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一千二百七十四
敕修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年）二月初一（己亥日），朝廷派遣官员祭祀关帝庙。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秦承恩奏报，据代理凤翔府经历陈希贤禀报，查获大名府元城县人王六一名，核查后该犯姓名、籍贯与直隶省通缉的大名案在逃余犯王六完全相符；严加审讯时，该犯执意供称去年不曾回过大名府，目前已解往直隶省对质审理。
王六的姓名、籍贯既与大名案在逃逸犯一致，显然是因无人对质才狡辩不肯招供。
该犯解到后，刘峨自然应当严加审讯追查。
而且当地的乡保、邻居都与他相熟，很容易辨认，自然不用担心他有任何隐瞒掩饰。
如果审讯属实，那么段文经、刘勤的真实下落，也可以从他这里追查出来。
倘若他确实是无辜之人，也应当审明对质清楚，不能拖累良民。
但这件事必须审讯确凿、毫无疑点，才可以结案。
如果该总督不能对质核实，就将王六解送京城，交刑部审讯办理。
另外，本日刘峨奏报新旧命盗案件已结、未结情况的折子，这是年终汇总奏报的常例事务，该总督不过是照例上奏敷衍了事。
段文经等重要案犯至今未能抓获，且毫无消息下落，这类寻常的命盗案件，他更不会放在心上，正所谓一件事不可信，事事都不可信。
著再传谕刘峨，务必严令下属设法加紧缉拿段文经等人，不可因为时日长久就松懈怠惰，致使要犯迟迟不能落网，招致重罪惩处。
○又下谕：据徵瑞覆奏，硝磺这类物资按条例禁止私买私卖，因此两淮每年所需的硝磺，照例由运司衙门将价银预先解送藩库，委派官员顺带采办。
他奏请今后两淮所用的硝磺，直接由盐政衙门发给批文，让盐商前往出产地方自行采买。
这番奏请未免过于拘泥、见识短浅。
此项硝磺既然由运司预先发放价银，那些委派的官员不过是顺路代为采买，而且每年采办的费用仅开销一百一十多两白银，比起全省各营所需的硝磺数量，还不到百分之一，与营伍的军火供应全无干系。
硝磺短缺，是藩司及承办官员借词推卸责任。
徵瑞接奉谕旨后，本应当将盐城各营额定存储的硝磺因何短缺、其中有无弊端，以及“硝磺短少是因为每年制作烟盒所需”的说法出自何人，据实查明参奏，才算切中要害。
可他的折子里面唯恐此事牵连盐务，百般替盐务分辩，存心回护，这终究是因为徵瑞眼界不够开阔、见识短浅所致，实在让朕觉得可笑。
著再传谕该盐政，务必遵照历次降下的谕旨，逐层辩驳核查，彻底查明后具奏。
今后办理一切事务，更应当拓宽眼界见识，以求处置得当，不得再像之前一样见识狭隘、拘泥成规。
仍将会同查办的情形，迅速通过驿递覆奏。
○又下谕：近来李世杰办理地方事务多有差错，恐怕终究是病后精神恍惚、考虑不周导致的。
该总督去年冬底从清口返回江宁，路过扬州时，徵瑞曾与他见面，而且现在两人会同查办硝磺亏欠一案，自然会有会商。
近日李世杰的病情究竟如何，徵瑞在当地亲眼所见，必定了解确切。
著传谕徵瑞，将李世杰近日精神状态如何、是否能够很快痊愈、会不会耽误公事等情况，趁便据实覆奏，不可有所顾忌隐瞒。
○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水师提督黄仕简于初四日抵达鹿耳门，陆路提督任承恩于初六日抵达鹿仔港，都约定在十三日进兵围剿；恰巧徐鼎士等人的兵马也抵达北淡水，三路围攻，必定能一举成事。
皇帝批示说：这类跳梁小丑般的贼匪，原本不过是一时乌合之众，现在黄仕简、任承恩督兵会合搜剿，自然不难立刻扑灭。
之前因为徐嗣曾轻易离开省城，担心导致人心惊疑，曾降旨申饬。
此时人心已经大体安定，和之前的情况不同。
而且大军抵达台湾，三路围攻，贼匪必然四散逃窜，恐怕有逃到原籍及内地的，更应当在各个口岸严密截拿。
徐嗣曾不妨根据地方紧要程度，偶尔亲自前往各处巡查搜捕。
之前已有旨意令李侍尧抵达福建后，即驻扎在蚶江，督办一切事务。
常青亲自渡海前往台湾，督同黄仕简等人搜剿贼匪，著传谕该总督等人遵照旨意妥善办理。
常青抵达台湾后，即令任承恩迅速通过驿路来京。
该提督行事轻率，未免有些张皇失措，但终究是遇事勇于担当，并无大的过错。
如今令他来京，不过是想当面询问台湾地区的相关情况，常青可以告知该提督，不必心生疑惧。
○庚子日，下谕：修撰戴衢亨、御史百龄，都在山西学政任内未能察觉武生裴泰祥杀害多人的案件，吏部分别提议将他们降职调用，这本是他们应得的处分。
但念及这终究是失察的公罪，戴衢亨、百龄都著从宽改为革职留任。
○又下谕：李世杰奏报查办各营火药缺额的缘由，据江宁布政使袁鉴将运司衙门需用的烟盒磺斤，混同未交付的铺磺价值一并写入详文回复，李世杰便据以上奏，请求将袁鉴交部严加议处。
硝磺是军火所需的物资，至关紧要。
各营解送的硝磺出现缺额，自然是承办的藩司及相关官员采办迟延导致的。
可袁鉴却拿运司衙门需用磺斤的事混淆视听，敷衍上报。
如今据徵瑞奏报：两淮按年例制作烟盒等物品，所需的硝磺数量很少，向来由运司发给价银，交委员顺路代为采买，而且每年采办仅开销白银一百一十多两，比起全省各营所需的硝磺，数量还不到百分之一，与营伍军火全无交涉。
况且据李世杰查明，运司衙门乾隆四十九、五十、五十一这三年的磺斤价款，都是预先解送到藩司，每年结清，并未逾期。
为什么袁鉴要拿这种事胡乱上报？显然是借词掩饰，为自己开脱罪责。
李世杰自然是因为病后精神昏乱，不能认真核查，但这件事是藩司专管的事务，袁鉴既在前头延误，又在事后巧言掩饰，过失很大。
袁鉴是屡次获罪之人，朕不计前嫌录用他，提拔为藩司，他却不知感激奋勉，办事荒唐错谬到这种地步，绝对不能再胜任藩司一职，也不值得再交吏部议处。
袁鉴著立即离任。
