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八百六十
监修总裁官、经筵讲官、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领侍卫内大臣、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务、正黄旗满洲都统、世袭骑都尉、军功加七级、随带加一级、寻常加二级、军功纪录一次臣庆桂，总裁官、经筵讲官、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管理刑部户部三库事务、世袭骑都尉、军功加十九级、随带加二级、又加二级臣董诰，内大臣、户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军功纪录五次、寻常纪录十四次臣德瑛，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工部尚书、纪录六次臣曹振镛等奉皇帝诏令修撰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年，闰五月，丙午朔（初一）。皇帝下谕：据常钧上奏，赏给主事职衔、发往哈喇沙尔任职的鄂岱、世昌，办差均已满三年。鄂岱情愿再留一任效力，应按其请求批准；世昌依照原先的上奏，期满后申请更换。鄂岱在哈喇沙尔任职期满，呈请再留任效力，准许他再留一任。世昌与鄂岱一样，都是由获罪废员被加恩起用的人，也应比照鄂岱的成例，再留任效力三年。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古州党堆寨苗人聚众不法一案，昨日已详细传谕，令吴达善等人妥善办理。不法苗民纠集部众拒捕，于法绝不能轻饶，况且寨内伤人的首恶及党羽各犯，应当立即严拿务必抓获，处以重刑，以警示其余人。除此之外的各寨，总体应当镇静安抚，不要惊扰，导致事态蔓延扩大。被迫跟从的人不予治罪，是办理此案最关键的原则。吴达善等人到当地后，自然应当遵照此前的谕旨，根据情况处置，相机行事、妥善办理。昨日阅看奏报上来的龚学海禀文，里面有苗民私造镖枪，以及在下江对面的高山上施放鸟枪等内容。镖枪是苗民日常惯用的器具，原本不必禁止他们制造；至于鸟枪，是应当严禁的军器，民间尚且不许私藏，哪有听任凶悍的野苗在寨中留存备用的道理？如果向来竟然没有相关规定，那就是立法实在疏漏；如果是按例应当查禁，为何容许他们在寨内存留，借此作为抗拒官府的利器？古州的镇将和当地官员，平日里所管的都是什么事？一并令吴达善等人在案件办结后查明情况，分别参奏。不久前据李国柱也上奏了此事，并称接到宫兆麟的札文通知，即刻前往下江党堆寨会同办理。此前因喀宁阿上奏，李国柱自去年冬天以来，时常抱病，行动困难，因此降旨令他来京陛见，其提督员缺令拜凌阿补授。但拜凌阿在未接到圣旨之前，已经从贵州起程来京陛见，贵州提督的员缺不便空悬，况且古州现在有查办不法苗民的事务，或许临时还需要调派兵丁，也未可知。如今李国柱虽然前往该处，但终究不知道他的精力状况如何。如果他的病已经痊愈，办事如常，就令他在当地协同处理，事情完结后，仍可等拜凌阿回到贵州，交接印信后再起程；倘若他的病未能痊愈，勉强留任，也是有名无实，反而可能贻误要务，自然应当令他即刻来京，所有提督事务，全部交给吴达善暂行管理，对事情更为有利。湖广总督的印信，现有梁国治署理，吴达善在贵州多待些时日，等拜凌阿到贵州后，再行交接，回自己的本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著传谕吴达善、宫兆麟，留心观察核实，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办理并上奏。至于现在办理苗寨的情况如何，仍即刻从速上奏。
○ 丁未（初二）。皇帝前往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
○ 皇帝下谕：河南省的地丁钱粮，今年到了轮值免征的期限，已经全部予以蠲免，让百姓共享安乐。只是想到正赋虽然已经免除，此外还有随漕征收以及船料等项银两，不在应当蠲免的范围之内。但这些零星征收的款项，百姓缴纳既困难，也免不了官吏催缴的纷扰。著再加恩，将该省今年额定征收的漕项银十一万八千余两，以及归德府所属的商丘、宁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等六县，今年地丁项下改解山东的船料银一千六百八十七两零，全部缓至次年征收。所有需要动用、解送的相关款项，即令该巡抚酌情借项调拨，等来年补征后再行归还。该部即刻遵照谕旨执行。
