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博士备论（白话文）

陆机论

调集全国的军队托付给别人担任将领，以疏远卑微的身份去统率别人的军队，在君臣授权受命的关头，处处都是危机。善于任用将领的君主，不会把军队轻易托付给他人；善于做将领的人，不会轻易拿自身去承担重任。君主一定要深深赢得臣子的信任，再让他领兵；臣子一定要深深获得君主的信任，再去担任将领。这样军事大业才能建立，战功才能取得，君臣都能在天下留下美好的名声。

古人中有做到这一点的，孙武对于吴王阖闾，田穰苴对于齐景公，周亚夫对于汉文帝，就是这样的例子。当初孙武以兵法求见吴王阖闾，吴王用宫女来试探他。孙武就借着吴王试探自己的机会，来揣摩吴王的心意，料定吴王的意图早已放在了两个宠姬的性命上。那两个宠姬是吴王最喜爱的人，孙武当然深知深宫里的妇人，享受着君王的宠爱，哪里懂得军法的约束、将军的号令呢？然而他一定要斩杀她们，不肯赦免，并不是对这两个宠姬有怨恨，而是借她们的人头来试探吴王的诚心，看吴王对自己的信任到底坚不坚定。吴王果然不顾惜两个宠姬的死，认可孙武善于用兵，最终任命他为大将。孙武也知道吴王信任自己是坚定的，于是安心担任将领，所以能向西攻破强大的楚国，向北威震齐、晋两国，吴国也因此称霸天下。

齐景公任命田穰苴为将军，穰苴在接受任命、领受斧钺之初，就请求派景公的宠臣庄贾来监军。穰苴难道真的是因为自己出身卑微、权威不足，要依仗庄贾吗？他的心意其实早就打定了要杀掉庄贾。庄贾虽然只是延误了片刻的约定，按理可以酌情赦免，但穰苴最终还是将他处斩，不是对庄贾有什么怨恨，姑且借他的死来试探齐君的诚心，看君主对自己的信任到底笃实不笃实。齐景公果然认可他的才能，对他信任不疑，所以穰苴能大举击退燕、晋两国的军队，收复了被侵占的土地。

汉文帝安排三位将军驻守边境来防备匈奴，亲自慰劳军队，到了细柳营的周亚夫那里，即使是天子的诏令，也要服从将军的号令。在那个时候，细柳营的士兵只知道周亚夫的威严，不知道汉文帝的尊贵。难道周亚夫是在这里违背君臣名分，故意做出不可冒犯的样子吗？他也是借此来试探汉文帝的诚心，看君主对自己的信任到底够不够深厚。汉文帝果然赏识他的才能，把他托付给汉景帝，认为可以委以重任。而周亚夫也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行处理军务，所以七国叛乱时，他统率全军，能够坚决拒绝救援梁国的诏书，最终平定了关东的变乱。

世上见识浅薄的人，只看到这三个人借众立威的做法，却不知道这是一种权术。他们不只是为了借众立威而已，君臣之间从一开始就相互信任、心意固结，不会被离间破坏，最终能以功勋保全自身，都源于这一点。

唉！陆机太不懂得为将的权术了。陆机以亡国之臣、客居他乡的身份，投身到西晋朝廷，既没有驭下的权术，又没有养气的涵养，只会自恃才高、傲慢待人，得罪了众人。司马颖骄横放纵，不行君道，举兵进犯朝廷，这样的人哪里值得托付身家呢？陆机因为私人怨仇，一下子就身居众人之上，都督全军，部众多达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兵的规模，没有这么盛大的。

司马颖本来就不是合适的主帅，而陆机对内没有权术来揣摩主帅信任自己的心意，对外没有权威来调度麾下的军务，却还洋洋自得，自比管仲、乐毅。刚到军中的时候，孟超以偏将的身份触犯军令，侮辱陆机，把他当作奴仆一样对待，陆机却不将他处斩，反而放过了他。像这样带兵，像这样作战，即使统领百万大军，又有谁能挽救败局呢？所以鹿苑之战大败，死者堆积如山，众人都诋毁陆机，最终导致他被杀，被天下人耻笑。

世人不知道他的才能不足以胜任所承担的重任，智谋不足以应对所面临的局面，一抬脚一动身就跌倒失败，却把灾祸归咎于三代为将的报应，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有人说：陆机虽然出身将门，但本质是个文人，行军打仗不是他向来擅长的，所以最终丧师败军。王衍、房琯这类人，也都是因此招致失败。唉！因为是文人带兵就导致丧师，是才能不足以担任将领的缘故。如果说文人一定不能带兵，带兵一定不能用文人，那就错了。只要才能足够，何必在意他是不是文人。假如文人懂得带兵之道，那就算是世代为将的人也比不上他。至于陆机这样的，只不过是自取杀身之祸罢了，哪里值得称道呢？

晋论上

天下政权这样的重器，有的是人心自动归附之后收取的，有的是凭借武力夺取之后得到的。人心归附而后收取的，是三代以上的情况；武力夺取而后得到的，是秦汉以后的情况。人心归向我而我收取天下，和我主动去夺取天下，本来就有区别，而夺取天下的方法，更是有很大的不同。既然如此，那么享有天下的人，只需要看他夺取天下的方式如何就可以了。

魏国取代汉朝，和汉朝取代秦朝的方式不同；晋朝取代魏国，和魏国取代汉朝的方式也不同。魏国看待晋朝，是沿着自己取代汉朝的轨迹走的；晋朝承袭魏国，是沿用魏国取代前朝的权术。所以晋朝取代魏国，是魏国自己开启的先例。晋朝将要沿袭旧例夺取魏国政权，因此急切地想要执掌魏国的权柄。魏国君臣只看到权力从自己手中流失到了晋朝手里，就像当年权力从汉朝流失到魏国一样，因此对自己被取代安之若素，把天下拱手相让，还自以为理所当然。

