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一千二百五十五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五月己未日，乾隆帝下谕说：都察院上奏，据湖北江陵县百姓蒋鲁玉等人控告县署书吏苏秉六等人克扣赈灾款项、舞弊侵吞公款的奏折。
上年湖北遭遇旱灾形成灾情，朝廷接连降旨同时开展平粜与赈济，并且命令该省督抚督率下属各官员，切实稽查，妥善办理，让百姓都能享受到实惠。
如今据该县百姓蒋鲁玉等人控告的各项情节，如果属实，那么是朕顾念受灾百姓，不惜调拨数百万两库银，却都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实在是情理之外的事。
该地方官员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此案关系重大，特派李侍尧、勒保乘驿马速往当地，彻底查办，严加审讯定拟后上奏。
所有随行的司级官员，一并准许乘驿马前往。
原告蒋鲁玉等人，交由刑部按惯例解往当地。
昨日已经降旨，令特成额来京觐见。
湖广总督的印信事务，由调任广东巡抚的图萨布留在当地暂时代理。
湖北巡抚一职，已经任命李封补授。
李封接到谕旨后，即刻赴新任。
特成额接奉之前的谕旨，想必已经起程。
图萨布等李侍尧抵达当地后，将总督印信事务交由李侍尧暂代，随即起程前往广东新任。
李侍尧等特成额觐见后回任，再来京复命。
○ 又下谕说：户部、工部合议上奏，龙江、西新两关征收的盈余银两，较前三届短少五万二千三百余两，请求责令该管监督按数额赔补，并且交由吏部议处。这本来是按惯例办理的事。
但考虑到上年江宁等地降雨不足，年成歉收，商贩运输货物困难，往来客商不多，导致抵达关口的船只稀少，盈余短少，还算事出有因。
所有西新关短少的户部税盈余银二万二千八百余两，龙江关短少的工部税盈余银二万九千五百余两，都加恩免于赔补，并且从宽免于议处。
○ 辛酉日，谕军机大臣等：据窦光鼐上奏：盘查嘉兴、桐乡、海盐等六县的仓谷，有缺谷数百石到百余石不等的情况，随即命令该府转令各县按数额补足。
只有桐乡县粮仓内实际没有储谷，所谓的仓谷都是从社仓借来的，还借了三千石米，上报开仓平粜来掩饰，一时间嘉兴县社仓空虚，控告的案件接连不断。
可见这两个县的社仓都办理得不妥当。
同时据曹文埴等人上奏：前往绍兴、杭州下属各县，指定一两座粮仓斛量查验，其余的粮仓逐仓扦样探查，丈量折算，只有山阴、嘉兴县多出十三石谷，此外各县粮仓都有短少，从一二石到五六石不等。
现将原奏折抄录寄给阿桂阅看。
阿桂抵达浙江后，就将窦光鼐上奏的各项条款，与曹文埴等人逐一核实办理。
如果各县确实查出侵吞挪移、虚报瞒报的弊端，自然应当据实严参查办。
另外窦光鼐上奏的海塘工程经费，应当责成塘工大员督率海防同知负责修建的建议，是否可行，也交由阿桂在实地勘察海塘后，一并商议核定办理。
至于他所说的在沙滩地带栽种芦苇，三年之后就会取用不尽，遇到海塘被冲刷的地方，就用芦苇代替柴草，塘工就会更加坚固的说法，见识实在迂腐荒谬。
从事理上衡量，根本行不通。
海水含盐量高，不能滋养植物，因此沙滩闲置不用。
如果真的可以栽种芦苇，民间百姓怎么会不早就种植，任由土地荒废？
朕多次巡幸浙江，车驾所经之处，也从未见过芦苇田。况且芦苇容易腐烂，比不上柴草坚韧，如果用来修筑海塘，怎么能坚固耐久？
或许窦光鼐另有别的见解，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阿桂等人务必悉心商议，据实上奏，不可稍有回护。
抵达浙江后会同曹文埴等人审讯的各项情节，要迅速上奏。
将此谕旨通过五百里加急传谕告知。
