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三十四
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壬辰朔
○礼部左侍郎李廷机辞官，皇上谕示李廷机说：“你品行清正，修身自持，正直诚信，并且承担着讲筵、典礼等事务的辛劳，这是朕向来知晓的。如今特意选拔任用你，应当立即出来办事，不允许你辞官。”
○甲午日，总督陕西的李汶因病请求退休，朝廷允许。
○湖广黄州府蕲州、黄冈、黄梅、罗田等处出现蛟龙，冲毁淹没了许多人家。武昌、承天、郧阳、岳州、常德等府，此前各自遭受严重干旱，进入夏季后降下大雨，此时民房被冲毁淹没的有数千家。
○礼部右侍郎杨道宾因为受到他人议论，请求朝廷调查核实，朝廷不允许。
○巡抚凤阳等处的李三才因为税监暨禄去世，请求罢免天下的税使，朝廷没有听从。暨禄在各位宦官中，还算比较宽厚。起初他从仪真前往徐州，看到百姓的困苦，请求将税收钱粮归还给有关部门，并请求停止征税，自己返回京城，因此李三才趁机上奏商议此事。皇上因为宫殿工程尚未完成，等到工程有了进展后才允许减免税收，仍然命令管理盐务的宦官鲁保兼任管理税务。
○南直隶徽宁、太平等府山洪暴发，繁昌、黟县、歙县、南陵等县被冲毁淹没的人口不计其数。
○大学士赓请求考选庶吉士。按照旧例，考选在六月大选之前进行，如今因为时间紧迫，新任辅臣尚未到任，请求等到下个月再进行。
○乙未日，饶阳王府中尉朱鼐（注：原文“鼐□”，按上下文补全为“朱鼐”）抢劫杀害僧人永澄，事情败露后，按照庆成庶人的旧例，被送往高墙囚禁；军人张国卿按照强盗得财的律法，拟定斩首之罪。
○浙江严州山洪暴发，建德、桐庐、淳安、遂安、分水五县被冲毁淹没的人家有数千家。
○丁酉日，礼科给事中戴章甫议论国家大事和人心所向，认为应当统一思想，杜绝闲言碎语和隐晦的议论，这是因为会同推举之事引发的争议。
○河南巡抚沈季文说：征税的原则应当是向富裕的百姓征税，而不是向贫困的百姓征税；应当有官府统一征收的税收，而不是有私人擅自征收的税收；应当征收有应税对象的税收，而不是征收没有应税对象的税收。商人之中，有开设典当行的，只赚取利息，没有徭役的烦扰、舟车运输的征税、江湖风波的危险，这类人应当征收重税，反而因为他们用丰厚的贿赂得以减轻税负。而贫苦百姓肩挑背负，做着卖饼、卖浆、贩卖猪毛牛骨等小生意，终日劳作，收入不过微薄之利，反而要缴纳重税，这非常不公平。如今徽州商人在江北各地广泛开设典当行，资金达数千两白银，而所缴纳的赋税却不足十两。目前在河南的徽州商人，统计有汪充等二百一十三家，酌情派征白银两千六百多两，足以抵偿他们应缴的全部税额，这样就可以免除贫苦百姓的负担。这就是臣所说的可以向富裕百姓征税，不可以向贫困百姓征税。
各省开始征税之初，先明确商户应当缴纳的数额，确定之后不再额外增加。但河南却不是这样，不区分商户的类型，让州县自行征收摊派。贤能的官员固然会公平折中处理，不贤能的官员则趁机勒索搜刮。在没有抽取专项税收之前，原本就有小额税收，抽取专项税收之后，小额税收没有减免，而官府的专项税收又额外增加。河南各商户每年更换营业执照需要缴纳的粮食，大县有上千石，小县也有数百石，官府的公用开支和救济灾荒的费用都从这里支出。殊不知公用开支原本就有固定的编排，救济灾荒的费用也不应当摊派给商户，将这些费用摊派给商户，那么原本应当追缴的罚款等收入，就不再追究，都被官员中饱私囊了。如今核查河南卫辉二府的商户缴纳的粮食有三千八百多石，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数额，足以防备灾荒；开封、汝宁等处的商户缴纳的粮食有三万四千多石，就可以充当官府的专项税收，下等商户的小额税收可以全部免除。这就是臣所说的应当有官府统一征收的税收，不应当再有私人擅自征收的税收。
