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万机论(白话文)

《蒋子万机论》全文白话译文

(编者按:《隋书·经籍志》将《蒋子万机论》归入杂家类,共八卷,为蒋济所撰。《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与此相同。《新唐书·艺文志》则记载为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二卷,并称《馆阁书目》中此书为十卷、五十五篇。如今仅存十五篇,并非完本。到了明代,二卷本也已亡佚。焦竑所著《国史经籍志》将八卷本归入儒家类,二卷本归入杂家类,只是虚列书名,又误将其分为两种,不足为据。现今从《群书治要》中录出三篇,再补充以各类典籍中征引的佚文,编定为一卷。嘉庆乙亥年四月初一。)


政略

君主修明政治,必须有贤能的辅佐,之后才能实现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被称为元首,大臣被比作股肱,就如同一个完整的身体,必须相互配合才能行动。因此陶唐帝尧圣明敬慎,羲氏兄弟制定历法、有序治理天下;有虞帝舜广开视听,八元八恺布行教化。这都是君主率先倡导、臣子全力响应,共同成就上天之功的缘故。所以能够天地四时有序,万物都兴盛和睦,这就是盛德之治。

顺应民俗来树立教化,根据时势来建立功业,需要慎重对待的只有三点:第一是选拔人才,第二是顺随民心,第三是顺应时势。时势变迁却不随之调整,这是违背上天的征兆;百姓有所期许却不顺应,这是违背人心的过错;喜好善政却不能选拔贤才,这是吏治败坏的祸患。这三点都有缺失,那么天道人事就都会相违背。人心背离就会与时势相逆,时势相逆就会违背天道,违背天道却希望国家安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刑论

最大的祸患,莫过于由奸诈狡猾之人造成的冤狱。那些刁顽狡诈的人,不从事自家生计,在乡里邻里间频繁借贷,因此被人厌恶鄙视,于是心生怨恨,专门窥伺国家的忌讳,编造诽谤之言,雕琢戏谑之语,最终构陷成恶毒的罪名。他们给人扣上叛逆的罪名,向官吏告发,对内借着嫉恶如仇、守节尽忠的名声,对外以此作为自己的功绩,于是使得无罪之人满门抄斩、株连灭族,无论老人孩童,都惨死当场。这难道不是惨绝人寰的事吗?那些谄媚求宠的臣子,揣摩君主的心意来决定取舍,即便做出烹子献君、残害自身来取悦主上的事,也毫不顾忌。更何况在抓捕叛党的时候,原本就没有顾及亲友的百姓,难道还能获得尽忠守节的名声吗?

凭空编造诽谤之辞,虚假罗织叛逆罪名,这是狡诈刁民的行径。而那些伪称忠直的人,明知实情却还要将人灭族,这是国家的大害,不能不明察。


用奇

有人说:“任用官吏、选拔士人,累积功绩与成效,按次序依次晋升,这是圣明君主的法度,也是忠臣的本分。如果越级提拔奇才异士,超越常规等次,就不是为人臣者该做的事了。”

我对此回应说:“只怕身处乱世却没有奇才,就算有奇才也不能被识别。谨守法度、尽忠守节,未必就穷尽了治国的全部要义。自古以来,五帝最为尊隆,原本就有黜退提拔的方略,还要努力举荐出身微贱的贤才;殷朝有考核诫勉的诰命,还要大力寻访隐居岩穴的高士;周文王有考察政绩的誓约,还要在垂钓者中访求贤才;齐桓公有督察考核的制度,还要紧急启用身为囚徒的管仲;汉高祖有按功赏爵的约定,还要急切地追回逃亡的韩信。如果认为按资历升迁就是严明法度,提拔奇才就是不合规矩,那这两位帝王、三位君主就算不上圣哲,鲍叔牙、萧何也称不上忠臣了。如此说来,考核功绩、按等第升迁,是守住成业的方法;提拔奇才、选用异士,是安定社稷的大事。身处多事之秋,却谈论太平无事的法度;正值需要用奇谋的时代,却只效法普通官吏的才智。这就是上古时代很少有固守成规就能治理好国家的原因。”

因此,见识高远的君主,能成就大业的臣子,会严明法度来统御常人,用优厚的礼遇来招揽奇才异士。求取贤才唯恐得不到,访求能人就像寻找自己的骨肉至亲。所以才能消除灾祸、平定危难,君臣一同建立显赫的功业。

