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卷上

太宗说：“高丽屡次侵犯新罗，朕派遣使者前往晓谕，高丽却不遵奉诏命。朕打算讨伐它，你看怎么样？”

李靖说：“据探察得知，盖苏文自恃通晓军事，认为中原没有能力讨伐他，所以违抗诏命。臣请求率领三万军队擒获他。”

太宗说：“兵力少而路途遥远，要用什么战术去对付它？”

李靖说：“臣使用正兵。”

太宗说：“平定突厥的时候用的是奇兵，现在却说用正兵，这是为什么？”

李靖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没有别的方法，不过是用正兵罢了。”

太宗说：“晋代马隆讨伐凉州，也是依照八阵图，制作偏箱车。地域开阔时，就用鹿角车营；道路狭窄时，就把木屋装在车上，边作战边前进。确实如此啊，正兵是古人所重视的！”

李靖说：“臣讨伐突厥，向西行军数千里，如果不是用正兵，怎么能深入远方？偏箱车、鹿角营，是用兵的关键要领：一是能保持战力，二是能向前抵御敌人，三是能约束队伍，这三者交替配合使用，可见马隆对古代兵法的领悟十分深刻。”

太宗说：“朕击败宋老生的时候，刚一交战，义军稍有退却。朕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从南原奔驰而下，横向冲击敌军，宋老生的军队后路被截断，全线崩溃，于是擒获了他。这是正兵呢，还是奇兵呢？”

李靖说：“陛下天生圣明英武，不是靠学习就能达到的。臣按照兵法来看，从黄帝以来，都是先用正兵，后用奇兵；先施行仁义，后运用权谋诡诈。况且霍邑之战，军队是为正义而起，这是正；建成坠马，右军稍稍退却，这是奇。”

太宗说：“当时军队稍稍退却，几乎坏了大事，怎么能说是奇呢？”

李靖说：“大凡用兵，以向前进击为正，向后撤退为奇。况且如果右军不退却，宋老生怎么会率军前来呢？兵法说：‘用利益引诱敌人，趁混乱攻取敌人。’宋老生不懂用兵，依仗勇猛贸然急进，没料到后路被截断，所以被陛下擒获。这就是所谓的变奇为正。”

太宗说：“霍去病的用兵之道暗合孙武、吴起的兵法，确实是这样啊！当右军退却的时候，高祖大惊失色；等到朕奋力出击，反而转为对我军有利，这与孙、吴兵法暗中契合，你确实说得很对。”

太宗说：“凡是军队退却，都能称之为奇吗？”

李靖说：“不是这样的。军队退却时，如果旗帜参差不整齐，鼓声大小不呼应，号令嘈杂不统一，这是真正的败逃，不是奇；如果旗帜整齐、鼓声呼应，号令统一，表面上看起来乱纷纷的，虽然向后撤退，却不是战败，其中必定有奇谋。兵法说：‘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追击’，又说：‘明明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这些说的都是奇谋。”

太宗说：“霍邑之战，右军稍稍退却，是天意吗？宋老生被擒，是人力所为吗？”

李靖说：“如果不是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怎么能取胜呢？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奇正的运用全在于人罢了。变化达到神妙的境界，所以才被推说是天意。”

太宗低头表示赞同。

太宗说：“奇和正是平时就区分好的，还是临战时随机制定的？”

李靖说：“按照《曹公新书》的说法：‘我方兵力是敌方的两倍，就用一半兵力为正，一半兵力为奇；我方兵力是敌方的五倍，就用五分之三的兵力为正，五分之二的兵力为奇。’这说的只是大概情况。只有孙武说：‘作战的态势不过奇和正两种，但奇正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就像圆环一样没有开端和结尾，谁能穷尽它呢？’这才说到了根本，哪里有平时就预先区分的道理呢？如果士卒还没熟习我的战法，偏将还没通晓我的号令，就必须先做好奇正两种战术的区分。训练作战时，让士卒各自识别旗帜和鼓声，交替进行分合演练，所以说分合变化，这只是训练作战的方法罢了。训练检阅完成之后，众人都熟习了我的战法，然后指挥军队就像驱赶羊群一样，全凭将帅的指挥，谁还能分辨出奇正的区别呢？孙武所说的‘让敌人暴露形迹而我军不露形迹’，这才是奇正运用的最高境界。所以说，平时区分奇正，是为了训练；临战时随机应变，才是无穷无尽的。”

太宗说：“深刻啊，太深刻了！曹操肯定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只是《新书》是用来传授给众将的入门内容，并不是奇正的根本法则。”

太宗说：“曹操说‘奇兵就是从侧面攻击敌人’，你认为怎么样？”

李靖说：“臣查考曹操注释的《孙子》说：‘先出战正面交锋的是正兵，后出战的是奇兵。’这和‘奇兵旁击’的说法不一样。臣认为，大部队正面与敌交战是正，将帅根据时机派出的机动部队是奇，哪里有什么先后、侧面攻击的固定说法呢？”

太宗说：“我军的正兵，让敌人误以为是奇兵；我军的奇兵，让敌人误以为是正兵，这就是所谓的‘让敌人暴露形迹’吧？变奇为正，变正为奇，变化莫测，这就是所谓的‘我军不露形迹’吧？”

李靖再次拜谢说：“陛下圣明神妙，远超古人，不是臣所能比得上的。”

太宗说：“通过分合来变化战术，奇正体现在哪里呢？”

李靖说：“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让敌人无法揣测。所以用正兵能取胜，用奇兵也能取胜。全军将士，只知道打了胜仗，却不知道为什么能打胜仗。如果不是精通变化之道，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运用分合变化来出奇制胜，只有孙武能做到，吴起以下的人，都比不上他。”

太宗说：“吴起的兵法怎么样？”

李靖说：“请让臣简略地说一说。魏武侯问吴起，两军对阵时该怎么办。吴起说：‘派地位低下但勇敢的人前去进攻，刚一交锋就假装败退，败退之后不要惩罚他们。观察敌人的进退行动，如果敌人举止有度，对败退的我军不追击，说明敌人有谋略；如果敌人全军出动追击，行止杂乱无章，说明敌人没有才能，立刻攻击不要迟疑。’臣认为吴起的兵法大多是这一类的，不是孙武所说的以正兵正面交锋的战法。”

太宗说：“你的舅舅韩擒虎曾经说，你可以和他谈论孙武、吴起的兵法，说的也是奇正的道理吗？”

李靖说：“韩擒虎哪里懂得奇正变化的极致，他只是把奇当作奇，把正当作正罢了。他并不知道奇正相互转化、循环无穷的道理。”

太宗说：“古人临阵出奇兵，攻其不备，这也是奇正转化的方法吗？”

李靖说：“前代的战斗，大多是用小计谋战胜不懂兵法的，用一点长处战胜没有长处的，这哪里够得上谈论兵法呢？比如谢玄击败苻坚，不是谢玄善于用兵，而是苻坚不善于用兵罢了。”