江宁布政使的员缺，著王兆棠补授；所遗下的江苏按察使员缺，著康基田补授；成汝舟著补授淮徐道。
江宁府知府的员缺，即著袁鉴降职补任，仍革职留任，等八年无过，才准许开复原职。
所有查出的各营短缺硝磺，著袁鉴按照价值的十倍罚赔，以示惩戒。
这是朕格外加恩，从宽办理。
如果深究本心的话，袁鉴的罪责很重，怎么还能再获得录用呢？
袁鉴更应当感恩愧疚、力图报效，痛改前非，以观后效。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李世杰汇总奏报乾隆五十一年承缉盗窃各案的折子，上年大名案内的首犯徐克展逃到亳州，是河南省的委员缉获的。
张均德这名案犯，也曾在江宁逗留，被直隶省的委员盘查抓获。
该总督对于首逆要犯从自己辖区经过、潜藏，都不能严令下属查拿，全是其他省份缉获的，那么现在所奏的寻常盗窃案件，不过是敷衍塞责、上奏了事，一件事不可信，百事都不可信。
李世杰著传旨严行申饬。
至于首犯段文经、刘勤至今还没有抓获，著传谕该总督，务必严令各地加紧缉拿，不要让重犯长期逃脱法网。
如果再像之前一样松懈，恐怕该总督担不起这个罪责。
○又下谕：现在两位提督集结重兵，约定日期会剿，贼匪自然会立刻被扑灭。
只是之前据徐嗣曾奏报：黄仕简到台湾后，开炮打死贼匪两千余人，贼匪都逃进内山；而本日蓝元枚也奏到贼匪窜入内山，与生番勾结，将来搜捕需要耗费时日。
内山虽然是生番的巢穴，但贼匪走投无路，要么用财物收买，要么用武力胁迫，生番收留藏匿他们，将来大军撤回后，他们再出来滋扰，就更不成体统了。
该提督等人务必趁现在兵力充足，加紧搜捕，斩草除根，以安定海疆。
至于贼首林爽文、王芬二人以及其他有名的头目，如果被官兵生擒，就选派官员押解来京审办，以彰显国法。
另外，之前已降旨令任承恩等常青抵达台湾后，即通过驿路来京陛见，询问当地情况。
陆路提督一职著蓝元枚署理。
现在江南提督有人署理，蓝元枚等任承恩回任后，再回江南本任。
○兵部上奏：八旗大臣官员的盔甲军器，按惯例每五年一次，奏请派王大臣点验，如今请求在四月内点验。
皇帝批示：文职七品以下、武职六品以下的低微官员的盔甲军械，今后著停止点验。
其余应当点验的官员的盔甲军械，上年虽然收成丰足，但现在物价还没有完全平复，也著推迟到明年再奏请点验。
○辛丑日，春分时节，在东郊祭祀日神，派遣肃亲王永锡行礼。
○因为举办仲春经筵，派遣官员祭告奉先殿、传心殿。
皇帝驾临文华殿，讲官以及侍班的大学士、九卿、詹事等官员行二跪六叩礼，分班进入殿内按次序站立。
四名直讲官出列，到讲案前行一跪三叩礼，返回原位。
直讲官德保、刘墉进讲《孟子》中“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两句。
讲毕，皇帝宣讲御制论说：
“天授予贤者就传给贤者，天授予子嗣就传给子嗣。
这两句话，用来回答万章之前的提问、为此做解释还可以，要作为后世继承基业的万世法则就不行了。
自从夏启贤明继承大业之后，就只有传位给子嗣的事，没有传位给贤人的事了。
那些假托禅贤而行篡夺的，都是乱臣贼子之流，不是唐虞时代所说的禅让。
况且上天何曾说过话？
传贤传子，传达天命的是谁呢？
在我看来，上天的所见来自百姓的所见，上天的所闻来自百姓的所闻，百姓所拥护的，就是上天所授予的。
然而传位给子嗣虽然是万世不变的规矩，但如果继位者败坏德行、胡作非为，仗着上天授予自己，却不知道敬畏天命无常的道理，心怀爱护百姓的诚意，那么百姓必定不会拥护他，上天也会厌弃他而不授予他天下，这难道不可畏吗？
商纣王说：‘我生来不就有天命在天吗？’这难道不是仗着上天授予自己吗？
我因此重申天命无常的道理，告诫身居帝位的人要心怀敬畏，以敬天爱民、谨慎守护国家基业为要，至于之前的传贤传子都不必再论，之后的传贤传子也都不能依仗。
所以说：这两句话不足以作为后世继承基业的万世法则。
至于计较年龄多少、地域远近，所谓越说越离谱，甚至说‘所以孔子不能拥有天下’。
我还认为，这种话孔子必定不会说。
孔子如果说这种话，也就不是孔子了。
孟子感叹王道不能推行，万民遭受祸害，未尝没有想要得到天下来发号施令、推行王道的想法。
但孔子没有这种心思，除了孟子，其他人更不能有这种心思。
唉，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是至圣，而孟子只能称为亚圣的原因啊！”
讲官、侍班官跪听完毕，起身。直讲官德明、谢墉进讲《易经》中“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两句。
讲毕，皇帝宣讲御制论说：
“乾卦象征刚健，艮卦象征笃实，这句话说的是两者各有功用，相辅相成以成就德行。
如果只有刚健而没有笃实，或许会失于急躁；只有笃实而没有刚健，或许会失于固执。
急躁和固执都不能让德行日日更新。
然而乾元的本体，无所不贯，八卦的德行，哪一样不是乾德的体现呢？
所以在《大畜》卦讲大畜的道理，就说刚健辅以笃实，来让德行日日更新。
德行日日更新，不就是自强不息吗？
解释《大畜》卦的人，有的说所蓄藏的事物宏大，有的说能蓄养宏大的德行。
至于‘不家食’，都说是君主以丰盛的食物供养贤人，臣子不用在家中吃饭。
我认为‘家’就是私心，‘不食于家’就是去除私心。
君主和臣子都没有私心，共同治理政务、安定民生，哪有不德行日新、光辉焕发的呢？
至于九二爻是刚健中正的臣子，六五爻是柔顺中正的君主，这正是刚柔相济，不失养护之道，也是德行日新的途径。
如果一定要解释九二要节制过失，警戒六五要防备恶行，那君臣之间先就互相猜忌了。
只单独解读一爻的话，或许可以牵强解释，但这不符合《大畜》卦整体养贤的本义，因此在这里申述论述。”
