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七十
监修总裁官、经筵讲官、太子太傅、文渊阁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领侍卫内大臣、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务、正黄旗满洲都统、世袭骑都尉、军功加七级、随带加一级、寻常加二级、军功纪录一次臣庆桂，总裁官、经筵讲官、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领阁事、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管理刑部户部三库事务、世袭骑都尉、军功加十九级、随带加二级又加二级臣董诰，内大臣、户部尚书、镶蓝旗满洲都统、军功纪录五次、寻常纪录十四次臣德瑛，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工部尚书、纪录六次臣曹振镛等人奉敕修撰。
乾隆十一年，岁次丙寅。秋季七月，乙未朔日（初一）。举行太庙祭祀大典，乾隆帝派遣履亲王允祹，恭代皇帝行礼。
皇帝下谕说：据广东巡抚准泰奏报，广州府下属的南海、三水、顺德，肇庆府下属的四会、鹤山、开平、恩平，南雄府下属的始兴，韶州府下属的曲江、仁化、英德、乳源等县，因天降大雨、河水暴涨，出现田地、围基、房屋被冲毁的情况，百姓中也有被倒塌房屋压死、被洪水淹死的。按照旧有定例，夏季发生的灾害，只有借贷口粮、种子的相关规定，没有赈济抚恤的条例。朕心中对此深感悲痛挂念。现下令，对实在缺乏食物的贫苦百姓，发放一个月的口粮；所有被沙土掩埋的田地、倒塌的房屋，以及淹死的百姓人口，令该巡抚查明情况，全部加恩分别予以抚恤。其中受灾较轻、需要借给口粮种子的百姓，立即借给他们，等到秋收后免息归还粮仓。务必让遭受水灾的百姓，都能享受到朝廷的恩惠，不至于流离失所。该部门接到谕旨后立即从速办理。
户部商议后批准，原署理广西巡抚托庸上奏称：百色本地产米数量有限，从前米价低廉，自从设置军镇之后，数千石兵米都要从这一个地方征取，导致米价飞涨。如果不稍做变通，将来士兵和百姓都会陷入困境。经查，南宁府下属地区与百色相邻，当地米价在春夏两季最为昂贵。请求从乾隆丁卯年开始，将右江镇春夏两季的兵米，从宣化等三个州县的额定征收粮米内，调拨本色米发放；秋冬两季，仍到藩司库房领取折色银两。左江镇粮米不足的部分，应在浔州府下属地区凑数调拨。皇帝同意了这个奏请。
丙申日（初二）。皇帝下谕说：直隶总督那苏图、两广总督策楞、江苏巡抚陈大受、福建巡抚周学健，被选拔担任封疆大吏多年，始终实心为朝廷效力，十分值得嘉奖。那苏图、策楞，加授太子少傅衔；陈大受、周学健，加授太子少保衔，以此彰显朕的优待眷顾之意。
丁酉日（初三）。乾隆帝前往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
乾隆帝返回皇宫。
皇帝下谕说：据总督尹继善上奏称，六月上旬，雨季大雨连绵，再加上山东省上游的河水同时汇聚而下，导致运河水位暴涨、无法及时宣泄，邳州、宿迁、桃源、清河、安东等州县，洪水漫入村庄。目前已经委派官员实地查勘，先行开展抚恤工作。海州下属的赣榆、沭阳两县，临近河道的村庄也大多被洪水漫淹，已紧急下令查勘情况，动用库银进行抚恤等语。如今被洪水漫淹的各个州县，都是去年遭受过灾害的地方，现在秋季的庄稼又被淹没，朕心中深感悲痛挂念。现令该督抚等人，加倍用心赈济抚恤，挑选委派妥当的官员妥善处理，让受灾百姓早日安居。另外尹继善还上奏称，安徽凤阳府凤台县，淮河水位上涨，河边地势最低的田地有部分被水淹，虽然数量不多、受灾也较轻，也下令一并予以抚恤。该部门接到谕旨后立即从速办理。
皇帝又下谕说：据署理河道总督顾琮上奏称，今年运河水位上涨，比雍正八年的水位还要高，河工各处都面临危险。臣紧急下令河道各道、厅的官员，昼夜抢险防护，全力防范。如今水势已经消退，河工堤坝都已保全、没有出现险情等语。今年运河汛期的水势，比往年都要盛大，目前伏汛虽然已经过去，但秋汛随即到来，洪泽湖、黄河的防务至关重要。现令协办大学士高斌，立即乘坐驿车前往，查勘运河一带的水情形势，同时会同顾琮，将防范秋汛的相关事宜悉心商议妥当，制定方案后交给顾琮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不久后，高斌、尹继善、顾琮等人联名上奏，回复修补善后的相关事宜：