太宗回头让侍臣查阅《谢玄传》。看完之后，说：“苻坚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李靖说：“臣看《晋书·苻坚载记》说：‘前秦各路军队都溃败了，只有慕容垂一支军队完好无损。苻坚率领一千多骑兵投奔他，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劝慕容垂杀掉苻坚，没有成功。’从这里可以看出前秦军队的混乱，慕容垂的军队唯独保全，说明苻坚显然是被慕容垂陷害了。被人陷害还想战胜敌人，不也太难了吗？所以臣说不懂兵法，苻坚就是这类人。”

太宗说：“《孙子》说‘谋划多的胜过谋划少的’，由此可知，谋划少的胜过没有谋划的，凡事都是这样。”

太宗说：“黄帝的兵法，世上流传叫《握奇文》，也有人叫《握机文》，这是什么意思呢？”

李靖说：“‘奇’的读音和‘机’相同，所以有的传写为‘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考察其中的文辞说：‘四部分为正兵，四部分为奇兵，剩下的机动兵力由将帅掌握，叫做握机。’奇，就是剩余零头的意思，因此读音同‘机’。臣认为，用兵无处不是机谋，哪里只在于‘握’这一个说法呢？应当是剩余的机动兵力才是关键。正兵是秉承君主的命令部署的，奇兵是将帅根据战机自主调遣的。兵法说：‘平素能严格执行命令，以此教化民众，民众就会服从。’这说的是秉承君主命令的正兵。又说：‘用兵的具体战术不能预先规定，君主的命令如果不适应战机可以不接受’，这说的是将帅自主调遣的奇兵。大凡将帅，只会用正兵不会用奇兵，只是守成的将领；只会用奇兵不会用正兵，只是好斗的将领；奇正都运用得当，才是国家的栋梁之臣。所以握机和握奇，本来就不是两种法则，在于学习的人能够融会贯通罢了。”

太宗说：“阵数有九种，中心的空位由大将掌握，四面八个方向都要以它为准。阵与阵之间可以容纳小阵，队与队之间可以容纳小队；前可以作后，后可以作前；前进不急速奔跑，后退不仓促逃走；阵有四头八尾，敌人碰到哪里，哪里就是阵首；敌人冲击中央，首尾两头都来救援；阵数从五开始，到八终结，这是什么意思呢？”

李靖说：“诸葛亮用石头纵横排列成八行，方阵的阵法就是这个图式。臣曾经训练检阅军队，必定先演练这个阵法。世上流传的《握机文》，大概只得到了它的粗略轮廓。”

太宗说：“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这八个阵是什么含义呢？”

李靖说：“这是流传的人搞错了。古人把这个兵法秘藏起来，所以故意虚设了八个名称。八阵本来是一个整体，分为八个部分罢了。比如天、地，原本是旗号的名称；风、云，原本是幡帜的名称；龙、虎、鸟、蛇，原本是队伍的区别。后世误传，附会成各种物象，又何止八种呢？”

太宗说：“阵数从五开始到八终结，说明不是附会物象，确实是古代的制度。你试着说说其中的道理。”

李靖说：“臣考察黄帝最早创立丘井之法，据此建立兵制。所以一井分为四条道路，八家居住在周围，形状像‘井’字，划分为九个方块。中间五块是布阵的区域，四周四块是空地，这就是所谓的‘数起于五’。空出中心的位置，由大将居住，环绕四面，各部队连接环绕，这就是所谓的‘终于八’。等到变化阵型迎击敌人时，看起来纷纷纭纭，战斗混乱但阵法不乱；混混沌沌，阵形浑圆但阵势不散，这就是分散开来成为八个部分，合拢起来又成为一个整体的道理。”

太宗说：“黄帝的建军制度真是深邃啊！后世即使有天纵的智慧、神妙的谋略，也不能超出它的范畴，在此之后，有谁能继承它呢？”

李靖说：“周朝刚兴起的时候，姜太公完善了这套制度：从岐都开始，建立井田制度；拥有战车三百辆，虎贲勇士三千人，确立了军制；用六步、七步的间距，六击、七击的动作来训练作战方法。在牧野陈兵，姜太公以百夫长为单位统率军队，成就了武功，用四万五千人击败了商纣的七十万大军。周代的《司马法》，原本就是太公的兵法。太公去世后，齐国人继承了他遗留的兵法。到齐桓公称霸天下时，任用管仲，重新修治太公的兵法，称之为有节制的军队，诸侯都归服了。”

太宗说：“儒生大多说管仲只是霸主的谋臣罢了，却不知道他的兵法本源于周代的王制。诸葛亮有辅佐帝王的才能，自比管仲、乐毅，由此可知管仲也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只是周王室衰微时，周天子不能任用他，所以他借助齐国来兴兵治世罢了。”

李靖再次拜谢说：“陛下圣明，如此知人善任，老臣即使死去，也无愧于古代的先贤了。臣来说说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把齐国分为三部分，建立三军；五家为一轨，所以五人编为一伍；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编为一小戎；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编为一卒；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编为一旅；五乡为一师，所以一万人编为一军。这也就如同《司马法》里‘一师辖五旅，一旅辖五卒’的含义。其实都是继承了太公遗留的兵法。”

太宗说：“《司马法》，人们说是司马穰苴撰写的，是这样吗？还是不是？”

李靖说：“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景公的时候，穰苴善于用兵，击败了燕国、晋国的军队，景公任命他为司马，从此称他为司马穰苴，他的子孙也以司马为氏。到齐威王时，整理研讨古代的司马兵法，又记述了穰苴的军事学说，于是有了《司马穰苴书》数十篇。现在世上流传的兵家流派，又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都出自《司马法》。”

太宗说：“汉代的张良、韩信整理编排兵法，总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繁就简选取精要，最终编定著录三十五家。现在这些兵法大多失传了，是什么原因呢？”

李靖说：“张良所学的，是太公的《六韬》、《三略》；韩信所学的，是司马穰苴、孙武的兵法。但大体上都不出三门四种的范围罢了。”

太宗说：“什么叫‘三门’？”

李靖说：“臣考察《太公·谋》有八十一篇，讲的是隐秘的谋略，不能用言语穷尽；《太公·言》有七十一篇，讲的是治国言论，不能用军事穷尽；《太公·兵》有八十五篇，讲的是用兵之道，不能用财力穷尽。这就是三门。”

太宗说：“什么叫‘四种’？”

李靖说：“就是汉代任宏所论述的分类。大凡兵家流派，权谋是一种，形势是一种，再加上阴阳、技巧两种，这就是四种。”

太宗说：“《司马法》开篇先记述田猎活动，为什么呢？”

李靖说：“顺应农时举行田猎，并且用祭祀神灵来彰显它的重要性，是为了表示对武备的重视。《周礼》中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政务：周成王在岐阳举行蒐礼，周康王在酆宫接受诸侯朝见，周穆王在涂山会见诸侯，这些都是天子的大事。到周王室衰微，齐桓公在昭陵出兵，晋文公在践土主持盟会，这些都是诸侯代行天子的职事。其实都是用九伐的法度来威慑不恭顺的诸侯。借朝会的名义，趁巡狩的时机，训练军队，意思是没有战事不轻易兴兵，一定要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不忘记武备。所以开篇先记述田猎，含义不是很深远吗？”