○ 又下谕说：据富勒浑上奏广东盐务添设运盐船只、按季征收饷银价格，以及顶补革除盐商、清理积欠的奏折，他的用意自然是因为如今获罪，上折陈奏来敷衍塞责。
但这类款项事务，都是按惯例办理的事，何必专门上折奏报？
而且所奏的情节也不够明晰。
李侍尧在广东任职多年，对该省盐务自然熟悉。
所有富勒浑的奏折，抄录寄给李侍尧阅看，并且将所奏各条款，是否是按例应当办理的事务，还是另有见解应当调整的地方，命李侍尧在奏事的时候据实回奏。
不久后李侍尧回奏：运盐船只的添募修补，各盐埠应缴的饷课，都如数收缴入库；已革除的疲困盐商招募顶补，历年的商欠，要么催征，要么摊派赔补等各项事务，都是按成例办理。
如果今后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新任总督孙士毅原本就可以随时上奏。
乾隆帝批示：知道了。
○ 壬戌日，下谕说：据奎林等人上奏，抓获李国兴等三名逃犯，按惯例办理。
逃犯这类事务，如果不是朕严加训饬，怎么能缉捕得这么快。
通令新疆各地将军、大臣，今后遇到逃犯，务必一律严加查拿，绝不能再像之前那样敷衍塞责。
○ 按照惯例，对江南办理河工溺水身亡的河营守备刘建功给予抚恤赏赐。
○ 癸亥日，任命江苏粮道王兆棠为江苏按察使，四川建昌道陈奉兹为四川按察使。
○ 缓征河南商丘、宁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睢州、柘城、内黄、西华、太康、扶沟等十二州县上年旱灾的额定赋税。
○ 甲子日，下谕说：据明兴上奏：山东济南、东昌、临清下属及毗邻地区，入春以来雨水稀少，麦子收成难免歉薄。
该省上年缺雨，遭旱成灾，今年虽然下了雨，但缺雨的州县麦子收成仍然歉薄，民力难免困乏，朕心中十分顾念。
加恩将受旱稍重的历城、德州、齐河、禹城、平原、陵县、长清、聊城、莘县、堂邑、东平、东阿、平阴、阳谷、寿张、观城、范县、朝城、临清州等十九州县，以及境内的卫所土地，查明后借给两个月口粮。
受旱稍轻的章邱、邹平、长山、新城、淄川、齐东、冠县、恩县、馆陶、博平、茌平、清平、乐安、博兴、寿光、莱芜、肥城、蒲台、沾化、汶上、邱县、濮州等二十二州县，以及境内的卫所土地，查明后借给一个月口粮，以资接济。
至于各地应征收的新旧钱粮，除了历城等十五州县已经缓征的之外，其余德州、齐河等二十六州县及境内卫所土地，当前应征收的新旧钱粮，一并加恩缓至秋收后征收，让贫民既得口粮接济，又免于催征之扰。
该巡抚务必督率下属，切实办理，以符合朕顾念百姓、唯恐一人流离失所的心意。
户部遵谕旨从速办理。
○ 又下谕说：据阿桂上奏查询浙江各地仓库情况，以及窦光鼐所说盛住上年进京携带财物过多的情节。比如窦光鼐原奏永嘉、平阳二县借谷勒派的事，阿桂当面询问该学政是听谁说的，该学政都记不清姓名。
可见窦光鼐既想在朕面前表现自己，又怕得罪众人，实在是进退失据。
至于他所说盛住进京携带银两，以及总督收受下属门包的情节，询问该学政，也拿不出实据。
阿桂等人传讯盛住，盛住称上年进京时，有应解送的参价银三万九千余两，自己装匣携带，到京后就赴广储司兑交，有案可查。
可见盛住携带的银两是官物，怎么能指为赃私的证据？
而窦光鼐因为看见银匣数量多，就怀疑是盛住的私财。
如果这样猜疑别人，天下就没有清廉的官员了。
实在可笑。
至于盛住所说进京时没有送给十五阿哥物件，阿哥也从不允许他资助的话，各位皇子平日谨慎，宫中供给充裕，本来就不需要他们资助。
盛住的话自然可信，朕看了十分嘉许欣慰。
至于总督、布政使收受下属门包馈赠，事关大员贪索，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怎么能贸然上奏？
而询问该学政，毫无实据，这完全是信口污蔑他人。