一、酌情规划黄河工程。经查，黄河是众水汇聚之处，外河、山安、海防三个厅的堤坝工程，尤其险要。今年被暴涨的洪水冲击漫溢，应酌情加高培厚。至于丰县、砀山县、桃源县各厅的工程，或是加高堤坝，或是疏浚河道，或是添筑月堤，分别酌情办理。
二、酌情规划洪泽湖工程。经查，洪泽湖山盱厅的沈家西、林家西等处，向来都是土堤，应改建为砖石工程。至于高堰厅的六安沟，原有工程低矮陈旧，也应加培砖石工程。
三、酌情规划淮扬运河工程。经查，淮扬的惠济河闸，年久损坏，应进行修补。至于南关、车逻两座大坝，束水的堤坝埽堰还应拓宽，同时需要开挖支河分流。
四、酌情规划桃源、清河、中河以上的工程。经查，邳州、宿迁、桃源、清河段的运河，是众流汇聚的地方，今年伏秋两季洪水暴涨，堤坝堰体必然多有残缺。这段运河西岸紧贴黄河，东岸是漕运粮船的纤道，都应修筑加高加厚。其余的遥堤、格堤，事关紧要的地方，也应一律加高培厚。
奏折下发到相关部门商议后执行。
皇帝又下谕说：据尹继善上奏称，海州一带下属的临河村庄，被洪水冲淹等语。朕已经降下谕旨，令该督抚加倍用心赈济抚恤。只是海州是连年受灾的地区，当地的赈济抚恤事务，以及如何办理才能让百姓将来的困苦得以缓解，令高斌就近筹划安排，一边办理，一边上奏朝廷。直隶河道总督的印信事务，暂时交给刘于义署理。不久后，高斌、尹继善、陈大受等人联名上奏回复：海州遭受水灾的百姓，凡是缺乏食物的户口，都先行抚恤一个月口粮；坍塌的房屋，按照惯例加发银两，赏赐给百姓用于修建。目前已经下令官员亲自驻扎当地督办，酌情调拨江苏藩库白银十三万两、仓谷四万石、米一万七千石，解送到海州备用。如果还有不足，就近从运库的盐课银，以及截留的漕米内调拨运送接济。皇帝下旨说：能这样办理，受灾百姓差不多可以免于饿死沟壑了，朕因此稍感宽慰。
户部商议后回复，陕西巡抚陈宏谋上奏称：常平仓的粮食都贮存在城中，靠近城池的贫苦百姓最能享受到实惠，偏远乡村的百姓，遇到平粜、赈济、借贷的情况，往返路途十分艰难。经查，西安府下属，临潼县的关山镇、盩厔县的祖庵镇、渭南县的下邽镇、富平县的美原镇，距离县城很远，这四个地方都有城堡，有县丞驻守驻防。另外同州府下属距离县城较远的地方，蒲城县的永丰镇，有巡检分防驻守；兴安州的恒口铺，虽然没有佐杂官员分防，但原有官仓九间，附近有驻防的士兵兵弁，足够负责防护。以上六个州县，请求分别修建仓廒，就令各镇堡的兵弁就近稽查。修建仓廒的费用，除了恒口铺无需另外修建外，其余都从仓费内支取。户部认为应按照他的奏请办理，皇帝同意了。
将江南崇明县的县丞，移驻到五滧；右营守备，移驻到七滧，与左营调换管辖范围。这是依从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奏请。
将直隶静海县奉新驿的驿丞，移驻到独流镇。这是依从直隶总督那苏图的奏请。
戊戌日（初四）。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巡视吉林御史塔坦所上奏的三件事，分别是当地兵丁储备的仓谷，并未足额缴纳；又擅自变卖牢狱房屋；从拉林押解的四十名人犯，抵达发特哈驿站时，全部脱逃。朕已经批示交给阿兰泰、纳木扎勒，查核商议后上奏。看来吉林这个地方，官兵大多沾染了不良积习。将军巴灵阿，自从到任以来，只想着息事宁人，管理下属过于宽纵软弱，办理事务大多瞻前顾后、徇私顾念，并没有全力整顿陋习、剔除积弊。你们把这些情况，寄信告知阿兰泰、纳木扎勒，令他们查明塔坦所上奏的实情，秉公妥善办理，同时将查明的情况，立即上奏朝廷。
刑部商议后回复，江西道御史王应彩上奏称：旧律的总注规定，一家之中有三个人，都没有应判死罪的罪行，却将他们杀害的，为首的人判处凌迟处死，动手加功的从犯判处斩首。如果三个人中有一个人确实犯了死罪，或者遇害者并非一家人，不适用这条律法。另外，聚众共同斗殴，打死一家三条人命的，将率先聚众的人，无论是否动手参与斗殴，都判处斩立决；动手殴打、造成致命重伤的从犯，判处绞监候。如果杀害一家中没有死罪的两个人，以及并非一家人却杀害三个人的，罪行比谋杀一个人更重，应判处斩立决。仔细推敲律注的含义，“一家三人皆无应死之罪”这一段，是注解本律的正文；“聚众共殴”这一段，是针对共同斗殴致死一家三条人命的情况，分别定罪量刑。