太宗说：“春秋时楚国的二广之法说：‘百官按照旗帜的标识行动，军政不用戒令就能完备。’这也是承袭周代的制度吗？”

李靖说：“根据《左传》的说法：‘楚王的亲兵广车有三十辆，每广有一卒的兵力，每卒分为两偏。军队行进时，战车靠右辕为标准，以辕为准绳，所以士兵夹着战车作战，这都是周代的制度。’臣认为，一百人为一卒，五十人为一两，这样每辆战车配备士兵一百五十人，比周代的制度人数多。周代一辆战车，配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共三甲，合计七十五人。楚国是多山多水的国家，战车少而步兵多，把军队分为三队，那就和周代的制度一致了。”

太宗说：“春秋时荀吴讨伐狄人，放弃战车改用步兵阵列，这是正兵呢，还是奇兵呢？”

李靖说：“荀吴用的是车战的阵法，虽然舍弃了战车，但阵法的原理还在其中。一队为左角，一队为右角，一队为前拒，分为三队，这是一辆战车的阵法，千辆万辆战车都是这样。臣查《曹公新书》说：‘进攻的战车配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各一队；防守的辎重车配一队，炊事兵十人，保管装备的五人，饲养马匹的五人，打柴取水的五人，共二十五人。’进攻和防守两种战车各一辆，总共一百人。起兵十万，用战车一千辆，轻重战车共二千辆，这大概就是荀吴遗留的战法。再看汉、魏时期的军制：五辆战车为一队，设仆射一人；十辆战车为一师，设率长一人；战车满一千辆，设将吏二人。更多的也都仿照这个比例。臣参照现今的制度加以运用：跳荡队，就是骑兵；战锋队，是步兵骑兵各占一半；驻队，是配合战车行动的部队。臣向西讨伐突厥，跨越险阻数千里，这套制度从未敢更改。可见古代兵法的节制有度，确实值得重视。”

太宗巡幸灵州返回，召见李靖，赐他坐下，说：“朕命令李道宗和阿史那杜尔等人讨伐薛延陀，铁勒各部落都请求设置汉族官员，朕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薛延陀向西逃走，恐怕成为后患，所以派李勣讨伐它。现在北方荒漠地区都平定了，但各部落蕃人和汉人杂居在一起，用什么办法能长久治理，让双方都相安无事呢？”

李靖说：“陛下下令从突厥到回纥部落，一共设置了六十六处驿站，用来传递侦察情报，这已经是很好的策略了。但臣认为，汉族戍军应当有一套管理办法，蕃人部落应当有一套管理办法，训练教育各不相同，不要让他们混同。如果遇到敌寇来犯，就秘密命令主将，临时变更旗号、改换服装，出奇兵攻击他们。”

太宗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说：“这就是所谓的‘用多种方法迷惑敌人’的战术。蕃兵装作汉兵，汉兵装作蕃兵，敌人分不清蕃兵和汉兵的区别，就无法揣测我军的攻守计划了。善于用兵的人，先让自己的行动无法被揣测，那么敌人就会迷失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太宗说：“正合朕的心意。你可以秘密教授边境将领，只用这种蕃汉互变的方法，就能体现出奇正的兵法了。”

李靖再次拜谢说：“陛下的谋略是天生的，闻一知十，臣怎么能把其中的道理说透呢？”

太宗说：“诸葛亮说：‘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领没有才能，也不会战败；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将领有才能，也不能取胜。’朕怀疑这话不是最精辟的论断。”

李靖说：“武侯这是有所针对而说的。臣查《孙子》说：‘训练教育不严明，官兵没有固定的规制，列兵布阵杂乱无章，这叫做乱。’自古以来，自己混乱的军队导致敌人取胜的，数不胜数。所谓教道不明，是说训练检阅不遵循古代的法度；所谓吏卒无常，是说将帅官吏的任职不固定；所谓乱军引胜，是说自己的军队溃败，不是敌人战胜了它。所以武侯说：军队有纪律，即使是平庸的将领也不会战败；如果军队自己混乱，即使是贤能的将领也会有危险，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太宗说：“训练检阅的方法，确实不能忽视。”

李靖说：“训练方法得当，士卒就乐于为所用；训练方法不当，即使早晚督促责罚，也无济于事。臣之所以尽心研究古代制度，都编纂成图册，就是希望能训练出有纪律的军队。”

太宗说：“你为我挑选古代的阵法，都绘制成图进献上来。”

太宗说：“蕃兵只会用强劲的骑兵奔驰冲击，这是奇兵吗？汉兵只会用强弓劲弩形成犄角之势，这是正兵吗？”

李靖说：“根据《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依靠有利的态势取胜，而不苛求于人，所以能选择合适的人才，利用有利的态势。’所谓择人，就是根据蕃兵和汉兵各自的长处来作战。蕃兵擅长骑马作战，骑兵适合速战；汉兵擅长弓弩作战，弓弩适合缓战。这是自然而然各自发挥其优势，但不是用奇正来划分的。臣之前曾说过蕃兵汉兵要变更旗号改换服装，那才是奇正相生的方法。骑兵也可以用作正兵，弩兵也可以用作奇兵，哪里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呢？”

太宗说：“你再详细说说其中的方法。”

李靖说：“先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让敌人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这就是方法。”

太宗说：“朕明白了。《孙子》说：‘用假象迷惑敌人的最高境界，是让敌人看不出一点形迹。’又说：‘根据敌情变化采取制胜的策略，众人却不知道是怎么取胜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李靖再次拜谢说：“深刻啊！陛下的思虑，已经领悟了大半了。”

太宗说：“近来契丹、奚都归附朝廷，设置了松漠、饶乐两个都督府，隶属于安北都护府。朕任用薛万彻，你觉得怎么样？”

李靖说：“薛万彻不如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这些都是通晓军事的蕃族大臣。臣曾经和他们谈论松漠、饶乐一带的山川道路，蕃部的人心向背，远到西域的数十个部落，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真实可信。臣教给他们阵法，他们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希望陛下放心任用他们。至于薛万彻，有勇无谋，难以单独担当重任。”

太宗笑着说：“蕃人都能被你差遣任用。古人说：‘用蛮夷来攻打蛮夷，这是中原的有利态势。’你深得其中的精髓啊。”

卷中

太宗说：“朕看各种兵书，没有超过孙武的；孙武的十三篇，没有超过《虚实篇》的。用兵打仗，能认清虚实的态势，就没有不胜利的。现在众将之中，只会说避开实的、攻击虚的，等到临敌作战，就很少有人能真正认清虚实了。这是因为不能调动敌人，反而被敌人调动的缘故。怎么办呢？你为众将详细讲讲其中的要领。”

李靖说：“先教给他们奇正相互转化的战术，然后再告诉他们虚实的形态就可以了。众将大多不知道变奇为正、变正为奇的道理，又怎么能懂得虚就是实、实就是虚呢？”