所以晋朝取得魏国政权的轨迹，和魏国取得汉朝政权没什么不同；但晋朝夺取魏国政权的名义，是最没有正当性的，大概和王莽篡夺汉朝差不多。即便如此，晋朝后来的灾祸，也是魏国遗留下来的。唉！难道这也是天意吗？

当初秦朝施行暴政，天下百姓只怕秦朝不灭亡，因此豪杰纷纷起兵诛灭秦朝。秦朝灭亡后汉朝得到天下，所以汉朝对秦朝没有什么亏欠。东汉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人都深受其害，对汉朝的祸患痛心疾首，大家一同倡议起兵诛杀董卓，都是为了汉朝。董卓被杀之后，曹操、二袁才开始互相攻伐，争夺天下，想要取代汉朝。曹操率先掌握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最终汉朝不是自己灭亡，而是被曹操篡夺了政权。所以魏国对汉朝是有亏欠的。汉朝的灭亡，不是天下人要亡它，是曹操夺取了它。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曹操，汉朝的天下也不得不亡，因为还有二袁等人窃取权柄。曹操从二袁窃取天下的乱局中收拾了局面，等于汉朝已经失去过天下，是曹操重新安定了它，所以魏国取代汉朝还算有名义。所以说：魏国取代汉朝，和汉朝取代秦朝是不同的。

至于晋朝就不是这样了。从司马懿开始，就在曹操时代就暗藏祸心、包藏奸谋。曹操曾经察觉到这一点，却没有自己决断处理，反而把他托付给曹丕。而曹丕昏庸懦弱，对司马懿更加信任重用。所以在曹操去世后，司马懿就逐渐加紧树立自己篡权的功劳，一步步收揽大权，私自执掌朝政。

他所谓的篡权功劳，不过是向东平定辽东，向西收服孟达，向南挫败王凌，在内诛杀曹爽罢了，并没有像魏国对汉朝那样，挽救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国祚那样的大功勋。大概司马氏知道魏国夺取汉朝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急切地效仿它的轨迹，暗中窃取权力，经过四代人牢牢把持，最终在魏国安然无事的时候一举夺取政权。而天下人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这是最没有正当名义的，和王莽篡汉很相似。

至于晋朝宗室内部叛乱，戎狄外族从外部进攻，最终国家衰败到令人叹息的地步，也是魏国遗留下来的祸患。魏国灭亡的时候，削弱了宗室的防护，虽然宗室都号称王侯，却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实际封邑。晋朝取代魏国之后，矫正这个弊端，大肆分封宗室，授予他们兵权和封国的权力。结果一下子八王在内部互相残杀，等到祸乱缠身、无法化解的时候，戎人、羯人就趁机而入了。

关右、秦川一带，是帝王建都的宝地。魏武帝曹操却大规模迁徙戎夷部族，让他们杂居在这一带，用来抵御蜀国的进犯。结果祸乱就发生在身边，无法挽救，最终酿成了永嘉之祸。由此看来，凡是晋朝的重大变乱，都是魏国遗留下来的。唉！难道这也是天意吗？

晋论下

天下的祸患，不怕它有可见的迹象而很快爆发，只怕它没有可窥探的形迹而很晚才爆发。有迹象可以察觉的，即使是愚昧胆小的人也一定会加以防备，而爆发得早的祸患，危害往往比较浅；没有形迹可以窥探的，即使是智勇双全的人也会疏忽防范，而爆发得晚的祸患，危害往往很深。

当年五胡乱华的灾祸，在晋朝爆发，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推究它的根源，积累了数百年之久，国家历经了三代，君主换了几十位。平日里看不到它有什么显露的迹象，所以一旦爆发就没人能够支撑。这不是真的没有形迹，而是祸患的形迹常常隐藏在福分之中，福分的形迹也常常隐藏在祸患之中。人们只看到眼前的祸福，却不深入隐藏的表象去反向推究，所以在祸患还没爆发的时候，没人能看清它明显的样子，这就是祸患最终发展到无法挽救地步的原因。

先王的制度，把夷狄安置在边远的要荒之地，非常忌惮他们扰乱华夏，没有不想把他们驱逐到境外的。周公在明堂接见诸侯，蛮夷戎狄的君主都站在四门之外，不让他们参与完备的礼仪、盛大的典礼。后世的君主，趁着夷狄衰败，高兴他们前来臣服，就把他们迁徙到内地，亲近他们。这件事开始于汉宣帝时期，在汉光武帝时期逐渐发展，到魏武帝曹操时期达到鼎盛。有的清空他们的故土，撤除边境的警戒；有的征调他们的兵力，用来抵御敌寇。既消除了他们的侵扰，又能役使他们的力量，可以说是君主的一大愿望，国家的一大福分。却不知道积累的时间久了，大祸就藏在里面，一旦爆发就像决堤的洪水，没人能够阻挡。晋朝不幸正好赶上了这场灾祸，就是因为平日里看不到它明显的迹象。

当初汉宣帝凭借汉武帝攻打匈奴的余威，趁着匈奴五个单于内争，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汉元帝的时候，匈奴请求撤除边境守备，依靠侯应的谏策才作罢。侯应认为，自从汉武帝把匈奴赶到漠北，夺取了阴山，匈奴人失去了屏障，每次经过阴山，没有不哭着哀叹失去故土的。现在撤除边防要塞，就是对他们大大有利。汉元帝虽然答复了匈奴，但从此胡人也逐渐向南迁徙，汉朝也很乐意他们前来，没有阻止。

汉光武帝趁着匈奴日逐王前来归附，于是设立南匈奴单于庭来安置他们，让他们逐渐内迁到西河郡美稷县。而匈奴的各个部落，也因此驻守在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七郡，河西地区都成了匈奴的聚居区。再加上迁徙归降的羌人，错杂安置在三辅地区。