原本就没有必杀的心思，所以和谋杀有所区别。至于“杀一家非死罪二人”这一段，就是前面律注所说的，三个人中有一个人犯了死罪，或者遇害者并非一家人的情况，仍然是针对谋杀而言，所以下文紧接着说“与谋杀一人之情罪较重”，以此和斗殴杀人区分开。如今新颁布的律例中，在“杀一家三人”的本律之后，另外设立了聚众共殴、以及杀一家二人的条例，原本是为了弥补律法没有涵盖的地方。只是“情罪较重”这句话，恐怕问刑衙门会错误理解，一概按照谋杀条例，将斗殴打死一家两条人命的人判处斩立决，将斗殴打死一家三条人命的人判处凌迟处死，导致罪行轻重与刑罚不匹配。请求皇上下令刑部参考斟酌修改。刑部认为应按照他的奏请办理，在“凡杀一家非死罪三人”的律句之下，律注内添上“谋杀、故杀、放火、行盗皆是”的字样；在聚众共殴的条例之下，将“若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杀三人而非一家”这一节，另外设立一条，仍然补上“与谋杀一人之情罪较重”这十个字，这样词意更加明确，引用时自然不会出现偏差错误。王应彩又上奏称：律例中所说的“一家不同居的五服亲属”，专门指父子兄弟这样的至亲，不能推及旁系亲属。臣认为，如果五服亲属只指父子兄弟，那么不同居的祖孙，以及期亲伯叔，反而不算作一家人，于情理不合。刑部认为这部分奏请无需商议，只需将律注内的“父子兄弟”，改为“本宗五服”四个字，就足以概括全部含义。皇帝同意了。
工部商议后批准，两江总督尹继善上疏称：淮安、扬州、徐州、海州四府州的水利工程，如果没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很容易荒废松弛。应下令派定工段的各个官员，在每年秋汛过后，全程巡查、准确查勘，如果出现坍塌损坏，立即区分官修、民修，估算费用进行修缮。如果该官员不用心办理，总辖官要指名揭发参奏。大计考核之年，要将所管辖的工程河道，是否深通坚固的情况，列入事实册内，一同进行考察。皇帝同意了。
将湖北施南协的一名千总，移驻到宜都营。这是依从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奏请。
为守正捐躯的山东招远县百姓盛连喜的妻子曹氏，予以旌表。
缓征河南永城、鹿邑、夏邑三个县，被水淹没田地，本年应征收的赋税，以及乾隆四、六、七年带征的额定赋税。
己亥日（初五）。任命直隶河间协副将鄂海，为福建海坛镇总兵官。
庚子日（初六）。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看了纪山上奏的，查审四川省邪教案件的两道奏折，朕已经详细阅览并批示下发。看纪山最初办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十分宽纵，经朕降下谕旨训诫后，如今看他的上奏，仍然存有开脱罪犯的心思。就算是现在审讯查明的各犯人口供，也是因为接到张广泗等人的知会，才追究出匪党的根由。而且奏折内，还将朕从前批示的谕旨，隐匿不录，显然是想要前后回护、含糊其辞、投机取巧。如此轻视重大案件，实在辜负了封疆大吏的托付。可传旨对他严加申饬。这类奸民，广泛勾结串通，勾结各省的匪类，肆无忌惮地行事，绝非那种只诱骗财物、只在一乡一县煽惑百姓的人可比。这个时候如果不用心办理，彻底铲除根株，那么就算首恶被除掉，从犯仍然可以继续作乱、造成危害。就像云南的张保太，因为从前遇到赦免被释放，如今才导致邪教蔓延，这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另外纪山的奏折内，吴守忠坚持供称，铁船教和大乘教不是同一派别，并没有互相串通勾结等语。经查，张广泗上奏称，大乘教内的僧人得文供认，该教分为三船，一名法船，二名瘟船，三名铁船。由此看来，铁船教未必不是大乘教的党羽。把这些内容也一并寄信告知他。这个案件关系重大，大学士庆复，此刻正在四川，可传旨谕令他，暂时留在四川，和纪山会商办理此案。其中如果有乡村里的愚昧百姓，确实是被引诱入教，没有作乱犯上的行为，或许可以稍加宽宥；其他的罪犯，都是国法难容，不能因为案件内人数众多，就心存息事宁人、姑息纵容的想法，给风俗人心留下祸患。趁着现在邪教败露的时机，自然应该彻底清查，不留余孽，这样地方才能永远安宁，良民才能安居乐业。否则凶顽之徒不知道警惕，将来触犯法网的人会更多，看似宽仁，实则是害了他们。可令他们体会这个用意，悉心查审、定罪拟刑。这道谕旨就随着纪山的奏折发下去，他派来送奏折的人，难免会耽误时日，你们从兵部通过驿递飞速传送，让庆复在成都就能接到，以便办理案件。