至于那些税收负担已经极其沉重，却仍然要不断赔偿缴纳的地区，归德的虞夏、宋永因为黄河决堤长期被洪水冲刷，开封的沈丘、汝南的上新西、遂平、裕州、叶县、舞阳因为水灾淹没，百姓只能以草充饥，甚至出现父亲咬儿子骨头的惨状。这十二个州县，税额达四千零二十多两，臣已经另外上疏请求减免，如今却还要追缴赔偿，百姓实在没有办法缴纳。每次遇到税监催征，官府只能挪用京城和边境的定额款项来抵偿。宦官所进献的供皇上使用的白银，就是户部供给九边的军饷。这边挪用，那边亏损，东边盈余，西边匮乏，朝廷何曾得到过一分一毫的额外利益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应当征收有应税对象的税收，不应当征收没有应税对象的税收。沈季文的上疏核查详尽，但从此以后，谈论典当行、积存粮食之事的人增多了。
○升任四川按察使王应麟为右布政使；加川南道蔡守愚为右布政使，掌管川南事务。
○戊戌日，命令大同巡抚霍鹏振作精神，尽力供职；福建巡抚徐学聚返回原籍听候调用；南京太常寺卿顾云程以左布政使的身份听候调任；湖广巡抚易登瀛以现任官职退休，这是听从了南京台省官员的上疏。按照旧例，地方官员被考察后升任京堂官的，外省的巡抚、巡按不能一概进行弹劾纠察，之后由南京科道官员负责弹劾。这一年，浙江巡抚、巡按弹劾史继宸，江西巡按弹劾吴献台，湖广巡按弹劾周应中，这些都是京堂官。南京科道官员又列举了四人，请求不要免除他们的官职，奏章呈上四个月后没有回复。南京给事中金士衡、御史孙居相等人再次重申之前的请求，吏部对各位官员进行区分：徐学聚才能兼备，返回原籍听候调用；易登瀛懂得适可而止，批准退休；顾云程以原官职调任；霍鹏因为负责边境事务，所以留任。吏部又说，弹劾纠察冒领滥任的官员是南京科道的职责，如果冒领滥任的官员确实很多，内外科道官员不妨一同弹劾。如果近年来官员升迁的途径堵塞，京官调动稀少，而后来的官员人数日益减少，却一定要达到弹劾的定额，难道不是要从贤能之人中多找过错吗？于是皇上命令，弹劾冒领滥任的官员应当归南京科道负责，并下令吏部谨慎对待京堂官的推举制度。
○己亥日，户部上疏说：甘肃、固原的军粮完全依靠百姓运输。近来有关部门懈怠懒惰成风，百姓运输军粮拖欠自万历二十九年以来，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两。管粮郎中交接时，粮仓里竟然没有一粒粮食，多次下发文书催促，都只是一纸空文。钱粮的征收和解送由有关部门负责，有关部门的勤勉尽责，是由以往年终弹劾纠察的制度激励的。如今却两三年才进行一次弹劾，原因在于文书档案繁琐复杂，有关部门容易弄虚作假、隐匿实情，负责此事的人难以清查，官员拖延升迁，最终免于处罚，导致前后相互推诿，拖欠的粮食日益增多。应当制定统一的账簿格式，印刷空白表格，首先填写原定额数，其次列出年份批次，然后书写已完成和未完成的数额，仍然制作三本账簿，两本送交巡抚衙门，一本交付粮饷司，上报户部稽查，使账目一目了然。充实国家府库的关键，必定由此而来。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各自建立简明账簿，边境各镇一律执行。然而国家财政的亏损在于浪费，百姓运输的短缺分散到其他开支，文书账簿只是虚有其名，难以核实实际数额。
○任命魏国公徐弘基为南京协同守备，兼任南京后军都督府事务。
○升任协守漳潮等处副总兵黄冈为总兵官，挂印镇守广西。
○升任淮安府知府杜縻为武德道兵备副使；莱州府知府阎士选为海防道副使。
○庚子日，南京兵部尚书孙矿上疏说：臣自从去年擒获妖犯刘天绪等人后，就与内外守备一同发布告示安抚百姓。但作恶的首恶分子还有很多潜伏在民间，今年正月又发现了妖书。臣看到妖书中的言语辱骂皇上，不能再纵容，于是秘密调查民间，百姓都相互看着哭泣，说之前的妖党又作乱了，而不法之徒仍然聚集煽动叛乱不止。自二月以来，再次擒获妖犯，谣言才停止，作恶的人弃暗投明，乡里没有受到惊扰。如果当时束手旁观，听任其发展，那么妖党势力将会更加嚣张，如今不知会是什么景象。如今却给司官加上违背圣旨、滋生事端的罪名，搜罗与案件无关的人命，罗织罪名陷害他们，那么臣连累了司官，臣的罪责更加严重。