魏武帝曹操又大规模迁徙武都的氐族，来充实关中地区，用来抵御蜀国的进犯。而匈奴五部都居住在汾水、晋地一带，近在腹心之地。到晋朝兴起的时候，中原地区大概有一半都是夷狄居住。刘渊是匈奴人，居住在晋阳；石勒是羯人，居住在上党；姚氏是羌人，居住在扶风；苻氏是氐人，居住在临渭；慕容氏是鲜卑人，居住在昌黎。他们的种族一天天繁衍，居住饮食都趋向华丽精美，但他们残暴贪婪、好勇斗狠、喜欢作乱的本性，却从来没有改变。

因此刘渊一声倡乱，并州、雍州的胡人纷纷趁机起兵，从长淮以北，不再有晋朝的土地，战乱持续了将近二百年。这就是所谓的爆发得晚而危害深重啊。

即便如此，他们内迁之后听从役使，也是迫于中原王朝的威势，而他们心里没有不思念故土、想要返回的，本来就对中原王朝的管束和轻慢心怀怨恨。所以刘猛心怀愤恨，在晋朝起兵反叛，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刘氏各部没有一天忘记这件事。

在魏国以前，其间不是没有明智的君主，能够察觉端倪、早做防范，为子孙后代考虑。但他们都满足于夷狄的归附，或者乐于役使他们的力量，只怕他们不能聚集起来为自己所用。即使有祸患的苗头，也不为之深思远虑，从根源上消除它。

到了晋朝，自从晋武帝平定吴国、统一天下，本来就不需要借助夷狄的力量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察觉潜藏的祸患，提前加以制止，顺着他们思念故土的心情，施加恩惠，引导他们的行动，给他们册封名号，提供物资，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旧地去，他们一定会乐意离开，只怕走得不够快。然后再严明边境要塞的守备，划定华夷内外的界限，之后即使有警报，也不会发生祸起肘腋、遭受无尽灾祸的情况了。

话虽如此，如果不是明智果断、为子孙后代深谋远虑的君主，也不能下定决心有所作为，在祸患还没爆发的时候就挽救这场深重的灾难。晋武帝自从平定吴国之后，正放纵奢侈的欲望，向天下彰显骄奢，他哪里能考虑到这些呢？虽然郭钦上书直言，江统撰写《徙戎论》，他们的言论反复恳切、切中要害，晋武帝却都安然不以为意，正抱着老虎睡大觉呢。

唉！治理天下的人，千万不要依仗眼前的太平福分，而忽视了隐藏的祸患啊！

苻坚论上

军队凭借道义起兵，依靠智谋取胜；作战顺应情理，凭借奇谋制胜。苻坚发动这场战役，从道义和情理上衡量都是违背的，从奇谋和智谋上考量都是欠缺的。他在兴兵的缘由上犯了三个错误，在用兵的策略上犯了两个错误，这就是他败亡而无法挽救的原因。

所谓兴兵缘由上的三个错误：第一，不惩戒前两次出兵败退的教训，却想在晋朝天命还没改变的时候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二，忘记自己氐羌的外族身份，想要承袭正统、篡夺天命；第三，沉迷于鲜卑等降众，把他们当作心腹，却忘了他们是国家的仇敌。这三个方面都违背了道理，又在用兵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兵力集中、不分兵多路，只走一条路线，首尾不能呼应，没有其他奇谋变化；二是依仗自己兵力强盛，自以为必胜，抛下大军，轻敌冒进。这都是兵家的大忌。

当初吴王刘濞率领七国百万大军西进，不采纳田禄伯的建议，反而集中全力攻打梁国，最终导致失败，就是忌讳兵权分散。安禄山率领范阳几十万大军南下，不采用何千年的计策，反而合兵一处缓慢推进，最终没能成功，就是吝惜兵力分散。他们都是苟延残喘的叛贼，败亡接踵而至，也是因为不懂用兵的根本道理。

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即使他父亲赵奢也难不倒他，但赵奢唯独担心他会让赵军战败，就是因为他把用兵看得太容易。王邑耻于不能活捉敌人，绕开昆阳不攻，最终大败，也是因为他把作战看得太容易。忌讳兵权分散，就不肯把军队交给别人指挥，不把军队交给别人，就会自我孤立；吝惜兵力分散，就不肯分兵给别人，不分兵给别人，就会陷入孤军。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人，不该他带兵却带兵，一定会失败；把作战看得太轻易的人，不该他出战却出战，一定会溃败。

兵力众多却忌讳分兵，那就和兵力少没什么区别；实力强大却轻敌，那就和弱小没什么两样。空有强大的名声，实际却等同于弱小，这样的将领都可以被击败并擒获。

东南地区凭借来固守、抗衡中原的，是有长淮、长江千里天险。然而吴国先灭亡，陈国后覆灭，是因为对方出兵合乎道义、顺应情理，用兵充满智谋和奇略。晋朝攻取吴国，只有二十万兵力，却分六路出兵；隋朝攻取陈国，只有五十万兵力，却分八路进兵。正因为出兵的路线多，敌人要防备的地方就多，那么千里江淮天险，就等于和我方共有了。

如今苻坚率领的百万大军，前后绵延千里，前锋就有二十五万，却只朝着寿春一路进攻。苻坚还自恃兵力强盛，说什么“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竟然抛下大军，只带八千轻骑赶赴前线。因此晋军趁着他的军队还没集结，迅速发起攻击。等到他战败之后，后续赶到的军队都在溃逃中被践踏而死。百万大军又有什么用呢？

假使苻坚的军队分成十路，一同进发，分头压向晋境，轻骑和步兵驻守要害之地，将领各自为战，士兵各自奋勇，即使主客形势不同，攻守态势有异，晋军就算善于防守，能击退我军两三路，那我军取胜的也还有六七路。即使不足以灭亡晋朝，也能得胜回师了。

唉！苻坚在氐族各部中，本来算是佼佼者，可到了这件事上却大错特错，越发让人相信兵多了就难以调度指挥。

用兵有众寡之分，形势有分合之别。以少击多，兵力应当集中；以多击多，兵力应当分散。黥布反叛，楚军分为三军来抵御，而且都在自己的地盘作战，结果黥布大败其中一军，另外两军也溃散了。吴汉讨伐公孙述，自己率领两万军队进逼成都，分派副将刘尚带领一万人，另驻在长江南岸，两地相距二十里。公孙述分兵进攻，吴汉、刘尚都战败了。这就是兵力少却分兵的祸患。