如果窦光鼐想诬陷别人谋反，难道也不管有没有实据，就将人治罪，有这个道理吗？
此案如果不是朕特派阿桂前往查办，那么窦光鼐与曹文埴等人互相争执攀扯，就算经年累月也办不完，更成何体统？
如今阿桂与曹文埴等人共同当面询问，逐层辩驳诘问，都确凿有据，窦光鼐竟然无话可说。
现在又传令调嘉兴下属州县官员前来对质，自然不难查明实情。
至于富勒浑的家人在广东招摇滋事，以及在浙江有没有勒索门包的事，阿桂现在提集富勒浑进京时途经的嘉兴、严州、衢州各地地方官到省城，恳切开导，让他们据实供出。
这些州县官员知道事情难以掩饰，自然会和盘托出，这样办理尤其抓住了关键。
现在已经命令孙士毅对殷士俊严加审讯，预计几天内就会有奏报，再寄信给阿桂，两面对质，自然水落石出。
将此谕旨通过五百里加急传谕阿桂等人知晓。
所有朱批过的阿桂的奏折，都交给曹文埴等人共同阅看。
○ 乙丑日，孝恭仁皇后忌辰，派遣官员祭祀景陵。
○ 乾隆帝回宫。
○ 从当日起，乾隆帝因夏至日在方泽祭地，斋戒三日。
○ 丙寅日，下谕说：据富纲、刘秉恬回奏，云南各府厅州县的仓库钱粮，之前查出有亏空，大约共一百余万两，自从总督福康安设法催追，各地官员竭力筹措弥补，还短缺六十余万两。
富纲到任后，会同刘秉恬，督率司道官员加紧催追，不遗余力，又弥补了共四十三万零三百余两，还未缴完的有十八万三千余两。
仔细体察，各官员并非不知畏惧奋勉，急于想完补，无奈云南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官职大多清苦，如果催追过急，又怕这些官员挪用新款项掩盖旧亏，对事情仍然没有实际益处。
等等。
所奏的话实在不成体统。
云南不比内地，仓储库银数量本来就不多，何至于出现这么多亏空？
都是不肖下属官员侵吞贪腐，才导致亏空挪移累累。
朕不忍心再兴起大狱，给他们留一线生路，让他们自行筹措弥补，已经是格外的恩典。
该省大小官员，本应激发天良，加紧设法弥补，竟然过了四五年之久，还没有弥补完毕，这督抚是怎么办事的？
如果福康安此时还在云南任上，或许早就结案了。
富纲、刘秉恬难道就不是督抚吗？
竟然还恬不知耻，推诿于云南地瘠民贫，找借口上奏，到底是何居心？
州县的仓库，是各官员自行经管的，亏空挪移，都是因为各官员侵吞舞弊，自然应当责令各州县按期缴完，变卖家产抵充公款，和百姓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拿云南地瘠民贫当弥补不完的托词，为自己开脱？
朕多次降旨，严禁各省不许因为弥补亏空就摊派扰民。
如果有摊派扰民的，一经败露，被人告发，必将该州县官员及上司从重治罪。
照富纲、刘秉恬所奏的说法，那弥补库银都出自百姓，就是让贪官中饱私囊，让贫苦百姓替他们赔补，有这个道理吗？
富纲、刘秉恬此奏十分不对。
传旨严加申饬，并且传谕富纲、刘秉恬，务必激发天良，督率下属，遵照奏定的期限，在年内一律全部缴完，不许有丝毫亏欠，也不能稍有累及百姓，具结上奏，以符合朕法外施仁、整饬官吏、爱护百姓的心意。
并且将此通令各省督抚知晓。
○ 谕军机大臣等：据梁肯堂上奏大名等三府降雨情况的奏折，其中大名、广平两府下属，元城等各州县，有的降雨深透，有的降了二、三、四、五寸不等，实在是应时的甘霖。
只有顺德府下属只说降了一、二、三寸雨，看来还没有普遍充足降雨。
该地因为去年歉收，盼雨心切，这次雨水稀少，恐怕二麦收成会很歉薄。
现在是否酌情借给籽种、口粮以资接济，传谕刘峨详细查明，据实回奏，不可稍有隐瞒掩饰。
将此通过四百里加急传谕告知。
○ 由已故奉恩将军善志的长孙国柱承袭爵位。
○ 丁卯日，御史祝德麟上奏：通州额定设置的米袋，向来归坐粮厅管理，每年更换制造，只怕支领钱粮时，书吏暗中克扣，经纪等人肆意侵吞，用旧袋抵充新袋，导致米袋破损。
