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博士备论（白话文）

提要

臣等谨案：《何博士备论》共二卷，为宋代何去非所撰。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丰五年，他以特奏名身份参加廷试，被授任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升任武学博士。元祐四年，经苏轼举荐，改授承奉郎；元祐五年，出京任徐州教授。苏轼又上奏进献他所撰写的《备论》，举荐他担任馆职，最终未成。这部书就是当年苏轼奏进的版本。 苏轼的奏状称全书共二十八篇，此本仅有二十六篇，大概是散佚了其中两篇。何去非原本因对策论兵而得官，所以这部书都是评论古人用兵得失的作品。其文风雄健快畅、踔厉风发，文思如泉涌，与苏氏父子的文风相近。苏洵作《六国论》，归咎于六国贿赂秦国；苏辙作《六国论》，归咎于四国不相互救援；何去非的议论则兼具两种观点，主旨尤为相近，所以苏轼屡次称道他。 卷首只载有苏轼的两篇荐状，用来表明这部书的缘起。卷末有明代归有光的跋文，对这部论著大加非议，并且把元符、政和年间的战败之祸归罪于何去非。 大抵宋朝的战祸源于用兵，而战祸的起因，却在于士大夫习于晏安太平，荒废武备，驱使不堪作战的军队去打仗，所以一战即败，再战而亡，南渡之后最终积弱不振。归有光不归咎于宋朝的溃乱是因为士大夫不懂军事，反而归咎于何去非谈兵，明代的通儒见识如此，明朝也最终因积弱而灭亡啊。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进。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何博士备论荐状

元祐四年正月荐状

元祐四年正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奏： 右臣伏见左侍禁何去非，原本以进士身份六次赴省试，元丰五年以特奏名在御廷唱名。先帝（宋神宗）见他廷试对策文辞理义优异丰赡，擅长论兵，于是问去非愿不愿意做武臣。去非不敢违背圣意，于是授任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升任博士，至今已有八年。 臣曾见他的著述，才力有余，见识高远，他论述历代兴衰成败的缘由，都出人意料，对世事有所补益。何去非虽然喜好论兵，但本是儒者，不乐意做武吏，加之他其他文章无所不宜。希望圣上特予改换文资，仍让他充任太学博士，以劝勉学者，稍稍振兴文治，或许能接近古制。 如果后来证明不如臣所举荐的那样，臣等甘愿承受欺罔朝廷的罪责。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奉圣旨：特授承事郎，依旧武学博士。

元祐五年十月荐状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 右臣自揣才学虚薄，滥居侍从之位，常求胜己之人，以为报国之助。恭惟先皇帝（宋神宗）以周公、孔子之道为准则，成法典教化，如日月光华照耀万物，而臣子无人能副其意，大概常有“食不御有才难”的感叹。 伏见承事郎、徐州州学教授何去非，文章议论确实有过人之处，笔势雄健，得秦汉文风的骨力。元丰五年，以累举免予解试，在廷对策中极力论述用兵利害，先帝阅览后称异，特授右班殿直，让他教授武学，不久便任博士。臣揣度圣意，必定是要长期培养造就他，以待大用，哪里只是以一个博士之职对待去非呢？ 然而何去非立志刚强坚毅，不迎合当时公卿，所以无人为他举荐援引，成就他的功业。臣任翰林学士时，曾以此上奏，请求改换文资，安置于太学。虽蒙恩准改换承奉郎，而今却出京任徐州教授，比起博士之职，似乎是降职。不只是臣人微言轻，不足取信，也恐怕朝廷不见他的文章议论，无法衡量他的为人。 臣谨缮写何去非所著《备论》二十六篇，随状进上，请求交付三省执政考阅。如果臣言不谬，请求授任一馆职，不只是收罗逸才、晓谕士类，也以彰显先帝知人之明。一经考核，必无虚誉，书之史策，足为光华。如果后来不如所举，臣甘愿承受欺罔朝廷的罪责。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何博士备论卷上

六国论

秦国拥有兼并天下的地理形势，而天下最终到了必然被兼并的地步；六国有抵御秦国的态势，而秦国最终到了不可抵御的地步。难道是秦国擅长消灭六国吗？祸患在于六国的君主，自相攻打那些可以亲近的国家，却忘记了那些真正与自己为仇的敌人。 秦国作为国家，不过是一个而已，而关东的国家有六个。算起来秦国的土地，只占六国的五分之一；秦国的兵力，只相当于六国的十分之一。凭借五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一的兵力，却常常称雄强大，掌控天下的命运，是因为它占据了有利的地理形势，居高临下地扼住了天下的咽喉，踩踏着六国的脊背，将六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假使六国的君主知道国家的真正祸患在秦国，于是彼此诚心结交，缔结盟约，合力抵御秦国，那么就算秦国善于攻战，又怎能鞭笞六国，让它们并排向西侍奉秦国呢？更何况秦国仅凭一二之力就消灭六国呢？只因六国不懂这个道理，凡是早朝晚罢的争斗，都是自相屠杀的计谋，这正是秦国得以坐收其利、最终将六国一一擒灭的原因。 大抵六国的形势，合纵最有利，连横最有害。合纵成功则国安，连横形成则国危，这是必然的趋势。 当初六国合纵抗秦，秦人十五年不敢出兵窥伺函谷关。等到张仪倡行连横，山东诸侯年年遭受秦祸，每日割地来讨好秦国，最终土地耗尽、国家残破。 六国固然曾经获得过合纵的好处，然而最终败于连横的祸害，原因就在于自相攻打可以亲近的国家，忘记了真正的仇敌。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雠”，就是秦人逐步蚕食六国，进而吞并它们，而关东诸侯却彼此亲近，情势相合，本该共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强大，怀有吞并燕、赵、韩、魏的心思，而延缓了秦国的祸患；燕、赵、韩、魏自感弱小，猜忌齐、楚的用心，又畏惧秦国的威势，因此连横之说得以乘虚而入，合纵因此离散破败。 秦国以气势相胁迫，以威势相喝斥，所以人人震恐窘迫，争相割地讨好秦国，唯恐落后。却不知齐、楚虽然强大，并不足以让秦国畏惧，秦国最忌惮的，唯独是韩、魏两国。 韩、魏两国，实在是诸侯在西方的屏障，它们的地势能限制秦国，让秦国不能向东扩张。秦国如果想要越界东进，韩、魏就能从后方牵制它，这正是秦国所忌惮的。假使齐、楚、燕、赵明白国家的真正祸患在秦国，知道韩、魏是自己的屏障，将国家重任托付给它们，巩固亲睦关系，严守合纵盟约，同心合力，对抗虎狼一样的秦国，那么秦国一旦出兵攻打六国，六国的军队就会全部会合起来抵御，秦军就不敢轻易越过函谷关，山东地区也就安定了。 有人说：韩、魏是秦国的接壤之地，秦军攻打韩、魏，战场在百里之内；而秦军攻打其他四国，战场在千里之外。韩、魏招致秦军逼近，只在一日之间，而等待诸侯救援，却要三个月以上。秦国攻打韩、魏，收兵休整之后，四国的边境守军还不知道。如今只凭一纸空盟来役使韩、魏，那么秦人必定会加紧猛攻，使韩、魏力竭，这是让两国迅速遭受战祸，而齐、楚、燕、赵反而坐收唇亡齿寒的忧患，这绝非上策。 唉！齐、楚、燕、赵的百姓，背着粮食、整备兵器来应对秦国入侵的，没有一年停息，却终究不能解除秦国的祸患于一时。如果四国真能每年各派出一支军队，任命一员偏将，统领军队会合戍守韩、魏，辅助它们的声势，那么六国的军队每日都集结在韩、魏城郊，扼守函谷关等待秦军。秦国就算勇猛，就算天天挑衅招战，也必定不敢轻易出兵，因为会腹背受敌。 那苏秦、张仪，虽然他们的策略出于揣摩辩说的巧计，人人都轻视他们，然而他们的策略谋划，都足以决定诸侯的利害与成败。苏秦不能最终被六国信任，而张仪的计谋独独在秦国推行，这就是六国被秦国兼并的原因。 嗟乎！让关东之地分裂为六国，难道是上天终究要成全秦国吗？假使关东之地合为一体，与秦人在韩、魏郊外决战，那么胜负的形势还未可知。假使齐国能凭借它的国力吞并燕、赵，楚国能凭借它的国力吞并韩、魏，那么鼎足三分的形势就可以形成。正因为有六个国家，所以秦人得以离间它们的友好，拆散它们的邦交，最终逐个消灭，真是可悲啊！