然而懂得用兵奥妙的人，即使兵力少也要分兵，因为用兵一定要出奇制胜，而出奇制胜往往就在于分兵。项羽只剩下二十八名骑兵，还要分成四队，布成三面阵形，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兵力众多、声势浩大却导致溃败的，没有不是因为不分兵的过错。

兵法上说：善于用兵的人，就像“率然”一样。率然是常山的一种蛇，打它的头，尾巴就来救应；打它的尾，头就来救应；打它的身子，头尾都来救应。这说的是战阵要分散呼应。战阵必须分散，那么大兵团作战的道理也就明白了。

大兵团作战，分兵的话就能攻击更广阔的区域，足以出奇制胜，人人各自为战；不分兵的话能应对的方向就单一，难以适应变化，只能全军集中去迎击敌人。将领自己身陷敌阵，士兵却不能各自为战，想要不失败是不可能的。

唉！人们常常乐于率领大军，却不知道该怎么运用军队，乱用军队，到死都不醒悟的，哪里只有苻坚一个人呢？

苻坚论下

荆州、扬州虽然地处天下一隅，却有长淮、长江的天险阻隔。那里的风俗轻捷劲悍，喜欢争斗作乱。从周朝开始，吴、越、楚相继僭号称强，常常凭借他们的兵力横行天下。但从地理形势来说，这里不是争夺天下的人首先要攻取的必争之地。所以后世的豪杰，大多趁着中原动乱，前去占据这里。从孙氏建立吴国开始，之后晋、宋、齐、梁、陈相继兴起，虽然不能完全统治荆、扬全境，但都自称帝王，和北方抗衡，不肯屈服。

只要中原没有安定，而江南的国家政治没有崩坏，即使率领重兵前去征讨，也很少能成功。所以魏武帝曹操趁着拿下荆州的声势，率领几十万大军，却在乌林被击败；魏文帝曹丕接着大举出兵，也只能独自望着长江叹息而回。苻坚凭借秦雍地区的百万强兵，到了淮淝一战就全线溃败。

只有等到江南的后世君主昏庸残暴，君臣离心离德，而中原的君主发动讨伐罪恶、安抚百姓的正义之师时，那么即使有江淮天险，也不足以依靠了。然而陈叔宝还认为北周的军队曾经在五岭败退，就不把隋军放在心上。所以晋武帝俘虏孙皓，隋文帝俘虏陈叔宝，都像捡东西一样容易。

而苻坚不吸取曹操兵败的教训，却想在晋朝天命还没改变的时候炫耀武力，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即便如此，自古以来夷狄即使强盛，也没有能最终统一天下的。这就是姚弋仲郑重告诫子孙，让他们不要忘记归顺晋朝，苻融也再三劝谏苻坚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道理。

苻坚没有自知之明，常常因为天下没有统一而感到羞愧，一心想要吞并东南，违背忠智之士的谏言，听信奸佞小人的诡计，一次出兵就损失惨重，仇敌趁机而起，最终国家灭亡。这不只是失去了上天的庇佑，也是他自己招致的速亡啊。

当初苻坚以豪壮的姿态，从氐羌中崛起，得到王猛这样的人才辅佐自己成就功业，于是凭借三秦的强大，平定燕代，吞灭梁蜀，天下九州他控制了七个，可以说是强盛了。然而东晋虽然人才不多，但君主没有失德，苻坚却违背众人的意愿图谋它，朝廷大臣、皇亲国戚都争相劝谏，他都不听。

唯独慕容垂，本是亡国的仇敌，想趁着苻坚闯祸，利用秦国的弊端来复兴燕国，所以极力赞成起兵。苻坚非常高兴，毫不怀疑，认为只有慕容垂和自己心意相合，于是倾尽全国兵力大举进攻，却在一战中大败。还没等回到国境，鲜卑、羌人就纷纷起兵反叛，苻坚自己也成了俘虏，国家就此灭亡。唉！这难道不是昏庸悖逆吗？

古时候有智谋的人，常常能用祸患来引诱别人，让对方欣然前往，毫不怀疑；而愚昧的人，常常主动投入灾祸，到死都不醒悟。

汉光武帝刚在河北立足的时候，更始帝的将领谢躬率领几万军队驻扎在邺城。光武帝忌惮他，就假意对他说：“我去攻打青犊军，一定能攻破他们。而在山阳的尤来军，势必会溃散逃跑。凭借将军的威力追击他们，一定能全部擒获。”谢躬信了他的话，就率领军队离开邺城去攻打尤来。光武帝立刻命令吴汉偷袭夺取了邺城。谢躬战败回邺城，被吴汉杀了。

孙策渡江的时候，庐江太守刘勋刚刚收编了袁术的部众，对孙策怀有二心，孙策很痛恨他。当时豫章郡上缭县有一万多户宗族百姓，据守在江东。孙策对刘勋说：“上缭是我的心头大患，想要攻取它但路途不便。凭借您的威名前去攻打，没有攻不下来的。”刘勋信以为真，就出兵了。孙策立刻率领轻锐部队偷袭庐江，全部收降了刘勋的部众。

这正是慕容垂用来祸害秦国、在燕国灭亡之后复兴宗庙的手段啊。和别人为敌，却听信对方的甜言蜜语，听从对方的驱使，没有不落入圈套的。

兵法上说：明智的人考虑问题，一定会兼顾利和害两方面。经传上说：成败的关键，在于善于体察别人的话。苻坚对于慕容垂的话，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却没考虑有害的一面。一旦错失时机，不能体察别人的用心，就会导致丧师败国。人对于察言观色这件事，怎么能疏忽呢？