讲官、侍班官跪听完毕，大学士公阿桂、大学士嵇璜上奏说：“皇上日常勤勉理政，秉持中正之道治理天下，以体察天意来敬奉天、福泽绵长，以本心之法为治国之法而健行不息，真可谓斟酌元气、树立准则，赐福安民的圣君。
臣等有幸侍从讲筵，亲承圣训，不胜心悦诚服。”
奏毕，众臣出殿，到拜位行二跪六叩礼。
礼仪结束，皇帝驾临文渊阁赐茶，返回宫中，又在文华殿东侧的本仁殿赐宴。
○下谕：原任按察使杨廷桦在福建任职多年，对当地情形较为熟悉，他获罪是因为监犯越狱，案情虽重，但终究不是私罪可比。
现在正值用人之际，杨廷桦著自行前往福建，交与李侍尧差遣委用。
如果确实出力，著以同知、通判的品级酌情题补。
○又下谕：之前经理藩院议准，将回子哈第尔所承袭的郡王品级贝勒，按照内地扎萨克的惯例，出缺后降至公爵，准许世袭罔替。
但他的父亲霍集斯从前曾出力报效，还擒获过达瓦齐，功绩显著。
著施恩将哈第尔现袭的郡王品级贝勒，准许世袭罔替，今后出缺，不必降等袭封。
另外，额色尹、托克托所承袭的公爵，要降至三等台吉，才准许世袭罔替。
因为图尔都没有子嗣，曾将额色尹的孙子托克托过继给图尔都为嗣，承袭公爵。
额色尹、图尔都确实是回部和卓的后裔，他们从前都曾效力，托克托又是额色尹的孙子，他现在承袭辅国公爵位，出缺后不必削除，准许世袭罔替，以体现朕体恤回部臣仆的深厚心意。
○壬寅日，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奏报：十四日子时，接到台湾道永福的文书，得知凤山又被贼匪攻陷，随即督率兵弁前往救援。
可出城没多远，就遭遇贼匪前来进犯郡城。
经查郡城没有城墙围护，只用木栅和竹子环绕，难以固守。
当即在城南桶盘栈地方，命令游击蔡攀龙以及南路参将瑚图里带兵驻扎，又命令守备邱能成、李步云等人在城东的万寿亭驻扎，西南沿海一带，也令守备李球等人带兵把守，臣仍驻守北路盐埕桥防御，四面防守严密，郡城可以确保无虞。
等内地兵马到后，就长驱直进。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之前贼匪滋扰凤山时，瑚图里策马向南而去，下落不明。
朕认为该参将不能抵御贼匪，是因为兵卒溃散，独力难支，和临阵退缩的人不同，曾谕令常青等事情平定后，核实他的功过，分别办理。
现在该参将已经回到郡城，率兵堵御，如果能奋勇杀贼，那么功过还可以相抵。
著常青等事情结束后，秉公核实具奏，并给咨文送他来京，等候询问台湾各地的情形。
另外，柴大纪的折子中说：郡城没有城墙，只用木栅竹子环绕，官兵难以固守。
之前曾谕令李侍尧等台湾贼匪平定后，斟酌考虑是否可以修建城池。
如今看柴大纪所奏的情况，体察形势，彰化等三县一厅，是否改建城垣，还可以等筹办善后事宜时，实地勘测估算，绘图妥善商议，请旨办理。
但郡城是全台湾的根本，就应当尽快修建城垣，以作保障。
著李侍尧、常青等事情结束后，即妥善商议，一面奏闻，一面开工办理。
○癸卯日，皇帝驾临太和殿视朝，文武升迁转任的各官员谢恩。
○派遣官员祭祀昭忠祠。
○下谕：据尚安奏称：喀喇沙尔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归附朝廷多年，如今生活已经宽裕，马匹牲畜繁衍增多，而且能从事贸易的人很多，今后不必强制他们以耕种为生，任凭他们自行谋生。
所奏还算合理，著照尚安所奏，任凭他们自行谋生。
○又下谕：据常青奏报：接到台湾府城参将宋鼎、游击郑嵩、左渊、署游击王天植联名禀报：上年十二月内，防守小北门的把总高大捷逃到鹿耳门，找船渡回内地，随即将该弁锁押解送郡城，审讯后供认是因为贼匪猖獗，想逃到内地，随即会同台湾道恭请王命，将高大捷立即正法。
绿营怯懦的积习，最为可恶，普通兵丁临阵脱逃，已经严重触犯军纪。
何况高大捷身为把总，在台湾贼匪滋事的时候，带兵防守，竟敢擅自离开郡城，率先逃跑，情节更为严重，自然应当立即正法，以整肃军令。
该参将宋鼎等人，一得到高大捷逃到鹿耳门的消息，立即锁押解送郡城，会同审讯明正典刑，办理得非常好。
武职中的参将、游击等官员，虽然不是独当一面的大员，按惯例不应当擅自处决人犯，但行军之际，和太平无事的时候不同。
该参将等人能明白事理轻重，一经审讯脱逃属实，就会同该道，将高大捷先行正法，让在场兵弁都知道敬畏，非常懂事能干，值得嘉奖。
宋鼎、郑嵩、左渊、王天植都交吏部议叙，等事情结束后都给咨文送部引见。
向来逃兵被抓获，尚且立即正法，何况高大捷以武官身份弃城逃跑，尤为可恶，虽然已经正法，还不足以抵罪。
著该督查明他的儿子，奏闻后发遣流放，并将办理缘由，令各督抚普遍晓谕绿营兵弁，让他们知道避贼潜逃、妄图活命，不但自身会被处死，就连子嗣也难以获得宽宥，以此惩一儆百，让他们不敢再重蹈怯懦的恶习，以振作军威，整肃法令。
将此通谕全国知晓。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保宁奏报：成都省城的城工，现已修缮完工验收，所有承修的官员中，在工三年认真办理的知州张官五等人，请求酌情给予议叙。
这类城工，是动用官银兴修的，承办的官员还能从中得到些好处，就算是督催稽查，也是分内的职责。
向来各省办理城工，并没有议叙的先例。
就像陕西西安的城工，比四川省的更为浩大，完工后也没有奏请议叙。
而且京师内外的城垣，也曾经大修，其他各项大工程还有很多，都没有特别给予议叙的先例。
这次四川省承办的官员，如果真能实心办理，略有功劳，该总督不妨随时酌情甄别录用，以示鼓励，不值得专门奏请恩典议叙。
将此传谕保宁知晓。
○又下谕：从前办理缅甸匪乱时，曾调福建水师兵两千名，随同进剿，那些兵丁沿途滋事，鞭打夫役，甚至将民夫的双耳割掉，当时将首犯正法，以示惩戒。