皇帝又下谕说：纪山奏报，审讯大乘教内首犯刘奇，供出了各省负责办事的斋头，都是重要人犯。现下令将未抓获的各犯姓名，抄录下来分别寄给各省的督抚，令他们严加缉拿，务必抓获。另外名单内没有注明住址的各犯姓名，也一并抄录给各省督抚访查缉拿，不要让罪犯漏网。不久后，两江总督尹继善上奏回复：川省刘奇供出的要犯名单内，籍贯在江南的有四名。经查，黄忠清，据王徐氏供认，就是扬州府兴化县的王惟素，已于乾隆五年身故；邱立先，就是王徐氏案件内的邱笠仙；张理正，就是吴时济供出的张履正；夏天佑，就是之前上奏的西来教旧案的首犯，这些人都在接到圣旨之前，已经逐一抓获审讯。那些没有注明住址的六名犯人，现在已经下令通缉，不敢有丝毫疏忽。皇帝下旨说：知道了，还应当督促缉查，务必将人犯抓获。
尹继善又上奏：后续据苏州、常州各府，先后缉获邪教王徐氏的党羽姚君茂等十四名，又追究抓获吴时济名下的党羽杜玉梁等十一名，搜出了授记封号，所有妖书，全部下令解送到苏州，以便会同核查、提审讯问，分别定罪拟议。皇帝下旨说：所见甚是，照这样全力办理即可。仍然应当尽快定案，以彰显国法，避免出现意外滋生事端。
壬寅日（初八）。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之前据纪山上奏称，大乘教首犯刘奇的供词内，有吕斋婆、王志仁，都是直隶省掌教的斋头，并且写明王志仁住在京城报国寺，常和魏王氏往来。朕已经降下谕旨查拿，至今还没有踪迹。可传谕纪山，审问刘奇，将吕斋婆、王志仁的籍贯、年龄、相貌，实际住址在何处，是何年何月到的直隶，以及有没有同党之人，所有情况详细审问清楚，迅速上奏朝廷。不久后，纪山上奏回复：吕斋婆、王志仁的下落，反复审讯刘奇等犯人，都坚持供认不知道，必须抓获张天序、曾瑞芳，才能知道踪迹。臣等已经秘密下令访查缉拿。皇帝收到奏报。
皇帝又下谕说：之前据纪山上奏称，审讯大乘教内首犯刘奇，供出各省的斋头，其中有吕斋婆、王志仁，是直隶省的掌教，已经将姓名寄给那苏图，令他严加缉拿。其中王志仁一名，据刘奇供称，住在报国寺，常和魏王氏往来。朕降下谕旨查拿，至今没有踪迹。王志仁等人是直隶省的掌教，必然在直隶地方藏匿。可再传谕给那苏图，令他迅速挑选妥当的人员，将吕斋婆、王志仁留心秘密访查，严加缉拿，务必抓获，迅速上奏朝廷。不久后，那苏图上奏回复：王志仁这名犯人，注明了在京城报国寺居住，常和魏王氏往来的字样。魏王氏是女流之辈，想必住处离报国寺不远。除了另外挑选妥当的人，分头查访外，一面秘密写信给顺天府尹，就近访查缉拿；一面移送公文给四川巡抚纪山，让他审讯首犯刘奇，查明各犯的住址、年龄、相貌，等有了确切踪迹，送到后另外写奏折上奏。皇帝下旨说：如果人在京城，哪里还用得着你们查拿？说的是他们在外地罢了。应当在自己的辖区内留心秘密访查、严加缉拿，也不必声张生事。
癸卯日（初九）。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据陈大受上奏称，去年淮安、徐州、海州三个地方，夏秋两季遭受灾害，仓储粮食动用很多，出现大量空缺，统计这三个地方现存的粮食，不过二十七万多石，徐州、海州两个地方，空缺尤其多，自然应当提前筹备。经查，这三个地方，现存历年卖粮所得的银两十四万两，似乎应该通融酌情调拨给徐州、海州两个地方，令该府州督促下属，不必局限于本地还是邻县，购买麦子贮存起来等语。淮安、徐州、海州三个地方，连年遭受灾害，自然应当早做筹划，陆续购买粮食，充实仓储。为什么卖粮所得的银两积攒到十四万两之多，却没有补足仓储空缺？何况这三个地方，今年又再次遭受水灾，如果在本地购买，就是用受灾地区的麦子，接济受灾的百姓，只会让粮价上涨，有什么好处？今年江南丰收的地方很多，为什么不委派官员到麦子价格平稳低廉的地方，酌情购买？陈大受办理这件事，见识不够周到。可传旨对他进行训诫，令他委派官员，到下属丰收的地方采买，无论是麦子还是谷物，补足这三个地方仓储的空缺数额，同时将办理的情况，写奏折上奏朝廷。不久后，陈大受上奏回复：淮安、海州、徐州三个地方的仓谷，因为夏秋两次灾害，大量平价出售，所得银两积攒到十四万两。现在遵旨委派官员带着银两，前往安徽粮食聚集的地方，选择价格平稳的酌情购买。只是淮安、徐州、海州一带，赈济需要紧急，现存仓谷二十七万多石，又从江南其他地方的仓谷内，陆续调拨二十万石，共计四十七万多石。目前的抚恤赈济，搭配银两一同发放，差不多足够应对。将来的储备储蓄，等买回来运送贮存后，再酌情根据缓急，随时查办。皇帝下旨说：览奏都知道了。