唉！苻坚到了晚年昏庸刚愎，即使王猛的谋略还在，他也一定不会采纳，也就无法挽救前秦的灭亡了。

宋武帝论

天下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没有穷尽，而我们应对起来都能合乎道理，关键在于善于把握时机。何况争夺天下的利益，处在两军对垒的关头，不能把握时机来决断，大事就会随之失去。

时机这种东西，不能坐等它来，也不能用巧计强求。它突然出现，转瞬即逝，消失的速度快得连眨眼都来不及。在时机到来之前就行动，是盲目冒进；在时机过去之后才行动，是应对失当。因此要凭借一己之力驾驭天下的事务，权力不旁落；要掌控无穷无尽的天下变局，智谋不枯竭。

时机有等上百年也不来的，也有一天之内好几次出现的。等了百年也没有可乘之机，我们也不必急于求成、抢先行动；一天之内多次出现时机，我们也不能厌烦、怠于应对。唉！人如果能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就可以和他一起成就天下的大业了。

当初越王勾践在会稽山受辱，等到回国之后，苦心焦虑，安抚百姓，寻求向吴国报仇的办法。过了七年，百姓都请求向吴国进军，他的大臣逢同、大夫文种、范蠡等人都阻止他，认为还没看到可以利用的时机。于是勾践隐藏形迹，等待时机，一共等了十八年。一旦吴王夫差倾尽全国兵力北上，到黄池会盟，勾践就一举击败吴国，再次出兵就灭掉了吴国。

西晋自从永嘉之乱后，众胡人纷纷起兵，瓜分中原。晋元帝仓皇南渡，占据小小的江东地区，延续晋朝的宗庙。而胡人之间互相攻伐，忽兴忽灭，过了近百年。到苻坚基本统一了北方，就倾尽全国兵力大举进犯江南，结果在淝水之战中百万大军大败。还没等他回到国内，慕容氏等燕国后裔就纷纷起兵，趁势发难：慕容垂收复陕东，慕容冲扰乱关中，苻丕被困在邺城，向晋朝请求粮食援助。

不久之后，慕容垂因为幽州、冀州的百姓饿死殆尽，部众溃散叛乱，退守中山；苻坚和慕容冲相持不下，双方势力都疲惫不堪。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晋朝如果有人能趁着燕、秦两败俱伤的机会，凭借淝水之战胜利的声势，挑选军队、任命将领，兵分两路：一路向北收复邺城，平定燕代地区；一路向西直取咸阳，平定关陇地区。占据旧都长安的险固，恢复晋朝的宗庙，安抚百姓，剿灭残余的敌寇，那么汉武帝那样的功业一天就能成就，百年的大耻也能洗刷了。

可晋朝人握着时机却不知道行动，反而只是出兵运粮，安抚前来归附的人，结果一寸土地都没得到，军队还遭到挫败。这就是谢安因为气怯而错失了时机。

宋武帝刘裕以英雄杰出的姿态，奋起创业，在荆楚平定桓玄，在荆豫平定刘毅，在齐地灭掉南燕，在蜀地攻克谯纵，在交广剿灭卢循，最后生擒姚泓，灭亡后秦。可以说是算无遗策，天下人都畏惧臣服他。

北方的敌寇，只剩下关东的拓跋氏了。当刘裕入关的时候，北魏虽然强大，却不敢向南进兵，也不敢在西边打他的主意。而关中的百姓非常高兴，认为百年的屈辱一下子就洗刷了，都流泪挽留他。因为他是汉室的后裔，百姓就拿长安十陵、咸阳宫室来触动他的情怀。

假使宋武帝趁着三秦百姓心悦归附的势头，整饬军队、安抚百姓，留在关中经营，打通江淮的漕运，征调巴蜀的粮食，发动荆豫的军队，出动青齐的兵力，来扼制赵魏地区，逐鹿中原，那么天下的形势，不用费大力气就能统一了。

然而他在关中坐都坐不稳，就把千里秦川托付给一个年幼的儿子，率军匆匆返回，再也没有顾虑，大大辜负了关中百姓的期望。结果他刚一抬脚，赫连勃勃就紧随其后夺取了关中，就像从怀里拿东西一样容易。这就是宋武帝因为志向短浅而错失了时机。

考察宋武帝的心思，并不是认为秦雍之地应该舍弃，也不是怕了赵魏的敌人。然而他急着回去，毫不顾惜关中，是因为他艰难百战，用来建立宋朝基业的根基都在江东。以前讨伐南燕的时候，卢循趁机偷袭建康，差点就丢了都城。这次匆匆返回，就是怕有人在后方效仿卢循作乱。这就是他轻易舍弃关中的原因。

再加上他出身平民，辗转作战，在江东经营了三十年。这次西出兵伐，只不过是想增加取代晋朝的资本，他的志向和考虑，也不过是取代晋朝罢了，根本没时间为帝王大业做长远打算。最终使得司马氏再也没能平定中原，而众胡人也成了没被讨伐的仇敌，都是因为两次错失了天下的大好时机。

唉！成就大事的人，最怕志向短浅而错失时机，宋武帝这两样都占了。

杨素论

战必胜、攻必取，是将领的优秀才能。优秀将领所凭借的，不过是智谋和勇武罢了。只有智谋没有勇武，遇到勇猛的敌人就会受挫；只有勇武没有智谋，遇到有智谋的敌人就会失败。智谋足以驾驭勇武，勇武足以辅助智谋，这样才能战必胜、攻必取，天下谁能抵挡呢？

当初杨素对于隋朝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名将了。可贺若弼评价他，说他只不过是个猛将，算不上所谓的谋将。贺若弼也太自负，太轻易议论别人了！

隋朝平定陈朝之后，杨素就已经担任统帅了。他克敌制胜，斩杀俘获的敌人，立下的功劳最多。俘虏陈后主之后，江南、沿海一带群盗蜂拥而起，大的几万人，小的几千人。杨素执掌在外统兵的大权，转战万里，足迹遍布岭南、海隅，所到之处没有不灭的。