秦论

用兵有进攻有防守，善于用兵的人，必定懂得攻守的适宜之道。所以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稳固；应当进攻却防守，应当防守却进攻，都是失败的路子。 当天下诸侯联手反秦的时候，秦国那么强大，秦人出兵攻打诸侯，是要攻取六国，这种主动出击攻取敌国的军队，叫做“兼敌之师”。等到天下豪杰纷纷起兵叛秦，秦人集结军队抵御诸侯，是要击退敌军，这种集结兵力击退敌军的军队，叫做“救败之师”。 兼敌之师利于机动作战，救败之师利于坚守阵地，这是用兵的常势。秦人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阻，居高临下面对山东六国，自从秦缪公以来，常常称雄诸侯，最终兼并天下、称王称帝，难道是因为历代君主都贤明吗？也是因为占据了有利的地理形势啊。 秦二世时天下大乱，诸侯纷纷起兵，秦朝没几年就土崩瓦解。以二世的无道，秦朝本来就该灭亡，但假使秦廷懂得舍弃山东地区，严兵把守函谷关，作为自救的计策，就算施行无道，山西千里的疆土，还可以岁月自保。可惜秦廷不懂这个道理，竟然倾尽全国兵力，交给章邯、李由之流，越过关隘千里出击，与盗匪作战，使得堂堂的兼敌之师，也违背了用兵的常理。 当陈胜首举义旗，天下豪杰争相西进灭秦，振臂一呼，带甲之士就有百万；挥旗一指，投降的城池就有数十座。这些人都是山林崛起的平民，存亡胜败的关键取决于一战，锋芒极为锐利。而章邯之流不懂得坚守以消耗敌军锐气，竟然率领孤军，冒大风险，渡过漳水、越过洛水，左冲右突，来迎击四方汇集的锋芒，最终兵败。而沛公刘邦率军长驱直入，轻易拿下函谷关。 虽说二世之乱足以颠覆秦朝，天下之势足以灭亡秦国，但秦朝灭亡得如此之快，实在是用兵的过错啊。 秦朝役使百姓征战天下已经很久了，但百姓受二世的毒害还不深，还勇于公战，乐于守卫疆土，民风士气还在。而章邯指挥军队，进攻则力量不足，防守则绰绰有余。周文曾率领百万大军兵临城下，章邯三次出击三次败退，最终击败周文，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假使章邯不急于出战，而是固守关隘，作为救败之师，那么关东之地虽然分裂，整个秦国还不至于溃败。 有人说：七国反汉的时候，议论的人归罪于吴、楚，认为它们不知道扼守成皋之口，所以汉将一天之内通过成皋的有数十批，最终导致败亡。如今豪杰叛秦，却怪罪二世越关作战，这是为什么？ 嗟夫！谈论军事的人，如果不考虑逆顺的情势和利害的态势，那谈论军事也就太粗疏了。 秦朝有必亡的形势，而天下百姓也都急于灭秦，所以豪杰蜂起，是顺应民心。关东百姓不再为秦朝效力，汉朝没有可叛的罪名，而天下百姓也没有背叛汉朝的心思，那么七国起兵，就不是顺应民心了。天下都愿意为汉朝效力，因为不愿再受秦朝役使，那么二世怎能就地驱使百姓迅速作战？天下都愿意为汉朝效力，那么汉朝怎能不迅速进兵诛灭叛君？这就是攻守策略不同的原因。 从前贾谊、司马迁都认为，假使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能，仅得中等辅佐，那么山西之地还可以保全，因而招致后世“取之失言”的讥讽。这两位本来就不是不懂事机的人，也只是惋惜秦朝有可以保全的形势罢了。虽然如此，他们只知道秦朝有可以保全的形势，却不知道到了子婴的时候，秦朝的大势已去了。就算有姜太公那样的辅佐，又能拿秦朝怎么样呢？

楚汉论

统一天下的凭借有三种：有以德取得天下的，有以力兼并天下的，有以智夺取天下的。以德取得天下的，是三代；以力兼并天下的，是秦朝；以智夺取天下的，是汉高祖刘邦。 凭武力比不上智谋的胜算，凭智谋比不上德行的周全。至于项羽争夺天下，他所凭借的是什么资本呢？德行，本来就不是项羽所具备的；至于智谋的资本，他也两样都缺失。而后世议论的人却说：项羽也是不幸遇到了刘邦这个对手，才失去了天下。 嗟夫！就算没有汉高祖刘邦，项羽对于天下也终究会失去。汉王的智谋看似疏阔，却能抓住真正的智谋所在，这就是他能称王的原因；项羽的武力曾经很强，却不懂得真正的武力在哪里，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 项羽凭着百战百胜的气势，称雄一时，分裂天下，分封王侯，宰制天下，自以为天下无人能抗衡。看他所倚仗的资本，似乎属于武力一类，然而他所谓的武力，不过是对内依仗自身的勇力，叱咤震怒，足以威慑匹夫；对外依仗部众的猛劲，冲锋陷阵，足以吞没敌人罢了。至于扼守山河险要、占据有利地形，向东俯瞰控制天下，保全王业的稳固，留给后世强大的基业，这种真正的武力，他本来就一无所知。 因此他轻易舍弃关中的天险地势，焚烧屠戮，以逞一时之暴，最终举兵东归，只留下二三降将把守关中，反而因为区区小事心怀不满。楚国已经十分强盛，他却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真是浅陋丈夫的器量，怎么能立志平定天下呢？ 后来数落项羽罪状的人都说：他夺取汉王的关中，对天下负约失信，这就是他灭亡的原因。嗟夫！假使项羽无意于称王天下，只是夺取汉王的关中，那说他得罪了区区信义还可以；如果他有意于称王天下，却夺取关中，那本是权谋之计。只知道夺取关中，却不知道守住天下的方法，这才是他灭亡的原因。 古时候创业开国的君主，做这样的事的多了，难道都算罪过吗？韩信还没解除垓下的兵权，高祖就夺了他的军权，没过多久又夺了他的齐王之位。然而有智慧的人不因此非议高祖，有道义的人不因此怪罪高祖，因为天下事大，个人恩怨事小。所以高祖不顾个人意气的嫌隙，全力保全社稷大计。 汉高祖凭借自身的智谋权术，本来不足以平定天下、称王称帝，然而天下最终归于他，大概是因为他能收揽他人的智慧，并且用人不疑。能凭借他人的智慧，又用人不疑，那么天下的智慧就都成了他的资本，这才是真正的智者。再加上他有帝王的度量，所以当他向西迁都时，就说：“我也想东进啊，怎么能郁郁久居此地呢？”这就是他和项羽的不同之处。 虽然如此，如果没有智谋之士为他谋划，那么天下大事也就完了。当初他入关，就封闭秦宫府库，还军霸上，做法十分委婉。后来因为有人妄议，他一度闭关拒绝诸侯入关，来忤逆项羽的锋芒，差点就遭了项羽的毒手。假使他能谦逊恭敬，讨得项羽的欢心，安心坐镇关中，安抚部众，徐图后计，那么天下也不难平定。 所幸他后来得以迁往汉中，借着思归的士卒，平定三秦，收服齐、赵，联合各路诸侯，与项王对峙多年，才最终取得天下。假使项羽占据关中，汉王率军东进，派韩信、彭越、黥布之流分兵对峙，削弱项羽的势力，那么关东之地还不一定归谁呢。 由此看来，王者的兴起，本来就有驱除障碍的定数啊。