太宗说：“‘通过谋划分析，就能知道敌人作战计划的得失；通过挑动敌人，就能了解敌人行动的规律；通过示形诱敌，就能探明敌人所处地形的生死利弊；通过试探性较量，就能掌握敌人兵力的强弱虚实。’这样的话，奇正的运用在我方，虚实的情况在敌方吗？”

李靖说：“奇正，是用来调动敌人、摸清敌人虚实的手段。敌人兵力充实，我军就必须用正兵应对；敌人兵力空虚，我军就必须用奇兵攻击。如果将帅不懂得奇正的运用，即使知道敌人的虚实，又怎么能调动敌人、战胜敌人呢？臣遵奉诏命，只教众将奇正的运用，然后虚实的道理他们自然就明白了。”

太宗说：“把奇兵当作正兵用，敌人以为是奇兵，我军就用正兵攻击它；把正兵当作奇兵用，敌人以为是正兵，我军就用奇兵攻击它。让敌人的态势经常处于空虚，我军的态势经常处于充实。应当把这个方法传授给众将，让他们容易明白。”

李靖说：“千言万语，都超不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这句话罢了。臣就用这个道理来教导众将。”

太宗说：“朕设置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府，那里的蕃兵和汉兵，该怎么管理处置？”

李靖说：“上天生养百姓，本来没有蕃汉的区别。但因为地处偏远荒漠，人们必须靠打猎为生，因此熟习战斗。如果我们用恩信安抚他们，供给他们衣食，他们就都和汉人一样了。陛下设置这个都护府，臣请求把汉族戍卒撤回，安置在内地，减少粮草的运输，这就是兵家所说的‘治力’的方法。只挑选熟悉蕃部情况的汉族官吏，分别驻守各个堡垒要塞，这样就足以长久治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再调汉兵出击。”

太宗说：“《孙子》所说的‘治力’是怎么回事？”

李靖说：“‘用自己的靠近战场等待敌人的远道而来，用自己的安逸休整等待敌人的奔走疲劳，用自己的粮草充足等待敌人的饥饿困乏。’这只是大概说说要点罢了。善于用兵的人，从这三点推演出六种方法：用引诱等待敌人前来，用沉稳等待敌人躁动，用持重等待敌人轻佻，用严整等待敌人懈怠，用有序等待敌人混乱，用防守等待敌人进攻。反过来的话，兵力就会跟不上。不懂得治力的方法，怎么能领兵作战呢？”

太宗说：“现在学习《孙子》的人，只会背诵空洞的条文，很少能推衍扩展它的含义。治力的方法，应当遍告众将。”

太宗说：“老将老兵，差不多都凋零不在了，各军都是新组建的，没有经历过战阵。现在用什么方法训练最为紧要？”

李靖说：“臣曾经训练士卒，分为三个等级：首先练习伍法，伍法练熟之后，再教给他们军校的战法，这是第一等。军校的战法，是从一人扩展到十人，从十人扩展到百人，这是第二等。然后教给副将，副将汇总各军校的队伍，组合成阵图，这是第三等。大将军考察这三等的训练情况，然后举行大规模检阅，考核制度执行情况，区分奇正部署，当众申明赏罚。陛下登高观看，没有什么战术是不能施展的。”

太宗说：“伍法有好几家，哪一种最为重要？”

李靖说：“臣查《春秋左氏传》说：‘先有偏师，后有伍列’；又《司马法》说：‘五人编为一伍’；《尉缭子》有《束武令》；汉代制度有尺籍伍符。后世的符籍都用纸来制作，于是就失去了原来的制度。臣斟酌这些古法，从五人扩展为二十五人，从二十五人扩展为七十五人，这就是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的编制。舍弃战车改用骑兵，那么二十五人对应八匹马，这就是‘五兵五当’的制度。所以各家兵法，只有伍法是最关键的。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参列七十五人。再把五个参列的人数加起来，得到三百七十五人。其中三百人为正兵，六十人为奇兵，也就是一百五十人分为左右两正，三十人分为左右两奇，左右是均等的。司马穰苴所说的五人为伍，十伍为一队，到现在还沿用着，这就是伍法的要领。”

太宗说：“朕和李勣谈论兵法，大多和你的说法一致，但李勣不探究出处。你创制的六花阵法，出自哪种兵法？”

李靖说：“臣所依据的是诸葛亮的八阵法。大阵包含小阵，大营包含小营，角落边角相互勾连，曲折回转彼此对应。古代的制度就是这样，臣绘制阵图沿袭了它。所以外面画成方形，里面环成圆形，就形成了六朵花的形状，俗称六花阵。”

太宗说：“里面是圆的，外面是方的，是什么意思？”

李靖说：“方形源于正兵，圆形源于奇兵。方形是用来规范步伐的，圆形是用来衔接回旋动作的。所以步伐的尺度根据地形确定，队列的回旋呼应天象。步伐固定、回旋整齐，那么变化就不会混乱。把八阵改为六阵，是武侯旧有的法则。”

太宗说：“画方形是为了体现步伐，画圆形是为了体现兵力。步伐训练脚上的功夫，兵器训练手上的功夫，手脚都灵活便利，取胜的把握就有一大半了。”

李靖说：“吴起说：‘队伍被隔断却不脱离，向后退却却不散乱。’这说的就是步法。训练士卒就像在棋盘上摆棋子，如果没有画好的格子，棋子怎么摆放呢？孙武说：‘地形产生度数，度数产生容量，容量产生数量，数量产生权衡，权衡产生胜利。胜利的军队相对于失败的军队，就像用镒称铢一样占绝对优势；失败的军队相对于胜利的军队，就像用铢称镒一样处于绝对劣势。’这些都源于对方圆的度量。”

太宗说：“深刻啊！孙武的话。不度量地形的远近、地势的广狭，怎么能控制军队的行动节奏呢？”

李靖说：“平庸的将领很少能懂得掌握节奏的道理。‘善于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态势险峻，所掌握的节奏短促。态势就像拉满的弓弩，节奏就像触发的弩机。’臣研习这个战术，凡是部署队伍，每队之间相隔十步，驻队距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设置一支战队。前进五十步为一个节奏节点。吹一声号角，各队都散开站立，间距不超过十步。到第四声号角响，士兵收枪跪坐。然后擂鼓，士兵三次呐喊、三次击刺，前进三十步到五十步，以应对敌人的变化。骑兵从阵后出击，也以五十步为临时的节度。前面是正兵，后面是奇兵，观察敌人的动向。再次擂鼓，就变成前面是奇兵，后面是正兵，再引诱敌人前来，伺机攻击敌人的空虚之处。六花阵的大致用法就是这样。”

太宗说：“《曹公新书》说：‘布列战阵对抗敌人，必须先设立标杆，率领军队按照标杆列阵。一支部队遭受攻击，其余部队不前去救援的，斩首。’这是什么战术？”