请求罢免臣的官职，以回应言官的弹劾，并命令南京刑部调查各位言官所弹劾的刘宇之事，于是刘宇开始无法摆脱众人的议论。此前，南京言官搜罗的所谓“冤案”，导致数十家百姓被迫致死，其他被牵连受害的人数加倍，即使是南京的士绅也认为情况属实。而孙矿的态度较为激烈，说留都存在“十羊九牧”的问题，事务多有掣肘，九卿、科道权力分散，每一件事发生后都相互观望、犹豫不决，因此奸雄拍手称快，叛逆之徒肆无忌惮。应当为南京各衙门划分明确的职责，根据职责考核成效，所属官员的升降都由其举荐弹劾，孙矿对各位言官十分不满，而北京的言官对他的弹劾更加猛烈。
皇上一天拿着孙矿的上疏，召见文书官，催促内阁拟定圣旨。宦官到辅臣处传达皇上的话说：“留都是国家的根本重地，皇陵在此，设置内外守备衙门以及兵部协助管理军务，都有专门的敕谕，为什么事务多有掣肘，让奸党肆无忌惮，法纪何在？而且近来科道官员借着议论时政的名义，挟私报复，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现任官员闭门避祸，尽职尽责的官员心寒胆战，导致政务拖延，这绝非激浊扬清之道，实在令人难以揣测。”辅臣稍微进行了劝解，又上疏说：“朝廷只赦免胁从者，不赦免首恶分子。根据妖书和谣言中的内容，有臣子不忍听闻的辱骂之语，必定不是胁从者所为。孙矿擒获一两个撰写妖书的人，似乎并不算过分。但留都是根本重地，人心尚未安定，罪犯已经擒获，只应当安抚百姓，稳定局势，宣扬朝廷的恩德，让人人安居乐业，不必过度搜捕，以免滋生事端。”皇上的怒气才逐渐消解，仍然命令南京刑部将各位言官所弹劾的刘宇之事一一调查清楚，详细上奏。此前的事情不再追究功劳，而留都也不再有制作妖书的人了。
○吏部请求确定司官推举的人数，朝廷没有回复。此前多次有圣旨命令吏部推举司官，不拘泥于正选、备选，等待皇上选拔任用，从此之后，吏部推举的人数常常过多，言官指责吏部滥行推举。此时，兵科给事中吕邦耀又说：“近来推举吏部司官，全部是京内官员，没有京外官员，严重违背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如果这样沿袭下去，恐怕会开启侥幸得官的门路，请求皇上加以重视，下令告诫吏部。”吏部于是说：“京内外司官的资历、俸禄、才能、声望，以及所撰写的考核评语，都来自公开的名单，推举的官员是京内还是京外，都是一时的偶然情况，无法预先确定。查阅近年来各省推举的官员，有的是京内官员，有的是京外官员，有的全部是京内官员，没有固定的数额。即使是最近推举南直隶的司官，上报了九人，其中知县朱万春、吴光义都是江北人；推举四川的司官，上报了十人，其中推官陈显道、知县李为梁都在其中。各位大臣各自推举自己所了解的人才，或许会有遗漏。只是一个司官的空缺，推举到五人，仍然有贤能之人没有被列入。如果按照数年前的旧例，只推举一人，那么遗漏贤才的叹息难道不会更多吗？请求皇上裁定，要么按照旧例，由臣部自行选拔任用；要么按照近日的奏请，不拘泥于京内京外，只推举正选、备选二人，制定统一的制度。”皇上因为之前已有多次圣旨，所以没有回复，但从此之后，最终商议确定了推举的人数，并划分了江南、江北的名额。
○吏部因为大选日期临近，而官职空缺不足以安排候选官员，请求皇上批准之前推举的人选，以疏通铨选政务，朝廷没有回复。按照旧例，新科进士任职三个月后参加选拔，授予主事、御史、给事中、推官、知县等官职，其中二甲十名，三甲七十名，共计八十人。而此时实际的官职空缺不到三十个，候选的贡生、举人也等待填补这些空缺，至于各省的地方高级官员，有九十多个空缺，而府级副职、州县官员的空缺不到十个，官员升迁堵塞的情况达到了极点。杨时乔说：“在这种两难的局势下，眼睁睁看着地方有官职空缺却没有官员填补，新选拔的官员有官职却没有空缺可任，这不符合任用人才、谋求治理的本意。应当批准那些被题请留任的推官、知县以及拟定升任各部的各位大臣的任命，朝廷没有回复。又过了一个月，考选部署官员的圣旨才下达。