等到随同京兵打仗时，他们又怯懦畏战，甚至有听到炮声就恐惧发抖，想泅水逃跑的。
可见该省兵丁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习气，牢不可破。
这都是因为该省将弁平日不能认真训练，导致军队没有纪律。
著李侍尧等剿灭台湾贼匪的事情结束后，实心训练军队，申明军律，随时整饬惩戒，让官兵都敬畏法纪，有勇有谋，彻底改掉从前的积习，以振作士气，整肃军旅，才算有备无患。
该总督不能只把办理地方事务当作重点，反而把军旅的本职责任抛在一边。
○又下谕：现在大军已经抵达，贼匪望风丧胆，四散溃逃。
黄仕简、任承恩统领官兵，约定日期分路进剿，为什么捷音至今迟迟未到？
林爽文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聚众不法，攻占城池，戕害文武官员，实在罪大恶极，人神共愤。
所有逆犯首领以及有名的头目，务必按名擒获诛杀。
如果被官兵生擒，就选派官员押解来京，依法严惩，不能任由他们逃入内山，导致搜捕旷日持久。
该总督等人更要彻底追查党羽，按名从严办理，务必斩草除根，以安定海疆，才算妥当。
○甲辰日，皇帝驾临乾清门听政。
○派遣官员祭祀先医之神。
○下谕：正白旗蒙古副都统雅满泰现在驻藏办事，其员缺著海宁署理；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德勒格、楞贵现在英吉沙尔办事，其员缺著伍弥乌逊署理。
○广东巡抚孙士毅奏报：抓获天地会匪犯许阿协等四名，供称在漳州地方，被赖阿边等人纠引入会。
该会起源于乾隆三十二年，凡是入教的人，以三指按心为暗号，就可以免于被抢夺。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天地会的名目，起源于三十二年，时间已经很久，而且这些案犯竟敢互相纠约，暗中使用记号，抢夺财物，毫无顾忌。
而许阿协等人都是在漳州地方被诱入伙，并没有渡海到台湾。
可见这类邪教，福建省内地就已经存在，还不止台湾一处。
从来倡教立会，最容易煽惑人心，成为地方祸患。
上年大名聚众戕官一案，段文经也是借立八卦会为名，互相勾引，酿成逆案。
而福建省匪徒公然设立天地会名目，肆意抢夺，比起大名的邪教，存在的时间更久。
这都是因为地方官平时不肯认真查察，等到案发时，又不能彻底追查，导致姑息养奸。
就像上年台湾杨光勋一案，所立的会名，就是现在查出的天地会，地方官却改成“添弟”二字，明明是化大为小，妄图规避处分。
这次林爽文等人滋事不法，就是从前养痈遗患导致的，不能不严加查办，根除干净。
著该总督等人等事情平定后，秘密访查、严加缉拿，严惩不贷，不要再留下丝毫余孽。
并将三十二年以后失察邪教的督抚及文武大小官员，彻底查明，据实参奏。
办理杨光勋一案时，将“天地”二字改成“添弟”字样的台湾地方官，罪责更重，也著查明严参，以示惩戒。
至于许阿协供出的勾引入教的赖阿边等案犯，籍贯都在漳州，该总督等人等台湾贼匪办理完毕后，即严令下属务必缉拿归案，审讯党羽，按名查办，不能让奸徒漏网。
○任命工部左侍郎李绶为左都御史，转任兵部右侍郎沈初为左侍郎。
任命左副都御史吴玉纶为兵部右侍郎。
○旌表守正捐躯的直隶饶阳县民宋明智之妻路氏。
○乙巳日，下谕：向来各省承审命盗案件迟延的，按条例有处分，但逾期超过五个月以上的，也只是照例议处，不足以体现区别。
今后承审官员，逾期在五个月以内的，仍按照定例办理；如果再迟延到五个月以上，自然应当加重分别议处。
著交吏部另行拟定处分条例，妥善商议后具奏。
所有湖北武昌县熊之玉结伙抢劫叶组耀等家财物一案，承审迟延的各官员，即按照新条例办理。
不久吏部商议：按旧例，命盗案件初次参劾迟延超过统限的，议处罚俸之后，如果还有逾期二次参劾分限的，就应当革职。
盗案逾期五个月、命案逾期七个月以上的案件，因为还没有到二次参劾的期限，所以没有定加重议处的条例。
请求今后承审命盗重案，州县官在初次参劾限满之后，算下来初次参劾已经迟延五到七个月以上，旧例罚俸一年的，现在增定为降一级留任。
逾期超过二次参劾分限的，仍照旧例革职。
皇帝同意了这个提议。
○又下谕：上年山东按察司监狱以及历城县接连发生越狱案件，该巡抚明兴既没能事先防范，事发后又不能迅速抓获案犯，等案犯逃窜后，至今还有七名在逃。
另外大名聚众戕官一案，首犯段文经、徐克展等人，虽然是在直隶聚众滋事，但八卦会邪教在山东省单县、冠县的信众居多。
明兴疏纵的罪责，已经无可推卸。
等到段文经等人逃到馆陶，他又不能及时抓获，导致正犯长期逃脱法网。
何况徐克展这名案犯，是河南省的委员在亳州访查抓获的，山东也是邻省，明兴为什么偏偏不能代为缉获？
看来该巡抚对于这两案的要犯，起初还指望他奋勉补过，如今日久未获，该巡抚又恐惧惶惑，一筹莫展，竟然手足无措。
山东地方紧要，很难指望他振作有为，怎么能再留任巡抚，以致耽误公事？
明兴著来京等候旨意。
山东巡抚的员缺，著长麟补授。
○又下谕：原任大学士高斌为国效力多年，他的子孙都获罪，现在没有在朝做官的人。
著将他的孙子候补通判高杞调取来京，以内务府郎中补用，以体现朕感念旧臣、眷顾老臣的心意。
○又下谕：据徐嗣曾奏报，接到署侯官县禀报，该县驿夫郭世名、高岳递送总督的六百里奏折迟延，经查是郭世名因为醉酒耽误公事并畏罪潜逃，高岳和他的兄长高升伪造虎迹，串通作假，掩盖实情。
请求将高升、郭世名、高岳都发配伊犁，给厄鲁特人为奴。
军台的文报，关系重大，何况正值剿灭台湾贼匪之际，军情尤为机密，比如紧急发兵的事，如果像这样延缓，岂不是耽误了等待救援的人？
这份奏折匣子，虽然现在已经寻获，幸好没有被拆动，假如因为迟误耽搁，导致中途有所泄露，就更不成体统了。