李靖说：“临敌作战时才设立标杆，不对，这只是平时训练作战的方法罢了。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只教正兵的用法，不教奇兵的变化，指挥士众就像驱赶羊群一样，让他们进就进，让他们退就退，不知道要去哪里。曹操骄傲好胜，当时众将奉行《新书》，没人敢指出他的短处。况且临敌的时候才设立标杆，不是太晚了吗？臣私下看陛下所作的《破阵乐舞》，前面排列四个标杆，后面跟随着八面幡旗，左右回旋，踏着鼓点前进，各有各的节奏，这就是八阵图四头八尾的制度。世人只看到乐舞的盛大，哪里知道其中蕴含着这样的军容法度呢。”

太宗说：“当年汉高祖平定天下，唱道：‘怎么能得到勇猛的将士啊，守卫四方疆土。’大概兵法只能靠意会传授，不能用言语完全传达。朕创作《破阵乐舞》，只有你已经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后世的人会知道朕不是随便创作的。”

太宗说：“用五种颜色的方形旗帜代表正兵吗？用幡麾指挥冲锋代表奇兵吗？通过分合变化战术，队伍数量多少才合适呢？”

李靖说：“臣参照古法，凡是三队合一，旗帜相互靠近但不交叉；五队合一，两面旗帜交叉；十队合一，五面旗帜交叉。吹响号角，展开五面交叉的旗帜，一队就重新分散为十队；展开两面交叉的旗帜，一队就重新分散为五队；展开相互靠近而不交叉的旗帜，一队就重新分散为三队。军队分散时，合拢就是奇；军队合拢时，分散就是奇。三令五申，三次分散三次合拢，最后回归到正兵的状态，四头八尾的阵法，就可以训练了，这就是队伍编制的适宜方法。”

太宗称赞说得好。

太宗说：“曹操有战骑、陷骑、游骑三种骑兵，现在的骑兵怎么和它们相比呢？”

李靖说：“臣查《新书》说：‘战骑在前面，陷骑在中间，游骑在后面。’这样只是各自立了名号，分为三类罢了。大概骑兵一队八匹马，相当于战车步兵二十四人；二十四名骑兵，相当于战车步兵七十二人，这是古代的制度。车兵和步兵通常按正兵来训练，骑兵部队通常按奇兵来训练。根据曹操的兵法，军队分为前、后、中三军，也就是“三覆”，没有提及左右两翼，这是只举其中一个方面来说的。后人不懂得“三覆”的要义，就认为战骑一定要排在陷骑、游骑的前面，那该怎么运用呢？臣对此法运用得很纯熟，当军队回撤、变换阵形时，就让游骑在前，战骑在后，陷骑则根据战场形势灵活分合，这都是曹操传下来的兵法。”

太宗笑着说：“世上多少人都被曹操的说法给迷惑了。”

太宗问：“车兵、步兵、骑兵三者，是同一种用兵法则吗？运用得好坏，全在于人吗？”

李靖答道：“臣考察春秋时期的鱼丽阵，战车在前，步兵伍队在后，这种阵形只有车兵和步兵，没有骑兵，称作‘左右矩’，意思是只用于抵御敌人，并非用来出奇制胜。晋国的荀吴讨伐狄人时，舍弃战车改用步兵行阵，这是因为骑兵多更便利，一心追求出奇制胜，而不是单纯防御。臣将这两种方法融合起来，大体上一名骑兵的战力相当于三名步兵，车兵和步兵也按这个比例折算，混合成一套统一的用兵法则，运用得如何全在于人。敌人又怎么能知道我方的战车从哪里出击、骑兵从哪里赶来、步兵从哪里进发呢？用兵可以像潜藏于九地之下一样隐秘，像震动于九天之上一样迅猛，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只有陛下才能达到，臣哪里能完全领会呢。”

太宗问：“太公的兵书中说：‘布阵的区域方圆六百步，或是六十步，用十二时辰来标示方位。’这种方法是怎样的？”

李靖说：“画出长宽各一千二百步的区域，是正方形的阵域。每一部队占据二十步见方的地盘，横向每五步站一人，纵向每四步站一人。一共两千五百人，分布在五个方位，留出四处空地，这就是所说的‘阵间容阵’。周武王讨伐商纣时，虎贲军各统领三千人，每阵六千人，总共三万部众，这就是太公画地布阵的方法。”

太宗问：“你的六花阵，画地布阵的范围有多大？”

李靖说：“大规模阅兵时，阵域长宽各一千二百步，内含六个小阵，每个小阵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中间留出一千二百步的空地作为操练作战的场所。臣曾训练三万士卒，每阵五千人，用其中一阵作为营阵的基础范式，其余五阵分别布成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形，每阵有五种变化，总共二十五种变化为止。”

太宗问：“五行阵又是怎么回事？”

李靖说：“本来是依据五个方位的颜色起了这个名字，方、圆、曲、直、锐这五种阵形，其实是根据不同地形来布设的。但凡军队不预先熟练掌握这五种阵形，怎么能临敌作战呢？用兵是诡诈之道，所以才硬给它安上‘五行’的名号。用术数相生相克的说法来文饰它，其实用兵的态势就像水一样，顺着地形决定流向，这才是它的本意。”

太宗问：“李勣说起过牝牡、方圆伏兵之法，古时候有这种兵法吗？”

李靖说：“牝牡之法出自民间传说，其实不过是阴阳两种含义罢了。臣查考范蠡的说法：‘后发制人用阴，先发制人用阳。要耗尽敌方的阳刚锐气，蓄满我方的阴柔潜力再去夺取胜利。’这就是兵家运用阴阳的奥妙。范蠡又说：‘把右翼设为牝（阴），补强左翼作为牡（阳），早晚的行动都顺应天道规律。’这是说左右两翼、早晚时机，临场情况各不相同，关键在于奇正的变化。左右之分，是人事上的阴阳；早晚之别，是天时上的阴阳；奇正之变，是天与人交相变化的阴阳。如果拘泥不变，那么阴阳的作用都会失效，还能有什么作为？不过是死守牝牡的形式罢了。所以布设阵形，是用奇兵来迷惑敌人，并非我方的正兵；克敌制胜，是用正兵来打击敌人，并非我方的奇兵。这就叫奇正相互变化。军队设伏，不只是利用山谷草木来隐蔽藏身。之所以要设伏，是因为正兵像山岳一样沉稳，奇兵像雷霆一样迅疾，敌人就算面对面，也摸不清我方奇正的所在。到了这种境界，还有什么固定的阵形可言呢？”

太宗问：“四兽阵，又用商、羽、徵、角四种乐音来象征它，这是什么道理？”

李靖说：“这是兵家的诡诈之道。”

太宗问：“可以废除吗？”

李靖说：“保留它，正是为了能真正废除诡诈的滥用。如果废除不用，诡诈的手段反而会更泛滥。”

太宗问：“这话怎么说？”

李靖说：“假借四兽阵的名目，以及天、地、风、云等称号，再配上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的五行对应，这些都是兵家自古以来的诡诈手段。保留这套名目，其余的诡诈花样就不会再增多了；如果废除它，那些驱使贪婪、愚弄敌人的手段又从哪里施展呢？”

太宗沉默了很久，说：“你应当把这事保密，不要泄露出去。”