晁错论

古代执掌国政、担当国事的大臣，分为四等：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就杜绝，在灾难尚未形成时就消除，这是贤臣；祸乱已经发生，能排解它使国家安定；危难已经出现，能平定它使局势平稳，这是功臣；国家安定了，却因举措失当导致危亡；世道太平了，却因处置失当引发动乱，这样的人不是愚臣就是奸臣。 奸臣的不足在于不忠，愚臣的不足在于无智。忠心与智慧都不足，却执掌国政、担当国事，就是祸乱的根源。 从前晁错对汉朝忠心耿耿，但他的才智不足以担当天下大权，因此轻率引发七国之乱，自己也先被人谗言诛杀，能说不愚蠢吗？ 晁错研习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意气风发却疏于防备，喜好谋划却贪功冒进。早在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晁错就向他讲授刑名之术，景帝本来就宠信他。等到景帝即位，天下大事都听他决断，他依仗君主的信任，想要推行自己的学说，因此轻率行事，毫不迟疑，决意削藩而不顾后果，最终导致君主忧危、国家几近倾覆，几乎断送了刘氏的江山。而后世之人还有人认为只有晁错才是忠臣，说他是“愚忠”。 晁错的愚蠢，不只是因为才智不足以保全自身，更是因为他不能在七国之乱未发时就杜绝祸患，反而促使变乱发生。 东方诸侯的势力确实强大，强大就会骄横，骄横就会谋反，这是常理。然而要约束他们，让他们不骄横；驾驭他们，让他们不谋反，难道就没有办法吗？ 而晁错的计策说：削藩与不削藩，他们都会反。削藩，反得快，祸患小；不削藩，反得晚，祸患大。晁错的计策，不过是促使他们早点反叛罢了。 他所谓的“祸患小”，认为朝廷削夺他们的封地，很快就能收服他们的百姓，所以国家能有几十年休养生息的百姓，一旦发动战争也能承受。吴王发动五十万大军，都是因为削郡而激起的民众；七国联合百万之师，向西进犯，危及关中，还说“祸患小”，真是愚蠢啊。 七国之中，只有吴王刘濞久经历练，老奸巨猾，其他六王都骄纵平庸，没有雄才大略、足智多谋能成就大事的人，他们的谋划也不是早有预谋、暗中勾结的。如今一旦同时起兵，都是被吴王逼迫，想要以此作为称帝江东的资本罢了。 汉文帝时，刘濞就称病不朝，因太子被杀的嫌隙，已经有了反心。贾谊曾为此痛哭流涕，然而文帝一味包容，不追究他的奸谋，用恩礼笼络他，因此文帝在位三十多年，刘濞没有发动变乱。 刘濞在景帝三年反叛，他称王吴国已经四十三年了，年纪已经衰老，军中的勇锐之气、骄悍之情，以及觊觎皇位的奸心，都已经衰退了。如今却奋然倾全国之兵西进，义无反顾，难道是他自己愿意吗？是晁错削藩逼迫他，才激起了这场变乱。 当初汉高祖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三郡，南面安抚百越，立国四十多年。晁错执政后，一下子就削夺了他两个郡，楚、赵等诸侯国也都被暗中削夺封地，夺去了封国的一半。他们本来就知道封地被削，权势随之丧失，因此出于走投无路，才决一死战。 假使景帝沿用文帝的宽和政策，对刘濞恩礼有加，而晁错采用主父偃的策略，让诸侯都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给子弟支庶，以此削弱他们的势力，那么刘濞又怎么会举兵反叛呢？白发苍苍的人起兵，本就不是他的期望，而楚、赵等国也会安于封地的安乐，甘心为朝廷效力。 吴王反叛，本来就是天人共弃，没有不失败灭亡的道理，但也幸亏他不懂军事。假使他真懂军事，那么关东就不只是汉朝的了，晁错的罪过，难道只是被杀就能抵偿的吗？ 当初刘濞起兵，他的宿将说：“必先取梁。”他的新将说：“必先据洛。”这两条计策都是上策，而吴王都没有采用，所以败亡随之而来。 所谓“必先取梁”，梁王是景帝的同母弟，封国大、实力强，北靠泰山，西界高阳。如果不先攻下梁国，军队就径直西进，那么汉军就会正面迎击，梁军从后牵制，不战就能将叛军擒获。这是宿将以先取梁地为功的万全之策，也就是所谓的“以正合”。 洛阳有山河险阻的稳固地势，扼守西进的要道，武库兵甲充足，敖仓粮食丰足。如果不迅速占据，而是缓慢进军，留下后路，那么汉军骑兵就能突进梁楚郊野，使叛军溃败，胜败立见分晓。这是新将以先据洛阳为功的奇胜之策，也就是所谓的“以奇胜”。 这两条计策都是上策，就算叛军造反，没有什么倚仗，也算得上是兵家的上策了。可惜当时吴王没能同时采用两条计策，并行实施，这是上天要让汉朝平定叛乱啊。 因此吴王只采用了攻梁的计策，却不采用据洛的计策，这就是他迅速败亡的原因。所谓“双举而并施”，就是派精锐部队轻装疾进直取洛阳，派重兵猛攻梁国以作掩护。就算不能入关，山东地区也能拿下了。 只知道攻梁却不知道取洛阳，汉军就能顺利东下；只知道据洛阳却不知道攻梁，梁军就能从后袭击。如果精锐部队据守洛阳，重兵同时攻梁，洛阳已经占据，汉军就不能轻易东进；汉军不东进，梁国就一定能攻下；梁国攻下，山东就平定了。 幸亏吴王没有这样做，而是屯兵一处，不分兵攻略，全力攻打梁国，梁国还没攻下，周亚夫就率军驰入荥阳，占据了昌邑。叛军求战不得，想走又不行，彷徨无措，最终坐以待毙。所以说“幸亏他不懂军事”。 假使吴王同时采用两条计策，又派田禄伯率领偏师进军武关，周亚夫率军长驱直入，抵达阳城以北，叛军虽然不会很快失败，但祸患就大了。呜呼！谁说晁错不是真的愚蠢呢？

汉武帝论

军事有必用的时候，就算是虞舜、商汤这样的圣王，也必定会举兵；军事有不必用的时候，就算是蚩尤、秦始皇这样的好战之君，也必定会止息。 古代的君主，有的忘战恶兵，导致天下衰败，国势积弱不振；有的乐战穷兵，导致天下疲敝，国势盛极而衰。所以军事对于国家，有用之而危的，也有不用而殆的。 西汉兴起，历经五位君主，到了孝武帝。从汉高祖起兵，以平民之身诛灭强秦，击败西楚，平定叛乱，征讨不服，终其一生，天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达二十多年。吕后、文帝时，天下初定，与民休息，秉持柔仁不伐的德政，对于军事，本来就不愿提及、不轻易动用，可以说是懂得天下大势了。 汉景帝时，汉朝的威势足以抵御外敌，兵力足以成形，然而即位不久，突然爆发七国之乱，他志气受挫，也姑且安于天下无事，无暇考虑天下大势，因此汉朝的国势也渐渐趋于衰弱。 汉武帝以雄才大略，继承三代积累的基业，知道天下大势将要衰弱不振，正应当以威强振兴，整饬武备。 当时，朝内没有奸佞作乱的大臣，朝外没有强大逼迫的敌国，成为汉朝祸患的，只有匈奴而已。 匈奴从楚汉相争时起，趁着秦朝灭亡的混乱，又占据了黄河以南的土地，势力开始强大。汉高祖曾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困在白登之围，士兵七天没吃上饭，解围之后，也不思报复，开始商议和亲。 吕后时，匈奴送来轻慢侮辱的书信，吕后临朝大怒，最终还是好言安抚，顺其心意，来化解匈奴的桀骜不驯。这些做法，都是想让百姓休养生息，暂且把边患放在一边，不加计较。 汉文帝即位，之所以顺应匈奴、赠送财物，甚至派遣宗室公主和亲，来巩固友好关系，大概是因为送去的车辆还没返回，匈奴就已经大举入侵，侦察骑兵抵达雍州、甘泉宫了。此后忽亲忽离，更加成为边患，甚至逼近霸上、棘门、细柳等地驻军，来保卫京城。 汉文帝宽厚仁静，却也曾亲自披甲上阵，驱车驱马，想要攻打匈奴，乃至废寝忘食，思念李牧那样的良将。 汉景帝时，对匈奴的奉送财物、和亲政策，又加了一等，然而匈奴入侵的暴行，依然接连不断。 由此看来，汉朝对于匈奴，如果不严厉惩处、彻底整治，后患将无穷无尽。 因此汉武帝凭着英雄气概，选拔士兵，训练骑兵，任命将帅，先发制人，大举征讨匈奴。大军出征十年，斩杀殆尽匈奴部众，俘获匈奴名王贵人上百人，单于狼狈逃窜到漠北，于是收复了两河之地，设置郡县，洗刷了四代的侵辱，给后世留下了安定强盛的基业。到了宣帝、元帝时，单于叩头称臣，按时朝见，地位和内地诸侯一样。 虽说劳师动众、耗费钱财，但功绩伟业影响深远。假使没有汉武帝，那么汉朝世代遭受匈奴祸患，戍边转运粮饷的烦扰，又怎能预计得到呢？ 太过分了，愚昧的议论，不懂得天下强弱的大势，理所当然地说文景之治是对的，慈爱节俭、爱护百姓，而武帝穷兵黩武，甚至把他和秦始皇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 假使汉武帝不沉溺于文成、五利等方士的奸邪，不因为耗费天下资财去发动征伐大宛等役，只在卫青、霍去病去世后就停止用兵，那么他的功绩伟业，就可以和周宣王相比了。