工部商议后回复，湖广总督鄂弥达上奏称：湖北临近长江，水势冲击湍急，如今金沙洲已经修建了石岸，荍麦湾也修筑了月堤，可以互相防护抵御。只是武昌望山门外的王惠桥，是金沙洲江口进水的区域，请求添建一道石闸，根据时节启闭，对外防范江水上涨，避免冲淹；对内积蓄湖水，用来防备旱涝。工部认为应按照他的奏请办理，皇帝同意了。
为守正被戕害的河南嵩县百姓毛永会的妻子郭氏，予以旌表。
甲辰日（初十）。孝懿仁皇后的忌辰，派遣官员前往景陵祭祀。
乾隆帝前往雍和宫行礼。
乾隆帝临幸圆明园。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军营换班的人员，都是从到任之日算起，扣满年限，才准许呈请更换。那些发往台站效力的人员换班，也应当等到期满之日，再上奏请求更换。如今看保、刘廷锡，一个是七月末，一个是八月初旬，才满年限，伯泰却提前就代为上奏请求，实在是不对。著对他进行申饬，顺便寄信告知他。
乙巳日（十一日）。皇帝下谕说：朕考虑淮安、徐州、海州下属的州县，连年遭受灾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地形，有本来就地势低洼的，而海州是众河入海的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加低洼。历年治理河务，凡是疏通宣泄的办法，都是顺着地形挑挖。之前经陈大受上奏称，六塘河南北的湖河之水，全部从沭阳、海州入海，宣泄不及，导致成灾。经大学士等人商议定案，安排办理。按理说应该筹划办理的地方，都已经预料到、安排好了，却仍然免不了遭受水患，是因为从前受灾较轻的地方，官员都不上奏，就觉得受灾的时候少；如今无论灾害大小，都令官员全部上奏，所以才屡屡上报灾情，其实并不是现在的灾害比过去多。海州是河水汇聚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能免于内涝，那必然是今年雨水少，而地势高的地方，必然会多有干旱。只是百姓屡次被洪水所困，朕心中深感怜悯悲痛，应当多方筹划，想出妥善的办法。就算地势低洼，不能完全消除水患，也要去除最严重的隐患，这样受灾的百姓就会减少，多年积累的困苦，也能逐渐缓解。之前高斌前往的时候，已经令他将后续如何办理的事宜，悉心计议。大学士等人，可再传谕，令他会同尹继善、顾琮、陈大受等人，务必商议妥当，让将来的水患，有望逐渐消除。另外之前据陈大受上奏称，仓储多有短缺，现存卖粮所得的银两积攒到十四万两之多，没有买补。朕想这三个地方是常年遭受水患的地方，储备积粮尤其重要，为什么存着银两，不提前到丰收的地方买补，等到遭受灾害了，还想在本地采买，只会让粮价上涨，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已经降下谕旨训诫，令他到下属丰收的地方，无论是麦子还是谷物，委派官员采买。尹继善同样负有地方总责，把这些内容也一并传谕告知他。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朕看了总督尹继善参奏沭阳县知县罗士瓒的一本奏折，因为该县的衙役，打死了生员王焕，尹继善以该县知县庇护衙役、昏庸无能为由，请求圣旨将其革职。奏折内称，县令的职责是教化百姓，首要的是培养读书人，至于凌辱士人的风气，绝不可助长等语。人命关天，律法有明确的条文，州县官员纵容衙役祸害百姓，在职的衙役触犯国法，改换姓名，曲意徇私包庇，自有固定的处分条例，本来就不会因为被打死的人是读书人还是百姓，而有所区别。奏折内屡次出现“培养读书人”“凌辱士人”的话，这是尹继善平日里就存有好名的心思，如今写这些多余的话，不过是希望博取读书人的欢心，沿袭旧例博取名声罢了。向来绅士之中，多有在地方上带头煽动愚昧百姓、滋生事端的人，近来看士人的风气，还算知道收敛。如今尹继善身为总督，上这样的奏折，那些品行不端的读书人，察觉到这个心思，必然会导致旧习复发，骄横放纵，触犯法网，非但不能保全他们，反而会导致他们滋生事端，给地方留下祸患，这实在是尹继善引发的。凡是督抚大员，移风易俗是他们的专属职责，对于士人的风气，尤其应当首先防范约束，不能让其变得浮薄浅薄、狂妄放肆，让百姓看了、跟着形成风气。尹继善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只追求虚名，不做实际的政务，实在不是整饬地方的正道。你们可传谕给尹继善，令他痛改这个陋习，所有事务都要务实办理。