○ 皇帝又下谕：吴达善等人上奏，接连据镇营各官员禀报苗寨情况的一摺。看来该处寨平各寨的苗人头领，既然情愿引路剿捕匪犯，可见党堆寨叛逆苗民据险滋事，不过是相连的几个小寨，占地不到百里，人口不满千户，除此之外的各寨，并没有附从作恶的情形，不至于发展成猖獗的态势。自然应当仍遵照此前的谕旨，严捕抗拒伤人的各要犯，处以重刑，以示惩戒，同时安抚晓谕附近各苗寨，让他们知道此次办理，只擒杀纠集部众对抗官府的首恶党羽，其余被迫跟从的人不予治罪。这样各寨的苗人，自然不会惊疑畏惧，暗中相互联络，导致事态蔓延、难以收拾。吴达善等人务必审度时机，妥善处理，不得稍有贻误。至于阅看程国相的禀文，里面称苗人头领老跌等人护送弓兵林廷相，经由寨平等五寨到下江等内容。各寨既然不依附叛逆苗民，为何叛逆苗民竟然能越过各寨，在十三日就到了下江对面的苏洞地方，放枪拒捕？就算当地地界犬牙交错，也不该让他们如此肆无忌惮。著吴达善等人查明情况上奏。另外，吴达善等人此前上奏称，古州道魏涵晖根据他儿子魏传曾的书信禀报，有龚学海派人前往苗寨查察，导致叛逆苗民抗拒伤人的说法。似乎这件事是龚学海激化酿成的，况且因为这话出自魏涵晖之子，自然算是公论，因此谕令吴达善等人在苗案办结后，查明情况参奏。如今阅看土舍欧韵清的供词，是因为党堆寨苗民老约等三人擅自称王，党根寨苗女迫根能吞吃银钺，随即禀报给古州理苗府等内容。龚学海一接到禀报，就派人前往查访虚实，这是他分内应当做的事，不能说他好事激变。况且苗疆分设厅员驻守，原本就应当时刻留心，所有弹压稽查的事务，都是他的专属职责。如今经他这一办理，让叛逆苗民的不法情状得以早早败露，不至于长期蔓延，可见龚学海在当地还算知道实心任事。如果当土舍禀报时，他置之不理，一味姑息养痈，直到酿成大事，那他的罪过就更无法推脱了。魏涵晖本就是庸碌无能之人，担任古州道已经好几年，党堆叛逆苗民胆敢如此不法，他们的顽劣强横想必不是一天两天了，魏涵晖平日里毫无整顿，由此可见一斑。如今因为龚学海刚任同知，就举发了这件事，他未免心生憎恶嫉妒，才有了前日的禀报。这件事的过错在魏涵晖，而不在龚学海。朕对臣工的功过，只求核实公允，以示奖惩，赏罚完全秉持大公无私的原则。著吴达善等人在办理苗寨事务完结后，另行秉公彻底查核上奏，不得稍存成见。至于现在剿捕的情况如何，仍即刻从速上奏。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据永德上奏，河南省除归德、南阳、汝宁、陈州所属地方陆续降雨外，其余各属自五月以来，都没有降雨，现在设坛祈祷等语。看来河南省北部一带，对降雨的期盼十分迫切。此前据杨廷璋上奏，只有保定、正定没有下透雨，其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属，四月间雨水充足，大田普遍耕种。如今正定以北既没有获得丰沛的雨水，河南又急切盼雨，这三府正处在两地中间，岂能唯独雨水充足？此前的奏报似乎不足深信，或许是该道府禀报时稍有粉饰，又或许当时该处降雨的量级原本就相对较好，此后是否继续沾润了雨水，已经长出的禾苗能否如期生长，都没有后续奏报，秋成是否有指望还很难确定。至于现在没有降雨的各属，情况自然更为迫切。如今节令已经过了夏至，如果能立刻降下甘霖，原本还可以赶种大田；倘若再延误十天半月，秋禾就难以种植，高地就难免成灾，自然应当分别筹划抚恤赈济的各项事宜，让百姓的口粮得到接济。但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只应当保持镇静，倘若稍有张皇，恐怕无知的百姓会借机抬高粮价，反而不是爱护他们的本意。此时最要紧的，是加紧查捕蝗蝻。至于循例祈祷，为民请命，自然不能不尽心。就算现在京城也急切盼雨，朕日夜焦劳，也只盼着能尽快降下丰沛的雨水，让农田得以复苏。著传谕杨廷璋，将直隶各属的雨水、农田情况，据实迅速上奏，以宽慰朕的挂念。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永德上奏，归德、南阳、汝宁、陈州四府，以及陕州、光州二州所属地方，陆续降雨，其余各属自五月以来，都没有降下雨水，省城也已经半个多月没有下雨，现在设坛祈祷等语。朕已经在摺内批示了。河北三府春雨本就稀少，虽然四月间稍有沾润，终究不够深透，此时又再次盼雨，就算是已经耕种的土地，也恐怕禾苗难以生长，而开封、河南两府，现在也都在盼雨，朕尤为挂念。此时节令已过夏至，农田对雨水的需求更为迫切，如果能早日降下丰沛的甘霖，秋禾还可以赶种；倘若再延误十天半月，高地就恐怕难免成灾。到时候也只有实地查勘，分别酌情筹划抚恤、赈济、借粮等事宜，让百姓的口粮不至于拮据。但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自然应当保持镇静，倘若稍有张皇，恐怕无知的百姓会借机抬高粮价，反而不是爱护他们的本意。如果旱情已经形成，也绝不能稍有粉饰。至于天气久晴，积水的区域天气炎热，容易滋生蝗蝻，现在直隶天津、宝坻的低洼地方，都有蝗蝻萌生，河南省也有很多低洼湿地，向来容易滋生蝗蝻，著永德尽早留心确切查察，如果稍有萌动，就立刻加紧扑捕，不要让它蔓延成灾。他所奏报的延津等四县，秋苗被风损伤，自然应当酌情借给籽种，让他们能趁时赶种晚禾，以资接济。至于现在各处有没有降下透雨，农田光景如何，仍即刻查明，据实迅速回奏。不久后永德回奏：开封、河南两府降雨深透，全省大半地区雨水充足，早禾长势旺盛，晚田已经耕种，现在还没有蝗蝻，倘若有萌生，立刻合力扑捕。皇帝下旨：欣慰览之。
○ 戊申（初三）。皇帝下谕：喀宁阿自从被提拔任用为巡抚以来，办事时常显得力不从心，实在是个毫无能力的人，因此按照部里的议定革职。但如果就此将他罢斥，反而让他得以安闲度日。他曾任刑部司员，对刑名事务还算熟悉，著加恩以刑部员外郎任用，仍带革职留任的处分。其刑部侍郎的员缺，著迈拉逊补授，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事务。
○ 皇帝又下谕：此次云南军营的官兵，应当议赏、议恤的案件，著兵部会同军机大臣查核办理。
