城作为野营，水乡用水兵船只作为野营，以战为守的核心道理是一样的。

问：假如贼寇猛攻，逼得我们不得不战，敌强我弱打不过怎么办？ 答：所谓防守，不只是堵门守垛；所谓作战，不只是戈矛刺杀。堵门守垛，敌人轻视我军，我军士气先怯，是庸碌无能的将领束手无策，只盼贼寇不来进攻，一攻就破的做法。戈矛刺杀，凭勇力相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安危难保，也是庸碌将领拿三军性命碰运气、容易失败的做法。

我听说古代善战的人不是这样。他们作战，以正兵合战，以奇兵取胜，以分合变化为手段，以有备攻无备，以有意制无意。无形者胜，有形者败。作战离不开金木水火土五种兵器，而五种兵器之中，各藏着三种作战的奥妙。

问：什么叫三战？ 答：天战、地战、人战。戈矛刺杀，不过是人战中的一个方面罢了。所以不通晓天文、不了解地利、不熟悉人情物理，不能做将领；不任用通天文、知地利、谙人情物理的人，也不能做将领。将领，就是战必胜、守必固的人。所以说，将领是三军的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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