后来突厥进犯边塞，宗室诸王起兵叛乱，国家危在旦夕。杨素受命率军出征，所摧毁攻陷的敌阵不计其数，最终扫平敌寇，平定内乱。杨素的军队从来没有遭受过挫败，隋朝的功臣没有能和他相比的，他的功绩可以说到了极点。可贺若弼还是不把他当谋将看待，只说他勇猛罢了。

只把他看作猛将，不认可他有谋略，大概就是认为他只有勇力没有智谋。考察杨素的功绩如此显赫，如果他智谋不足，那么那些把握战机、克敌制胜的决策，都是谁的谋略呢？

自从隋文帝统一天下，所谓的名将，也就只有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和杨素这几个人。韩擒虎、贺若弼自从平定陈朝之后，再也没立下半点功劳；只有史万岁跟随杨素征讨，以骁勇著称。可贺若弼却以大将自居，认为这三个人都不能尽展其才，也足以看出他没有自知之明，只会用自己的私言去动摇君主。

杨素治军严整，而且喜好诛杀将士。每次作战，一定会找出士兵的过失，斩首示众，常常一次就杀上百人。他先派几百人冲向敌阵陷阵，如果不能攻破敌军就退回来的，全部斩首。接着再派几百人冲锋，一定要攻破敌阵才罢休。因此士兵们都拼死向前，没有攻不破的强敌。这就是贺若弼把他看作猛将的原因。

唉！杨素并不是忍心残害士兵，而是认为让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才能换来生存；让士兵知道必定能生存，反而会导致死亡。

唐朝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比得上李靖的。他的兵书上说：“畏惧我军法度的，就不会畏惧敌人；畏惧敌人的，就不会畏惧我军法度。”所以古代的名将，十个士兵里杀掉三个，就能威震敌国；杀掉一个，就能让三军号令通行。李靖难道是不爱惜士兵吗？他认为杀掉一个人，能让一百个人振奋，振奋的人就有望取胜；纵容一个人，能让一百个人懈怠，懈怠的人就必然失败。振奋就能战胜敌人，懈怠就会被敌人战胜，那么杀人正是为了让人生存，溺爱反而是害人。善于做将领的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觉得将领残忍了。

即便如此，杨素的方法虽然足以取胜，还算不上最高明的制胜之道。兵法上说：“军队没有精选的先锋，就会战败。”《诗经》上说：“大型兵车十辆，率先开路前行。”这开路前行的，就是精选的先锋部队。

越王勾践讨伐吴国，士兵有好几万，另外还有“君子”六千人。所谓的君子，就是精选的先锋。杨素用来陷阵的士兵，也就是所谓的先锋吧。然而到了攻不下来就退回，难免被处死的地步，恐怕这些就不是精心挑选、待遇优厚的精锐之士了。

我又曾观察唐太宗用兵，从来不会先亲自上阵搏杀，一定会安排骁勇精锐的骑兵在侧翼机动，或者占据高处观望，常常看起来好像无意作战。等到两军交锋，战斗正激烈、胜负未分的时候，他突然率领军队奋勇出击，士兵们都拼死作战，直冲敌军阵形，从敌人背后杀出，凡是抵挡的无不被击溃。

这就像两个人搏斗，本事相当、力气均等，正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旁边过来帮忙，那被帮忙的一方没有不胜的。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

假使杨素用来做先锋的，都是精选的精锐，再根据敌人的强弱来调遣他们，一定能攻破敌阵，不至于战败退回，再加上军法处置，还能像唐太宗那样使出奇谋，那么像贺若弼这样的人，又怎么敢妄加议论呢？

唐论

占据天下的形势，一定要有掌控天下的权柄。权柄凭借形势而建立，形势依靠权柄而稳固。有了这样的形势，如果权柄不足以巩固它，那么形势就会一天天衰败削弱，天下也就无法安定强盛。

因此君主对于权柄，一天也不能让它离开自己、分散到别人手里。大凡事物离开了自己还可以收回，分散了还可以保全；至于权柄，一旦失去就再也收不回，一旦分散就再也聚不拢，所占据的形势也会随之丧失。能不谨慎吗？

当初唐太宗凭借神武的谋略，起兵平定祸乱，君临天下，声威遍及四海。然而所谓巩固天下的形势、传给子孙后代的制度，还没有建立。于是他实行府兵制，在各地设置军府，在中央设立卫所统领将领，占据关中以控御天下。军队隶属于军府，那么将领就不能在朝中独掌兵权；将领归属于卫所，那么士兵就不会在外擅自作乱。

但他觉得还不够，于是大举讨伐侵扰中原的四方夷狄：击破突厥，平定吐谷浑，攻灭高昌，剿灭焉耆，都俘虏了他们的国王；还亲自率军出征辽东，重创高句丽。所有这些行动，并不是穷兵黩武，都是为了树立权威、巩固天下的形势。

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专权，挟持唐朝来号令天下，图谋篡夺政权，天下的人无不屏住呼吸、叠足而立，听从她的命令。她是篡夺了天下的权柄来反向掌控天下，尚且能做到这样，何况是顺应名分来守护权柄的人呢？

唐玄宗以英明果断的气魄，起兵平定内乱，继承帝位，可以说是有道的君主了。然而他习惯于太平盛世的安逸，府兵卫所的制度全都废弃败坏，把大权都交给了边防将领。安禄山虎视幽蓟地区，掌控千里之地，军中的官吏就有三千人。所以范阳叛乱一起，天下大为震动。朝廷只能驱赶市井百姓来抵挡叛军的锋芒，如果不是肃宗举起义旗，招揽忠勇豪杰，奋不顾身地讨伐叛贼，那么东西两都就收复不了了。

虽然能够重建王朝，但此后朝廷赖以平定天下的，都是藩镇的力量。天下的权柄已经分散到地方，不再完整了。到了代宗时期，刚刚平定残余的盗寇，就把河朔地区瓜分，任命叛党首领为节度使，他们和朝廷分庭抗礼，职位世袭，朝廷无法禁止，国家因此日渐衰败。