该县驿夫郭世名收受高岳的钱财，答应一人跑递，竟敢贪杯误事，玩忽职守，还畏罪潜逃，情节十分恶劣，仅予以发配，不足以抵罪。
郭世名应当按照军法，著立即在该驿站正法示众。
至于高岳和他的兄长高升辗转寻回报匣，还算知道畏惧国法，著按照原奏，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人为奴。
失察的署按察使凌广赤、署福州府知府李浚原，都著交吏部严加议处。
徐嗣曾办理失当，处理过轻，也著交吏部议处。
○调任湖广总督、仍督办台湾军务的常青奏报：贼匪在十二月初三、初十以及正月初一等日子，分路进攻郡城，经镇、道等官员督率兵弁义勇，协力剿杀，击毙贼匪很多。
另外台湾府知府一职，现令福州府同知杨绍裘署理。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这次与贼匪作战，文武官员以及兵民义勇等人协力剿杀，奋勇得胜，保护郡城，实在值得嘉奖。
等常青抵达台湾，剿捕完毕后，查明实在出力的人员，分别奏请交吏部议叙。
所有义民乡勇，秉持公义，协力剿贼，尤其值得嘉奖。
仅让地方官分别奖赏，还不足以表示鼓励。
著常青抵达台湾后，查明各义民、乡勇中，如果是务农经商的百姓，就酌情减免赋税；如果是首先倡议的绅士、本身有顶戴的人，就开列名单，奏明后酌情授予职衔，以示优待。
至于黄仕简、任承恩在正月初四、初六前后抵达台湾，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为什么还没有奏报剿贼的消息？
该提督等人是独当一面的大员，抵达台湾已久，就算是等待集结兵力、约定日期进攻，也应当随时奏报贼匪的情形，可至今毫无消息，办的是什么事？
黄仕简、任承恩著传旨严行申饬。
看来黄仕简、任承恩完全不懂事理轻重缓急，而且两人都是提督，互不统属，竟然有互相观望的意思，对剿捕事务不能得力。
近来常青屡次奏报，很有主见，筹办各项事务，很合机宜。
此时李侍尧应该已经抵达泉州，常青交卸总督印信后，立即渡海前往台湾，督同黄仕简等人剿捕贼匪，务必将贼首林爽文、王芬以及其他有名头目擒获解京，依法严惩，不能任由他们逃入内山。
原任山东按察使杨廷桦，曾任台湾道，而且在福建省任职多年，对当地情形自然熟悉。
他获罪是因为监犯越狱，终究不是私罪可比。
之前已有旨意交与李侍尧带往差遣委用。
正值用人之际，即著杨廷桦补授台湾府知府，仍带革职留任处分。
并传谕常青，等李侍尧到后，即令杨廷桦渡海到台湾接印任事。
○又训谕军机大臣：福建省匪徒私自设立天地会，已经有二十年之久，入会的人自然会随同抢夺，而被抢的人怎么会甘心忍受，不告状呢？
可从来没见过该总督有查办会匪抢夺的案件。
如果被抢的人告状到官府，地方官又有什么好包庇的，竟然置之不理，实在让人不解。
而且事情历经多年，党羽一定很多。
著李侍尧、常青都等剿捕完毕后，李侍尧在福建省内地各属秘密访查、严加缉拿，常青在台湾地方立即严加搜捕，不得留下丝毫余孽。
仍应当不动声色，妥善办理。
并查明该会究竟起源于哪一年，该省有没有被抢控告、地方官压下不办的案件，查实后参劾。
○又下谕：据徵瑞奏报查办硝磺一案，已经调取江宁、苏州两藩司衙门的案卷，追查迟误的缘由，现在又行文催促，等各案卷到后，会同确查，严参办理。
所奏实在不明事理，已经在折内批示了。
此案短少硝磺的各营，都在长江以北地方，又是江宁藩司专管，一切卷宗，自然都存放在该藩司衙门。
徵瑞接奉谕旨后，就应当前往江宁，就近提取案卷，会同李世杰迅速查办上奏，才算妥当。
就算是按体制来说，也应当是盐政去拜见总督，绝没有总督反过来迁就盐政的道理。
而且朕因为担心李世杰病没痊愈，已经降旨令徵瑞将亲眼所见的该总督病情据实覆奏，为什么该盐政此时还安坐扬州，等着调取案卷，不亲自前往江宁？
徵瑞之前在长芦盐政任内，朕见他办事细致，才觉得他有出息，想加以任用。
之前看该盐政的覆奏折子，唯恐此事牵连盐务，存心回护，已经觉得他拘泥见识短；现在又这样不懂事体，太让朕失望了。
难道一当上两淮盐政，坐享丰厚俸禄，就志得意满，不思进取了吗？
徵瑞著传旨严行申饬，并著该盐政立即遵照前旨，速往江宁，面见李世杰，将硝磺究竟因何短缺迟延的缘由，会同彻底追查，据实查参。
并将李世杰近日办事精神会不会耽误公事，一并据实覆奏，不得有丝毫徇私包庇，招致罪责。
将此通过六百里驿递传谕知晓。
○从本日起，皇帝因祭祀社稷坛，斋戒三日。
○丙午日，下谕：明兴对于本省越狱要犯，以及直隶大名滋事首犯段文经等人，不能认真缉获，昨日已降旨令他来京候旨。
但念及明兴获罪，是因为办理地方事务不能振作有为，并没有大的过错。
刑部右侍郎的员缺，著加恩即令明兴补授，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才准许开复原职。
○丁未日，祭祀先师孔子，派遣协办大学士刘墉行礼。
○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连日接到台湾镇、道的禀报，凤山贼首王启郎、曾锦等人也已被抓获。
该镇、道等人又探知贼匪在三十日分路来攻，预先做好准备，击杀贼匪数百名。
游击蔡攀龙又督率兵民奋勇截杀，剩余贼匪逃散。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王启郎、曾锦是凤山滋事的贼首，和高文麟等四名案犯一样。
既然已经抓获，著该总督、巡抚等人派员押解来京，听候审办。
游击蔡攀龙督率兵民奋勇杀贼，还算值得嘉奖，也著事情结束后给咨文送部引见。
此时各路官兵早已全部抵达台湾，贼人望风丧胆，势必纷纷逃窜。
各个口岸的巡防堵缉，尤为重要。
李侍尧于二月初二日经过杭州，算起来近日应该可以抵达泉州。