○礼科左给事中孙善继请求停止馆选，以维护公正的制度，确定翰林院的名额，以杜绝滥竽充数的情况，朝廷没有回复。自从甲辰年馆选以来，到此时才下达相关命令，而台省官员的选拔仍然被留在宫中，没有回复。于是台省官员中有很多人提议停止馆选。孙善继说：“建国初期，朝廷严格防范奸邪之人，广泛寻求贤能之士，翰林院的选拔不拘泥于京内京外官员，只选拔有才能的人。比如杨文贞以审理的身份进入翰林院，黄文简以中书的身份进入翰林院，薛文清以御史的身份进入翰林院，李文达以主事的身份进入翰林院，他们最终都能够平定危难，消除疑虑，成就天下太平的治理局面。请求从现在开始，确定名额，某省某直隶地区应当选拔多少名翰林院官员，除了一甲进士直接升任翰林院官职外，其余的都按照空缺名额，不拘泥于京内京外，根据才能声望选拔补充。又如祖宗时期，杨文襄出任提学，杨文敏担任太常卿，金文靖担任通政使，尹文和担任户部侍郎，他们相继成就显赫的功业，成为著名的大臣，后辈的士人如果能够像这四位大臣一样，也就足够了。请求从现在开始，翰林院官员除了詹事府坊局的官员外，各自以原官职代理各省的提学事务，必须完成一年的考核后，才允许调任詹事府坊局的官职；没有完成一年考核的，不允许越级调任。至于詹事府坊局以上的官员，不妨在六部尚书、侍郎的空缺中推举补充，让他们能够裁决公文，熟悉日常事务。”孙善继还想让翰林院官员的选拔和调任都由吏部负责，认为庶吉士是内阁的私人势力。于是辅臣上疏说：“庶吉士送入翰林院读书，翰林院官员的升迁由内阁负责，这是二百多年来没有改变的制度。这些人看到内阁势力薄弱，想要改变祖宗的制度，却反而引用祖宗的制度；想要阻挠皇上的权力，却反而诋毁内阁的权力。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权相’，究竟是成祖时期的权相，还是皇上即位十四年后的权相？”孙善继将翰林院的考选视为权相专权的做法，前后言论相互矛盾，因此辅臣坚决反对，也正因为如此，几天后选拔庶吉士的圣旨才下达。
○壬寅日，任命礼部右侍郎杨道宾代理礼部事务，杨道宾推辞，朝廷不允许。
○左副都御史詹沂等人说：宰相和言官同等重要，选拔宰相的事情大快人心，言官不应当长期被闲置不用，朝廷没有回复。
○总督陕西的徐三畏会同四镇巡抚上疏说：整个陕西四镇的边境线绵延三千多里，处处与虏人相邻，日夜都要防备。如今边塞的草木已经茂盛，秋季防备的时期即将到来。在延镇，有庄秃赖、卜失兔；在宁镇，有艮定、歹成；在甘镇，有松虏、海虏；在固镇，有火落赤、永邵卜。这些虏人都曾遭受我军的挫败，又想要狂妄侵扰，烽火时常传来。而沿边协助防守的官员，如洮岷、西宁、靖虏、西安关南、关北、榆林河西、关内等各道的司道官员，都因为事故被调任离开，就连苑马寺也空缺无人。这十道官员，对内掌管军事、钱粮事务，对外承担边防险要之地的防守重任，缺一不可，更何况空缺了十人，而且已经空缺了数年数月之久。应当将原来推举的各位官员按照资历升迁补充，或者根据才能调任到邻近的职位，朝廷没有回复。
○癸卯日，升任山西按察使洪澄源为云南右布政使；兵部郎中陈大绶为浙江提学副使；吉安府知府吴士奇为四川提学副使。
○乙巳日，吏科给事中姚士慎请求清除通过贿赂得官的现象，杜绝奔走钻营的门路，以重视名位和器物，激励士风，朝廷没有回复。他的奏疏中一方面谈论捐纳为官的弊端：“国家的财政开支，一是耗费在宫殿建造上，二是耗费在河道治理上，负责事务的官员束手无策，于是提出了提前征收赋税、增加捐纳的办法。于是市井中的奸商无赖都占据了官职，贩卖货物、屠宰牲畜的人都可以掌管百姓的事务。这些人急于牟利，有的亏本后想要补偿，有的借债后想要获取利息，一旦得到官职，又会无所不为。臣查阅隆庆四年的旧例，光禄寺等官员允许从正途科举出身的举人中考选任命，或者从知县、教官中升迁补充，只有那些按照惯例捐纳且廉洁有才能的人，才能够得到提拔任用。又如兵马司等官员，《会典》中也明确记载，应当由科举出身、年轻有志向的人担任，他们的升迁如同京城的知县。如今怎么能一概授予那些通过捐纳粮食得官的人以及市井中的狡猾胥吏呢？