该管官员因为袋数繁多，就不加核实。
请求今后每年更换制造时，报明户部，派满、汉司员四人前往，将新制的口袋逐一查验，出具甘结。
如果数额不足，呈报该堂官，将坐粮厅官员参处，如果司员包庇隐瞒，一并从重治罪。
并且在袋面加盖某年制造的戳记。
另外脚夫分散在五闸，坐粮厅稽查不周，请求就近划归通流、度丰两闸，由闸官管束，如有破损的米袋，就标记后送到通州抵换。
乾隆帝批示：所奏可行，户部速议施行。
○ 戊辰日，夏至日在方泽祭地，乾隆帝亲自行礼。
○ 乾隆帝临幸圆明园。
○ 己巳日，乾隆帝驾临勤政殿听政。
○ 下谕说：户部议驳徵瑞上奏的山东商盐滞销、应完课项请求分三年带征的奏折，本来是按惯例办理，但考虑到山东商人资本较少，而且上年销盐地区歉收，行销的地方也因旱成灾，盐商不能照常售卖，盐滞销、课税短缺，还算事出有因。
所有山东商人本年应缴的课项，加恩依照该盐政的请求，分三年带征，以缓解商力。
○ 谕军机大臣等：据孙士毅上奏审讯富勒浑家人殷士俊等人贪索各款项的情况，比如巡捕伍光玉供称：富勒浑到任时，众盐商送给家人李世荣一千圆花钱，才准许各商回去照常营业。
又有洋商潘文严等人称殷士俊勒令各商分买一斤人参，高价售卖得银四千七百两。
还有李世荣让洋商购买物件，少发价款一百圆。
另外点派口岸时，令书巡等人缴纳一万九千六百余两白银，交给殷士俊、李世荣转交内署。
各项情节，殷士俊、李世荣都供认不讳。
殷士俊等人是富勒浑的家人，竟敢勒令需索洋盐两商，赃款累累，如果不是倚仗主人的权势，怎么会如此肆无忌惮？
至于勒令各口岸缴纳银两，富勒浑先是以补贴公费为名，收进官署，等到事发之后，又将这笔银两交给监督衙门解京充公，明显是事情败露，知道无法掩饰，使出先侵吞后吐出的伎俩。
又据孙士毅上奏：署理南雄府知府孔继棟，因为截留了富勒浑幕友李、王二姓的行李，富勒浑怀恨在心，想借保昌县劣绅倡议抗粮的案子将孔继棟参革，经孙士毅写信劝阻，富勒浑不答应，在被解任后专门上折参办。
孔继棟涉及劣生抗粮一案，是富勒浑兼署巡抚任内的事，孙士毅想在结案时将该员附带参处，以免助长刁蛮风气，办理并不算错。于是写信劝阻，富勒浑执意不允。如果孔继棟确实应当参办，富勒浑为什么不在兼署巡抚时早早奏报，如今在解任后才单独上折弹劾，不是挟私泄愤是什么？
又据富勒浑上奏：吴胡氏托殷士俊照应退盐埠一事，是乾隆四十九年批准的案子，他当时还没到广东。
还有陈通照因为积欠债务，托殷士俊照应，给了四百圆花钱一事，是巡抚批结的案子。
陈通照既然托殷士俊照应，孙士毅为什么不据实将此案写入，反而轻轻带过，替他掩饰？等等。
这两个案子如果和殷士俊无关，为什么富勒浑还没到任，长随就能提前说合收谢礼？而且几年前已经办结的案子，富勒浑刚到任就有意翻案，还在奏折中含糊其辞，所说的督抚不是舒常、孙士毅还能是谁？
揣测他的用意，他本来就怀疑舒常首先揭发，又恨孙士毅据实查办，所以在被解任后，做出这种把人都拖下水的举动，正所谓欲盖弥彰，恰恰是给自己加罪罢了。
又据孙士毅上奏：访查富勒浑应解往河南充公的二万两白银，暗中派督标千总杨中兴等人前往福建，到省城道员衙门支取，私下绕道押赴河南兑缴。
富勒浑已经离开福建半年多，为什么还有私财寄存在福建道员衙门？
以上各项条款，传谕孙士毅严加彻查，同时命常青等人严密查办，并且传谕阿桂等人，等富勒浑解到后，逐款详细对质审讯，务必水落石出。
富勒浑虽然是阿桂的族孙，但事关大员贪索的重案，阿桂自当秉公审讯，绝不敢稍有回护。
舒常近日想必已经抵达浙江，会同审办了。
至于曹文埴、伊龄阿上年办理海昇一案，颇为持正，此案也命他们会同办理。
曹文埴、伊龄阿都是明事理、持公正的人，必定不会有偏袒调停的情况。
现在刑部人手不足，又到了办理秋审的时期，姜晟在浙江也没什么要紧事务，接奉此旨当日，即刻先来京办理秋审案件。