李陵论

善于任用将帅的君主，不把将帅轻易送给敌人；善于做将帅的人，不把自身轻易送给敌人。君主把将帅送给敌人，将帅却不推辞，这是君主的过失；将帅把自身送给敌人，君主却不禁止，这是君主的失察。所以君主失察就会不断犯错，将帅无权就难以成事，两者的过失是一样的。 汉武帝召李陵，想让他做贰师将军李广利的辎重官。李陵耻于做下属，自认为所率领的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意独自率领一队步兵五千人，深入单于王庭，主动出击。 骑兵是匈奴的优势兵种，擅长骑射，在广阔的平原上奔驰冲突，出没千里，不是汉朝步兵所能抵挡的。以匈奴强大的骑兵之众，以逸待劳，作为迎敌的主力，而李陵想要凭借数千步兵，披甲负粮，徒步深入，劳师远征，作为赴敌的客军，这就是李陵轻易把自身送给敌人。 而汉武帝不加以禁止，反而十分赞赏，听任他出征，使得李陵上无主帅指挥，旁无援军接应，耗尽数十日的力量，跋涉数千里的路途，与匈奴交战，还期望成功。 李陵确实很勇敢啊！虽然他兵败的消息震惊天下，最终因为寡不敌众，投降匈奴，辱国败家，被天下人耻笑，这是汉武帝把李陵送给敌人的缘故。所以说两者的过失是一样的。 兵法说：小股部队的顽强，会被大部队擒获。李陵率领五千士兵，孤军深入，抵挡单于十万大军，转战万里，怎能不被擒获？ 因此古代善于作战的人，没有侥幸取胜的，却有常胜的把握。预计必胜然后出战，这样的胜利不是侥幸得来的；衡量有功然后行动，这样的功绩是可以长久保持的。 秦国将要攻打楚国，秦王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说：“二十万就够了。”又问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很赞赏李信的勇气，认为王翦胆怯，于是派李信率领二十万大军出征，结果大败而归。秦王大怒，亲自驾车去请王翦，王翦说：“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说：“谨听受命。”王翦于是率领大军，攻破楚国，灭掉了它。 冒顿单于侮辱吕后，汉朝君臣在朝廷商议，想要斩杀匈奴使者，发兵攻打。樊哙请求说：“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说：“樊哙该斩！”当初汉高祖率领三十万大军，被困在平城，樊哙凭什么说十万大军就能横行匈奴？吕后恍然大悟，于是作罢。 假使王翦迎合秦王，把军队送给敌人而不推辞；吕后听信樊哙，把自身送给敌人而不禁止，那么两位将领的祸患，难道还值得后悔吗？ 李广、李陵都是山西的名将，才武善战，能得士兵死力，然而轻躁冒进，容易轻敌，可以做偏将，难以独当一面。 君主如果能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让他们奋发气节，雷霆出击，那么前无坚敌，功绩可期。汉武帝却违背了用人之道，这两个人最终都兵败受挫，身败名裂，难道不可惜吗？ 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让李广做前将军。卫青率军从东道出发，路途遥远，水草稀少，李广向卫青请求说：“臣部是前将军，如今令臣从东道出兵，臣愿与单于决一死战。”卫青暗中受汉武帝嘱咐，认为李广年纪大、运气不好，不让他抵挡单于，恐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李广于是从东道出发，最终因为失期，自杀身亡。 以李广的才能勇猛，跟从大将军全军出击，他的必胜之气本就加倍，又能居前抵挡单于，正是他施展志向、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因为无端的猜忌，最终郁郁而死，天下人都为他深感悲哀。 至于李陵，又听任他以身犯险，抛弃他到匈奴，侥幸或许能胜，最终兵败，朝廷只是伸长脖子听他的死讯，没有其他的补救和惋惜。 嗟夫！汉武帝对于李氏，不能说没有过错。用李广，失于周详；用李陵，失于轻率，导致他们败亡的原因，是一样的。 贾复是东汉中兴的名将，汉世祖（刘秀）因为他壮勇轻敌，敢于深入，不让他独自远征，常常让他跟随自己，所以贾复最终以功勋闻名，得以善终。 壮勇轻敌的将领，可以让他跟随主将，却是独自远征的大忌。看贾复做将领的特点，和李陵、李广没有什么不同，而汉世祖不让他独自远征，常常让他跟随自己，这是懂得贾复的才能，也懂得驾驭将领的方法，所以最终能收到成效，保全其身。不然的话，贾复也会战死在敌阵了。 呜呼！用人能像汉世祖那样的，太少了。

李广论

先王的为政之道，不徇个人私情，而求符合天下的正义。正义的确立，在国家就是法制，在军队就是纪律。治国而废弛法制，国家就会灭亡；治军而废弛纪律，军队就会失败。 法制不是人情所喜欢的，但必须推行它，让百姓遵从，是为了统一万民的步调；纪律不是士心所乐意的，但必须整肃它，让士兵遵守，是为了严明三军的法度。 从前李广做将军，才气超绝，汉朝的边将没有能超过他的。自从汉朝出击匈奴，李广未尝不参与战事，带兵驻守边郡四十多年，以将军身份出塞征战，年年不断，经历大小战斗七十多次。 以汉武帝的厚待功臣，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斩敌首级、获封侯爵的有数十上百人，李广的部下官至封侯的也有好几批，而李广却始终兵败获罪，没有尺寸之功得以封侯，最终因为失律自杀，承担幕府的罪责。当时和后世的人，无不惋惜他的才能，哀叹他的命运不好。 我曾探究过，李广才能如此，却落到这般地步，原因在于他治军不用纪律，这就是功勋爵位都轮不到他，最终还落得身死的原因。 士兵有为国赴死的恩义，也有服从军令的职责。只知赴死报恩，不知遵守军令，往往会骄纵；只知遵守军令，不知赴死报恩，往往会怨怼。善于做将领的人，既能让士兵怀恩赴死，又能让士兵奉令守纪，就能百战百胜。 虽然如此，赴死报恩是私情，遵守军令是公职。士兵没有因为私情而不尽职的，就可以作战；没有因为尽职而不顾私情的，就不能作战。私情在于士兵自身，公职在于将领。在士兵层面难倚仗，在将领层面就必须做到。 部队的行阵驻扎、营垒安顿，以及昼夜的警戒、符籍的管理，这些都是军队的纪律，就算是百人的小队，也不能一天废弛。 所以申明军纪、严格约束，防守就能整肃不犯，作战就能肃然用命。如今李广治军，想让人人都自在安乐，至于部队驻扎、警戒管理，一切都松弛简略，以便徇私市恩，军队的纪律，他从来都不执行。所以当时人称他宽缓不苛，士兵都爱戴他。 而程不识却说：“士兵虽然安逸快乐，但敌人来犯就无法抵御。”这就是只施恩不立令，功绩难以建立的原因。士兵确实乐于为他死战，然而纪律不整，也因此招致失败。所以说：宽厚却不能号令，就像骄子一样不能任用。 从前司马穰苴，突然从平民中被提拔，统率齐国军队，一申军令，就斩杀了迟到的庄贾，三军将士无不奋勇争先，赴汤蹈火，于是一举击败燕、晋的军队。 彭越从群盗中兴起，最初只有百人之众，他所率领的都是平日的同伙，一旦号令严明，斩杀了迟到的人，众人都不敢仰视，于是他的军队越战越强，最终被封为王，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 这两个人，难道是靠平素安抚军队的恩德吗？是因为他们治军有纪律，能让三军将士服从命令、视死如归。 李广不追求这些，却听信妄人之谈，深深自责，认为杀了已经投降的人是祸根，大概没有比这更大的过错了，这也太粗疏了。

霍去病论

上天赋予的，不可强求，而特别高超的是才干；天性禀受的，不可习得，而特别明达的是智慧。天下没有可以强求的才干、可以习得的智慧，那么凡是才干智慧远超常人的，都是上天特别赋予的。 天下的事，没有比军事更神妙的；天下的才能，没有比作战更精巧的。因为它神妙，所以就算是温厚诚信、品德高尚的君子，也有不能通晓的；因为它精巧，所以桀骜不驯、诡诈不羁的小人，常常能独自明辨。 由此看来，凡是才干智慧高明，又通晓军事妙用的，都是上天所资助的。 从前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世家宿将都在边塞待命，而卫青出身卑贱，霍去病奋起于少年，转战万里，无往不克，声威功绩震动天下，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没有超过这二人的。他们的才能，难道是平素学习来的吗？也是上天赋予的啊。 因此汉武帝想要教霍去病孙吴兵法，霍去病却说：“看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真的是这样吗？兵法不可以拘泥成法啊。 古人没有说过这话，而霍去病说出这番话，足以知道他是通晓军事的了。 用兵可以不拘泥成法，但人不可以不学习。军事未尝不源于法度，而法度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军事。因为军事必定出于法度，所以人不可以不学；然而法度所能涵盖的，只是粗疏的大略，不能穷尽军事的变化，所以人不可以墨守成规。 法度有固定的结论，而兵势无常形，一天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变化无穷，一移步、一转眼，兵势就变了。死守固定的兵法，来应对无穷的敌人，那么胜负的定数就很难说了。 因此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不把法度当作教条，而把法度当作工具，常常能依据法度而创造新法，既遵循法度又不拘泥于法度，取法于古代，却灵活运用于当今，借鉴他人，却根据自身情况变通。别人因此而死，我因此而生；别人因此而败，我因此而胜。 看起来很笨拙，最终却很工巧；看起来很愚钝，最终却很高明。运用奇妙，变化无穷，取胜之后，也不向人炫耀，别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这就是霍去病不深究学问，只看方略如何的原因啊。 归师勿遏，曹操因此击败张绣；皇甫嵩违背这条，击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因此缓击先零；唐太宗违背这条，降服薛仁杲。百里争利而挫败上将，孙膑因此斩杀庞涓；赵奢违背这条，大破秦军；贾诩违背这条，击败张绣。 强而避之，周亚夫因此不击吴军的锐气；光武帝违背这条，攻破防邑；石勒违背这条，击败箕澹。兵少势分就会失败，黥布因此覆灭楚军；曹操运用这条，抵御袁绍，斩杀颜良。临敌易将就会危险，骑劫因此丧失燕军；秦王任用白起，击破赵括。 薛公以三条计策，预料英布必定弃上计而用下计；贾诩计策张绣，用精兵追击退军，反而战败，用败军追击胜军，反而获胜。宋武（刘裕）事先料到谯纵，出其不意，然后攻击他的不备之处。李光弼暂时出兵野次，忽然撤军，就降服了史思明的二将。 所有这些，都不是兵法书本所能涵盖、所能传授的。然而善于用兵的人运用它们，巧妙如此，这本来就不是只知墨守成规的人能做到的。 赵括能熟读父亲的兵书，很详细了，而蔺相如说：“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所以他谈论兵法，就算是父亲赵奢也难不倒他，然而赵奢不认为他能打仗，反而知道他必定会让赵军失败。 兵书对赵括没有益处，而兵法的妙处在我心中，不只是兵书不能完全涵盖，也不是我心能在战前就预定的。 古代写兵书的，没有比得上孙武的。《孙子兵法》能教人的，都已经很完备了；它所不能传授的，就算是孙武也不能预先言明，只能靠人自己去领悟。所以孙子说：“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说：“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所以战胜的方法不会重复，而是适应无穷的形势。 善于学兵法的人，顺着这些道理自己去探求，这就是所谓的“方略”。霍去病不深究学问，原因也就在这里罢了。 嗟乎！拿着孙吴的遗言，去印证人的空言，追求符合教给的东西，却不去探求那些不可传授的奥妙，还称这样是善于学习，也太荒谬了。