假使当初五帝和那三位贤臣,被普通官吏牵制,被常规旧俗束缚,不懂得广纳贤才、咨询谋略,那么唐尧时就不会有《康哉》的歌谣,殷朝就不会有高宗的中兴称号,周朝也不会有灭商的雅颂之美,齐桓公不能成就九合诸侯的功业,汉高祖也会在京索之战中败亡而无法称帝了。

所以圣明的君主与贤良的大臣,用心留意奇异之才,实在是想要成就治国大业。如果奇才异士都埋没在山野沟壑之中,那么执掌国家的人就无法让国家兴盛了。

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曾劝谏汉宣帝执法过于严苛,应当重用儒生。汉宣帝勃然大怒说:“俗儒不通晓时变,不足以担当重任。扰乱我汉家天下的,一定是太子你。”根据这番话来看,汉朝中途衰落,责任在汉宣帝,而不在太子。由此可知班固论述朝代盛衰、阐明是非的见解,比起古史来差得远了。

从前秦穆公广泛接纳儒士,招纳有智辩之才的人,得以知道富国强兵的方法。到了秦始皇,凭借历代积累的基业,吞并六国,建立皇帝尊号,却坑杀儒生、专任刑罚,疏远扶苏的直谏,排斥蒙恬的忠言,听信胡亥的邪说、赵高的谄媚,结果自己死后没几年,秦朝就宗室灭绝了。前代史书说秦二世的灾祸,其实是秦始皇一手造成的。

汉高祖当初以约法三章收服百姓之心,同时任用儒生辩士,以此兼并诸侯,之后法网宽疏,百姓淳朴谨慎,天下大治。汉宣帝继承六代的宏大基业,延续文帝、景帝的成法,四方夷族畏惧汉朝的征伐之威,百姓厌倦了战争的劳苦,天下归附,正是应当安享太平的时候。可他却用严苛的法令约束臣民,鄙视儒生、推崇刑名之学,当时就有石显、弘恭这类人,奸邪谄媚,堵塞言路,独断专行,让君主背负了无穷的骂名。像这样,到底是谁扰乱了汉宣帝的家业呢?假使汉宣帝能预先托付柱石之臣、骨鲠之士,把国家大权交付给他们,不让宦官小人执掌朝政,又怎么会到了汉元帝时,就朝政崩坏,三十年间,汉室就形同改朝换代了呢?

推究起来,秦始皇专任刑罚,灾祸很快就殃及自身;汉宣帝喜好刑名之治,导致汉朝国运短促。和秦朝相比,只是灾祸稍轻一些罢了。

(以下篇目名称亡佚)


许劭(许子将)对人物褒贬不公,有意抬高樊子昭,贬低许靖(许文休)。刘晔对此提出质疑说:“樊子昭出身于商贩之家,年纪到了六十岁,退隐时能安守清静,出仕时不妄求竞争。”蒋济回应说:“樊子昭确实从年少到年长,容貌举止都整洁得体。但看他口齿伶俐、工于辞令,本来就不是许靖的对手。”

许靖这样的人,大体上是能担当朝廷重任的栋梁之才。许劭却贬低他,如果是真的不认可许靖,那就是许劭没有识人之明;如果是明知其贤却故意贬低,那许劭也算是个伪善的人了。

许靖渡江南下,就到了瘴气之地的南边。

张翔,字元凤。

黄帝威震四方之帝。(《北堂书钞》卷十三,根据《太平御览》推测,“四盗”应当作“四道”)

黄帝即位之初,修养心性、养护百姓,不喜好攻伐征战,而四方部落首领各自凭借方位称号,共同谋划进犯,边境每天都有警报,将士们铠甲不离身。黄帝叹息说:“君主居高位而有危难,百姓在下面却不得安宁,君主失去国家大权,他的臣子就会转投新主。造成这种弊病的根源,不就是养寇为患吗?如今我位居百姓之上,四方势力抗衡,接连不断兴兵作乱。”于是黄帝整顿军队、营建营垒,最终消灭了四方部落首领。假使黄帝不能随机应变、奋发有为,而是和世俗之人一样墨守成规,那么他的臣民就都会归顺四方部落首领了。