像提举、运副等官职，往年原本由正途出身的官员升任，如今却由儒士、吏员担任，而提举这一官职，更是众人争相谋求的肥缺，常常有通过广东方面的关系请托、行贿千金的情况，官员的私人腰包日益充盈，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至于县丞、主簿以下的官职，就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谈论官员频繁调动的弊端：“从前选拔官员的途径畅通，人们都重视科道官员，而轻视六部部属官员；如今选拔官员的途径堵塞，人们又重视吏部、礼部以及兵部、工部的官员，而轻视户部、刑部的官员。官员都是朝廷的官员，事务都是朝廷的事务，为什么不能树立榜样，而一定要频繁调动呢？如今竟然有半年之内三次升迁的人，刚刚接受差遣就被调动的人。臣查阅万历五年的命令，各部的属官，除了吏部偶尔进行调动外，其余的都坚守本职工作，贤能的人一同得到越级提拔和升迁，不必频繁调动，以杜绝奔走钻营之风。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呢？就像地方的官员，在京城则被议论调动，在地方则被议论保举留任，徇私情、曲意请托，相互掣肘，弊端众多。凡是这类情况，都应当摒弃纷扰，全部按照明确的法律进行约束，以免陷入奸邪之人的圈套，扰乱国家的法度。”这两件事最终仍然沿袭旧例，没有改变。
○山西参政张我续加授按察使，仍然掌管参政事务。
○四川巡按御史孔贞一弹劾安尧臣勾结协助阎宗传作乱之事，奏章下发兵部，因为贵州方面的商议尚未确定，没有回复各位将领的功劳等次。
○丙午日，大学士赓请求任命南北九卿的副职官员，以及各地的巡抚、巡按、边道官员，疏通各部、各寺的官员任职，并且起用被废弃的贤能之人，朝廷没有回复。
○丁未日，李廷机因为被选拔任用，再次推辞，朝廷仍然命令他进入内阁处理事务。
○户科左给事中萧近高弹劾税监潘相、李道，朝廷没有回复。起初，工科的各位大臣以及江西的各位巡抚、巡按都上疏弹劾潘相，潘相认为是萧近高主使的。于是借着采集青料的事情，说萧近高的家在庐陵，世代垄断青料的利益，假借公论来庇护私人产业。萧近高说：“庐陵的青料质量最为粗劣，出产青料的山地范围不到一里，由有关部门管理，并非臣所能独占。”潘相因为朝廷已经停止矿务，又想要经营采集青料，希望独占利益，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又说：“湖口的税收，上游有九江，下游有芜湖，一条长江上竟然有三处征税点。况且钟山的石头高耸入江，往来的船只因为报税的缘故，葬身鱼腹的不计其数。应当撤回潘相、李道，停止烧造瓷器和征收赋税的命令。”朝廷没有回复。然而潘相也因为江西土地贫瘠，多次激起民变，自己请求返回京城。
○山东巡抚黄克缵因为暨禄去世，请求罢免天下的税监，重申凤阳巡抚李三才的奏疏。
○兵部尚书萧大亨为禁军请求免除营操，朝廷没有回复。他的奏疏说：“朝廷设置侍卫红盔围子手等禁军，只是为了护卫皇宫，跟随皇上参加朝会和祭祀，名义上不属于军事调动的编制。自从万历十一年，科臣唐尧钦首次提出营操的建议，想要选择勇猛精练的士兵，教授他们武艺，每当轮休之日，在教场听从操练，每月举行三四次，以此振兴武备，防备紧急情况，用意并非不好。然而他所说的‘分操’，是指由本管的官员负责操练，并非指管理者一人、主持操练者又一人。如今，禁军由勋贵宦官掌管，由科道官员、部属官员巡视，又由营官负责点名，既需要听从这里的指挥，又需要接受那里的遥控，如同‘十羊九牧’，存在诸多不便：一是管理者众多则事务繁多，事务繁多则费用增加，士兵每年的粮食供应有限，却要被多方摊派，这是第一个不便；二是士兵清晨就要赶赴教场，一整天都在等待，耳朵听不到锣鼓之声，手中不拿戈戟之器，只是让他们夜间有值班的辛苦，白天有被催促召唤的烦恼，精力有限，反而变得顽劣迟钝，这是第二个不便；三是士兵分为两班，三天一轮换，一半的时间都在值班，三天之内还要交接铜牌、办理手续，所谓的‘三天休息时间’，实际上没有一天空闲，这是第三个不便；四是管辖权限分散，相互推诿，有利可图时则相互争夺，有害时则相互推卸责任，这是第四个不便；五是所谓的‘操练’，是指测试武艺、衡量勇怯，如今器械供应不足，士兵的名籍依然如故，只是让他们听从号令、跪拜应答、奔走几步，就称之为‘操练’，这样的操练其实可以停止。