刘伯升论

古代的豪杰，遭遇天下变乱，慨然起兵，都有拯救百姓、拨乱反正的志向，兵力威势也足以成就功业，然而一旦兵败身死，死于庸夫孺子之手，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最终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意气用事而轻视敌人，依仗人多而忽视祸患，突然发动事变，出于意料之外。 从前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刘氏宗族被诛杀、废黜、囚禁，救死都来不及，侥幸存活的，都是懦弱无能、谄媚苟活的人。唯独刘伯升（刘縯）愤然兴起，有兴复汉室的大志，结交轻侠之士，起兵诛杀王莽。 王莽虽然深深忌惮他的厉害，但他起兵时，独自率领舂陵子弟八千人，又诱合新市、平林数千兵马，来壮大自己的声势。而光武帝刘秀也在宛城起兵，斩杀甄阜、梁丘赐，击破严尤、陈茂的军队，没过几个月，部众就达到十万，声势大振。 于是豪杰一起商议，拥立汉朝宗室，来顺从人望，人心本来都归向刘伯升。而新市、平林的将领忌惮他的威名，喜欢更始帝刘玄的懦弱，于是定策立刘玄为帝。刘伯升力争，却没能成功。 刘伯升攻克宛城，光武帝大败王莽大军于昆阳，更始君臣更加不安，于是诛杀了刘伯升。 嗟乎！刘伯升的志向固然远大，但他的死，也太愚蠢了。而且他自己却没有察觉。 新市、平林的将帅，本来就是群盗。我们起兵，借助他们的兵力，接连击败大敌，拥有十万之众，功劳在我们。我们凭借功劳，想要拥立君主，新市、平林的人是不愿意的。 拥立懦弱的更始帝，那么三军大权就不在刘伯升手里，而在新市、平林手里。权力分散在别人手里，又要争执拥立君主的事，那么很快就会被杀了。 从前吕后想要封吕氏子弟为王，问丞相王陵、陈平。王陵力争，陈平却表示同意。王陵的争执，是想安定汉朝、铲除吕氏，却不知道陈平的赞同，才是安定汉朝、铲除吕氏的关键。 刘伯升反对立更始帝，和王陵的争执一样，都不是用来保全自身的办法。虽然如此，刘伯升心中本来也没忘记新市、平林和更始帝，可惜他懂得把握时机，却不知道先发制人，反而被人先发制人，这就是他至死不悟的原因。 宋义在军中下令说：“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他的用意本来是针对项羽。项羽知道他的用意针对自己，因此先发制人，斩杀了宋义。假使宋义先发制人，项羽也会被杀。 刘伯升把新市、平林当作依附自己的力量，因此以德相待，却不忍心加害他们，这难道比得上蜀先主刘备对待刘璋、李密对待翟让吗？ 刘璋举全蜀之力依附刘备，刘备最终夺取益州，作为鼎足三分的资本，人们不非议刘备辜负刘璋，反而赞赏他抓住了夺取蜀地的机会。 李密起初在翟让手下为臣，翟让自认为才能比不上李密，推举他为主。后来因为有人挑拨离间，李密就诛杀了翟让，权力于是统一，军队也大振。 假使刘伯升凭借宛城大捷的威势，又借着光武帝昆阳破敌的声势，勒兵誓师，诛杀新市、平林的骄将，废黜更始帝，那么中兴汉室的功业，就不在光武帝了。 嗟乎！刘伯升的不忍心，也不过是妇人之仁罢了。古代成就大事的人，常常不忍心加害别人，最终反而被别人加害，因为敌我之间的时机，间不容发。 光武帝的连兵决战，比不上刘伯升，但深谋远虑，却远胜过他。大概刘伯升类似项羽，而光武帝类似汉高祖，这就是他能平定天下、复兴大业的原因。 当初刘伯升被杀，光武帝驰赴更始帝处，连连请罪，自责过失，不为兄长悲伤，因此更始帝信任他，任用他。最终他击败王郎，平定河北，资本成就了，于是慢慢恢复名号，率军西进，攻取长安，最终建立东汉。 那些愤愤不平于刘伯升的灾祸的人，也不过是一同被诛灭罢了。

汉光武论

军队不一定多，而能效命的就能取胜；士兵不一定都勇猛，而敢赴死的就能获胜。古代的人，有兵多却失败的，有兵少却取胜的。 王莽以百万大军，败于三千人的光武帝；曹操以八十万大军，败于三万的周瑜；苻坚以百万大军，败于八千的谢玄。 率领百万大军，面对数千敌军，本来是必胜的军队，然而有时却失败，是因为骄傲，所以本应必胜，却因为轻敌而败。 率领数千士兵，抵挡百万大军，本来是必败的局面，然而有时却取胜，是因为奋发，所以本应必败，却因为死战而胜。 兵力多，在敌方那边，是智将所贪图的，却是愚将所畏惧的；兵力少，在我方这边，是愚将所担忧的，却是智将所安心的。 敌方兵多本可畏惧，我却贪图它，是依仗我能挫败它的骄傲；我方兵少本可危险，我却安心，是依仗我能激发士兵的斗志。 率领数千士兵，对抗大敌，让人人都抱定必死之心，忘记自己只有数千的弱势，就容易激发斗志；率领百万大军，面对小敌，让人人都各尽其责，忘记自己有百万的强势，就很难统率。 为什么呢？弱势就会思奋发，强势就容易懈怠。弱势而奋发，士气就会振作；强势而懈怠，士气就会低落。凭借振作的士气就容易驾驭，凭借低落的士气就很难统率。 因此有兵少却能取胜的，也有兵多却会失败的。所以古代善于论将的人，必定要知道将领所能胜任的兵力多少，如果不能胜任，兵多反而受累。 韩信凭借汉高祖的军队，能统率的不过十万，而他自己却说：“多多益善。”因此古代的良将，指挥百万大军就像指挥一个人一样，职分已定，名号已明，节制严明，赏罚分明，用兵的锋芒锐利，所以能取胜。 赵括一领兵，赵国四十万大军束手就擒，被坑杀在长平，败在兵多；王翦必定要用秦军六十万，然后才能取胜于楚国，胜在兵多。 汉高祖曾大举用兵，会合五诸侯的军队共六十万，攻打楚国，而项羽率领二万精锐，奋起反击，大败汉军，睢水为之不流。这就是兵力超过了将领的统率能力，是韩信所担忧的。 曹操用兵，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应变无穷，平生用兵，未尝不以少击众，却在赤壁兵败，成就了刘备、周瑜的名声，是因为取得荆州之后，依仗水陆大军的强势，懈怠而败。 昆阳之战，王莽百万大军，围困昆阳城，城中守军寥寥无几，都像砧板上的肉。然而光武帝会合数千士兵，申明军纪，抱定必死的誓言，激发求生的斗志，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反观王莽的大军，都像砧板上的肉一样不堪一击，因此取胜。 虽然这场战役，人们都佩服光武帝的军事才能，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才能。其实诸将看他生平，见小敌就胆怯，见大敌就勇猛，都私下觉得奇怪，却不知道光武帝这样的勇怯，正是他的军事才能，都是为了求胜。 对小敌胆怯，是真实的心情；对大敌勇猛，是权术谋略。敌人弱小，就表现出胆怯，胆怯就会谨慎，谨慎就能取胜；敌人强大，就施展权术，勇猛果决，奋发向前，也能取胜。 对弱小的敌人表露真实心情，所以不容易取胜；对强大的敌人运用权术，所以不畏惧就能取胜。光武帝不只能以少胜多，而且兵越多，他越能统率。 呜呼！光武帝夺取天下，又何尝不是出于真情与权术呢？只是常人难以测度罢了。 当初刘伯升结交宾客、蓄养士人，要诛杀王莽、复兴刘氏，而光武帝只是专心务农、勤于耕种而已。所以刘伯升把他比作汉高祖的兄长刘仲，人们也认为他谨厚，没料到他有大作为。 等到他在宛城起兵，身着绛衣大冠，勇武果决的气概，又超过了刘伯升。光武帝的心意，在王莽时难道就一天也没动过吗？然而在王莽的世道，做刘伯升那样的事，本来就很危险。因此光武帝专心务农，表现得谨厚，是他的权术；而突然起兵，身着绛衣大冠，是他的真情。 所以刘伯升首倡义兵，光武帝最终成就大业。呜呼！像光武帝这样的英雄，真是难能可贵啊。