太宗问：“实行严刑峻法，让士卒畏惧我军却不畏惧敌人，朕对此很疑惑。从前汉光武帝凭借孤军抵挡王莽的百万大军，也不是靠严刑峻法来约束部众。这是什么缘故呢？”

李靖说：“兵家的胜败，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用单一的事例来推断。比如陈胜、吴广打败秦军，难道是陈胜、吴广的刑法比秦朝更严苛吗？汉光武帝起兵成功，是顺应了天下人怨恨王莽的人心，再加上王寻、王邑不懂兵法，只知道夸耀兵力众多，所以才自取失败。臣查考《孙子兵法》说：‘士卒还没有亲近依附就惩罚他们，他们就会不服；已经亲近依附却不能执行刑罚，这样的军队就不能用来作战。’这是说凡是做将领的，先要对士卒施以恩德、凝聚人心，然后才可以施行严刑。如果恩德未施，只一味使用严刑峻法，很少能成功的。”

太宗问：“《尚书》里说：‘威严胜过仁爱，事情就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事情就不会成功。’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靖说：“要先施行仁爱，后树立威严，不能颠倒这个顺序；如果先施威严，事后再用仁爱去补救，对事情没有好处。《尚书》这句话是告诫人们在最终关头要保持威严，不是说一开始就要用威严来谋划。所以《孙子兵法》的法则，是万世都不可更改的。”

太宗说：“你平定萧铣的时候，众将领都想抄没萧铣手下伪官的家产来赏赐士卒，只有你不同意，还说汉初刘邦没有诛杀蒯通。不久江汉地区就都归顺了。朕因此想到古人说的：‘文才能使众人归附，武功能威震敌人。’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吧？”

李靖说：“汉光武帝平定赤眉军时，亲自进入敌营中巡视。赤眉军的人说：‘萧王把一片赤心都推到别人肚子里了。’这是因为他事先料到人心本不是生来就作恶，怎么会不预先考虑呢？臣不久前讨伐突厥，统领蕃汉各部兵马，出塞千里，从来没有杀过一个违纪的将士，也只是推心置腹、秉持大公无私罢了。陛下误听人言，破格提拔臣。至于说文武双全的评价，臣哪里敢当！”

太宗说：“从前唐俭出使突厥，你趁机发兵击败了突厥。有人说你把唐俭当作死间，朕到现在还心存疑虑，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靖再次叩拜说：“臣和唐俭一同侍奉陛下，臣预料唐俭的劝说肯定不能让突厥归服，所以才趁机发兵进击，这是为了除掉大患而不顾及小的道义。人们说臣把唐俭当作死间，这不是臣的本意。按《孙子兵法》所说，使用间谍是最下等的策略。臣曾在论述兵法的末尾写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有人靠用间成功，也有人因用间而败亡。如果人从年少时就侍奉君主，在朝堂上品行端正，尽忠守节，竭诚守信，就算有高明的反间计，又怎么能得逞呢？唐俭这件事不过是小义，陛下有什么可怀疑的？”

太宗说：“说得对啊！不是仁义之人就不能使用间谍，这哪里是见识浅薄的小人能做的事？周公尚且能大义灭亲，何况只是一个使者呢？朕现在完全没有疑虑了！”

太宗问：“用兵贵在为主（在本土作战），不贵为客（深入敌境）；贵在速战速决，不贵旷日持久。这是为什么？”

李靖说：“战争是不得已才发动的，怎么能深入敌境还旷日持久呢？《孙子兵法》说：‘远道运输粮草，百姓就会贫困。’这就是在敌境作战的弊端。又说：‘兵役不第二次征发，粮草不第三次运送。’这就是战争不能旷日持久的明证。臣衡量过主、客两种态势，还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的方法。”

太宗问：“这话怎么说？”

李靖说：“‘从敌国就地获取粮草’，这就是变客为主的方法；‘敌人饱足能让它饥饿，敌人安逸能让它疲惫’，这就是变主为客的方法。所以用兵不必拘泥于主客、迟速的分别，只要行动都恰到好处，就是最好的。”

太宗问：“古人有这样的先例吗？”

李靖说：“从前越国讨伐吴国，派左右两军击鼓进军，吴国分兵抵御。越国却让中军悄悄渡河，不击鼓，突袭打败了吴军，这就是变客为主的验证。石勒和姬澹交战，姬澹的军队远道而来，石勒派孔苌为前锋，迎击姬澹的军队。孔苌假装败退，姬澹率军追击，石勒用伏兵夹击，姬澹的军队大败，这就是变劳为逸的验证。古人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太宗问：“铁蒺藜、行马，是太公创制的，对吗？”

李靖说：“有这回事，但它们只是用来阻挡敌人的。用兵贵在调动敌人，而不是单纯阻挡敌人。太公的《六韬》里说的是防守御敌的器具，不是用来进攻作战的。”

卷下

太宗问：“太公说：‘用步兵对战车兵和骑兵，一定要依托丘陵、坟墓等险要地形。’可孙子又说：‘天隙这种地形，以及有古墓、旧城的地方，军队不能驻扎。’这两种说法矛盾，该怎么理解？”

李靖说：“指挥大部队作战，关键在于军心统一；军心统一，关键在于禁止迷信、消除疑虑。如果主将心存疑忌，那么军心就会动摇；军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安营扎寨、占据地形，不过是为了便利行军作战罢了。像山涧、天井、陷阱、狭缝这类地形，以及像牢笼、罗网一样的地方，都是不利于行军作战的，所以兵家要避开这些地方，防止敌人趁机攻打我们。而丘陵古墓、旧城遗址，不是绝险的地方，我军占据它反而有利，怎么反倒要离开呢？太公的说法，是用兵最重要的原则。”

太宗说：“朕想，天下最凶险的东西没有比得上战争的了，用兵只要有利于战事，怎么能因为阴阳忌讳而犹豫不决？今后众将领中如果有因为拘泥于阴阳忌讳而贻误战机的，你要反复告诫他们。”

李靖再次叩拜说：“臣查考《尉缭子》说：‘黄帝靠仁德来守护天下，靠刑罚来讨伐叛逆。’这就是所谓的刑德，并不是指天文星象、时日吉凶那一套。不过诡诈之道，可以用来行事，却不能让一般人知道其中的道理。后世平庸的将领，拘泥于术数吉凶，所以大多战败，不能不引以为戒。陛下的圣训，臣立刻传达给众将领。”

太宗问：“军队有分兵有合兵，各有各的适用情况。前代的战例中，谁最擅长运用分合之道？”

李靖说：“苻坚统领百万大军，却在淝水战败，这是军队只会集中不会分兵导致的。吴汉讨伐公孙述时，和副将刘尚分兵驻扎，相距二十里，公孙述来攻打吴汉，刘尚出兵合击，大败公孙述，这是军队分兵后还能协同合击导致的。太公说：‘该分兵的时候不分，就是被束缚的军队；该集中的时候不集中，就是孤立的军队。’”