○ 皇帝又下谕：此次云南军营阵亡、病故的兵丁，实在令人怜悯痛惜，虽然已经施恩赏赐，他们的家眷生计难免拮据。著加恩查核他们的子嗣，已经成年的，即刻挑补为马甲；未成年的，无论年纪大小，全部挑补为养育兵，等成年后也即刻挑补为马甲。
○ 皇帝又下谕：兴兆所遗的正白旗护军统领员缺，著多敏补授，仍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京城在初三日戌刻降下雨水，整夜稠密，现在雨还没有停，而且云气浓厚，雨势范围必定很广，京城附近的地面，自然都能获得丰沛的雨水。著传谕杨廷璋，将保定省城是否普遍沾渥了雨水，入土深度多少，即刻回奏；以及各属的雨水是否深透，还有天津、蓟州各处所有的蝗蝻，是否已经扑灭干净，一并查明上奏。不久后杨廷璋回奏：保定省城连日降雨，入土超过一尺，极为充足。正定、天津、河间三府，遵化、深、冀、易、定、赵六州，都降雨数寸到一尺多不等，禾苗茁壮成长。顺德、广平二府，降雨的量级稍少，禾苗也在生长。各处现有平粜接济，粮价没有上涨。天津中堂洼，以及玉田、蓟州、武清等处的蝗蝻，都已经扑灭。奏报已知会。
○ 调镶红旗满洲副都统修龄为正红旗汉军副都统，任命西藏办事大臣托云为镶红旗满洲副都统。
○ 己酉（初四）。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此前据裘曰修等人上奏，于本月初一日从京城起程，分道前往蓟州、宝坻一带扑捕蝗蝻，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天，裘曰修等人到当地后，自然必定加紧督办，近日有没有扑灭干净，著裘曰修等人即刻回奏。另外，京城在初三日戌刻降下丰沛的甘霖，整夜稠密，现在雨还没有停，而且云气浓密，看来雨势范围很广，想来京城附近的州县，自然都能普遍沾润。一并著传谕裘曰修等人，将该处的降雨情况，以及雨水入土尺寸是否深透的地方，一并据实迅速上奏。
○ 吏部等部议准，署理云南巡抚明德的上疏奏请：裁撤东川府汤丹通判，该厂的铜务，委派专员专门管理，刑名事务归会泽县管辖。皇帝准奏。
○ 实授柏琨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 为坚守贞洁、捐躯守节的山东范县百姓李羊的妻子王氏予以表彰。
○ 庚戌（初五）。皇帝前往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
○ 皇帝下谕：向来漕运旗丁的余米，准许在通州变卖，以补贴日用。现在各省的粮船陆续抵达通州，如果旗丁在兑足正供的粮食之外，还有多余的米石，情愿出售的，仍著加恩，准许他们在通州粜卖。这既符合旗丁的意愿，也能让当地的粮食更加充足，对市价和百姓口粮都有好处。该部即刻遵照谕旨迅速执行。
○ 礼部上奏：夏至祭祀地坛，由皇帝亲自行礼，所有三坛祈雨的事宜，已经奏请停止。如果数日之内甘霖普降，就请举行报祀仪式。本月初三、初四两日，降雨深透，请于初八日举行报祀。皇帝下旨：是。地坛也应当恭敬举行报祀，著派遣庄亲王永瑺行礼。
○ 陕甘总督明山上疏奏报：乾隆二十九年，乌鲁木齐招募开垦的田地，有六十五顷八十亩有余。
○ 辛亥（初六）。皇帝下谕：杨廷璋上奏，本年北运河一带，因为春末夏初雨水少、水位浅，粮船行驶受阻，请求将现在还没有过天津的运通船粮，酌情截留，在天津的北仓存贮等语。粮食存在通州还是天津，都是国家的仓储。现在既然据该总督奏请截留，著照他的请求，将现在还没有过天津的船粮，不拘哪个帮次，截留二十万石，存贮在天津北仓备用。该部即刻遵照谕旨迅速执行。
○ 皇帝又下谕：此次天津、蓟州、宝坻等处有蝗蝻萌生，经当地文武各官率领属员，限期扑灭干净，办理十分妥帖迅速。所有天津镇达翎阿、藩司周元理、天津道宋宗元、通永道色明阿、副将都明阿、蓟州知州谢洪恩、同知朱澜、宝坻县知县梁肯堂等人，均著交吏部议叙。其余在事的文武员弁，仍著该督查明上奏，一并交吏部议叙。
○ 礼部侍郎、管太常寺卿事诺穆浑上奏：题补陵寝防尉，请求在鸣赞官、骁骑校内，挑选身形健硕、精通满语、任职已经超过十年的人，才准许补放。如果本旗没有符合条件的人员，仍照例行文在京的本旗，在骁骑校、护军校内，拣选任职年久，以及曾经出兵效力的人补放。皇帝下旨允准。
○ 将湖北蕲州茅山桥巡检司移驻彭思桥，依从巡抚梁国治的奏请。
○ 为坚守贞洁、捐躯守节的湖南武陵县百姓方著廷的未婚妻石氏予以表彰。
○ 壬子（初七）。皇帝下谕：据旺保禄上奏，抓获偷树的贼犯刘五等人，请求解送刑部审讯，同时将该管官弁以及该总兵交部严加议处的一摺。皇家风水禁地，贼匪竟敢偷窃树木，自然应当按律严惩，以示警戒。刘五等人著即刻交刑部治罪。至于该总兵等人失于防范，虽然有应得的处分，但他们已经自行查拿，所有总兵旺保禄、游击永昌、守备陈王谟、把总胡佩金、外委张可达，都著从宽免予议处。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吴达善等人上奏查办逆苗情形的一摺。他所说的晓谕各寨苗人，不让他们疑惧的地方，十分切中要害。至于党堆寨匪苗香要，确实是此案的首恶，必须抓获归案，处以重刑，以示警戒。现在他逃入生苗地界，尤其不能让他隐匿踪迹、远走高飞。昨日据陈辉祖上奏，广西与苗寨连界的地方，已经令地方官宣谕附近的苗寨部众，协力堵御，如果匪苗逃到当地，就令他们擒获献上，自然不用担心他从别处逃脱。如今吴达善等人派遣万忠从小路前往佳居寨，晓谕他们绑献首恶党羽各犯，程国相、柴荣春也统领兵马合剿，切断他的后路，自然应当很快就能抓获。