常青交卸印信后，立即前往台湾，遵照历次降下的谕旨，妥善督办，务求迅速成事。
○戊申日，祭祀大社、大稷。
皇帝亲自前往行礼。
○皇帝驾临圆明园。
○皇帝赐予退休大学士蔡新亲笔书信说：卿近来安好吗？
听说卿在家中约束族众，都很安分守己，朕十分赞许，正所谓身在江湖，心怀朝廷。
近日所作的几篇文章寄去，你看看，朝中竟然没有可以谈论古文的人，你不要一味阿谀称颂。
有什么见解就奏来，说说看法。
几种干果一并寄去。
○下谕：据恒秀等人奏报：发往为奴的遣犯杨天植，趁机将家主一家大小五口杀死后逃走，已经被抓获，凌迟处死。
这道折子已经在折内批示了。
这类发遣人犯，都是减等免死的人，本就是凶恶之徒，到了发配之地，反而更加逞凶作恶，狠心杀害多条人命，可恨至极！
著通令东三省将军等人，今后遇到减等免死发遣的人犯，如果不知悔改、不守本分，性情凶悍，难以管束役使的，任凭家主报官打死，不必论犯罪轻重，直接结案。
与其留着他们行凶害人，不如提前消除隐患，也能让这类遣犯知道畏惧。
○调任山东按察使玉德为安徽按察使，安徽按察使冯光熊为山东按察使。
○己酉日，孝康章皇后忌辰，派遣官员祭祀孝陵。
○下谕：秦承恩奏报，抓获结伙拒捕、砍死两名差役的王添德等人，审讯后分别拟罪办理，折子中称：万东山因殴打逼迫曹曾氏上吊身死，随即逃跑，白河县差役严得谓前去缉拿。
因为王添德一向和万东山交好，向他追问下落，该犯坚称不知道去向。
后来听说万东山藏在该犯家中，又增派差役前去捉拿。
差役因为王添德向来勇武，各带刀棍前往，王添德就纠约韩老二、张老二等人各持器械抗拒，差役们畏惧他凶恶，不敢上前拘捕。
王添德又哄骗他们把刀棍扔掉，随后翻脸要打人。
差役严得谓等人躲避，王添德又喝令张老二等人追赶，将差役李起隆、王魁用刀砍伤，先后身亡。
州县遇到缉拿凶犯，自然应当挑选精干差役前往，这样凶犯才不敢抗拒行凶，可以立即抓获。
这次白河县差拿王添德一案，差役畏惧凶恶，不敢上前捉拿，扔掉刀棍躲避逃跑，反而被凶犯追赶殴伤，致死两人。
这类差役怯懦无能，都是因为地方官不能谨慎挑选充任，导致遇到缉拿要犯的事，不能干练得力，对缉捕事务影响很大。
今后各督抚转饬各州县，选充差役时，务必谨慎挑选，选择年富力强的人充当，还要时常留心察看，不能让退缩懦弱的人滥竽充数，这样差遣时才不会耽误公事，才算妥当。
至于现在抓获王添德等三名案犯的降调县丞张恒，能留心缉获多年未获的凶犯，自然应当送部引见。
之前选派差役不慎，导致该犯拒捕伤差的知县，也著查取职名，送吏部议处，其余著吏部商议上奏。
○又下谕：稽察上谕处著添派绰克托。
○又下谕：据奎林等人奏称：盟长扎萨克台吉阿克萨哈勒现在患病，暂时不能痊愈。
之前阿克萨哈勒陛见时，盟长事务曾令车凌乌巴什管理，现在仍交车凌乌巴什暂管，等阿克萨哈勒病愈后，再交还给阿克萨哈勒。
阿克萨哈勒的病症现在既然没有痊愈，即著解任。
盟长员缺，著车凌乌巴什补任，让阿克萨哈勒安心调养。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黄仕简虽然是病后，但身为独当一面的大员，既然抵达台湾，理应亲自带兵剿贼，怎么能只派官员前往了事？
而且彰化县城，早就被守备陈邦光收复了，可该提督的折子里，为什么还说令柴大纪前往收复彰化等地？
任承恩从鹿仔港登岸，地处北路，就应当知会黄仕简，分路夹攻，办理才算切中要害。
可至今一个多月，还没有进兵的确切消息。
看来他们二人互不服气，心存观望，这就是朕当初起事时，不想让任承恩前去的原因，如今果然不出所料。
常青不可不迅速渡海前往台湾，督率办理，并著常青到台湾后，立即秉公严查，如果该提督等人确实有观望不前的情况，就应当据实严参，不能因为已经调任，就心存回护，敷衍了事。
另外，任承恩如此迟延不奏，那么该提督以及副将徐鼎士之前所说的守风待渡的说法，恐怕也不足为信。
也著常青一并据实查奏。
如果该总督稍有徇私，将来被朕查出，就连顶戴也保不住，不可不慎重。
至于该总督虽然已经调任湖广，但这件事终究是他在闽浙任内的事，更应当督同妥善办结，才可以将功补过。
就算李侍尧以现任闽浙总督的身份驻扎泉州，凡是台湾剿捕等事务，也应当听从常青就近调度，协同帮办，和衷共济。
官兵中如果有因为常青是别省总督，不听号令、耽误军机的，该总督不妨按军法处置，让士卒都知道警惕。
现在带兵的大员，有总兵柴大纪、郝壮猷、普吉保三人，足够分路剿捕，著常青抵达台湾后留心察看，如果黄仕简确实病体未愈，留在这里也没用，可以让他回厦门本任调养。
另外，常青审明贼伙正法的折子中称，刘实、林天球二犯，据供称并没有伤人，只是拿着木棍随同附和。
这类叛贼，怎么能按寻常附和来论处？
何况这两名案犯已经审明后正法了，折子里又何必替他们分辩，落入办理寻常案件的俗套。
著该总督今后抓获逆匪时，首要的案犯仍遵照旨意派员解京，其余案犯审明后，即一面正法，一面具奏，以根除干净。
○又下谕：之前据常青奏报：鹿仔港署守备陈邦光带领弁兵，会同泉州、广东的义民，收复彰化县城，擒获贼目高文麟等四名。
又据徐嗣曾奏报：凤山滋事不法的贼首王启郎、曾锦等人已被抓获，贼人于十二月三十日进犯郡城，镇、道亲自率领义民，与游击等分路剿杀贼匪无数。
可见彰化县城，早就被陈邦光等人收复了，凤山等地，也经柴大纪等人派兵分路剿捕，郡城已经无事了。
为什么黄仕简的折子里只说派总兵等分赴南北二路进剿、收复县城，好像完全不知道当地的军情一样。
看来黄仕简只想安坐郡城，不亲自前往各地督率剿捕，太不像话了。
提督是独当一面的大员，领兵是其专职。
黄仕简深受朕恩，现在带兵剿贼，虽然是病后，也理应奋勉出力。
可他对剿捕事务奏报迟延，完全不懂领军的要领，该提督管的是什么事？
试想台湾郡城屡次被贼人进犯，该镇等人在大军未到之前，尚且能保护无虞，哪有现在又添了提督带领的大兵，反而要协同守城的道理？