到了大历、贞元年间，两河地区的藩镇一天比一天骄横强暴，而当时的君主退缩忍让，常常像抱着老虎一样，忍辱含垢，讨好藩镇都来不及，只求苟且偷安，而藩镇的侵犯却越来越严重。虽然朝廷设置了禁军，由宦官统领，但也不足以应对天下的变故。所以泾原兵变的时候，神策六军没有一个人应召前来，跟随德宗逃到奉天的，只有四百名士兵罢了。

到了唐宪宗即位的时候，天下有五十个藩镇，朝廷的赋税收入只限于东南八个道。然而宪宗却能振奋武威，立志削平藩镇，力排众议，大力整治。于是在剑南擒获刘辟，在浙西捉拿李锜，在昭义活捉卢从史，让成德的王承宗归顺，诛杀了淄青割据五代的李师道，平定了淮西三世叛乱的吴元济，可以说是功绩盛大了。

然而到了后世，国势更加不振。朝廷内的权柄被宦官把持，地方上的权柄被藩镇掌控，一天天削弱，最终走向灭亡。

唐朝因为权柄丧失、形势倾覆而失去天下，而它的灭亡并不在僖宗、昭宗时期，而是在天宝年间就埋下了伏笔。因为丧失了掌控天下的权柄，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后世的君主，像宪宗那样的，也只能勉强自立，不至于过分屈辱罢了，何况那些不如宪宗的君主呢？

唉！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如果不想着牢牢掌握权柄，反而被别人掌控，看看唐朝的教训就明白了。

郭崇韬论

人们都说汉高祖刘邦以平民身份起兵，号召豪杰，平定祸乱，然后瓜分天下，封赏功臣为王。韩信、彭越、英布都拥有几十座城池，南面称王，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等到他们卸甲归封，伤口还没愈合，就相继被诛杀。大概是因为汉高祖封赏过度，导致他们骄横叛逆，高祖对于功臣，不能说没有亏欠。

光武帝刘秀率领义军，平定盗贼叛乱，夺回汉朝政权。天下平定之后，他借鉴汉高祖的过失，评定功劳授予爵位，最高不过是通侯，大的封地也不超过几个县，而且不委任他们处理政务。因此元勋老将都能保全自身。李靖是谈论兵法的大家，也认为光武帝驾驭将领的方法，比汉高祖高明得多。

唉！这都是没有深入探究汉高祖、光武帝所处的实际情况啊。天下的事情有它必然的规律，即使是圣明智慧的人也不能改变和回避。

汉高祖以宽仁大度，驱使天下的才智之士成就大业，难道是那种阴险残忍、好猜忌别人功劳的人吗？秦朝无道，天下才能出众的人争相起兵角逐，都有取代秦朝的心思。彭越、英布都是人中豪杰，拥兵自立，本来就不肯轻易依附别人。韩信身怀百战百胜的谋略，选择明主归附，也有远大的志向，所以平定整个齐国之后，就请求自立为齐王。

当汉王在彭城大败的时候，如果随何不能说服淮南王英布，英布就不会前来；等到被困在固陵，诸侯都违背约定不来会师，如果不是张良的计策，彭越、韩信也不会听从。在那个时候，汉王如果不割舍几千里的土地，来满足这三个人的欲望，招他们出兵，那么楚国就不会灭亡。

汉朝对待这三个人，就好比养老虎：喂饱了就不动，饿了就会吃人。由此看来，封赏过度，难道是心甘情愿的吗？是为了在片刻之间成就大业，不得已而为之啊。

即便如此，大业成就之后，这三个人权倾天下，让天下人都感到寒心。天下人都寒心，那么他们就算拥有这些，又怎能安心归服呢？而且汉高祖又怎能高枕无忧呢？所以猜疑的裂痕一旦出现，大祸就随之而来了。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一定要到铲除他们之后才能安定。

光武帝痛心汉朝皇室的灾祸，率领思念汉朝的百姓，奋起兴复汉室。他所依靠的人，大多是南阳的故人，其中特别杰出的，也就是寇恂、邓禹几个人罢了。而且他们的才能谋略，只够供光武帝指挥差遣，不像韩信、彭越对于汉高祖那样骄横难制。

天下平定之后，封给他们几千户的食邑，他们都心满意足，只怕不能保住自己的爵位封地。作为光武帝，又有什么理由要诛杀他们呢？如果说只有光武帝懂得保全功臣的方法，汉高祖对功臣有不能容忍的残忍，那就是没有考虑到两位君主遇到的情况不同，以及形势发展的必然规律。

后唐庄宗李存勖继承李克用的遗业，打着复兴唐朝的大义旗号，怀着世仇和梁军百战百胜，最终灭掉后梁，得到了天下，可以说是艰难又劳苦了。然而他手下有两位大臣：相当于韩信、彭越那样的，是李嗣源；相当于寇恂、邓禹那样的，是郭崇韬。

李嗣源立下了无法赏赐的大功，有着震撼君主的威势，掌握着全国的兵权，紧抓不放。庄宗没办法剥夺他的权力，渐渐忌惮他的逼迫。郭崇韬常常为国家立下大功，忠诚可靠，是李嗣源所畏惧的人。庄宗如果能依靠郭崇韬，来制约李嗣源，那么李嗣源即使心中不安，也会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发动叛乱。

庄宗只知道忌惮李嗣源，却不知道依靠郭崇韬，所以郭崇韬因为忠诚反而被疏远，谗言一天比一天厉害。郭崇韬为了自救，就请求率领军队征讨前蜀。庄宗调集全国的军队交给他，让他西征。郭崇韬刚刚平定蜀地，捷报才传上来，就被谗言害死了。

庄宗只知道得到蜀地可以增强国力，却不知道郭崇韬一死，李嗣源就没有畏惧的人了。所以邺都兵变的时候，李嗣源率领一支军队，向西直奔洛阳，如入无人之境，夺取帝位易如反掌。