但程国相接连办理的剿捕事宜，都没有实际成效，比如攻打乌牛等四个寨子，没听说斩杀一人，所烧毁的只是空寨，不能让苗民畏惧慑服。况且苗民搭盖山寨，并不是什么难事，现在一听说官兵到了，就纷纷逃窜藏匿，等官兵退后，难保他们不会仍回巢穴，结寨安居。这样一来，他们会觉得进剿可以趋避幸免，势必心生轻视，以后还怎么惩戒？总而言之，办理这件事，那些随声附和的人，自然应当适用胁从罔治的条例；那些倡乱作恶的首犯，绝不能让他们漏网，必须加紧擒捕，尽快了结此案，绝不能只以焚烧苗寨、收缴器械，就算了事。程国相办理事务多有不妥，就算带兵前往，恐怕也难以依靠。吴达善等人既然在下江部署，清楚其中的情况，为何只令该护镇前往捕拿，竟然不领兵跟进，亲自督促？难道驻守调度，就算办完了所有事吗？至于这件事初次上奏时，朕还以为或许是龚学海激化酿成的，等看了后续上奏的欧韵清供词，称党堆匪苗有擅自称王的事，上报给该同知后，才派遣土舍等人前往查办，这是他分内应当做的事，并不是好事生非。如今据抓获的老两等人供称，党堆寨苗民香要扬言胁迫部众，向他磕头，不服从的就杀害等语。党堆各寨，都是已经归化的熟苗，竟敢如此妄为作乱，岂能不加以惩治？可见龚学海派遣土弁查访，确实是实心任事，不能反过来责备他。而魏涵晖庸碌无能，平日里既毫无整顿，而且必定时常有怨恨龚学海的话，他的儿子听惯了，才有了初次的禀报。这件事的过错，确实在魏涵晖，而不在龚学海。朕对臣工的功过，只看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来不肯存有成见，也不容他们有丝毫推诿、蒙蔽。著吴达善等人在案件办结后，秉公查明据实上奏。将此详细晓谕他们知晓。
○ 甲寅（初九）。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现在军机处行走的满洲大臣人数少，想到温福此前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多年，还算熟练晓事。著传谕温福，接到谕旨后，即刻乘驿马火速来京。所有巡抚印务，交给崔应阶暂行兼管，其巡抚员缺，等朕另行简放。至于崔应阶，此前据他上奏，于四月二十六日从延平、邵武、汀州，以及浙江的温州、处州、宁波、绍兴等府巡视到杭州，算来崔应阶此时应该已经到了浙江境内。接到这道谕旨后，即刻起程返回福建，沿途迎见温福，交接署理巡抚印信，仍回福建省城兼署。将此一并晓谕崔应阶知晓。
○ 皇帝又下谕：据伊勒图上奏，伊犁戴翎的骁骑校两个缺额，补用之后，确实骑射熟练的，才准许戴翎等语。所奏甚是，著传谕他就照所请办理。
○ 乙卯（初十）。皇帝前往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
○ 皇帝下谕：昨日降旨，将天津、蓟州、宝坻等处扑捕蝗蝻的在事各官，交吏部议叙，是因为该处蝗蝻刚萌生，地方文武官员就能限期搜捕干净，不至于滋生蔓延，因此特地将他们议叙，以示奖励。至于裘曰修等人后续上奏，前往武清马家营等处地方捕蝗的一摺，里面称现在蝗虫已经能跳跃，扑捕较为费力，可见该处地方官不能及早体察防范，导致蝗虫渐渐长成，办理已经不能算是妥帖迅速。倘若扑除不力，任由它长翅飞扬，危害邻境的田禾，就应当按例严加治罪，让众人都知道警戒。就算现在加紧办理完毕，也只是功过相抵，没有什么可以奖励的。如果不明确加以区分，让他们滥得优厚的议叙，那这些庸碌无能的官员，反而会把地方滋生蝗蝻当成获得升迁奖励的途径，这种风气怎么能助长？所有武清扑捕迟延的各员，该总督等人不得一概予以议叙，以后有类似情况的，也照这道谕旨执行。
○ 皇帝又下谕：司法衙门进呈浙江省图财谋命的陈达成按律判处斩决的一本，已经依照拟议批准。仔细阅看本内的情节，陈达成将齐荣进连殴多伤，抢走银子逃逸，当时齐荣进已经昏迷，没死只是侥幸。正好有陈春东等人路过，听到喊救，于是将他扶起，邀同甲长等人抓获该犯解送县衙。这件案子里，事主不至于丧命，凶犯没能远逃，全靠陈春东等人闻声赴救的功劳。这样的良民，地方官自然应当酌情加以奖赏，以示鼓励。假使陈春东等人在齐荣进呼喊时，推诿说和自己无关，不顾而去，也没有理由责备他们。如今他们不但当场救应，还能协力抓获凶犯，虽然只是普通百姓，却能天良感发，自觉与地方官府同心协力，这份心意十分值得嘉许。州县是亲民的官职，果真能对地方百姓奖善惩恶，处置得公允恰当，那么百姓与官府休戚与共，怎么会有民情不能上达的隐忧？由此往上推，州县上报给道府，道府上报给两司、督抚，中间又怎么会有阻隔？况且督抚都是朕亲自简任的，又怎么难把实情直接上奏，让民间的情况，就像在朝堂之上一样清楚？吏治又怎么会不蒸蒸日上？朕对于奖惩相关的事，就算事情再细微，也无不秉公裁断，务必让处置与当事人的所作所为完全相符，从来没有丝毫畸轻畸重的偏见。所有此案中的陈春东等人，著该巡抚饬令地方官查明，酌情予以奖赏，并将此通谕全国知晓。
○ 皇帝又下谕：兆德不能胜任都统的职务，著在领侍卫内大臣上行走，所遗的镶黄旗汉军都统员缺，著永贵补授，仍带革职留任的处分。
○ 御史胡翘元上奏：奉新县监生邹玉堂已经丁忧，现在又考取了誊录，请求将已经录取的各卷封存调取，召集所有考生，当场核对笔迹。皇帝下旨：所奏甚是。考取誊录的邹玉堂，是否匿丧混考，还是别人顶替，著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查审具奏，其余事宜著该部议奏。
○ 为坚守贞洁、被杀害的直隶束鹿县百姓王灿的妻子郑氏予以表彰。