又据富勒浑奏折内称：布政使许祖京、按察使姚棻，将审讯殷士俊的供词送给他阅看。这尤其不对。
司道是督抚的属官，如果在总督未解任之前，地方公事自然应当禀报办理。
如今奉巡抚委派审讯案件，而且是总督家人贪赃枉法的事，自然应当严密办理，怎么能把审讯的供词送给富勒浑看？
将来定案时，也应当将该司许祖京等人分别严参，以儆戒外省的不良风气。
至于富勒浑本性粗率，性情乖张。
孙士毅奉旨交办查讯，他家人受贿都已经证据确凿，他却不知愧悔，静候对质，竟敢怨恨承审官员，愤怒暴戾之气形于言辞神色，还在解任后喋喋不休辩解上奏，尤其不对。
看来孙士毅不免心存畏惧，有所顾忌。
试想朕是什么样的君主，能任由人徇私翻案吗？
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参劾孙士毅，那就是保举孙士毅而自找获罪，孙士毅有什么可顾忌的，而不据实查办？
此事除了就近交给大学士、九卿阅看外，将此通过六百里加急传谕阿桂等人，秉公严加审讯办理。
所有寄给孙士毅等人的谕旨，以及孙士毅奏到的各奏折，连同富勒浑的原折，都抄录寄去阅看。同时将现在查讯沿途各属有无需索弊端的情况，据实先行回奏。
○ 又下谕说：朕之前因为舒常等人奏称富勒浑操守不能担保，就怀疑他之前在福建时，家人殷士俊等人也必定有和主人勾通贪索的情事，因此密谕雅德据实查奏。
雅德不但不能据实查明，反而极力为他担保，实在是昧着良心袒护，因此这次不让雅德查办。
如今富勒浑的事已经全部败露，如果雅德不知畏惧愧悔，还敢始终回护，授意下属官员不许据实呈报，反而从中掣肘遮掩，导致常青等人办理不能详尽，那雅德的脑袋恐怕就保不住了。
好好想想，雅德应当趋利避害，不要自招祸端。
将此通过六百里加急传谕常青、伍拉纳，即刻严加详查，迅速通过驿递回奏，不可稍有瞻顾。
至于伍拉纳到福建不久，此事和他无关，他应当随同常青秉公查办，不值得稍有回护。
同时命令雅德将从前为什么不据实查参，反而上奏担保，以及现在寄存银两是否知情的情况，激发天良，据实先行明白回奏。
○ 户部议准：漕运总督毓奇上奏称：淮安卫头帮额定船只五十艘，因连年黄河泛滥，屡次遭遇风灾，运丁力量疲乏，查有入官的田地三十顷三十余亩，作价一万四千四百两白银，请求让该帮各运丁承买，随船赡养运务。应征收的价银，依照安庆卫借帑赎屯的先例，先从江安粮道库内借用漕项银两，解交藩库，再从各运丁每年额定支取的行月等项银两内扣缴，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分八年扣完。
乾隆帝准奏。
○ 任命太常寺卿赵佑为大理寺卿。
○ 庚午日，下谕说：朕选拔任用封疆大吏，向来从旗员中提拔的总督，比如黄廷桂、尹继善、高晋、萨载等人，都能实心任事，建功立业，是封疆上得力的人才。
十几年来，总督里富勒浑资格较深，阅历也久，在近来的总督里算得上上等。
因此将他从闽浙调任两广，委以海疆繁重的重任，正十分倚重。
今年春天舒常回京，在途中召对，询问各省督抚的声名，舒常就称富勒浑操守平常。
朕当时还以为舒常刚离开两广总督任来京，或许不免想复任，扳动富勒浑，为自己谋求回任铺路，因此半信半疑。
等到穆腾额来行在觐见，又当面询问富勒浑居官办事如何，他只说现在总督里操守可信的，只有李世杰、萨载而已。
至于富勒浑的操守，不敢深信。于是令军机大臣详细询问，才说出他的家人长随在外居住、招摇生事的情节，但对于如何受贿舞弊的事，也没有实据。
朕当时以为如果舒常还在扈从行在，彼此交好，或许提前串通说辞，穆腾额随声附和，也是有可能的。
但当时舒常早就从台怀被派往陕西查办案件，并没有和穆腾额见过面，而该监的奏对之言，和舒常不谋而合，可见他的话并非没有根据。