皇帝又下谕说：内大臣班第、副都统衔努三，奉命前往瞻对军营，率领侍卫、官员、拜唐阿等人，督促绿旗官兵，昼夜奋勇攻击，焚毁了贼寇的巢穴，叛贼全部平定。班第等人，著领侍卫内大臣会同兵部，商议褒奖规格后上奏。他们带去的人员，等班第查明劳绩，分别等级后，也著一并商议褒奖后上奏。
户部商议后批准，川陕总督、公庆复上奏称：哈密撤防之后，留下士兵两千人，军屯的粮食，还剩十三万多石。而且客商和回民交易，诉讼案件繁多，再加上回民屯田，按照四六比例分粮，碾打收割，必须有专门的官员稽查。驻防士兵的口粮、钱粮，都要经过官员收支，事务还很繁重。该处管理粮务的文员，如果裁减到只留一员，肯定难以兼顾。应按照原来的商议，酌情派官员轮换。皇帝同意了。
陕西道监察御史白瀛上奏：江宁布政使安宁上奏称，免除米豆的税收，无益有损，请求照旧征收。蒙皇上圣明决断，驳回了他的奏请。安宁身负宣布德政、安抚百姓的职责，像他所说的胥役收受贿赂、放纵走私，商民欺瞒隐匿的情况，自然应该设立法度防范弊端，他却不能用心办理，反而说毫无根据的话，阻碍仁政的推行。恳请皇上坚定心意，不要犹豫，长久推行这项政策，不要被浮言议论动摇。皇帝下旨说：安宁所上奏的，不过是在其位谋其政，说相关的事；白瀛这次上奏，也是身为谏官，说该说的话。至于事情该不该推行，朕自有定见。奏折内引用古事讥讽非议，立言太过偏激。至于劝朕不要被浮言议论迷惑，朕如果真是会被浮言议论迷惑的君主，白瀛未必敢上这样的奏折。恭敬诵读皇祖圣祖仁皇帝的实录，里面说，明代的灭亡，实际上就是亡在言官肆意讥讽讪谤，各自结成门户，导致尾大不掉，不能不谨慎。这实在是看透了千古以来治乱的关键。言官进言，只需直接陈述事情可行还是不可行罢了，敷衍铺陈，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调任广西右江镇总兵官毕映，为四川建昌镇总兵官。
丙午日（十二日）。皇帝下令督抚留心粮食储备事宜，下谕说：各省的粮食储备，原本是为了防备地方上的荒年歉收，赈济抚恤、平价卖粮，都要依靠这个。但地方官常常把仓储足额当作难事，只拿近年来米价昂贵，担心采买会抬高粮价当借口，所以各省有没能及时购买补足的情况。就像江南淮安、徐州、海州三个地方，贮存的卖粮银两很多，平时却不买补。朕考虑这三个地方，是时常遭受水灾的区域，粮食储备尤其重要，已经下令让他们在下属丰收的地方采买。其他贮存了银两、没有买补的地方，自然不止江南一个省。今年丰收的地方还有很多，正应该趁这个时候留心筹划，提前为仓储粮食、百姓生计做打算，也不至于谷贱伤农。但如果一定要用本地的谷物，补本地的粮仓，恐怕各地收成好坏不一，产米多少不同，有的地方会因为一时采买，导致米价又变得昂贵，妨害百姓生计。现令各该督抚，酌情考量下属地方的情况，凡是二麦已经丰收，秋季收成也好的地方，动用历年积存的粮价银两，分路采买，也不必限期一定要足额，务必妥善办理，让仓储可以逐渐充实，而米价不至于上涨。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大乘教一案，据各督抚审出的人犯姓名，已经秘密下令查拿审讯，务必铲除全部根株。但现在还没有被发觉的，固然不能让他们听到风声、远走高飞；就算是现在供出姓名、有迹可循的，也不能让他们隐匿潜逃。比如云贵两省供出的四川人犯，四川本省反而没有追究出来；四川省供出的云贵人犯，云贵本省又大多有遗漏。由此可见，奸匪很容易漏网，那么办理的办法，必须理清头绪，才能彻底追究根由。之前四川巡抚纪山的奏折里说，现在投案自首的人接连不断；另外据杨锡绂也上奏称，令入教的人自首。这些自首的人，是搜缉线索、盘问根由的关键，正好可以从他们这里追查踪迹。另外这些人里面，罪行轻重各不相同，只有实在是无知被引诱、醒悟后自己悔过的人，才准许他们自首，酌情从轻减罪，仍然要交给地方官，时常稽查。那些最初起事的元凶、附和的党羽，自然应当分别按照律法治罪。就算是罪行看起来稍轻，却有附和帮助的行迹的人，也应当充军发配，以拆散他们的党羽。