○ 丙辰（十一日）。皇帝下谕：今日各部旗大臣等上奏，因为今年是朕的六旬寿辰，请求在御园预备祝寿典礼。所奏不必施行。御园地方本就不宽敞，很难让文武大员联班并列。况且明年辛卯年，就要恭逢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天下共同庆贺，朕将亲自率领臣工，行礼祝寿，敬迎太后福泽，广布庆典，九卿等届时自然可以共同表达庆贺的诚意。如果因为朕的诞辰，连年举行祝寿典礼，做这种无益的举动，实在不是朕所乐意的。去年就担心中外臣民因为朕的六十寿辰，恳请建设经坛，祈福祝寿，白白耗费物力，已经明降谕旨，预先饬禁。如今又想到大臣中，有因为万寿节备办物品进献的，他们身居高官显位，借此表达诚意，原本不算过分，但也应当加以限制。比如在京的大学士、尚书、都统，外省的总督、巡抚，还可以准许他们奏进；其余在京的侍郎、副都统以下，以及外省的提督、总兵、学政、藩司、臬司等人，人数既多，如果纷纷呈进，对众臣来说，既白白分心购办，进呈御览时，朕也增加检阅的麻烦，实在没有意义。所有他们预备进献的事宜，一概不必施行，同时敕令奏事处，不许接收传进。朕临御天下三十五年以来，日夜勤勉治国，只希望推行仁政、惠及百姓，以此继承列祖列宗留下的福泽，承受上天的眷顾。朕对众臣最深的期望，就是能以朕的心为心，以国家的事为事，爱护养育百姓，整饬官场风气，用实心实力去施行，让纲纪更加肃清，天下更加安定富庶。这比起崇尚繁文缛节，想要为朕祝寿，实在要好得太多。况且将来朕从七旬、八旬往上，年纪越来越高，原本可以俯顺群臣的心意，让他们表达诚恳，根本不必在此时纷纷叩请。因此特此明白晓谕众人知晓。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据高晋上奏，胡文伯与范宜宾彼此不和，共事日久，恐怕对吏治没有好处，请求酌情予以调任的一摺。所奏不对。布政使是巡抚的属员，不是京里的尚书、侍郎，外省的总督、巡抚这种地位平等的同僚，岂能只以不能和衷共济来指责？如果巡抚确实有不法的行径，布政使按例可以上奏，自然应当据实举发，不该避上司下属的嫌疑。否则就要大小相维，遵守纲纪，岂能容许任性妄为、对抗掣肘、耽误公事？如今说巡抚和布政使不和，已经不合体制，又对两人各有褒贬，不分是非曲直，尤其不是秉持公正、评判人才的道理。如果胡文伯确实已经日渐衰颓，办事精力不足，又性情偏激，动辄产生矛盾，难以让布政使心服，那么他不能驾驭范宜宾，过错自然在胡文伯。高晋身为总督，与胡文伯因公往来，怎么会不能随时体察，据实陈奏？又或者范宜宾向来是好事生非的人，遇到地方公务，或许一心想要急于表现自己，不肯受巡抚的约束，时常显露桀骜不驯的态度，那过错又在范宜宾，高晋也应当明确指出他的过失，等候朕裁夺。如今却对两人的是非对错，不做清晰的剖析，对胡文伯，就说精力尚且健旺，安徽的吏治比之前要好；对范宜宾，就说居心行事，也没有乖张取巧的地方，含糊地用调任的说法，两边调停，这和和事老的见识有什么区别？假使真的按他的请求，把两人分别调到别的省，可偏激的人依然偏激，桀骜的人依然桀骜，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同心协力办事？只是辗转调换，成何体统？朕办理政务，从来不肯稍有含糊迁就的想法，何况用人的大权，关系到吏治民生，极为重大。著传谕高晋，令他将胡文伯、范宜宾两人的居官心迹究竟如何，到底谁是谁非，秉公据实回奏，等奏报到后另降谕旨。不久后高晋回奏：胡文伯性情急躁，没有私心，他驳斥纠正布政使的错误之处，并不是苛求；范宜宾任事努力，还不够熟谙政务，常常因为巡抚的指摘，背后有怨言，确实有不当之处。皇帝下旨：如此，那么过错在范宜宾了。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据萨载上奏，提审拐犯张起贵等人，以及被拐的幼孩，分别隔离审讯，所供的折割杀害的情节前后矛盾，还难以立刻采信等语。所办甚是。这件案子此前据熊学鹏上奏，在浙江抓获案犯审讯，供词与江苏省所报的情形完全不符，恐怕难免各分地域、互相推诿，因此传谕高晋，令他会同双方虚心推勘，详细核实定拟。如今现抓获的各犯，经吴坛提审时，就将初次上报不确实的地方，层层追查出来。吴坛对于刑名事务，向来熟练，这件案子要细心推究审讯，务必得到实情。萨载也不回护之前的上奏，据实直陈，朕心里十分嘉许。看来该县抓获人犯禀报时，未免有急于求功的想法，其所上报的折割杀害的情节，要么是该犯等到案后的随口狡辩，要么是捕役教唆引诱的，都不能确定。著传谕萨载，即刻遵照此前的谕旨，会同高晋，督率吴坛等人，将江浙两省抓获的各犯，逐一虚心推究审讯，务必让水落石出，不得有丝毫冤枉或放纵。那些还没有到案的各犯，仍一面加紧缉拿，务必全部抓获，办成铁案。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永德回奏兵差支用的一摺，结尾的文法太不通顺，已经在摺内批示训谕了。该巡抚所奏，官兵经过驿站时，照例支给费用，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帮贴，并称不敢稍有隐瞒，意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却又多余地加上“小民踊跃趋公，自忘其劳矣”两句话，反而像是现在还在办理这件事一样，不但是画蛇添足，徒然纠缠，而且对已经办完的事，还说这种没头没尾的话。就算是平常议论事情的语言，尚且不该如此拖沓，何况是写在奏章里？