这才密谕孙士毅据实查奏。
就算孙士毅今年春天来京觐见时，也从没奏过富勒浑声名、操守平常的事。
后来据孙士毅遵旨查奏，富勒浑确实有纵容家人殷士俊等人在外招摇滋事的情况。
朕还以为富勒浑不过是如同木偶，只是疏于约束家人，未必有知情分赃的事。
等审讯定案后，对富勒浑从轻惩处，将来还想让他戴罪自赎，替换福康安的陕西职务，还没怀疑他有贪婪侵吞的劣迹。
如今据孙士毅陆续查奏，富勒浑竟然和殷士俊等人勾通贪索，赃迹累累。
比如殷士俊、李世荣听从吴胡氏、陈通照的请托照应，收受花钱，以及派洋商分买人参、购买钟表等物，高价售卖、少发价款等事，就算说是家人营私舞弊，富勒浑毫无察觉，也已经形同木偶。
而富勒浑因为点派各口岸，令书役等人摊缴一万九千六百余两白银，交进总督衙门；又因为应解河南充公银二万两，暗中令督标千总杨中兴等人，悄悄前往福建，到省城道员衙门支取解往河南。
可见富勒浑一是先侵后吐，二是已经离开福建，还有私财寄存，他的操守可想而知了。
之前已经降旨将富勒浑革职，令孙士毅讯问确实后，解往浙江，交阿桂等人归案审办。
可富勒浑心里怀疑舒常、孙士毅、穆腾额等人有意陷害他，在孙士毅传旨询问时，又疑又怒，暴戾之气形于言色，而且在解任后，并不自知悔惧，静候对质，还拿从前的案子喋喋不休辩解。
并且因为署理南雄府的孔继棟，在孙士毅查办殷士俊赃款时，截留了富勒浑幕友的行李，富勒浑心怀怨恨，想将孔继棟借另案参革，经孙士毅写信劝阻不允，竟然在解任后单独上折渎奏。而且在事情败露后，将勒派各口岸的一万九千余两白银，交给监督衙门解京，来掩饰他先侵后吐的劣迹。
并且他信任家人李世荣等人勾通说合，声名狼藉。
就连大学士嵇璜、学政窦光鼐、总兵施国麟，都众口一词。
可见孙士毅查奏的各项情节，确实是遵奉谕旨秉公查办，确有证据的事，并非有意吹毛求疵。
而富勒浑蒙受朕的深恩，种种情节，实在出乎情理之外。
这都是因为富勒浑辜负皇恩、昧尽良心，上天夺去他的心智，所以行事颠倒错乱，自招其罪，才到了这个地步。
朕从来不愿存着猜忌他人的心思，但不肖之徒营私枉法，自然会败露，朕也不能稍有曲意宽贷。
这实在是朕用人不得已的苦心，是内外臣工有目共睹的。
但朕仔细想来，做大臣的被家人连累的不少，而旗人更多。
比如福隆安的家人富礼善打死人命、找人顶凶一案，福隆安心存庇护，经朕特派大臣审明，将富礼善正法，并且将福隆安治罪。
这也是福隆安平日不能管束家人，导致他们恣意妄为，自蹈法网，连累主人，甚至导致家遭火灾，自己也短命而亡。
可见这些卑劣的家奴，获罪于天，福善祸淫的天理，报应快如影随形。
其实想庇护家人，恰恰是自招祸端，而藐法的家奴，终究还是自己落得死刑。
福隆安幸而在京任职，近在京城之下，所以很快就败露了。
如果让他外放任职，那富礼善的恣意妄为，难道会在殷士俊等人之下？
而福隆安受的连累，也未必不比富勒浑严重，朕也不会曲意庇护。
特此明白宣谕内外大臣，今后务必自身端正、廉洁自守，严格管束下属，要以前事为戒。
如果有不知警惧，重蹈覆辙的，等事情败露之后，朕绝不会只治家奴的罪，而不过问家主。做家主的又有什么好爱护的，要拿身家性命替家奴打算？
将此通令内外知晓。
○ 豁免陕西华州东北、西北两乡乾隆四十九年被沙压的民屯更名地亩的额定赋税。
○ 辛未日，乾隆帝因秋季赴木兰秋狝，从圆明园起驾。
○ 下谕说：据保宁上奏：打箭炉、化林坪、泸定桥等地，在五月初六、初七等日，同时发生地震，城垣衙署、兵民房屋都有倒塌，人口也有伤亡。
现在正赶赴各地，亲自查勘。
等等。
这次打箭炉一带地震，灾情较重，该地是进出西藏南路的要口，是官员兵民聚集的地方，所有倒塌的城垣衙署，应当立即估算修理。
至于民间倒塌损坏的房屋，以及伤亡的人口，情形十分可怜，命该署督等人立即详细查明，按惯例分别抚恤。
就算是土司同样受灾，也应当酌情周济抚恤。