朕看这个案件，各省办理的方式各不相同，可传谕各该督抚，令他们遵照这道谕旨查办，让邪党全部铲除，定罪拟刑也能统一标准。不久后，川陕总督、公庆复，四川巡抚纪山上奏回复：经查，黔滇两省移送公文到四川，应当缉拿的教匪共五十六名，已经抓获三十五名；四川本省审出应当缉拿的一百二十四名，已经抓获九十四名。剩余的人犯，已经下令各属加紧查拿。至于三船邪教，名义上分为三个，实际上是一体，都信奉大乘教的邪术。如今法船的刘奇，已经先抓获审讯拟刑；瘟船的雪峰，抓获后不久就死了；而铁船的首恶朱牛八，现在据邪党胡衡供出，已经移送公文给云南省会同缉拿，还没有收到回复。现在正在追查党羽，不让一个人漏网。至于缉拿奸匪的方法、定罪的律法，臣等遵旨分别妥善办理。皇帝批复同意。
丁未日（十三日）。工部商议后回复，广东巡抚准泰上奏称：潮州府海阳县东、南、北等处的堤坝工程，已经动工修建。经查，蔡家围沿堤的一段，位置十分险要，之前因为会妨碍民居，所以没有列入估算的册子内。如今率领府县的工程官员查勘，这段确实是首要的险段，如果不一同修筑，一旦出现疏漏，整个围内的村庄、田地、房屋，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当地的居民，情愿拆掉临河的水楼，让地修筑堤坝，恳请动用款项兴修。工部认为应按照他的奏请办理，皇帝同意了。
借给直隶武清、吴桥、宁津、天津、青县、沧州、南皮、庆云、盐山、固安、永清、昌平、通州、三河、蓟州、宁河、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邱、故城、东光、获鹿、平乡、广宗、钜鹿、内邱、威县、清河、磁州、蔚州、西宁、蔚县、冀州、南宫、新河、武邑、衡水、柏乡、临城、高邑、宁晋、深州、武强、饶阳、安平、易州、涞水、延庆卫、喀喇河屯等，五十一个州、县、卫、屯，遭受旱灾的灾民；宝坻、蓟州、宁河、滦州、东光、西宁、万全、玉田、丰润、八沟同知等，十个州县厅，遭受水灾的灾民；井陉、平山、赞皇、藁城、献县、唐山、保安、蔚州、宣化、万全、怀来、西宁、蔚县、赤城、武强、饶阳、易州、广昌、曲阳等，十九个州县，遭受雹灾的灾民，口粮、种子。
赈济、借贷安徽灵璧县遭受雹灾的灾民，并且准予缓征赋税。
戊申日（十四日）。乾隆帝前往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
为守正捐躯的河南永城县百姓赵九的妻子张氏，予以旌表。
己酉日（十五日）。中元节。乾隆帝前往安佑宫行礼。
派遣官员祭祀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
派遣官员祭祀端慧皇太子园寝。
皇八子永璇出生。
皇帝下谕说：朕听说洪泽湖，周围宽广五百多里，一旦起风、浪涛汹涌，船只常常有倾覆漂流的灾祸。康熙年间，蒙圣祖仁皇帝特意在石工之外设立了救生桩，让遇险的人能够攀援而上，救活了很多人。如今夏家桥这个地方，有一座旧的苇坝，还有高堰以南的一座顺水坝，都有口门，是遭遇风浪的船只躲避的地方，对行船非常有好处。现下令，再在高堰厅下属的老堤头，山盱厅下属的高涧坝以南，以及徐家湾、周桥这四个地方，各添设护堤、救生坝，让沿湖一带的人员、船只，都能有安全的保障。该部立即通知署理河道总督顾琮，令他遵旨妥善办理。
皇帝又下谕说：白钟山在总河任内，办理河工事务，到处滥用款项，应当赔偿的国库银两非常多。经查，他在京城的房产，价值不过几千两银子，听说他做官得来的钱财，都寄放在淮扬的盐商家里，代为经营牟利。朕降下谕旨给吉庆，令他访查上奏。如今据吉庆上奏称，有淮北商人程致中，收存白钟山的白银二万两；另外程致中的女婿汪绍衣，在清江开当铺，收存白钟山的白银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收存白钟山的白银二万两；另外商人程迁益，收存白钟山的白银二万两，代为生息经营等语。白钟山身任总河，竟然和盐商结交往来，把钱财托付给他们经营牟利，实在是无耻。算起来他担任河东、江南总河以来，不过十一二年，每年所得的养廉银，除了日常用度之外，剩下的未必能有多少，为什么积攒下来、寄放在商家的钱财，据吉庆现在开列上报的，已经有十万两之多？由此可见，这个投机取巧的官员，欺骗公家，暗中中饱私囊，终究还是没能不败露。著尹继善将吉庆开列的这些银两，全部追缴出来，用来填补白钟山应当赔偿的款项。其他还有没有寄放的地方，也著尹继善仔细严查，不得徇私情隐瞒遗漏。之前陈法在工部呈递文书，说白钟山根本无力赔偿，代为申辩，还说总河并没有冒领挪用、侵蚀公款的弊端。如今查出白钟山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大量钱财，暗中经营牟利，陈法以前做过河官，如果完全不知情，那就是糊涂昏庸到了极点；如果知情还故意上这个奏折，那就是公然袒护上司，自己犯下欺君罔上的罪过。陈法又有什么话可说？把这些也一并晓谕群臣知道。