五军营的操练士兵，春秋两季分为两班，一旦遇到风雨天气，就会停止操练；而禁军值班守卫一年，一半的时间都在值守，无论严寒酷暑、雨雪天气，都不敢擅自缺席。而且东宫的侍卫，是从围子手中分拨三百名，轮流值班守卫，却唯独免除了营操，劳逸差距悬殊，这让禁军士兵感叹得不到体恤，心生怨恨。以上五个方面对军队不利，而对国家实际上没有任何益处，为什么不向圣明的皇上一一说明呢？臣认为，禁军的职责是守卫皇宫，不参与征伐之事，即使确实熟悉武艺，也如同画虎类犬，更何况只是点名而已，完全是徒劳无功。应当下令免除禁军的营操，以抚慰士兵的期望之心。然而禁军长期松弛，勇猛的护卫难以恢复，但核查士兵名籍、整顿军纪的方法，终究不可废除。”
○贵州巡抚郭子章请求辞官归乡，朝廷不允许。
○己酉日，升任河南参政臧尔劝为浙江按察使；南京吏部郎中陈邦瞻为浙江参政。
○庚戌日，当涂、繁昌等县出现一颗像月亮一样的星星，光芒长达数丈，从南方移动到东北方向。
○起用少保、兵部尚书李化龙为兵部尚书，协助管理京营军政；升任杨道宾为礼部左侍郎；赵士登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南光禄寺卿卫承芳为南太常寺卿；南京工部郎中洪文衡为光禄寺少卿。
○升任山西按察使、广西副使杨逢时为四川参政；户部郎中靳于中为山东提学副使。
○调南京工部主事洪佐圣为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
○辛亥日，调邓凤为总兵官，挂印镇守延绥；升任袁世忠为南京后军都督府佥书；马孔英为总兵官，镇守贵州。
○起用李如梅补任左军都督府佥书；升任李如桢为都督佥事。
○追究五路虏人入侵的罪责：参将赵增寿因为延误传递烽火，被发配到铁岭卫充军；李应桐因为临阵退缩，按照斩首的律法，因情节较轻，酌情发配到极边卫所充军，终身不得返回。
○壬子日，任命定远侯邓绍熅掌管南京都督府佥书事务；武进伯朱天爵掌管中军都督府佥书事务；恭顺侯吴汝胤管理红盔将军。
○将凯里宣抚司改为凯里长官司，降宣抚杨燧为正长官。杨燧原本是应龙族，播州平定后，粮食田地分别隶属于各个州县，没有发生叛乱。杨燧认为草塘的庄田是他的世袭产业，与有关部门发生争执，欧阳坤等人从中挑拨，于是杨燧逼迫百姓与守备对抗。有关部门商议认为，杨燧是叛乱家族的漏网之鱼，肆意制造事端，按照“无将”的罪名，应当围剿处置，但他的叛逆行为尚未显著，暂且降职以示警告。欧阳坤等人勾结依附恶酋，共同作恶，应当下令巡抚、巡按按照律法审问。所有五十二寨等处的庄田，仍然分别隶属于重安、越州等各个州县，不许杨燧越境侵占，如果再次发生争执，立即进行围剿处置。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已故兵部左侍郎汪道昆的儿子汪无竞得以补荫。起初，汪道昆将世袭官职让给了弟弟，弟弟去世后，才归还给自己的儿子。
○癸丑日，杨道宾推辞礼部左侍郎的官职，朝廷不允许。
○甲寅日，大学士赓请求退休，朝廷不允许。
○命令所有通过正途出身的副职官员，拜见上级的礼仪和称谓，不得与通过杂途出身的官员同等对待，这是听从了贡士宋弘业的上疏。
○乙卯日，兵科左给事中夏子阳完成册封琉球的任务返回。
○丙辰日，加已故少师、赠太师、谥号文襄的高拱的官阶为特进光禄大夫。
○追赠已故山西巡抚副都御史魏允贞为右都御史，允许其一个儿子进入国子监读书。魏允贞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守丧归乡，没有任满考绩期限，服丧期满后，升任兵部右侍郎，尚未到任就去世了。朝廷援引恩诏起用复官、补给抚恤的旧例，听从了他的请求，也是因为他的才能和谋略受到推崇，以及他的儿子魏广微的请求。