太宗说：“是啊。苻坚当初得到王猛，王猛确实懂兵法，于是苻坚夺取了中原。等到王猛去世，苻坚果然败亡，这就是所谓的‘縻军’吧？吴汉被汉光武帝任用，带兵在外不受朝廷遥控，吴汉果然平定了蜀地，这就是所谓的不会陷入‘孤旅’的境地吧？这些得失的事迹，足以作为万代的借鉴。”

太宗说：“朕看兵法千章万句，都超不出‘用多种方法来迷惑敌人’这一句话罢了。”

李靖沉默了很久，说：“确实如陛下所说。大凡用兵打仗，如果敌人不失误，我军怎么能取胜呢？就像下棋，双方势均力敌，一步棋走错，就再也无法挽回。所以古往今来的胜败，大多都是因为一次失误罢了，更何况多次失误呢！”

太宗问：“进攻和防守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种法则吗？《孙子兵法》说：‘善于进攻的，敌人不知道该守哪里；善于防守的，敌人不知道该攻哪里。’可没说如果敌人来攻我，我也同时进攻敌人；如果我军防守，敌人也防守。攻守双方相持不下，这时该用什么战术？”

李靖说：“前代像这样相持攻防的战例很多，人们都说：‘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于是就认为不足就是弱，有余就是强，这是没弄懂攻守的法则。臣查考《孙子兵法》说：‘不能取胜的时候，就防守；可以取胜的时候，就进攻。’意思是敌人还没有可乘之机时，我军暂且防守；等到敌人露出破绽可以取胜时，就进攻它，并不是以强弱来划分攻守的。后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本该进攻的时候却防守，本该防守的时候却进攻。进攻和防守是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所以不能用同一种方法。”

太宗说：“确实如此！兵力的有余和不足，让后人误解了强弱的本质。殊不知防守的要领，在于向敌人示弱，假装兵力不足；进攻的要领，在于向敌人示强，假装兵力有余。向敌人示弱，敌人就一定会来进攻，这就让敌人不知道该真正进攻哪里；向敌人示强，敌人就一定会防守，这就让敌人不知道该真正防守哪里。攻守本来是统一的法则，对敌我双方来说却分成了两件事。如果我方策略得当，敌方就会失败；如果敌方策略得当，我方就会失败。得失成败，全看敌我双方谁能掌握攻守的统一之道。攻守其实是一回事，掌握了这个统一之道，就能百战百胜。所以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的就是懂得这个统一的道理吧！”

李靖再次叩拜说：“深刻啊！这是圣人的兵法。进攻是防守的契机，防守是进攻的策略，最终都是为了取胜罢了。如果进攻时不懂防守，防守时不懂进攻，不只是把两者当成两回事，甚至还分由不同的人掌管，就算嘴里背诵孙吴兵法，心里却不领会其中的奥妙，关于攻守相持的道理，又有谁能真正明白呢！”

太宗问：“《司马法》说：‘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就一定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战就一定会有危险。’这也符合攻守统一的道理吗？”

李靖说：“执掌国家的人，何尝不讲求攻守之道呢？进攻，不只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冲击敌人的阵形，还必须有瓦解敌人军心的策略。防守，不只是修完壁垒、巩固阵形，还必须保全我军的士气来等待时机。从大的方面说，是做君主的道理；从小的方面说，是做将领的法则。瓦解敌人的军心，就是所谓的‘知彼’；保全我军的士气，就是所谓的‘知己’。”

太宗说：“说得对！朕每次临阵，先判断敌方的谋划和我方的谋划谁更周密，然后就能知道敌方的虚实；观察敌方的士气和我方的士气谁更旺盛，然后就能知道我方的强弱。所以知彼知己，是兵家的关键。现在的将领们，就算不能完全了解敌人，只要能做到知己，又怎么会打败仗呢？”

李靖说：“孙武所说的‘先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就是知己；‘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就是知彼。又说：‘不被战胜，主动权在自己；能够战胜敌人，关键在于敌人露出破绽。’臣时刻不敢忘记这个训诫。”

太宗问：“《孙子兵法》说，三军的士气可以被挫败，方法是：‘早晨士气旺盛，中午士气懈怠，傍晚士气衰竭。善于用兵的人，避开敌人旺盛的士气，趁敌人懈怠衰竭时攻打它。’这话怎么理解？”

李靖说：“凡是有血气的生命，鼓起勇气战斗，就算面临死亡也不退却，这是士气使然。所以用兵的法则，一定要先考察我方士卒的状态，激发我军的必胜士气，然后才可以去攻打敌人。吴起提出的‘四机’，把气机放在首位，没有别的道理。能让每个士卒都奋勇作战，那士气就锐不可当。所谓‘朝气锐’，不是专指早晨这个时刻，只是用一天的早晚来打比方罢了。如果三通鼓之后，敌人的士气还不衰不竭，又怎么能让它一定懈怠衰竭呢？大概学习兵法的人只会死记硬背条文，反而会被敌人引诱。如果能领悟挫伤敌人士气的道理，那就可以带兵打仗了。”

太宗问：“你曾说李勣精通兵法，他能长久任用吗？不过如果不是朕亲自掌控，就不好任用。将来太子李治即位，该怎么驾驭他？”

李靖说：“为陛下考虑，不如先贬黜李勣，等太子即位后再重新起用他，他一定会感恩图报，这在道理上有什么不妥呢？”

太宗说：“好！朕没有疑虑了。”

太宗问：“李勣如果和长孙无忌共同执掌朝政，将来会怎么样？”

李靖说：“李勣为人忠义，臣可以担保。长孙无忌有辅佐开国的大功，陛下把他当作心腹至亲，委任他做宰相。但他表面上礼贤下士，内心其实嫉妒贤能，所以尉迟敬德当面指责他的短处，后来就隐退了。侯君集怨恨他不念旧情，因此谋反，这都是长孙无忌造成的。陛下问到臣，臣不敢隐瞒实话。”

太宗说：“这事不要泄露，朕慢慢考虑怎么处置。”

太宗问：“汉高祖刘邦善于驾驭将领，可后来韩信、彭越被杀，萧何被关进监狱，为什么会这样？”

李靖答道：“臣看刘邦、项羽，都不是真正善于驾驭将领的君主。秦朝灭亡的时候，张良本来是为韩国报仇，陈平、韩信都怨恨项羽不重用自己，所以借着刘邦的势力，为自己建功立业罢了。至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汉高祖靠着他们才得了天下。假如六国的后代都重新复国，人人都怀念旧主，就算刘邦有驾驭将领的才能，这些人又怎么会为汉朝所用呢？臣认为汉朝能得天下，靠的是张良运筹帷幄的谋略，萧何转运粮草的功劳。这么说来，韩信、彭越被杀，和项羽不重用范增，本质是一样的。所以臣说刘邦、项羽都不是善于驾驭将领的君主。”

太宗问：“汉光武帝中兴汉室，能保全功臣，不让他们处理具体政务，这算是善于驾驭将领吗？”

李靖说：“光武帝虽然凭借前朝的基业，容易成功，但王莽的势力不比项羽弱，寇恂、邓禹的才能也超不过萧何、曹参，唯独光武帝能推心置腹，用柔和的方式治理国家，保全功臣，比汉高祖贤明多了！从这一点来说驾驭将领的道理，臣认为光武帝做得对。”