永德向来不通晓文义，对幕宾自然应当谨慎挑选，以辅助自己，所上的奏章，也应当辨析讲明，务求表达清楚意思。如果竟然漫不经心，任凭卑劣的幕宾随意行文，恐怕会耽误公事。将此传谕他知晓。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永德上奏，归德府所属夏邑、商丘、永城三县，有彭家屏入官的地亩一项，从前胡宝瑔提议，将所收的租息，与案内什物变价的银两，交给商人生息，作为丰乐等河的修缮费用。后来经阿思哈在停止生息的案内上奏获准，将地亩估价变卖，接连经户部驳回，要求增估，现请求照旧存留，减租租给佃户，让河道工程能有资金保障等语。所办还算妥当，已经批交该部议奏了。但这项地亩，自从阿思哈奏请召百姓认买以后，因为估价变卖的数额不足，接连经户部驳回，至今还没有出售，每年的租银是否按额定征收，前后总计有多少，是否全部存在司库之中，都没有详细说明。况且所收的租息，原本是作为丰乐等河每年修缮的费用，近年来河道深通，并没有需要花费的地方，反而之前修理桥工、寺工，都从这笔钱里动支。可见这项积存的银两，只是地方公用的闲款，如果不酌定章程，恐怕不肖的官员任意花销，毫无节制，等到河工需要使用的时候，反而不能得到实际的保障。著传谕该巡抚，留心稽核，同时彻底查明，详细回奏。不久后永德回奏：彭家屏入官的地亩等项，按年征收租息，除了修桥、修寺支用外，共计三万二百四十余两，现存于司库，将来疏浚河工时，准确估算支销。奏报已知会。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彰宝上奏，据总兵于文焕等人禀报，有两名□□罢夷人戛合、尚胆进关，询问后得知，是跟随苏尔相出关的土把总多朝相，从老官屯差他们回家送信，现在关押在关口，已经飞速提来审讯等语。多朝相既然是土把总，与缅夷平日声息相通，不是苏尔相这样的内地武弁可比。如今既然被留在老官屯，或许诺尔塔想要让他暗中引诱边外的土司，与自己联络，这些都不能不防备。况且他所遣回的两个人，又是□□罢夷人，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暗中受缅匪指使，借口送信，暗中窥探内地的消息？这是情理之中必然会有的事。他们所送的家信，到底是什么内容，事关紧要，必须从信中切实追查，才能找到关键。该镇道等人在戛合、尚胆进关时，不立刻押送给彰宝讯问，只以文书禀报，实在是不懂事体。彰宝既然已经飞速提押到案，就应当详细审讯，据实回奏。对于现在遣回的这两个□□罢夷人，应当留心管束，不要让他们潜逃，这自然不必多说。又或者土把总多朝相，将来再回到内地，谎称逃回来的，也不可信。他既然不能和苏尔相一同回来，不能说是缅匪疏于防范，必定是诺尔塔见所遣的两个人没有回去，又令他入关做奸细，尤其应当彻底追查，严密防范。就算审讯后查明确实没有实据，也应当转移到内地安置，拘管起来，不能容许他在边境附近滋事。这些都是边防最紧要的机要事宜，彰宝等人为何丝毫没有考虑到？难道万里之外的一切情形，都必须等朕一条条指示吗？另外，阿桂此前已经有旨，令他即刻前往永昌，此时为何还没有到那里？他在省城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地方，竟然如此迟缓？著令他自行回奏。看来缅匪的情状，狡诈百出，边防事关重大，他二人应当同心协力，悉心妥善筹划办理，倘若有疏忽贻误，他们自问能承担这个罪责吗？将此详细晓谕他们知晓。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据吴达善等人上奏，剿捕逆苗的情形，以及抓获迫根等人治罪的各道奏摺，行事姑息，没有切中机要。这类叛逆苗民，胆敢纠众滋事，拒捕伤人，在寨中结党作恶的各犯，罪在不赦，一经抓获，就应当立刻处以死刑，只应当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分别凌迟斩首，以示惩戒，怎么能照内地奸民不法的案子，琐琐碎碎地考虑连坐？比如现在抓获的苗女迫根，和香要等人一同擅自称王，处以凌迟处死，自然是正办，却妄自加上“不能仅以从犯论处”一句话，反而像是特意加重，既可笑又失之宽纵。至于她的兄长老项、老嫩，一同结党作恶，如今老项已经处斩，老嫩也应当一同处死，却称他“确定没有一同作恶”，严加监禁，等事情完结后问拟连坐，竟然像是老嫩这个犯人，可以给付功臣为奴就了结，错谬得太过分了。钱维城长期在刑部任职，自以为通晓律法，却不知道他其实根本不懂事。至于香要等犯人，逃匿在佳居寨内，一听说官兵进剿，就逃进深山密林，他们的伎俩本来就没什么能耐，不至于嚣张成大事，但首犯没有抓获，就不能了结此案。吴达善等人务必督饬将弁，加紧搜捕，或者查访到他们逃入其他寨子，就设法晓谕，令他们绑献出来，不要让他们辗转潜藏，迟迟受不到应有的惩处。所经过的各苗寨，总体应当明确安抚晓谕，让他们知道只抓捕首恶，胁从罔治，不要让他们稍有疑惧，这才是办理这件事的要领。但吴达善等人到下江后，派遣程国相等人进山捕犯，就应当领兵前往，就近调度，竟然到这个时候才前去察看，未免太过迟缓。该处调动的兵力不少，据称附近的苗寨也极为安静，有什么顾虑，要迟疑到这个地步？难道吴达善等人，连遇事急公奋勉、以求嘉奖，都不知道为自己打算吗？将此传谕他们知晓。香要等人有没有抓获，以及安抚各寨的情形如何，仍即刻从速上奏。