○工部右侍郎刘元震请求停止新昌等县的土青采集，朝廷没有回复。他的奏疏说：“浙江的土青是随着矿务暂时采集的，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在新昌，缴纳本色土青，导致土青资源枯竭，而且质量粗劣不堪使用；在东阳、永康、江山，缴纳折色银，百姓财力疲惫，难以持续缴纳。加上赋税徭役繁重，灾害频繁发生，织造丝绸、采集木材等各种事务带来的负担，再加上这种无端的劳役，更加让百姓失去了安居乐业的心意。查阅江西的瓷器烧造，自万历十九年以来，内承运库原定派造瓷器十五万九千余件，已经全部运完，剩余派造的八万余件，分为八批运输，除了已经完成七批外，只剩下一万余件，所需数量不多，应当停止烧造，或者命令有关部门如数造完。按照陛下往年的恩诏，即使是宝井、珠池都已经全部封禁，为什么要因为这区区土青，而损害皇上的盛德呢？”从此之后，土青采集的劳役也逐渐停止，这是回复浙江巡按金忠士的上疏。
○吏部因为大选堵塞不畅，请求在之前推举考选的刘国缙、韩光裕、王霖、周永春、张凤彩、徐鉴、朱万春、邓渼、梁州彦、高节、夏禹英、张餋正、王之臣、蒋贵等人中，确定官职空缺，以等待新科进士选拔，等待皇上的旨意，没有回复。
○丁巳日，是孝庄睿皇后的忌辰，派遣官员前往裕陵行礼。
○工部右侍郎刘元霖因为大型工程频繁兴起，独自承担难以胜任，请求任命尚书、左右侍郎，朝廷回复已知晓。
○戊午日，山东巡抚黄克缵说：“东昌六郡连年遭受水旱灾害，而东昌、兖州二府的灾情尤为严重。两次治理黄河的工程，耗费百姓钱财数百万两，去年的蝗灾异常严重，如今又雨雪不按时令，麦苗已经枯萎，四月的冰雹又将剩余的麦子全部摧毁。孤独无依的百姓，依靠什么糊口呢？查阅以往灾害年份的处置方式，仅仅免除留存的赋税，所减免的数额有限，而地方官府补充亏损又十分困难。只有采取折色缴纳的办法，让百姓在灾荒之年按照平时的价格缴纳赋税，百姓可以避免高价购买粮食来缴纳官府的赋税，官府也可以得到折色银来补充开支。应当下令户部，派遣巡按御史调查各个州县的灾情，根据灾情的轻重，酌情进行折色缴纳或者免除赋税。”奏章下发户部。
○协理京营的李汶推辞免除所加的勋阶，朝廷允许。
○庚申日，兵部回复商议总督陕西徐三畏提出的甘肃镇军政事务六件事：
一、修缮险要之地，以挫败虏人的进攻。西宁的边境线长达千里，从黄河岸边到归德一带，都有天然的险要地形可以凭借，应当根据地形进行修缮，断绝番虏入侵的道路；
二、建造边境木栅，以巩固边防。西古城是海虏必定经过的地方，应当在该堡的旧木栅以及内河口各处设置木栅，以便于防守修缮；
三、修筑团庄，以便于百姓聚集防守。凉永一带地域广阔，百姓众多，每当遇到虏人侵扰，百姓难以躲避，应当在黄羊川、白塔儿湖边、永昌撒口各修筑一座团庄，蔡旗、重兴二堡中间也应当修筑一座小团庄，其余的团庄都进行修缮，以便军民躲避侵扰；
四、增加道路上的烽火台，以保护往来旅客。肃州、临水一带都是沿边的驿递路线，应当在大路烽火台空缺的地方添修烽火台，使每隔四五里就有一座烽火台相互呼应；
五、加重将领的权力，以便于调动军队。西宁的海虏声势浩大，难以预测，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只有镇海、碾伯的军队邻近，可以前来支援，应当将该镇的参将改为副总兵，让镇海、碾伯的两位游击都听从他的指挥，遇到紧急情况立即调动支援；
六、请求朝廷商议，以确定对待虏人的策略。俺酋以迎接佛僧为名，在青海留下的部众日益增多，窥探时机，图谋入侵。起初他们还畏惧我军的兵力，贪图与我朝的互市利益，又因为永邵卜酋在内部牵制，没有大规模侵扰。如今他们已经觊觎很久，情况已经不同于以往，应当趁着虏人请求和谈的机会，根据边境的实际情况，适度进行笼络牵制。
朝廷全部按照商议的意见听从了。大致上，边境事务都以修筑防御工事、调动将领为实际行动，俺虏各部各自分裂，不能与火落赤、永邵卜共同占据青海的利益，关键在于分化他们，而不是单纯的和谈。