何博士备论卷下

魏论上

从前东汉末年，豪杰并起，争夺天下，各自凭借自己争夺天下的资本：袁绍、袁术凭借势力，吕布凭借勇猛，曹操凭借智谋，刘备、孙权各自兼有智勇，却都有所不足。 用兵凭借势力的，势力倾覆就会溃败；作战凭借勇猛的，勇力耗尽就会被擒；只有能用智谋应对的，才能常保强盛，掌控其他两者的弊端。因此袁氏、吕布都失败了，曹操收服了他们，刘备、孙权仅能自保，占据区区一隅。 当初二袁起兵，凭借家世资望，震动天下。袁绍占据四州，向南进逼官渡；袁术占据南阳，袭扰江淮，于是擅自称帝。吕布骁勇，转战无敌，争夺兖州。 当时，天下人都觉得曹操难以重振，人们争相归附、乐于投奔的，只有袁氏、吕布而已。而曹操从容不迫，独以智谋起兵应对，率领振奋的军队，向北击败袁绍，平定燕、冀；会合三县的兵力，向东擒杀吕布，收服济、兖；把袁术围困在淮左，袁术彷徨无归，最终奔逃而死。 曹操的智谋层出不穷，多次摆脱困境。那些所谓凭借势力和勇猛的人，一旦溃败，都不堪一击，然后天下才佩服曹操无敌，认为袁氏、吕布不足以依仗。 至于那些各自兼有智勇却不全的人，也都知道曹操独以智谋称强，难以匹敌，所以常常内心忌惮，联合起来对付他。只有曹操自恃智谋足以鞭笞天下，役使诸侯，所以常常轻敌，觉得不足为虑。 当他东征刘备时，袁绍想偷袭他的后方；官渡相持时，孙权想袭击他的北方；北征乌桓时，刘备想趁机发难。这三次战役，都是招致兵祸、窥伺间隙的对手发动的。 然而曹操安然不以为意，也不深谋远虑，是因为他自负智谋、轻敌太甚，因此多次身处险境，侥幸脱险。 虽然形势上不得不出兵，刘备是必须征讨的，袁绍是必须抵御的，但徐州和官渡离得近，敌人的计谋针对我，我也有应对的办法，不至于颠沛流离。 至于乌桓之役，就是轻敌冒进，侥幸免于败亡，当时实在是太危险了。袁绍虽然不是曹操的对手，也称得上一时豪杰，占据大河以北，奄有四州之地，向南争夺天下，一旦战败，最终忧愤而死，他的两个儿子懦弱无能。 曹操挥师北上，征讨乌桓，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算没有斩草除根，也足以看出他们的无能了。当时，中原还没安定，幽、冀刚刚归附，孙权、刘备在后方窥伺，只是没找到机会发兵而已。 曹操却倾尽兵力，远征塞北，去征讨三郡乌桓这种不急的战役，侥幸决一胜负，呜呼！可以说危险到了极点。 假使刘表能把握时机，采纳计谋，率领荆州大军，卷甲疾进，乘虚攻下许都，那么魏国的根基就被拔掉了。曹操就算回师，大河以南也不再是魏国所有了。 然而曹操这次行动，轻视后患而不顾，是自恃智谋足以扭转局势、化险为夷。官渡、徐州之战，形势上不得不应战，虽然险也还可以。如今提兵万里，后方都是敌国，前面是夷狄，却很轻视，不顾后患，也实在是失策了。 刘备不能一举成功，是上天要助成曹魏啊。嗟乎！人只有智谋难得，只要得到难得的智谋，加上审慎运用，就无所不济。如今却自恃智谋来轻视别人，那和不聪明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曹操之所以屡次身陷险境却能幸免，实在是上天保全他罢了。后世的人，不效法曹操的智谋，却认为天下可以轻易夺取，那就错了。

魏论下

谈论兵法，没有比得上孙武的；用兵作战，没有比得上韩信的。曹操的军事著作，虽然是谈兵的，却不怎么体现他自己的用兵方法；韩信不著兵书，曹操虽然著书，却不流传后世。然而世人称道二人的学说，都出自孙武，所以能出神入化地运用，无穷无尽。 我曾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天下谈兵的人都诵读它。假使人人都懂得运用，那么天下谁不能做韩信、曹操呢？正因为韩信、曹操没有后世传人，所以凡是得到兵书伏案研读的人，未必都能懂得作战。 孙武的兵书、韩曹的战术，都在那里。假使兵书不能传授奥妙，那么二人用兵，本来就不违背孙武的本意。 他们之所以能因事设奇、变化无穷，是因为孙武的话也不能完全涵盖。 驱使市井平民，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韩信能做到，所以能斩杀陈余，回师破赵，与之死地决战；只有曹操能做到，所以能击败张绣。这就是兵法蕴含的奥妙，本来就有待于韩信、曹操这样的人去发挥。 诡诈多端，图谋取胜，别人都不能知晓；取胜之后，又用诡诈的话安抚众人，众人都信而不疑。这就是韩信、曹操无穷的变诈，不只是用来对付敌人，也用来治理自己的军队。 军队所依仗的是将领，将领所依仗的是士气。屡战屡胜的将领，怀着必胜的士气，面对三军，那么三军士气稳定、军心安定，就算有大敌，也能战而胜之。 韩信率领数万军队，抵挡赵国二十万大军，敌人并不弱，他却命令副将传令：“今日破赵会食。”攻破赵国之后再吃饭，这是预料赵国必败啊。说“必破而后会食”，是为了稳定军心啊。假使真能攻破赵国，就算战后吃饭也不算失策；然而韩信这样做，是以极少的兵力面对极多的敌军，身处险境，所以向士兵展示必胜的气势和从容的态度，来安定军心，奋勇作战。 曹操征讨关中，马超、韩遂联合起来抵御他，都是强悍的贼寇。每有一路贼军到来，曹操就面露喜色。贼军都被击败后，诸将问他缘故，曹操回答说：“关中道路遥远，如果贼军各自据守险要，征讨他们，没有一两年不能平定。如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可以一举消灭，因此高兴。” 袁绍在延津追击曹操，曹操登上营垒眺望，说：“只有五六百骑兵。”过了一会儿，回报说骑兵多了，步兵不可胜数。曹操说：“不要再说了。”于是下令解鞍放马，等待袁军。不一会儿，纵兵出击，大破袁绍，斩杀他的两员大将。 敌多就会畏惧，是人之常情。以曹操的勇猛，反而表现出畏惧，那么部下就会震动恐惧。所以用假装的高兴、假装的安定示众，士兵见曹操高兴又安心，就不会心生畏惧，勇气也会倍增，这就是取胜的原因。 所以用兵的奥妙，不只是用诡诈对付敌人，还要用假象迷惑自己的士兵。 从前创业开国的君主，没有比得上汉高祖的。考察他平日的智勇，其实比不上张良、陈平、韩信、彭越这些辅佐之臣，然而他崛起之后，没几年就诛灭秦朝、击败楚国，最终奄有天下，称王称帝。 曹操机智警敏，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军用兵，随机应变，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然而最终到老也不能平定吴、蜀，这是什么缘故呢？ 议论的人认为他执法严苛，残忍好杀，诸将的计谋有超过自己的，就设法除掉，故人旧怨无一幸免，这就是他不成功的原因。 嗟乎！曹操残忍刻薄，少恩寡义，睚眦必报，确实是这样。至于谋臣策士，他收揽任用，也都能人尽其才，未尝亏待。 他曾自许有帝王的志向功业，期望能欺骗后世，然而考察他的才略，也和韩信是同一类人。他遭遇天下变乱，和刘邦、项羽之际没什么不同，刘备、孙权都是人中豪杰，顺应时势，凭借变局，保住一方，而曹操的诸将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至于鞭笞中原，奠定大业，都是曹操自己做的，然而到了晚年，时运不济，这就是他的功业和汉朝不同的原因。