难道黄仕简想以守护郡城为名，拖延观望吗？
黄仕简著传旨严行申饬。
至于任承恩从鹿仔港登岸，就应当将当地贼匪情形以及办理剿捕的事宜先行奏报，可很久都没有奏报。
现在据常青的折子称，该提督还没有进兵的确切消息，探听说现在驻扎在彰化。
任承恩是自己请求前往台湾捕贼的，既然从鹿仔港一路进兵，就应当督同陈邦光等人加紧追捕杀贼，并知会黄仕简，分路会合夹攻，为什么驻守彰化，毫无筹划，他安的是什么心？
任承恩也著传旨严行申饬。
○又训谕军机大臣：李世杰近来办理地方公务多有差错，恐怕是病后精神恍惚，不能照料周到。
该总督去年和书麟一同在清江督办河工，而且安徽离江宁不远，他的病情精神如何，书麟肯定清楚。
两江总督事务紧要，著传谕书麟，将李世杰病体是否痊愈、现在精神气色如何、地方一切公事办理会不会耽误，据实明白覆奏，不得有丝毫回护避嫌的想法。
不久书麟覆奏：臣与李世杰同在工地半年，见他操劳过度，走路需要人搀扶，但综理一切事务精神都很周到。
近来听说回到江宁，就检阅各营官兵，办理地方事务，没有耽误。
本月十三日，又前往苏州、松江等地查阅营伍，而且听说近日精神已经好转。
皇帝知道了。
○庚戌日，下谕：昨日据黄仕简奏报，派令总兵郝壮猷、柴大纪分路剿捕贼匪，该提督在郡城南北冲要地方堵御擒捕，所奏非常不详细。
又据常青奏报，任承恩从鹿港登岸之后，至今没有进兵的确切消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实在可疑。
已经降旨将黄仕简、任承恩严行申饬了。
黄仕简在贼匪滋事之初，如果病体未愈，何妨据实奏明，就算不能亲自前往剿办，朕也必定加恩原谅。
可他既然带兵前往，又没有把病未痊愈、不能亲往的情况奏明，他身为独当一面的大员，就应当探明贼踪，亲自率领士卒迅速追剿，怎么能安坐郡城，只派官员分捕了事？
任承恩是自己请求前往的，更应当奋勇出力。
可他在正月初六日从鹿港登岸，至今一个多月，始终没有奏报剿贼情形，该提督之前自请前往，并非踊跃为公，不过是上这么一道奏折，为日后留后路，这是什么居心？
这是因为他们二人同是提督，品级相当，彼此心存观望，导致办理迟延。
从来行军的道理，贵在纪律严明，更贵在事权统一，而军机缓急，总在随时斟酌办理。
这件事刚发生时，朕因为他们行事张皇，屡次谕令镇静办理。
如今该提督等人抵达台湾后，如此迁延观望，朕又不得不严加督促了。
而且当时水陆两提督都奏请前往，朕就认为任承恩不该同赴台湾，也是担心水师不是他所辖，呼应不灵，未免掣肘，反而对剿捕无益。
但因为任承恩已经登船出发，又想着多一个人或许多一份助力，所以没有让他返回。
如今该提督等人竟然如此毫无筹划，而且所带的水陆官兵，各顾自己的辖区，彼此互不统属，因而互相观望，不能尽快成事，果然不出朕之所料。
假如当时任承恩不赴台湾，那么所调的陆路官兵，都听水师提督统辖调遣，权力统一，或许早就奏报成功了也不一定。
而贼匪不过是乌合之众，又经官兵义民屡次痛剿，纷纷逃避，不敢再肆意滋扰。
倘若贼人狡猾奸诈，见官兵渐渐松懈，又趁机进犯，岂不是正中他们的圈套，还成什么体统？
但现在贼匪还没有彻底扑灭，看这个情形，终究是该提督等人迁延贻误导致的，所以常青不得不速往督办。
如果该提督等人仍像之前一样拖延，还不亲自率领将弁实力会剿、迅速办结，朕对于军务赏罚分明，他们二人难道不知道吗？恐怕担不起这个重罪。
这道旨意著由六百里加紧发往，除传谕黄仕简、任承恩外，并通谕全国知晓。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昨日据徵瑞覆奏查办硝磺一案，只调取江宁、苏州两藩司的案卷查阅，不亲自前往江宁，会同李世杰办理。
已经传旨严行申饬了。
本日又接到徵瑞奏到的查办情形的折子，他还是安坐扬州，把藩司送来的案卷敷衍上奏，并没有和李世杰当面核查，没想到他糊涂到这个地步。
徵瑞向来办事还能细致认真，可一当上两淮盐政，坐享丰厚俸禄，就志得意满，不思进取，真是所谓利令智昏。
另外他另附的片子里，还叙述了李世杰上年冬天病后的情形覆奏，更是毫无意义。
朕之所以询问徵瑞，原是因为他查办硝磺一案，早就应该前往江宁，面见李世杰，会同办理，他的身体精神究竟如何，必定能亲眼所见，了解详细。
没想到徵瑞接奉这道旨意，还没有起程前往，反而把年前李世杰路过扬州的情形拿来上奏，更让人不解。
试想扬州有什么可贪恋的，而且朕怎么能任由他贪恋呢？
徵瑞著再传旨申饬，并著该盐政立即遵照前旨，速往江宁，面见李世杰，将硝磺究竟因何短缺迟延的缘由，会同彻底追查，据实查参。
并将李世杰近日办事精神会不会耽误公事，一并据实覆奏，不得有丝毫徇私包庇，招致罪责。
将此通过六百里驿递传谕知晓。
○辛亥日，下谕：朱圭现在外出担任学差，礼部右侍郎一职著谢墉兼署。
○又下谕：据郝壮猷奏报奉命带兵起程抵达台湾日期的折子，所奏非常不清楚。
该总兵受总督派令前往进剿逆匪，既然已经率领官兵于初四日登岸，自然应当奋勉出力，迅速剿捕，并将贼匪现在的情形详细叙述，才算切中要害。
可折子里并没有说明，只把起程以及抵达台湾的日期敷衍上奏，对于剿贼事宜毫无头绪。
郝壮猷著传旨严行申饬。
该总兵接奉此旨，务必奋勇杀贼，不得有丝毫松懈，招致罪责。
○又下谕：台湾贼匪林爽文聚众滋事，现据任承恩奏报：台湾府知府孙景燧、彰化县知县俞峻、鹿仔港巡检冯敏宗同时遇害，家属各自将印信呈交上来。
孙景燧等人守御城池，猝然遇害，实在令人怜悯，都著交吏部从优议恤。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本日任承恩奏到的派拨官兵在鹿仔港一带焚毁贼庄、擒杀匪伙的折子，办理虽然略有头绪，但斩杀的贼匪很少。