老虎这种野兽,水牛这种家畜,都可以用来比喻用兵之道。老虎爪牙锋利,胆气力量无与伦比,可一旦面对野猪,低头俯身去攻击,就一定能扼住野猪的咽喉取得胜利。水牛不擅长快速奔跑,犄角又长又直,可在郊野之中,成群结队地行进,排列成阵。等到它们休息宿营时,就依托阵势进行防御,如果遇到老虎,用犄角相抵,老虎就很难伤害到它们。所以用兵依仗强势,就应当借鉴老虎的战术;身处弱势,就应当学习水牛的防御方式。这可以说是进攻就能攻克城池,防守就能保全自身的道理。

军事,是变化无常的事物,是需要灵活调动、伺机设伏的事。有的遵循法度才能发挥作用。所以通晓兵法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善于用兵的人,是能灵活运用智慧的人。

懂得用兵的将领,是国家的栋梁,是百姓命运的主宰,古代的君主都很重视他们,后世却没有人能比得上。吕望虽然有智谋,孙武虽然善战,乐毅虽然贤能,白起虽然勇武,但他们都已是齐国、吴国、燕国的枯骨朽尸。怎么能拾人牙慧,还想让他们复生再任用他们呢?本来就应当从本国百姓中选拔最优秀的,挑选其中智勇双全的人,任用他们的长处,宽容他们的短处。

即使拥有百万大军,临阵对敌,胜负的关键也在于将领。

秦穆公讨伐晋国,大军抵达黄河边,将军想犒劳军队,可只有一钟美酒。蹇叔于是说:“哪怕只有一杯酒,也可以倒进河里,让河水都有酒味。”秦穆公于是把那钟美酒倒进黄河里,三军将士都从河中取水来饮。士兵只要得到一顿饭的恩惠,就会愿意拼死作战,这就是道义的感召力。

鱼丽阵、鹅鹳阵这类阵法,鸣金击鼓、进退有节的指挥,都是低级军官负责的事。

土地,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基,从来没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是空谈的人却硬要把它分成两个概念。说“地”是都邑大区域的名称,“土”是细碎田地的称号,这不过是《国语》里的一句话。至于龟卜旁的说法,有“地数五”的说法,说五方对应土地,都是同样的道理,应当放在一起看待。凭什么要区分“地”和“土”呢?天下的州郡封国,难道会有有“地”无“土”,或者有“土”无“地”的地方吗?

庄周的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那些通达性命之理的人,看待卑微与尊贵、生与死都不会哀伤,庄周的做法也不算过分。但普通人看到死去的亲人,无论关系远近都会哭泣,庄周怎么能忍心这样呢?

《礼记》中说“嫂叔无服”,这是错误的。根据《小功章》里“娣、姒、妇”三个字,其实就包含了嫂叔之间的服制。古人有省略文字、互文见义的写法,说弟弟就包括了兄长,也就包括了嫂子。娣姒,是兄弟的妻子之间的称呼。也就是说丈夫的兄弟,以及兄弟的妻子之间,都服小功之丧。

项羽如果能听从范增先前的计策,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取天下了。

俗话说:两只眼睛不能互相替代看东西。从前吴国有两个人,一同品评一个人的相貌,一个人说长得好,一个人说长得丑,争论了很久也没有结果。两人各自说:“你可以到吴地的镜子里照照,就知道美丑了。”人的相貌是固定的,两个人观察却有不同的评价,各有得失,并不是故意要和对方相反,而是两个人的眼光不同罢了。

圣明的君主不能独自成就功业,有智慧的人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即使是神武的帝王,也需要辅佐之臣。

司马迁说:颜回虽然品行笃厚,如果不遇到孔子,也不能彰显他的名声。所以五尺高的孩童,德行可以堪比大圣,如果是在其他师门,未必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甘罗十二岁就出使赵国,为秦国取得河东五座城池,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也因此佩印封侯。虽然他所做的事不合乎道义,但那是在秦国,当时正盛行欺诈诡谲的风气。假使甘罗在孔子门下,学习孔子的教诲,也能做到闻一知十吗?答案是未必。从前齐国想要讨伐鲁国,颜回请求去游说齐国的陈恒,孔子不答应,最终派了子贡前往。子贡一出使,就攻破齐国、强大晋国、灭亡吴国、称霸越国、保全了鲁国。颜回和子贡,论才智谋略相差十倍,可遇到这样的大事,孔子却不派颜回前往。

谚语说:求学的人多如牛毛,能成就事业的人却少如麟角。说的就是成才的人很少。

猛虎不身处低洼之地,雄鹰不栖息在低垂的树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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