户部知道了。
○ 申令严禁邻省富民折价牟利的谕旨：据毕沅上奏：河南连年歉收，有恒产的人家，往往变卖产业糊口。
近来更有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将眼看就要成熟的麦地贱价出卖。
山西等地的富户，闻讯赶赴河南，发放高利贷，趁机折价兼并土地。
贫民一旦失去产业，就算遇到丰年，也没有依靠。
现在命令下属晓谕百姓，限期报明地方官，核实原卖价格，分别允许赎回，不许买主图利占据。等等。
所奏实在值得嘉许。
河南连年饥荒，民间元气消耗，全靠务农的百姓家有恒产，一遇丰年，口粮就能充裕。
可山西等地的豪强富户，越境放债，贱价折算田地，还将麦收在望的田地趁机霸占，一经折算就据为己有，这比王安石的青苗法还要残酷。
像这样乘人之危，来满足自己垄断牟利的心思，行径十分可恶。
各省的百姓，哪一个不是朕的子民？
如今因为河南遭旱，山西富户趁机牟利，导致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
等到丰年，又辗转加价售卖，河南的民间元气，竟然被邻省豪强兼并剥削，灾区的景象，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旧观？
将来河南贫民日渐流离，田产都成了山西人的产业，成何体统？
此事关系到民生衣食的根本，毕沅筹划此事，实在是尽心民事。
但奏折里所奏的，还有不够周到的地方。
如果不明降谕旨，严定章程，恐怕地方官力量不足，而为富不仁的人更加无所畏惧，终究还是有名无实。
此事交由毕沅率领江兰悉心筹划，命令下属详细清查这类贱买贵卖的田地，核实原价，限期允许原主赎回。
那些连同麦子一起作价的田地，仍然让原主收回收割，除归还原价外，酌情给一二分利息，不许买主图利占据，不肯放赎，导致失业的百姓有年景没田地，眼睁睁看着丰年却挨饿。
如果有财力不足，不能拿出本利赎回的，买主已经获得厚利，自然应当在本利总数里酌减三四分允许赎回，才合乎人情天理。
这些富户同样是朕的子民，也应当各有天良，竟然看着别人饥寒来牟取厚利，从天理来说，怎么能长久享受富贵？
实在是可怕。
但立刻就绳之以法，朕也有所不忍。
经此次降旨，恳切劝谕之后，如果他们还想牟利，不放原主赎回，或者勒索重利，不肯减价，那就是图利之民怙恶不悛，一经查出，必定依法惩治，不要说朕没有提前告诫。
毕沅接奉此旨后，就大量张贴在大街小巷、偏僻乡村，让众人都知晓。
至于地方官查办田地，如果有不肖书役、吏胥从中借机勒索，骚扰百姓，导致富户贫民都受其累，那就是该巡抚等人办理不善，一经发觉，除了将本人严惩外，必将该巡抚、布政使一并治罪。
毕沅、江兰务必实心筹划，妥善办理，以符合朕惠爱一方受灾百姓、因地制宜调整政策的心意。
○ 又下谕说：上年江苏、安徽、山东、湖北等省遭旱较重，民气未复，比如江苏的扬州、湖北的汉口、安徽的徽州等地，是商贩聚集的地方，盐商富户很多，恐怕有越境买产、图利占据的情况，不可不切实查禁。
现将明发的谕旨抄寄各该督抚阅看。
如果各省有这类牟利的情况，即刻遵照谕旨，并参照毕沅原奏办理，以符合朕爱护百姓、体恤疾苦的心意。
将此通过五百里加急分别传谕告知，并且命各省将所属灾区有没有这类贱买渔利的情况，据实回奏。
○ 又下谕说：之前想将富勒浑调往陕甘，替换福康安，如今富勒浑已经获罪革职，除了将富勒浑获罪所降的谕旨，以及寄给阿桂的谕旨，抄寄福康安阅看外，一时还找不到替换的人选，福康安暂且在甘肃多留几日，替朕办理当地事务，等有合适的人，就派往替换。
将此谕令福康安知晓。
○ 当日，乾隆帝驻跸南石槽行宫。
○ 壬申日，下谕说：这次从口外来接驾的热河兵丁等人，加恩赏赐半个月钱粮。