太宗说：“古时候出兵任命将领，君主斋戒三天，把钺授予将领，说：‘从这里往上到天，都由将军节制。’又把斧授予将领，说：‘从这里往下到地，都由将军节制。’又推着将领的车毂，说：‘进退全凭时机决断。’军队出发后，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君主的诏令。朕认为这种礼仪已经废弃很久了，现在想和你商定任命将领的礼仪，怎么样？”

李靖说：“臣私下认为古代圣人制定这套礼仪，在宗庙斋戒，是为了借助神灵的威严；授予斧钺、推毂，是为了把权力托付给将领。现在陛下每次出兵，都一定要和公卿大臣商议，祭告宗庙后再派遣，这已经是借助神灵的威严了。每次任命将领，都让他们有临机决断的权力，这已经是赋予他们重权了。这和斋戒、推毂的礼仪有什么区别？完全符合古礼的精神，意义是一样的，不需要再另行商定了。”

太宗说：“好！”于是命令近臣记下这两件事，作为后世的准则。

太宗问：“阴阳术数，可以废除吗？”

李靖说：“不可以。用兵是诡诈之道。假借阴阳术数的名义，可以用来驱使贪婪的人、愚弄愚昧的人，所以不能废除。”

太宗说：“你曾说过，天文时日这些东西，贤明的将领不会效法，昏庸的将领才会拘泥它，那废除它也是应该的。”

李靖说：“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周武王在甲子日兴起。天文时日都是甲子这一天，商朝混乱周朝大治，兴亡却完全不同。还有宋武帝在‘往亡日’起兵，军吏认为不吉利，宋武帝说：‘我前去，敌人就灭亡。’果然战胜了敌人。从这些事来看，阴阳时日是可以废除的，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田单被燕军围困时，找了一个人装作神，跪拜祭祀他，神传言说：‘燕军可以被攻破。’田单于是用火牛阵出击燕军，大败燕军。这就是兵家的诡诈之道，天官时日的作用也就和这个一样。”

太宗问：“田单假借神怪打败燕军，太公焚烧占卜用的蓍草龟甲来灭掉商纣，两件事做法相反，为什么？”

李靖说：“它们的机理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反向利用，一个是顺势而行罢了。从前太公辅佐周武王，到牧野时遇到雷雨，军旗和战鼓都被毁坏了，散宜生想先占卜吉凶再进军，这是因为军中人心疑虑恐惧，必须借助占卜来询问神灵，安定军心。太公认为腐烂的草、枯干的骨头不值得询问，而且以臣子讨伐君主，怎么能再占卜求神呢？不过看散宜生先提出占卜的念头，太公后来顺势坚定军心，做法虽有逆顺之别，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臣之前说术数不能废除，是为了在事情还没显露时保留这种权谋手段，至于最终能不能成功，全看人的作为罢了。”

太宗问：“当今的将帅，只有李勣、李道宗、薛万彻。除了李道宗是宗室亲属，谁更能担当大任？”

李靖说：“陛下曾说李勣、李道宗用兵，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薛万彻如果不大胜，就一定会大败。臣琢磨陛下的话，不求大胜也不会大败的，是指挥有法度的军队；要么大胜要么大败的，是靠侥幸取胜的军队。所以孙武说：‘善于打仗的人，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会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说的就是指挥的法度掌握在自己手中罢了。”

太宗问：“两军对阵，想不交战，能做得到吗？”

李靖说：“从前晋国军队讨伐秦国，两军各自撤退。《司马法》说：‘追击逃敌不要太远，跟踪撤退的敌人不要太近。’臣认为‘绥’就是驾驭马的缰绳。我军指挥有法度，敌军也阵容严整，怎么敢轻易交战呢？所以才有双方对阵后各自撤退，撤退时也不追击，各自防备失败的情况。孙武说：‘不要攻打阵容严整的军队，不要拦截旗帜整齐的敌军。’如果双方势均力敌，一旦轻率冒进，被敌人抓住机会，就可能大败，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用兵有不战的时候，有必战的时候。不战的主动权在我方，必战的主动权在敌方。”

太宗问：“不战的主动权在我方，是什么意思？”

李靖说：“孙武说：‘我军不想交战，就算画地而守，敌人也没法来和我军交战，因为我们让敌人搞错了进攻方向。’如果敌方有贤能的将领，那么双方对峙时就不能轻易图谋取胜。所以说不战的主动权在我方。至于必战的主动权在敌方，孙武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摆出假阵形，敌人就会信从；给敌人一点好处，敌人就会来夺取。用利益引诱敌人，用重兵等待敌人。’如果敌方没有贤能的将领，就一定会来交战，我军就能趁机打败它。所以说必战的主动权在敌方。”

太宗说：“深刻啊！指挥有法度的军队。掌握了法则就昌盛，失去了法则就灭亡。你替我编纂历代善于治军的事迹，配上阵图呈上来，朕要挑选其中精妙的内容，流传后世。”

李靖说：“臣之前进献的黄帝、太公的两种阵图，以及《司马法》、诸葛亮的奇正之法，这些已经很精详了。历代名将，只要运用其中的一两点，就能建功立业的有很多。只是史官大多不懂兵法，不能记载下他们的真实事迹。臣怎敢不遵诏命，一定编纂好呈给陛下。”

太宗问：“兵法中哪一种是最深奥的？”

李靖说：“臣曾把兵法分为三个层次，学习的人应当循序渐进。第一是道，第二是天地，第三是将法。‘道’的学说，最精深最微妙，就是《周易》里所说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嗜杀’的境界。‘天’讲的是阴阳变化，‘地’讲的是地形险易，善于用兵的人，能用阴柔夺取阳刚，能用险要攻击平易。就是《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将法’的学说，在于任用贤才、精良武器，就是《三略》所说的‘得到贤士就能昌盛’，《管子》所说的‘兵器必须坚固锋利’。”

太宗说：“对！朕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是上等的兵法；百战百胜，是中等的兵法；挖深沟、筑高垒来防守，是下等的兵法。按这个标准来衡量，孙武写的兵法，三个层次都具备了。”

李靖说：“研读他们的著作，考察他们的事迹，也能看出差别。像张良、范蠡、孙武，功成身退，飘然远去，没人知道他们的去向，如果不是领悟了‘道’，怎么能做到呢？像乐毅、管仲、诸葛亮，打仗必定胜利，防守必定稳固，如果不是洞察天时地利，怎么能做到呢？次一等的，像王猛保全前秦，谢安镇守东晋，如果不是选贤任能、修明内政、巩固自身，怎么能做到呢？所以学习兵法，一定要从下等开始，再到中等，再到上等，这样才能逐渐深入。不然的话，只会说空话，死记硬背，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

太宗说：“道家忌讳世代为将，说兵法不可随便传授，但也不能不传授。你要慎重对待这件事。”

李靖再次叩拜后退出，把自己的全部兵书都传授给了李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