之前曾降旨谕令任承恩，等常青到台湾后，即通过驿路来京陛见。
但此时任承恩正在带兵剿捕，著常青到任后察看情形，如果任承恩奋勉得力，就让他在那里率领将弁追捕贼匪，以求迅速成事。
如果他在那里不得力，就据实具奏，仍遵照前旨，令他赴京陛见，等候朕当面询问一切。
现在当地领兵的大员，还有总兵柴大纪、郝壮猷、普吉保三人，足够带兵剿捕。
○又下谕：据任承恩奏报，派兵分路进剿，共有一千四百名官兵，还有乡勇等协助剿捕，可斩获的贼人首级、割取的耳记，数量很少。
之前署守备陈邦光，以低微的武官身份，尚且能督率兵民，斩杀很多贼众，并擒获要犯高文麟等四名，出力可嘉，任承恩等人反而比不上这个低级武官，难道不惭愧吗？
现在贼众既然分别屯驻在诸罗县城以及铁线桥地方，黄仕简、任承恩二人务必亲自督率兵弁，南北夹攻，以求一举成功，不要再迟延。
至于折子里所说的各庄生员、监生、义民等人，擒献贼目，并呈缴逆首王芬的首级一颗。
这类擒献贼匪的生监、义民，如果是在官兵未到之前，本来就没有从贼，等官兵到了，就擒贼来献的，自然应当优加奖赏。
如果是先前被贼胁迫，观望附和，后来见官兵势大，害怕了才擒贼来献的，只可以免治其罪，不能让他们侥幸得功。
著常青到台湾后，查明分别核办。
至于林爽文、王芬是本案首犯，如今王芬虽然已被击毙，如果林爽文也临阵被杀，或者情急自尽，反而让首逆逃脱国法的惩处，不足以示惩戒。
著常青到台湾时，务必设法将林爽文生擒解京，才算妥当。
呈缴的王芬首级，也著复验明确，查明是何人所杀。
如果现在不能仔细辨认，假如将来又出现一个王芬，那还成什么体统？
该总督不可不慎重。
刘志贤身为书吏，竟敢接受贼人的伪职，公然到任，实在罪大恶极，凡是应当缘坐的家属，一概不可宽宥。
该总督审讯录供后，一并派员妥善迅速解京。
至于抓获的乘机抢夺的杨礼等十一名案犯，虽然已经挑断脚筋，但这些案犯竟敢乘机抢夺，骚扰良善，就和贼匪没有区别，仅以挑断脚筋结案，不足以示惩戒。
也著常青查明抢夺属实的话，即将该犯正法示众。
另外据黄仕简奏称，想要歼灭贼首，必先解散其党羽，所奏不对。
这类办法，或许在起事之初，兵少贼多的时候，作为一时权宜之计还可以。
如今军威壮盛，自然应当趁此兵力，荡平贼巢，不要留下余孽；如果党羽解散了，将来怎么按名查办？
况且大军一撤，贼伙散而复聚，岂不是更费兵力？
这都是他们平时敷衍结案的旧习气。
这次林爽文等人聚众滋事，就是从前姑息养奸导致的。
如今这些案犯叛逆到这个地步，怎么能不全部诛杀，斩草除根？
而且现在据任承恩奏报，贼人勾结内山生番，日日出来滋扰，可见贼人自知必死无疑，依仗险要地势聚集，不彻底剿洗，势必仍旧滋扰。
现在兵力充足，也不难将勾结的生番等一并剿办。
上年戕害同知潘凯一案，就是生番滋事，如果能趁此机会铲除，将来内山等地都变成熟番地界，岂不是一劳永逸？
著传谕常青，即遵照历次降下的谕旨，相机妥善办理，总以剿贼务尽、不留后患为要。
○命令原任湖南按察使姚颐在尚书房行走。
○按例赐予已故阿巴噶辅国公齐巴克扎布祭祀。
○壬子日，下谕：这次台湾逆匪林爽文等人聚众谋反，到处抢掠，义民乡勇等人协同官兵奋勇杀贼，守御郡城，十分值得嘉奖。
已经降旨，令该总督等人查明后从优奖赏。
只是想到逆匪滋事之初，经过的地方，百姓的田庐牲畜被蹂躏，以及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实在可怜，也应当一体加恩，普施恩泽。
所有台湾府全属乾隆五十二年应征收的地丁钱粮，全部蠲免，以体现朕体恤百姓的深厚心意。
并著该总督、巡抚接奉此旨后，立即誊写黄榜，遍谕各地。
该部遵谕从速办理。
○皇帝训谕军机大臣：本日常青奏报接到陆路提督咨报的剿贼情形的折子，都是任承恩已经奏报过的事，何必要用六百里加紧驿递，白白劳累驿站。
林爽文是本案首犯，必须生擒解京，依法严惩，才能伸张国法、快慰人心。
据称该镇探听说林爽文被炮打伤的说法，到底有什么真凭实据？
大里杙等地就是贼人的巢穴，林爽文又逃到哪里去了？
如果因为林爽文有被炮打伤的说法，将弁们就不能生擒首犯，或者又捏报他因伤身死，妄图敷衍结案，致使首逆重犯逃脱法网。
假如将来又有林爽文复出，不只是黄仕简、任承恩罪无可赦，就连常青恐怕也担不起这个重罪。
至于王芬这名案犯，据义民等人将首级呈缴，也恐怕不足为信。
昨日有旨意著常青等人确查覆奏。
如果现在没有验明确实的凭据，将来别处又出现王芬这个人，一经发觉，唯常青等人是问。
○又下谕：之前因为孙士毅接到福建省的咨文，立即调发兵弁，亲自前往潮州，不过是见他遇事急公，但没有权衡事理的轻重缓急，而且担心广东内地百姓心生疑惑，因此降旨申饬。
现在黄仕简、任承恩都抵达台湾，分路进攻，贼匪四散逃窜，各庄生监义民擒献贼目贼伙，并割取贼首王芬的首级呈缴。
大军合剿余党，自然可以即日荡平。
此时大局已定，孙士毅又应当亲自前往稽查弹压。
何况惠州、潮州的百姓加入天地会的人不少，从境外逃窜入境的以及内地勾引入会的人，都应当逐一搜捕，不留余孽。
如果孙士毅往来督查缉拿，岂不比总兵彭承尧以及道府等人更得力？
可该总督竟然径直返回省城，完全不懂事体缓急、因时制宜，怎么会拘泥错谬到这个地步。
著传旨申饬。
该总督接奉此旨，即仍前往潮州一带，督率办理。
○癸丑日，调任盛京礼部侍郎宗室宜兴为盛京户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吏部右侍郎宗室玉鼎柱为盛京礼部侍郎；兵部左侍郎玛兴阿为吏部右侍郎；任命署正白旗蒙古副都统海宁为兵部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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