司马仲达论

古代君臣相互选择，相遇于天下扰攘之时，君主没有不想得到贤臣才干的，臣子没有不想遇到明君的。臣子有才干，君主却常常很猜忌；君主圣明，臣子却常常很畏惧。为什么呢？ 君主不是对臣子有恶意而猜忌，是猜忌他的权略足以威胁自己；臣子不是对君主有二心而畏惧，是畏惧君主的刚猛严苛不能容人。这就是猜忌产生的缘由。 虽然如此，君主本来也有不猜忌的，是因为得到了不值得猜忌的臣子；臣子本来也有不畏惧的，是因为遇到了不值得畏惧的君主。 从前蜀先主刘备与诸葛孔明，苻坚与王猛，就是这样。至于曹操与司马仲达（司马懿），那么猜忌之情就不得不产生了。 不是司马懿不足以招致曹操的猜忌，也不是曹操不足以招致司马懿的畏惧。天下之士，不听从曹操命令的人多了，司马懿一旦不起身出仕，曹操就打算收捕治罪他。 司马懿之所以不肯出仕，本来是怀疑曹操不能容己；曹操想要征召他，本来是怀疑他不能为己所用。这样从一开始就有了隔阂，君臣之间就不全是诚心了，那么猜忌又怎么会不产生呢？ 虽然如此，司马懿最终处事得当，曹操对他也没什么猜忌，司马懿对曹操也没什么畏惧，这就是他能为人豪杰，成就取代曹魏的资本的原因。 人能胸怀数术、随机应变，像荀彧那样的，太少了。曹操倚重荀彧，把他当作心腹；曹操想要篡汉，这个念头刚在心中萌生，司马懿就开启了他的心思；曹操的野心还没显露，荀彧就因为忧心而憔悴。 荀彧出于直言，却不能挽救自身，最终被赐死；司马懿却成为心腹，最终消除了曹操的忌惮。 曹操鞭笞天下，谋求成就大业，将帅四出，没有一天解甲休兵，而司马懿独自从容处理政务，未尝请求领兵。虽然曹操也不认为他有将才，却也没让他参与军事。 直到曹操去世，司马懿才开始执掌兵权，出奇应变，神出鬼没，所向无敌，就算曹操也有所不及。魏文帝时，已经没有了顾忌，司马懿也没有了畏惧，天下才开始畏惧他。就好像曹操不死，司马懿就不会显露才能一样。 由此看来，司马懿的权术谋略，自身就可以窥见，又何必等到诸葛亮呢？ 诸葛孔明想要凭着至诚大义的胸怀，屡次出兵求战，与司马懿决一死战，来决定魏蜀的存亡。司马懿、孔明都是人杰，渭南之战，世人都惋惜诸葛亮去世，认为没能看到二人决战。 诸葛亮率军利于速战，司马懿持重不战，想用疲兵之计拖垮蜀军。诸葛亮派人送去妇女的服饰，想要激怒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上表请战，魏君派辛毗持节节制军队。 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根本无意出战，他向君主请战，不过是向众人显示武力罢了。 嗟夫！说司马懿请战是为了向众人耀武，或许是这样；说他始终畏惧，无意决战，也不对。虽然假使辛毗不来，司马懿本来也不会出战。 司马懿所追求的，不过是击败敌人罢了。如今因为一次羞辱，就等不及可战的时机，愤然轻率出兵，让士兵心怀怨愤作战，哪里值得司马懿去做呢？ 晋国的朱伺，号称善战。有人问他，朱伺说：“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难道司马懿还不如朱伺的度量吗？ 考察他诛杀曹爽的事，足以看出他能隐忍等待时机。所以他的策略是：诸葛亮志向大却不见机，多谋却少决断，好用兵却无权变，虽然率领十万大军，已经落入我的圈套，击破他是必然的。这就是司马懿的志向。 诸葛亮刚出兵时，司马懿对诸将说：“诸葛亮如果是勇者，应当从武功出兵，依山而东；如果西上五丈原，那么诸军就没事了。” 当初曹操攻打邺城，袁尚率兵救援，诸将都认为“归师勿遏”，应当避开。曹操说：“袁尚从大道来，我们就避开；如果沿西山来，就会被擒。”袁尚果然沿西山来，一战被擒。 卢循反攻建业，宋武帝刘裕谋划说：“贼军如果从新亭直上，我们应当避开；如果回泊蔡洲，就会被擒。”卢循果然停泊蔡洲，一战就败退了。 诸葛亮进军五丈原，和袁尚沿西山、卢循泊蔡洲是一样的。锐气已失，本来就会畏惧避战，不足以成为对手所畏惧的。这三个人，之所以轻易就被吞灭，就是这个原因。 诸葛亮常年出兵，军队不过数万，不曾战败回师，却常常因为粮尽退兵。如今千里运粮，十万大军坐而求战，已经一百天了。司马懿率领秦雍的精兵，却不应战，想用疲兵之计拖垮敌军，难道只是这样吗？是想要一战求全胜啊。 然而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司马懿不追击，是因为料不到诸葛亮已死，蜀军士气还饱，军势没变，蜀道险阻，容易设伏，怀疑是假装撤退来引诱自己。 假使诸葛亮不死，相持下去，那么司马懿的志向也能实现。有人说司马懿的权术诡诈，不足以抵挡诸葛亮的节制，这是腐儒守旧的论调，不足以通晓机变。

邓艾论

事物的道理，可以用情理相通，却不能用形迹拘泥。用情理相通，就能适应变化，符合圣人的权变之道；用形迹拘泥，就不能因地制宜，陷入圣人所诟病的固执。 因此天下事功的成就，常常出于权变；而事业的失败，常常由于固执。 以人为是，就去践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践行，到如今就成了错误；以人为非，就去矫正，却不知道为什么要矫正，到如今反而正确。这都是不懂得用今日的情理去变通，却拘泥于以往的形迹，所以践行与矫正的不当，足以成为祸悔的根源。 从前卫青出击匈奴，他的副将苏建全军覆没，按军法当斩，卫青不敢擅自诛杀在外，把苏建囚禁送回朝廷，人们都称赞卫青不擅权，所以为臣与帅的正道得以顺遂。 皇甫嵩讨伐梁州贼寇，董卓做他的副手，贼寇平定后，下诏让董卓的军队归属皇甫嵩，董卓不接受诏令，拥兵自重，睥睨朝廷。人们都劝皇甫嵩诛杀董卓，皇甫嵩不愿擅自诛杀在外，而是把情况上报朝廷。董卓因此更加凶暴悖逆，最终不受控制。 皇甫嵩放过董卓，不是出于别的原因，是因为卫青不杀苏建获得了恭厚的美誉，于是拘泥形迹，想要效法他，却不知道放过董卓，到如今成了纵寇为患。 邓艾讨伐蜀国，出于万死不顾的一生之计，乘危决命，最终俘获刘禅，可以说是大功了。然而他心胸开阔，认为是境外重任，应当树立威赏，于是擅自拜官封爵，想要镇服蜀地。刘禅防守西面，不派使者入朝，虽然司马文王（司马昭）下诏书晓谕，他也不听从，因此钟会得以从中挑拨，最终被杀，他自己却不醒悟。 邓艾的专擅，不是出于别的原因，是因为皇甫嵩常想追求名誉、求全责备，却失之于董卓，最终招致后悔，于是拘泥形迹，想要矫正他的做法，却不知道这样做，到如今成了招祸的缘由。 这都是不懂得用今日的情理去变通，却拘泥于以往的形迹，所以自己不知道祸患悔恨的降临。 看邓艾做将领，急于建功立名，勇于作战立功，喜好追逐眼前利益，却忘记顾及后患。邓艾常常因此战胜敌人，却最终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当初钟会率领十万大军进军剑阁，姜维率领疲惫的军队，疲于奔命，虽然能扼守抵御，却终究不是劲敌。邓艾作为主帅，不致力于周全防备，反而独自率领一万士兵，从阴平邪径进军，直奔江油，来袭击刘禅。这是出其不意，进入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凿山开路，修建桥阁，山高谷深，士兵都攀缘树木，坠落而下，粮运不继，邓艾甚至用毡子裹住自己，滚下山崖。呜呼！可以说危险到了极点。 士兵都殊死决战，才击败了诸葛瞻的军队，刘禅惊慌失措，当即束手投降。假使刘禅能独自忍耐数日不投降，等待援军集结，那么邓艾就成了送上门的肥肉了。 邓艾一旦失利，钟会十万大军就会闻讯溃败。邓艾以身犯险的侥幸之举，是求生救败的计策，不是所谓拨乱反正、灭敌兴国的军队应有的做法，也不是大将自任的本分。 这场战役，不是邓艾不能取胜于速战，而是他的胜利出于侥幸；假使他不幸失败，也是邓艾自己招致的。 出奇制胜的军队，在外掩袭，必定要有内应配合，然后才能取胜成功。唐朝李愬入蔡州，擒获吴元济，是因为有李祐作为向导，所以他能乘危侥幸成功。 西汉中兴的名将，没有比得上赵充国的，史书称他沉稳勇敢有大略。看他用兵，致力于克敌制胜，总是以全军保胜为策略，未尝侥幸决战，所以他在军中没有显赫的斩杀功绩，最终却能轻松胜敌，安定边疆、平定寇乱，都出于他的谋划，独自收得成效，其他将领都比不上，几乎可以说是有智名、有勇功的良将了。 由此看来，邓艾之所以不免于祸，也是他用兵权术的极致导致的啊。