○ 丁巳（十二日）。皇帝驾临勤政殿处理政务。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宫兆麟上奏，委员清查钱局的奏摺内，另附的片文声称，韩极在刘标案内拟判流放，但他此前在贵阳府任内，经管钱局多年，帐目纷繁，等查清后再行起解等语。该处钱局的支销各项数目，既然有不清楚的地方，自然应当彻底详细核查，不能稍有混淆。韩极经管多年，难保他没有丝毫私弊，如果他经手的帐目内，查出有欺瞒侵吞的情事，该巡抚就应当立刻从严参奏，另外审拟治罪，不能因为前案已经拟判流放，就稍存姑息的想法。如果确实查不出别的问题，也就照原定的流放地点，将韩极限期起解，不许他借清查钱局为名，导致稽延迟滞、逗留当地。著将此传谕宫兆麟知晓。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据宫兆麟上奏，筹办官兵粮食，以及酌情发给苗民口粮、脚价的一摺，所办还算妥当。该巡抚此次的奏摺，在初三日拜发，距离吴达善等人初二日发摺的日期只隔了一天，为何不随他的拜匣一同附递？就算这道奏摺缮写在后，所奏的也不是迫不及待的事，何妨稍迟几天，等下次奏事时一同封发？竟然为了无关紧要的事件，连日专门动用六百里加急递送，难道不考虑烦扰驿站吗？该巡抚平日里还算晓事的人，为何如此冒昧？宫兆麟著传旨申饬，等吴达善等人后续有邮奏的机会，寄谕给他知晓。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宫兆麟上奏，请求将贵州省库贮存的水银，仍照方世俊原先题奏的，每百斤三十九两的价格出售，不必加价的一摺，于事理还不够妥当。他声称，水银发给商人承办变卖，市价涨落不定，官价则必须固定，只有比市价低，让商人有利可图，才容易销售等语，固然有几分道理。但贵州省的水银，户部原定的原价是四十八两，直到方世俊因为良卿的详文，才有了减价九两的上奏。这全都是因为良卿与高积串通一气，任意营私，他们多减价值，其实是为了方便高积贩卖自肥，赚取厚利，其中的情弊显而易见，怎么能反过来把这个定为官方发售的定价？况且该巡抚所说的官价应当比市价低，也不过是让商人能赚点小利，稍有盈余。就以现在的市价来说，每百斤已经比官价少了三两七钱，假使将来市价再涨，相差更不知道会有多少，这明明是给人牟利的机会。万一不肖的官吏，重蹈高积的覆辙，又怎么能保证一定不会发生？等他们再犯事再绳之以法，又怎么比得上事前谨慎，不让它产生流弊呢？宫兆麟是官场老吏，不该有这样的想法，应当为以后考虑。著传谕宫兆麟，另行详细查明，妥善商议后迅速上奏。不久后宫兆麟回奏：以后水银发售，官价比市价减银五钱。皇帝下旨允准。
○ 戊午（十三日）。皇帝前往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此前据彰宝摺奏，诺尔塔拘留都司苏尔相的一摺，同时将译出的蒲叶缅文进呈。如今因为猛拱进献大象的兴堂扎到了京城，将原文交给他翻译，他声称，看这封信是缅方从前自行调兵的书信，详细核对语意，和彰宝此前所译的内容完全不同，实在令人不解。缅匪胆敢扣留我方使者，肆意狂悖，既有一同前往的外委钟朝用亲眼目睹此事，又有苏尔相的禀报，情形自然属实。至于所呈的原文，语意自然有其指向，不该翻译得如此悬殊。就算逆匪狡诈，故意把调兵的文书有意误寄，以此显示他们早就有防备，也是情理之中可能有的事，那彰宝原先翻译的文书，又有什么依据，竟然让事理矛盾到这个地步？永昌靠近边境的地方，不管是□□罢夷人，还是做生意的人，能认识缅文的，自然不难找到。彰宝既然接到缅文，这对边境事务关系重大，自然应当多找几个通晓的人，让他们各自分别悉心详解，阿桂、彰宝再把众人翻译的内容合在一起看，核对异同，务必求得真实的内容，这才是正理。哪有漫不经心，全部交给司道，任凭翁得胜等人随意翻译，就附在奏摺里了事的道理？如果在这种地方，还必须等朕一一指示才去做，那委任将军、总督，所管的到底是什么事？况且译文是边境情势的紧要关键，像这样任意潦草，将来一切粉饰贻误的事，又会到什么地步？彰宝自问，能承担这个罪责吗？彰宝著传旨严行申饬。所有兴堂扎译出的书稿，以及诺尔塔的原文，仍发还给彰宝，再行查明回奏，同时给阿桂阅看。不久后彰宝回奏：阿桂已经回到永昌，即刻将发回的缅文一同阅看，又令翁得胜等人，另外找认识缅字的人仔细翻译，都和原译文的语义没有差异，和兴堂扎所译的不同。现在将翁得胜等人送进京，以便校译。皇帝下旨：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 为坚守贞洁、捐躯守节的河南商丘县百姓韩永元的妾室刘氏予以表彰。
○ 己未（十四日）。皇帝下谕：刑部等衙门题覆，盛京刑部侍郎朝铨等人审拟齐了其等人抢劫花义相家的一本。该侍郎等人原拟，将法无可恕的齐了其、戚七里，按律正法；而将递送财物、以及把风的苏撒拉克契、小胖老各、即拴得力、郭七等人，定为情有可原，请求免死发遣。经刑部改议，削除旗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为奴。虽然是按例核拟，于情法还不够妥当。该犯等人身为旗人，竟然甘心做盗贼，实在是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阅看之后不胜惊骇错愕，岂能只照寻常的盗案，分等级定罪？况且强盗已经实施抢劫、劫得财物，律法都判处斩首，原本不分首从。经我皇祖圣祖仁皇帝法外施仁，分出情有可原一条，酌情从轻发落，这用在犯法的百姓身上，还可以说怜悯他们愚昧无知；可我满洲向来风气淳朴，如今出现了百余年从未有过的事，突然出现这种下流败类，实在让朕愧愤难平，就算是我八旗众人听闻，也都应当切齿痛心，怎能不大力整顿风气，严加惩创？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曾说，旗人杀死旗人，情罪最为可恶，特地降旨，秋审时归入情实予以勾决，用以警示，此后斗殴杀人的风气因此收敛。如今该犯等人不知道顾惜颜面、畏法自爱，到了身犯盗案的地步，别说原拟的处罚不足以抵罪，就算刑部议定的削籍改遣新疆为奴，也不足以示警。这本奏章著交刑部另行定例，会同司法衙门核议具奏。同时将朕明正刑罚、整饬法度，正是为了保全爱护满洲臣仆的苦心，通谕八旗知晓。