○兵部尚书萧大亨请求任命左右侍郎，左副都御史詹沂请求任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朝廷都回复已知晓。
○四川巡抚乔璧星因为阎宗传等人尚未平定，又上疏说：“永宁的两位土妇相互争斗已经多年了。奢世续藏匿官印，固执到底，触犯国家法律，实际上是阎宗传等人误导了他。如果这些恶人在奢世续被擒获的时候，放下武器，磕头请罪，官印取出，事情就可以圆满解决，也可以对他们酌情进行惩罚。然而他们却漏网逃窜，聚集夷人，猖獗作乱，焚烧劫掠我军的屯堡，屠杀我朝的百姓，气焰嚣张，要挟朝廷，借口为奢世续做主。奢世续被擒获后，已经是瓮中之鳖，这些人坚决挟持他，只会加速他的死亡，哪里有为主人着想的心意呢？臣认为这都是安尧臣的狡猾计谋。安尧臣想要篡夺镇雄的控制权，对蔺地垂涎三尺，在朝廷严厉追查官印的时候，占据官印则说辞不成立，献上官印则心中不甘心，于是假借怜悯奢世续的名义，希望坐收渔翁之利。他确实想要我朝杀死奢世续，这样既可以灭口，掩盖官印在他那里的事实，满足自己的私欲，又可以借此宣扬报复的言论，迷惑众人。让阎宗传等人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必定会转而投靠水西，那么安氏就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西南的祸患将会更加严重。臣观察到阎宗传依仗镇雄，就像镇雄依仗水西一样。臣最近得到了安疆臣不协助阎宗传作乱的保证书，虽然夷人的心意难以预测，但叛逆的苗头尚未形成。请求下令贵州的巡抚、巡按调动军队，与臣等一同围剿。如果安尧臣怙恶不悛，仍然勾结叛逆，臣等就立即调动军队攻打他，不要让尚未长大的小蛇变成大蛇，不要让尚未堵塞的小缝隙变成大河。”奏章呈上后，朝廷大臣商议，没有人敢决定出兵。过了很久，阿利去世，真正的官印也被找到，但四川想要驱逐安尧臣的议论最终无法平息，贵州和四川关于出兵的争论又如同打官司一样僵持不下。
○辛酉日，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书曾同亨去世。曾同亨，字于野，嘉靖己未年进士，起初担任刑部主事，后来调任吏部。当时宰相严嵩、吏部尚书吴鹏权势正盛，曾同亨因为与他们是同乡、世交，却不前往拜见。乙丑年，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丧。戊辰年，服丧期满，担任勋部郎中，掌管官吏选拔事务，每次进入官署，往往一个月后才返回自己的家中。当时新郑（高拱）主持朝政，而江陵（张居正）的势力逐渐崛起，曾同亨偶尔受到两人的嘱托，但都没有迎合他们的心意，因此没有得到两人的欢心。担任太常少卿时，因为紧急事情请求辞官离去。等到新郑（高拱）被罢官归乡，才重新出来任职，转任大理寺卿，升任光禄寺卿，再升任顺天府尹，不久后巡抚贵州，辞官归乡。张居正去世后，曾同亨被起用为南京太常寺卿，晋升为大理寺卿，第二年担任工部侍郎，因为修建皇帝陵墓有功，晋升为尚书，允许一个儿子世袭官职。癸巳年，即将升任吏部尚书时，因为弟弟曾乾亨提议裁减武官，被言官弹劾，受到牵连，辞官归乡。六年之后，戊戌年，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尚书，五次推辞，又过了三年，仍然被起用为原官职，三次推辞，朝廷不允许。乙巳年，主持考核完毕后，请求退休归乡，晋升为太子太保。此时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曾同亨在仕途上将近五十年，他的清廉政绩在吏部最为显著，而他的精细治理在大型工程中得以体现，他任职过的地方，百姓都思念他。他性情通达，与人无争，有人问起他以往与权贵发生冲突的事情，他必定推辞说：“没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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