○ 又下谕说：昨日因为毕沅上奏河南连年荒歉，有恒产的人家将田地贱价售卖，山西富户闻讯赶赴河南，趁机放债、折算田地牟利，已经明降谕旨，令毕沅等人切实查办了。
朕对各省百姓，视如己出，遇到水旱灾害，无不立刻赈济，不让一个人流离失所。
几十年心系民生，不分地域，是人所共见共闻的。
就比如上年山西汾州、绛州一带，偶尔遭旱，经钦差大臣梁敦书差事完毕回京，当面奏报情形，当即降旨命令该巡抚农起确勘灾情等级，赏给口粮，以资糊口。
山西向来号称充裕，偶尔有局部灾害，也和其他受灾省份一样，立刻赈恤。
朕爱护百姓，山西百姓难道不知道吗？
如今因为河南去年受灾，山西富户仗着平日积蓄多，就趁河南荒歉，前去放高利贷、折算田地，而原业的人家为救眼前之急，平白失去恒产，情形可怜，就算遇到丰年，元气也恢复不了，危害实在太大。
试想山西百姓的衣食难道能不靠田地吗？
假使该省遇到灾荒，百姓挨饿，而河南百姓也前去趁机霸占田地，那灾民无田可耕，窘迫的状况，就和河南一样了。
朕也必定会用治理河南的办法来治理山西。
此次降旨恳切劝谕，让他们减利允许赎回，是因为换位思考都是一样的，并非只偏厚河南百姓。
这些富户只想垄断牟利，不顾天理人情。
朕现在不立刻绳之以法，还放下朝廷的尊严，就像慈父教导儿子一样，再三训诲，他们也应当激发天良，都知晓大义。
慈父没有不爱儿子的，做儿子的也应当体谅父母的心意，谨遵训诫。
如果经过朕这样的劝谕，还不知悔改，那就是他们只顾身家，唯利是图，完全不知体恤救灾的道义，就和不孝没区别，朕也无可奈何，必定依法惩治。
将此谕旨连同昨日降下的谕旨，寄交伊桑阿，刻印后广为张贴，遍布大街小巷、偏僻乡村，让山西的富户、绅士都能知耻自勉，一改垄断渔利的习气。
并且命留京王大臣召集籍贯在山西的在京大小官员，宣示谕旨，让他们各自寄信给原籍的邻里亲族，让大家都知晓警诫，以体现朕救灾恤民、一视同仁的心意。
○ 当月，两淮盐政全德上奏：上年因为清口筑坝蓄水，盐船不能入湖，改由运河外的支河运输。
只是去年冬天、今年春天，临淮关以上的溪河浅涩，原来在瓦埠起旱转运的，改在寿州的石头铺，多了一百六十里陆路运输，十分艰难阻滞。
所运的盐仅够逐月销售，没能将本年夏季的盐运足。
查上年通州场河道干涸，曾将近河的吕、余二场的盐暂时改由江运，至今存场的盐都已经全部运出。
如今庐州各口岸也都可以通长江，当即命令盐商，将庐州的盐由运河出瓜州，直接前往沿溪的裕溪口，进入庐州分运各岸，等将来上游水涨通畅，再停止改道。
今后遇到难以接济的情况，照此权宜办理。
乾隆帝批示：十分可行。户部知道了。
○ 河南巡抚毕沅上奏：嵩岳庙中原有四所配殿，塑有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四岳的帝君像。
臣认为五岳地位同等尊贵，如今将四岳配享中岳，典礼并不妥当，而且建在二门之外，尤其显得轻慢亵渎。
查山门外南侧，有空房一所，堂宇宽敞，计划移奉神像，改建成五岳灵祠。
庙中原有的配殿，改塑风、云、雷、雨四神配享。
乾隆帝批示：十分妥当，照所议施行。
○ 贵州巡抚李庆棻上奏：贵州钱局铸钱，因为从前铜铅运输阻滞，积压了卯额，累计有四五年之久。
现在所铸的钱，还是乾隆四十六年的卯额，请求依照四川、湖北的先例，将宝黔局现在造报的乾隆四十五年的卯钱，作为乾隆四十九年的正额。
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等年的欠卯，无需补铸，以后每年清结当年的款项，这样就不会再有积压。
交由户部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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