况且朝内有权臣窥伺时机，庄宗却把全国的军队都派去远征，本来就已经是大失策了；又除掉了自己可以依靠、让敌人畏惧的人，那么大祸临头，又怎么能挽救呢？即使得到一百个蜀地，也救不了亡国的命运。

假使郭崇韬不死，率领全蜀的军队，借着东归的将士，拥戴魏王李继岌，传檄藩镇，讨伐弑君的仇敌，就算李嗣源强大，又怎么能抵挡呢？

李嗣源有着韩信、彭越那样的威逼之势，却没有遭遇他们那样的灾祸，是因为庄宗没有汉高祖的谋略；郭崇韬有着寇恂、邓禹那样的功绩，却不能保全家族，是因为庄宗没有光武帝的明智。

唉！人臣的祸患，始于执掌大权；而最快招致灾祸的权力，莫过于掌管军队。郭崇韬谋划着避祸自保，却反而去追求掌握兵权，这和抱着柴火去救火有什么区别呢？

五代论

唐朝因为衰败削弱，最终失去了天下，而真正的英主还没出现，五代的君主就相继争夺政权，早上得到晚上就失去，加起来的统治时间还不到几十年。自古以来，国家的成败兴亡，没有像这么快的。

然而我私下观察，他们的灭亡都有必然的道理。梁太祖朱温从宛朐的盗匪起家，后来挟持唐朝，号令天下，夺取了政权，也可以说是一时的奸雄了。然而到了他晚年，河汾地区的李氏基业已经壮大，本来就有吞并消灭后梁的志向。就算他没有被儿子杀死，他的后代又有谁能抵挡唐庄宗呢？所以后梁的灭亡，是转眼之间的事。

后唐武皇李克用打着报仇复国的忠义旗号，从阴山起兵，转战千里，占据了汾晋地区。到他儿子庄宗李存勖，凭借兵力和霸业，最终灭掉后梁，君临天下，可以说是强盛了。然而天下刚刚平定，强横的大臣、骄纵的士兵就变得无法制约。一旦有人倡乱反叛，还没等反应过来，天下就落到了明宗李嗣源手里。到了末帝李从珂失去天下，原因和庄宗是一样的。

凭借刚刚建立、还没安定的基业，却有强臣骄兵趁着政治混乱发难，这样还能在天下自立吗？石敬瑭凭借震主的威势，趁机起兵，认契丹君主为父，借助契丹的兵力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可一旦继位的君主昏庸软弱，行事轻率，而契丹人居功自傲、强横无比，耗尽天下的财富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贪欲，于是后晋就背弃了契丹，而遭受的灾祸和耻辱，说也说不完。看他起家时依靠的就是这样的靠山，那么后晋又怎么能不灭亡呢？

后汉高祖刘知远，趁着契丹侵扰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的时候，眼看天下没有英雄，于是慨然起兵，建国称帝。天下人无处可去，也都俯首听命于汉朝。然而他刚去世，朝中的权臣大将就已经不把幼主放在眼里了。所以幼主忍不住愤恨，想要铲除他们，企图侥幸一决胜负，结果后周起兵反抗，朝廷最终无法抵御，走向灭亡。

后周的太祖郭威、世宗柴荣，都是所谓的一代枭雄。而周世宗英明杰出的才能，足以君临天下、自立自强。可惜他寿命不长，年幼的继承人承受不了上天的眷顾，而宋太祖赵匡胤的德行功业日益隆盛，已经被天下人所归心拥戴，那么后周的重担又怎么能不卸下呢？

由此看来，从后梁到后周，他们的兴亡盛衰、统治长短，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都有必然的道理。

我又曾深入探究，像唐庄宗和唐末帝，都是以勇武雄健、作战无敌著称，摧灭强敌，最终夺取天下称王，并不是昏庸无能的君主。然而明宗的军队在邺都兵变，晋高祖的甲士在晋阳起兵，这两位君主却垂头丧气、惶恐窘迫，像儿女一样悲伤哭泣，拱手等待死期，连往日万分之一的气概都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强臣骄兵掌控着他们的命运。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才醒悟自己孤立无援，没办法自救。

凭借功劳取得天下的，常常会出现强臣；凭借武力取得天下的，常常会出现骄兵。大臣不是本来就强横，是凭借积累的功勋赏赐，最终变得强横；士兵不是本来就骄纵，是凭借常年征战的劳苦，最终变得骄纵。

所以古代平定乱世、挽救危亡的君主，不担心天下大事不能成功，却深深忧虑大臣会变得强横、战士会变得骄纵。所以常常提前整顿治理，让权柄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天下平定之后，国家安定强盛，即使传给年幼的子孙，也不会发生变乱。

那些乱世相继的政权就不是这样了。当他们图谋夺取天下的时候，天天要求将领立功，要求士兵奋战。要求将领立功太急切，那么凡是用来酬谢将领的，都不会顾忌他们会变得强横；要求士兵奋战太迫切，那么凡是用来安抚士兵的，都不会担心他们会变得骄纵。

因此天下刚刚平定，强横的大臣倚仗骄纵的士兵而心怀不轨，骄纵的士兵裹挟强横的大臣而怀有奢望。一旦一同起兵逼迫君主，回头看自己，彷徨孤立，大权就要旁落，那么就算有往日的雄武气概，到了这个地步又能怎么样呢？

唐庄宗、唐末帝之所以失去天下，就是这个缘故。唉！急于夺取天下，却不考虑夺取之后的利害，最终也只会迅速灭亡罢了。

跋

以上是《何博士备论》二十八篇，如今缺失两篇，其中《苻坚论》颇有脱漏错误，而且编排次序有误，没能得到善本校正。

宋代的士大夫愤慨于国家功业不振，喜好谈论兵法，就像这本书一样。熙宁年间，徐僖、萧注、熊本、沈起等人运用这些兵法，却总是战败，天子也因此后悔。元符、政和年间，开边拓土的议论再次兴起，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唉！用兵之道哪里是轻易能谈论的啊！

归震川先生题词 庚寅年四月二日，录于贞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