皇帝谕令军机大臣等：白钟山应当赔偿的滥用河工银两非常多，经查，他在京城的房产，价值不过几千两银子，听说他做官得来的钱财，都寄放在天津、淮扬的盐商家里，代为经营牟利。如今据吉庆查出，寄放在淮扬商人处的银两，已经有十万两之多，他寄放在天津各商处、代为经营的，也必然会有。可传谕伊拉齐，令他秘密加意访查，不要让他有丝毫隐匿，查出来就立即上奏朝廷。不久后，长芦盐政伊拉齐上奏回复：臣遵旨一面秘密访查，一面下令运使邓钊仔细核查，据他称查访下来没有任何踪迹。臣还担心或许有隐瞒遗漏，随即令各商出具了如有隐匿甘愿一同治罪的甘结。另外白钟山曾经担任河东总河，臣也秘密派遣妥当的人，前往济南泺口等处暗中查访，也没有寄放钱财的事情。皇帝收到奏报。
皇帝又下谕说：据朝鲜国王李昑上奏称，臣听说如今在凤凰城边外开垦土地，在莽牛哨地方设兵屯田，如果真像臣听说的这样垦田设兵耕种，那么中间的界河，就无法禁止人往来，最终会变成畅通的大路，到时候禁止也难以周全，告诫也没人听从，我国边疆触犯禁令的人，就会从这里开始增多了。我国上下的百姓，无不惶恐畏惧，不得不根据实情上奏等语。这件事已经交给相关部门妥善商议，等他们上奏的时候，朕再酌情降下谕旨。看该国王所上奏的内容，大概是因为他境内的人，向来有趁机越界偷挖人参的，如果我国设兵巡察，那么他们就不能随意往来了。他所上奏的内容，实在是见识浅陋。小国的人，不识大体，只知道纵容下属谋取私利，不想着安定边疆，反而故意说这件事难以施行，来给我国看，也未可知。另外他的奏疏内说，从前在凤凰城立界的时候，曾经沿江留下了一百多里的空地等语，这大概是担心我国在原来留下的空地上驻兵屯田，逼近他们的疆界罢了。这些情况，达勒当阿在之前上奏的时候，并没有说明，实在是错谬。而且去年熊岳副都统鄂齐尔，想要带兵出凤凰城行围，被守边的章京等人，以和朝鲜国只隔一条江、事关重大为由，没有准许他去，达勒当阿也曾经把这件事上奏。如今这两个地方，只有莽牛哨应当巡察，派遣副都统什勒扪亲自前往察看，据称，中江东北哨二十里处，江中有一个沙洲，它北面的水道转弯处，就是莽牛哨这个地方，江中有一条石脊，就是和朝鲜的分界处。现在添拨官兵巡防，都在我国的疆界之内，每年三月间，派遣四名水师巡察，等冰雪融化后，调拨两艘船前往驻守莽牛哨的要隘，另外两艘船轮流巡察。所有官兵，都不许越过江中的分界处。如果两边都严加禁止，就不会出现互相往来的情况等语。著仍然按照原来的商议执行，不要依从他的请求。至于凤凰城边疆，向外的空地开垦耕种这件事，著按照他的请求执行。另外达勒当阿之前上奏请求巡察莽牛哨的时候，相关部门商议，另外询问朝鲜国王的意见，再行定拟，经朕批改后准许执行。如今朝鲜这样上奏，那么这件事对他们国家必然有不方便的地方。而且雍正九年，那苏图曾经上奏过这件事，因为朝鲜恳切请求，所以最终没有施行，到现在十几年了，并没有出现其他变故。巡察这个地方，对我国的边境有没有好处，或者对他们国家确实有妨碍的地方，著再详细查核，等文书往来，掌握了实际情况，再办理也容易。这次达勒当阿如果亲自前往巡察，恐怕会声张，引发对方的疑虑，著不必去。再令副都统什勒扪前往确切查勘，达勒当阿也应当留心，务必将察看的情况，据实上奏，不能为了回护自己之前的上奏而隐瞒实情。把这些寄信谕令将军达勒当阿，严令边界的官兵，加意防范巡察。如果他的下属人等，胡乱滋生事端，达勒当阿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置，一面上奏，一面酌情办理，不能姑息纵容，也不能轻率行事。无论有事没事，都应当以防守边疆为要务。
下令派遣青海扎萨克等人，轮流更替巡守边防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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