○ 皇帝又下谕：裘曰修等人上奏，在永定河、武清、东安交界地带扑捕蝗蝻，忽然看见飞蝗从南边飞来，渐渐往西北方向去，周元理即刻带领员役尾随追赶，看它落下的地方扑打，自然应当这样办理。至于摺内又称，窦光鼐带回都司穈大礼，前往南边一带，按照飞来的方向寻觅，所办实在是大错特错。窦光鼐为人拘谨迟钝、无能，自顾尚且不暇，怎么能彻底根查，得到实情？裘曰修平日里还算晓事，如果亲自前往查勘，应当不至于被人蒙蔽。如今既然亲眼看到情形，自然应当迅速赶赴蝗虫起发的地方，查明贻误的地方官，参奏治罪，而留窦光鼐在当地督捕，才符合事理。他竟然安坐在武清等处，只听任窦光鼐前往查一趟敷衍塞责，完全不知道实心任事，已经是不对的了。至于摺内说“将来或许在偏僻无人的河淀等处查到”一句话，尤其取巧，他的意思不过是用偏僻河淀难以搜寻周全，暗中为玩忽职守的庸劣官员预留开脱的地步。这种伎俩，岂能在朕面前蒙混？裘曰修著交部严加议处，仍著即刻前往南边一带，切实根究。倘若对蝗虫起发地方隐瞒不报的州县，再徇私包庇开脱，裘曰修能承担这个罪责吗？
○ 皇帝又下谕：据裘曰修等人上奏，在武清、东安交界的地方扑捕蝗蝻，看见有飞蝗从南边飞来，渐渐往西北方向去等语。已经下旨责令裘曰修前往，根查飞来的地方，实力办理。但蝗虫已经长翅飞扬，所到的地方，恐怕会危害农田。向来扑打蝗蝻，曾拣派乾清门侍卫协同办理，此次著派乾清门侍卫巴达色、博灵阿、德和布、德尔森保，同时著福隆安选派三营干练的将备，一同星速迎往东南方向，从京城到武清、东安一路，遇到飞蝗，就会同地方官，多雇人夫，加紧扑打，务必迅速捕除干净，不许留下丝毫余孽。
○ 皇帝又下谕：温福著来京补授吏部侍郎，在军机处行走。其福建巡抚员缺，即著钟音署理。
○ 皇帝又下谕：都统色克慎现在患眼疾，圆明园八旗事务只有福隆安一人管理，色布腾巴勒珠尔也著管理圆明园八旗事务，其印务钥匙即著色布腾巴勒珠尔掌管。
○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据裘曰修等人上奏，十二日在武清、东安交界地带扑捕蝗蝻，忽然看见飞蝗从南边飞来，渐渐往西北方向去，从酉正到戌初以后，才全部飞过等语。已经下旨责令裘曰修前往，根查飞来的地方，实力办理，同时派乾清门侍卫等人，星速迎往东南一带，会同地方官扑打。但这类飞蝗如此蔓延，出现这种情况必定不是一天两天了，该地方官对这种关系农田的紧要事，一有发现，就应当立刻禀报总督，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奏报？著传谕杨廷璋，令他即刻前往根查，所有蝗虫起发地方的该地方官，事前既不尽力捕除，事发后又不申报，一经查出，立刻按例从严参奏治罪。仍一面督饬在事人员，竭力加紧扑打，务必迅速除尽，不许留下丝毫遗孽。其中如果还有任意拖延玩忽、不肯实力办理的官员，一并飞速查参，不得稍有姑息。将此迅速传谕他知晓。
○ 皇帝又谕军机大臣等：据阿桂上奏，已经赶赴永昌筹办缅匪情形的一摺。他所说的“不敢用有名无实的说法，劳损官兵，只求自己敷衍塞责”等语，本身就自相矛盾。他既然知道劳损官兵没有益处，那之前上奏说明年应当如何大举进兵，恭请指示遵办，不就是有名无实吗？可见他不只是巧言掩饰，简直是丧心病狂了。至于他说，自从前次从永昌起身之后，沿边各镇将以及地方官，对一切边事都没有禀报。阿桂以副将军的身份留在云南，办理缅匪事宜，云南省寻常的地方公务，原本可以不用告知；但如果涉及军务边事，自然应当随时上报，会同商议办理。彰宝担任总督，边防本就是他的专责，但他一个人的才识有限，添一个阿桂和他协力筹办，对他很有好处。况且这件事屡次传谕，交给他二人一同办理，功过共同承担，他二人就该同心竭力筹划，尚且恐怕不能完全符合机要，如果再存地域偏见，彼此强行分别，必定会导致推诿贻误。彰宝只凭私意猜疑嫌怨，完全不把国事放在心上，这到底是何居心？阿桂、彰宝办理种种事宜都有不妥，接连降旨明白开导，竟然不能用诚意感化，朕实在为此愤懑。如果此次劝谕之后，还不知道激发天良，还能算是稍有良心的人吗？将此传谕他们知晓。
○ 庚申（十五日）。任命编修祝德麟为四川乡试正考官，检讨邓文泮为副考官；宗人府主事陆锡熊为广东乡试正考官，户部主事简昌璘为副考官；翰林院侍读吴省钦为广西乡试正考官，兵部主事李廷钦为副考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筠为福建乡试正考官，户部主事范栻为副考官；户部郎中孙士毅为湖南乡试正考官，礼部员外郎姚鼐为副考官。
○ 为坚守贞洁、捐躯守节的河南河内县百姓娄栋臣的女儿娄氏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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