吴论

古代的豪杰，有功业大志，才力虽然足以成事，却没有谋臣策士合谋集智来辅佐，就会错失时机，功业失败，最终一事无成，这样的例子很多。 从前东汉董卓之乱，豪杰纷纷起兵于中州，像袁绍、曹操、刘备、吕布，都身负奸雄的资本，寻求顺应时势、凭借变局，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唯独孙坚，激于忠勇，投袂而起，从区区下郡起兵，奋力诛杀董卓。董卓虽然深深忌惮，避开他的锋芒，可惜孙坚三次错失大好时机，功业未成，最终因为轻敌而丧命，都是因为没有谋臣策士，来弥补他智虑的不足。 当初孙坚以义兵起兵，从长沙北上，到南阳时，部众已有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及时调发军粮，孙坚按军法诛杀了他，全军震动，南阳百姓归顺，有数百万之众，兵强粮足。 孙坚不趁此时整军治兵，任命偏将，向西进军武关，震慑三辅，扼守成皋，平定巩洛，迎奉天子，以顺讨逆，来成就自己的志向，反而弃军离去，让袁术得以兴起，收编他的军队，作为自己的资本，最终骄横放肆。这是孙坚的第一次失策。 董卓强盛，天下畏惧，袁绍、曹操等人一同起兵，共十一路诸侯，都占据州郡，合兵数万，然而没有敢率先向董卓进兵的。唯独曹操与他的偏将遭遇，战败而回。 孙坚独自率军进军，合战阳人，大败董卓军队，斩杀其骁将，董卓深深震恐，于是派心腹到孙坚那里请和，答应让他的子弟做刺史郡守，全部录用。 假使孙坚阳奉阴违，假意答应，趁机让他的宗亲亲信都担任军事要职，那么各自占据地方，兵力大增，势力四起，围困董卓，那么擒获董卓易如反掌。 不知道出此计策，反而怒斩来使，发誓必诛董卓，使得董卓愤惧，于是劫掠洛阳，劫持天子西迁，入关避其锋芒，而流毒无穷。这是孙坚的第二次失策。 军队凭道义而动，声势足以特立独行，又何必要依附别人？如果不能不有所依附，也必须德义足以让天下归心，然后再依附他。 袁术徒然凭借家世，役使天下，骄豪不武，不是可以托身的君主。孙坚已经驱逐董卓，修复洛阳的残破，不凭借山河的稳固，因形势之便，观察天下的变局，反而还军鲁阳，听命于袁术，辗转征战，攻打黄祖，最终战死在襄汉之间，和普通士兵没什么两样。这是孙坚的第三次失策。 一次起兵，三次失策随之而来，那么功业就无从谈起了。 孙策勇武谋略都超过他的父亲，又有周瑜、鲁肃等人辅佐，可惜孙坚没有打好基础，使得他不能奋兵中原，争夺天下。 然而孙策一举收复江东，作为鼎足三分的资本，假使他不死，必定成为魏国的大患。他不能起兵中原，不是智力不够，大概是因为袁绍已经占据河北，曹操已经收服河南，没有空隙可以插足。 而刘备转战中原，直到白头，也没得到中州一寸土地，来作为立足的资本，才得以凭借残兵千余，渡江转战，没几年就席卷江东，这就超过孙策了。 孙权的勇决进取，比不上他的父兄，但能审时度势，保有江东，也是有权谋的。 三国的形势，虽然号称鼎足三分，但雌雄强弱本来就有分别。魏国虽然不能最终兼并天下，大概不失为雄强；吴、蜀虽然能各据其国，然而不免居于弱势，唯有孙权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内安抚百姓、修明内政，对外加强守备、防御外敌罢了。偶尔也会兴师动众，来展示武力、威慑敌军，向北不越过合肥，向西不超过襄阳，不曾大举出兵、轻易冒进，以求在魏国那里侥幸取胜。而魏军前来进犯，也总能有办法抵御，不曾遭遇困厄挫败。因此终孙权在世之时，江东一直安定无事。由此看来，孙权的谋略，比诸葛武侯治理蜀国的方略要审慎得多。

蜀论

有人说：刘备争夺天下，不占据中原却向西进入巴蜀，这就是他占据了不该占据的地方，最终因此功业不振的原因吧？

我认为：这话有道理。但刘备并非特意舍弃中原而奔赴巴蜀，是争夺中原无法取胜之后，才舍弃中原向西退却的。刘备向西入蜀，是因为智谋穷尽、兵力疲敝，大概是起事较晚，在形势上迫不得已罢了。当初各路豪杰一并起兵，刘备已经在中原与他们周旋了。起初得到徐州，却被吕布夺走；中间得到豫州，又被曹操夺取；后来得到荆州，最终被孙权占去。刘备想要兴复刘氏的帝业，他的志向没有一天忘记过中原。然而最终连暂时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只得向西入蜀，是因为有曹操、孙权的军队逼迫挤压他。

刘备失去豫州之后，向南依附刘表，在困顿窘迫、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得到诸葛亮。而诸葛亮一开始就引导他夺取荆州、益州，作为自己的根基。诸葛亮难道认为中原不值得起事，仅凭小小的荆、益一隅就足以有所作为吗？其实是因为魏国控制中原，吴国占据江东，天下还没有被吴、魏两国占据的，只有荆、益二州罢了。反观刘备如果不夺取这里，就没有容身之地，所以才这么做。因此刘备在赤壁击败曹操后，随即收复荆州；接着驱逐刘璋，最终攻取益州，这都是诸葛亮的谋略。

即便如此，诸葛亮对于荆、益二州，懂得夺取它们的方法，却不懂得运用它们的方略。以至于最终丢失荆州，又过度消耗蜀地民力，功业最终没能成就，确实是有原因的。荆州这块地方，地处吴、蜀两国交界，是两国必争之地。从形势上来说，吴国争夺荆州，距离近且形势顺利；蜀国争夺荆州，路途远且形势艰难。蜀国不能保有荆州，就如同魏国不能保有汉中一样。因此先主刘备刚得到益州，孙权立刻就来索要荆州。孙权索要荆州，不是因为刘备得到蜀地就不需要荆州了，而是因为蜀国从蜀地出兵争夺荆州，不如吴国占有荆州的形势周全。所以他直接索要荆州，是为了表示自己有能力收回它。刘备一旦不答应，孙权就已经袭取了荆州三郡。刘备无力相争，只能与吴国平分荆州，以一个分裂不全的荆州，还要防备孙权在背后窥伺。镇守安抚得当就能安定，一旦动兵再起就会陷入危局。诸葛亮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反而倚仗关羽的勇武，让他率领大军向北进攻魏国的襄阳。所以孙权趁机从后方偷袭，斩杀关羽，尽数夺取了荆州。这就是诸葛亮在运用荆州上的失策。

这之后刘备所拥有的，就只剩岷蜀、益州之地了。虽然地处偏僻但地势险固，魏军不敢轻易来犯，三国鼎立的格局也就此形成。假如刘备不向西入蜀，只在中原一带徘徊，那还不知道要在哪里落脚呢。

刘备去世后，举国大政都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有建立功业的志向，却没有成就功业的度量；有团结众人的仁德，却没有指挥众人的智谋。所以他屡次兴师动众，急于建立功勋，而功业每每不能成就，军队却已经疲惫不堪。这就是诸葛亮在运用蜀地国力上的失策。

蜀国作为一个国家，地势险要偏僻而防守稳固，不是争夺天下的人必定要争夺的地方，但也从来没人敢忽视它的动向，因为它可以伺机窥探天下的变故，趁势出击。即便如此，蜀国和魏国相比，双方大小强弱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曹操虽然去世，但魏国的国力没有变故，又有司马懿统领军队。诸葛亮在这个时候，不能借着刘备去世的时机，故意深藏锋芒、示弱于敌，让魏国上下心生懈怠，对我方放松警惕；然后整饬军队、积蓄粮草，等待魏国一旦发生变乱，就沿着河渭上游，携粮裹甲，起兵乘虚而入，那样就没有不能达成的志向了。

可他却凭借刚刚建立的小小蜀国，首倡仁义之师，强求天下人思念汉朝，天天率军北伐，以求吞并魏国、复兴刘氏。所以常常要从千里之外运送粮草，来寻求一天的决战，不是战败而回，就是粮尽退兵。这就是他急于求成，而丧失了待时而动的度量啊。

善于用兵的人，攻击敌人必定救援的地方，打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从而取得胜利，这都出于出奇制胜。诸葛亮连年出兵，而魏军每每从容不迫、拒不应战，以此消耗蜀军的士气，最终蜀军只能无功而返。再加上我方弱小却去进攻强大的敌人，不曾使出能制胜的奇谋。蜀军每次出兵，魏延常常请求率领一万士兵，走另一条路来出奇兵，诸葛亮每次都拒绝他，魏延因此深感愤懑惋惜。

诸葛亮六次出兵，大概只出过一次奇计：声称从斜谷出兵，却转而进攻祁山，出乎魏军意料，一下子就降服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关中地区大为震动。可最终还是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损兵折将。出奇制胜的策略对于用兵就是如此重要，可诸葛亮却不致力于此。这就是热衷于兴师动众，却没有相应的智谋来运用军队啊。

唉！不是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却忌讳出奇制胜，最终导致军队丧败的事，难道可以一再做吗？即便如此，诸葛亮也不能说不是贤明的人。总的来说，他的应变谋略不够，要抵挡司马懿，就不是对手了。

范蠡曾对勾践说：“行军打仗的事，文种不如我；镇抚国家、亲近百姓，我不如文种。”范蠡清楚自己的长处，也不勉强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因此能成就功业。诸葛亮对于蜀国来说，承担的是大夫文种那样的治国重任。如今要把文种、范蠡两人的事集于一身，这就是他两方面都没能做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